在一百年前的上海，有两条马路是用中国人的名字命名的，一条是法租界的朱葆三路，另一条是公共租界中的虞洽卿路。所不同的是，朱葆三路只是一条小马路（今溪口路），而虞洽卿路不得了，其横跨当时上海最繁华的中心地带，也就是现在人民广场旁边的西藏路。
虞洽卿
“赤脚财神”
天生就是生意人
虞洽卿名和德，字洽卿，浙江宁波镇海县龙山乡人（今属慈溪县）。其生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因为家境贫困，后于15岁时由同族虞鹏九带到上海去做学徒。正所谓“成事在人、富贵在天”，这一去竟然闯出了一片大天地。
在虞洽卿成为沪上闻人后，上海滩流传着一个“赤脚财神”的故事，其中讲了一段关于他初来上海时发生的囧事：
当时，和虞洽卿一起去上海学生意的有两个人，虞原本被安排去钱庄，另一个人则准备进望平街上的瑞康颜料号。然而，那天介绍人先把他们带到瑞康。因为下雨，虞洽卿舍不得穿母亲给他做的新鞋，于是就把鞋子脱下，一路赤脚进店。滑稽的是，由于地滑的缘故，虞洽卿一进门就摔了个四脚朝天，活脱脱一幅“元宝”像。出此洋相后，介绍人虞鹏九正要斥责他，瑞康老板奚润如却连忙将虞洽卿搀起，并指名要虞做瑞康的学徒。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奚老板在前一天晚上梦见一位长面阔嘴的“亦脚财神”进门，而虞洽卿正好和梦中的财神爷有些相像；而且，虞洽卿进门跌跤的样子又像“活元宝”，正是做生意的好兆头。于是，奚老板便认为虞洽卿就是那个应梦的人，当场就把他留下了。
有意思的是，虞洽卿在世时，当有人对他谈起这个“赤脚财神”的传说时，他既不肯定，也绝不否认，只一笑了之。或许，这一说法有相当的真实性吧！
传说归传说，业绩归业绩。还别说，自虞洽卿进店后，瑞康颜料号的生意还真是越做越红火，当年就赚了两万两银子。这下，全店上下皆大欢喜，都说奚老板应梦了，虞洽卿真是个“赤脚财神”。年底时，奚老板给学徒发“鞋袜钱”（年终奖），别人都是12元，虞洽卿却特别增加到40元之多。
20世纪30年代，上海租界的西藏路更名为虞洽卿路。
学徒期满后，天资聪颖、办事灵活的虞洽卿很快在颜料行崭露头角。为此，当时还有一家名为舒三泰颜料号的店来挖墙脚，瑞康老板为了留住虞洽卿，不但大幅提高了他的待遇，而且还让了两股股份给他。而虞洽卿也确实争气，他白天做店务，晚上进夜校学英文，不久后就能和外国人直接交流。尤其难得的是，虞洽卿年纪虽轻，但识断能力很强，用上海话来说，就是“做生意的门槛极精”。譬如某次，一家洋行的一批听装颜料因船运途中被海浪泼湿而发锈，正打算低价拍卖了事。虞洽卿仔细察看后，其认定听装外表虽锈但不影响颜料质量，于是建议瑞康独家买进，后来果然大赚了一笔。
数年后，羽翼渐丰的虞洽卿脱离瑞康进入德商鲁麟洋行担任跑楼（销售），因为业绩显著，不久即提升为买办。1902年后，虞洽卿转任华俄道胜银行买办，不久又转任荷兰银行上海分行买办，一跃成为上海滩上的商界名人。
在此期间，领着洋行高薪和丰厚佣金的虞洽卿也没闲着，他在积累了一定的资产后自己兼做房地产及进出口生意。而担任荷兰银行上海买办后，虞洽卿也利用该行远期汇票调剂头寸并先后创设道惠银号并参与发起了四明银行。此后，虞洽卿所办的三北航运公司，也主要依赖荷兰银行及四明银行为之周转。
海上“老娘舅”
租界内外调解忙
虞洽卿做生意门槛精，但如果认为他只是个会赚钱的商人，那就太低估他了。事实上，虞洽卿很有政治头脑，他既热心于社会事务，同时也在官场上游刃有余。
1901年时，虞洽卿由两江总督刘坤一委派前往日本观操。或因为奉派赴日需要官衔，虞洽卿大约在此时费银万两捐了一个江苏候补道，此举在当时的商人中可是不多见的。1903年11月，因为日俄交恶的原因，两江总督魏光焘委任虞洽卿在上海打探东三省事宜。
1905年，因在顺直赈捐中出力，虞洽卿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奏保加赏二品衔，同年3月12日由吏部带领引见光绪皇帝并奉旨分发。同样在这年，虞洽卿被委任为江苏铜元局驻沪分销，当时他除了负责监督铜元市场，还承担为省方采购军事器械等事宜。
除了官场上的交游外，虞洽卿的名声更多是来自社会事务，其中尤以几次调停事件而令其声名鹊起。譬如在1898年，上海法租界当局以建医院为由强占四明公所并拆毁冢地围场，由此激起了在沪宁波人的公愤。四明公所是宁波人在上海所建的殡馆及义冢地，为本乡人提供丧葬服务。早在1874年时，法租界当局即因强拆四明公所而与在沪甬人发生激烈冲突，以致法军开枪打死7人，一些外人住所也被愤怒的民众捣毁。事后，经清廷官员的交涉，自知理亏的法方承认四明公所永归宁波董事经管，凡公所范围内永不得筑路、开沟、造房、种植及有损殡葬等行为，这一纠纷已经妥善解决。
然而，在20年后，法租界当局又企图强占冢地。消息传开后，宁波人的商店首先罢市，继而各行各业包括在法租界内公私机关里服务的全体宁波人均罢工以示抗议。闹到最后，就连在外国人家中当女佣的、当厨子的、当奶妈的，也都加入了罢工行列。
当时，宁波商人中的头面人物如严筱舫、叶澄衷等人也都行动起来，反复与法租界当局对话，试图将事态转圜；而在另一边，虞洽卿、沈洪赉等人则鼓动下层，坚持罢工罢市。在法国人不肯让步的情况下，虞洽卿表示：“只须工商两界做我后盾，不怕法国人蛮横到底！”在越来越多的下层民众参与罢工后，法租界内乱成一团，外国人的生活都成了问题。
在此情况下，一些外国人也纷纷出面交涉，法租界当局只好让步息议，在沪宁波同乡取得了斗争的胜利。事后，虞洽卿总结说：“四明公所皆短打朋友，忠厚多义。这不是运气，乃是民气压倒洋气。”经此一役，虞洽卿不但在宁波同乡中赢得了一定声誉，而且在整个上海滩也开始小有名气。是年，虞洽卿刚满31岁。
其后，在1904年的“周生友事件”中，虞洽卿开始扮演在沪宁波人与外人交涉的主角。当时，俄国水兵亚其夫与黄包车夫因车资发生争执，路过看热闹的旅沪宁波人周生友被亚其夫用斧头砍中，结果不治身亡。事后，上海掀起排俄风潮并引发外交争端，宁波同乡团体也被卷入其中。在这一事件中，虞洽卿与朱葆三等人一同出面，并在外国当局、清廷官方及本乡人中间充当调人的角色，而其地位也得到了中外官场的认同并令事件得以平息。
次年，某粤人官眷黎黄氏自原籍四川乘长江轮船途经上海。当时按广东人的习俗，婢女越多就越显得主人家世显赫，而这个黎黄氏一下带了十多个婢女招摇过市，巡捕房侦探怀疑她是在贩卖人口，于是将其扣押，并押送到会审公堂审问。当天承审的副会审官金巩伯了解粤人蓄婢风俗，审问后判令将黎黄氏暂寄女押所再作调查。陪审官、英副领事德为门却怀疑金巩伯包庇，非要将黎黄氏送女牢囚禁。两人由此发生争执，甚至在庭上大打出手。这时，英籍捕头也跑过来一起殴打金巩伯，结果引起旁听席上中国人的公愤，后者群起卫护金巩伯并愤而追打捕头。
事件发生后，不但全沪骚动，而且还引发了民众围打巡捕的风潮，秩序空前混乱。而在这时，英租界当局竟下令拘捕市民，一时被捕者达五六百人。由于当时清廷五大臣出洋考察要途经上海，上海道台袁树勋急忙选定朱葆三、周金箴、施子英、虞洽卿四人为代表前往工部局调停。然而，调停数次仍无结果，其他大佬感到灰心丧气，最后只剩虞洽卿一人依旧极力奔走。事后，英租界当局最终退让，滋事的主审官和捕头被撤职惩戒并公开致歉，黎黄氏及所有被关押华人均被释放。条件商定后，由上海道台袁树勋、会审公堂正会审官关炯之及商界代表虞洽卿三人亲自前往南京路劝令各商店开市，场面甚是壮观。事件完结后，长期被欺压的中国人在租界内感到扬眉吐气，虞洽卿也在上海滩声望渐隆，几近妇孺皆知。
“黎黄氏事件”中，由于巡捕罢岗，由各国洋行外籍职员组成的“万国商团”代为维持租界治安。虞洽卿等人认为，万国商团应当有中国人的参与，于是与华比银行买办胡寄梅、花旗银行买办袁恒之等发起组织了华商体操会，后成为万国商团中的“中华队”。
1906年，虞洽卿在赴日考察商务后，先后发起成立四明银行及宁绍商轮公司。1907年，刚满四十岁的虞洽卿当选为上海商会议董，其所得票数排名第五，仅次于李云书、朱褒三等商界老宿。1909年，虞洽卿向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建议举办“南洋劝业会”，陈列全国各省的土特产、工业、手工业制品，“以资提倡实业，联络观摩”。这一提议得到端方的赞同并亲任会长，虞洽卿任副会长。次年四月，南洋劝业会在南京鼓楼开幕，会期三个月，观众达20多万人次。
与政界
扯不清的关系
作为同乡，虞洽卿与蒋介石的关系无疑是近代史上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而从时间脉络看，其最早与蒋介石打交道应该在辛亥时期。当时，沪军都督陈其美成立沪军第五团，团长由蒋介石担任，而其成立的经费即由虞洽卿在上海商团筹措。
民国成立初期，人心思定，虞洽卿和其他商人一样转向了袁世凯一边，其与革命党的关系日益淡薄。1913年“二次革命”时，据说虞洽卿因为电阻浙江都督朱瑞反袁而受到革命党的炸弹威胁。直到袁世凯称帝败亡后，虞洽卿才再次修补与革命党的关系。
1920年2月，虞洽卿、闻兰亭、李云书等人与张静江等国民党人在上海创办证券物品交易所，虞洽卿被选举为理事长。当时，国民党人参与筹设这个交易所是打算用营业所得支付东南一带的活动经费。因此，在交易所成立后，蒋介石、陈果夫及张静江等人均在其中参与投机。1923年，蒋介石等人投机失败，只得离开上海前往广东继续革命。临行前，蒋介石找到虞洽卿要求给予资助，虞说你们这些人搞垮了交易所，现在还要捣乱，不肯给钱。直到后来，在青帮大头子黄金荣介入后，双方经过谈判，虞洽卿答应给蒋介石六万元，但必须是离开上海那天才给（怕他们拿了钱再捣乱）。于是，张静江、蒋介石这些人鼓捣交易所的这笔烂账就此一笔勾销。
1925年2月，段祺瑞成为北洋政府临时执政后，孙宝琦被任命为淞沪商埠督办，虞洽卿被任命为会办。而就在他应邀去京出席善后会议时，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事后，虞洽卿奉命以淞沪会办及上海总商会会长身份返回上海与英方进行交涉。最初，虞洽卿打算用此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调停策略，但这次他忽略了民众高涨的反帝情绪，以致他上街劝说开业时，不但遭到罢工民众的严拒，连他的衣服也被撕破了。
“五卅”惨案后，英方为缓和与华人的矛盾而允许在工部局加入华董3人（后增至5人），贝淞生、袁履登、赵晋卿当选为第一届华董。次年，贝、赵因有外埠职务不能应选，改由徐新六与虞洽卿出任华董。
1927年后，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北伐军席卷东南，原北洋的旧势力被一扫而空。这时，上海工人斗争情绪高涨，这引起了资本阶层的极大恐慌。之后，上海商业联合会推虞洽卿、王晓籁等29人为代表前往南昌拜谒蒋介石。得知他们的来意后，蒋介石明确表示：“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至劳资问题，在南昌时已议有办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
得此保证后，江浙财团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为蒋介石提供了近700万元的经费。而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国民党方面先后三次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共计7000万元，这些公债均由江浙财团认购，这也为蒋介石政权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撑。
为此，蒋介石曾特地赠送虞洽卿一帧全身戎装的大幅相片，上书“洽卿先生正存，蒋中正赠”的题字。此时的虞洽卿，不但是蒋介石控制上海的重要助手，同时也是上海工商界与南京新政权联系的重要通道。
对于政治，虞洽卿曾站在商人的角度上认为：商人不问政治，无以把握商业之船的航向；但倘若陷得太深，则会被时政所害。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虞洽卿与蒋介石交往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护江浙财团的利益和个人经商的便利，而不是为了谋求一官半职。在整个南京政府时期，虞洽卿唯一接受的正式职务便是由蒋介石亲自圈定的中央银行监事。此外，虞洽卿只是热衷于充当调停者，并未依仗蒋介石的权势而欺压同道。
1945年4月26日，虞洽卿在重庆因病去世，终年79岁。在其追悼会上，蒋介石派人送来大花圈并亲书“虞洽卿先生千古”7个大字。1946年11月，虞洽卿灵柩由三北轮埠公司专轮“瑞泰号”运回上海，并在四明公所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公祭仪式。随后，其灵柩被运回故乡伏龙山安葬。
这位曾创办轮船公司、三北公司、证券交易所等的商界大咖的传奇人生就此落幕。
本文标题：荷兰银行上海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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