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资本市场，有这么一小群人，应时而生，他们没有姓名，只有代号，他们携数十亿巨资，他们隐于市井，玉韫珠藏，他们独来独往，他们一击不中即远遁千里，他们在这个市场留下无数经典战役，他们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他们创造趋势，他们引导热点，他们与监管爱恨交织，他们在最高点强行续命，他们打最硬的板，他们也一字断魂。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中国资本市场近30年的沉沉浮浮，他们一直屹立潮头。
他们可能是国泰君安上海江苏路证券营业部，可能是兴业证券陕西分公司，可能是中信证券上海溧阳路证券营业部，可能是华泰证券深圳益田路荣超商务中心证券营业部，可能是光大证券佛山绿景路证券营业部，可能是中泰证券深圳欢乐海岸证券营业部，可能是国泰君安成都北一环路证券营业部。
江湖上刻意忽视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代号就是他们的地位，他们是总舵主，他们是章盟主，他们是赵老哥，他们是欢乐哥，他们是作手新一，他们是小鳄鱼，他们是炒股养家，他们是佛山无影脚，他们是乔帮主，他们是瑞鹤仙。
他们在这个市场被统称为游资。他们有着不一样的操盘风格，他们在散户心中口碑迥异，他们毁誉参半，他们每日被交易所严密监管，他们无一例外都在这个市场留下了难以复制的传说。
这个群体，崛起于2002—2003年中国股市“坐庄”时代的终结，游资时代应时而生。他们风起于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江浙沪、东南沿海地区，在那个草莽年代，他们以凶悍的打板手法，快进快出，在很短的时间内便积累了亿万身家。随着证券市场容量的扩大，证券交易公开信息制度的完善，以及由短线游资参与带来的赚钱效应，这个群体不断为市场所熟知。
随着游资积累的资金量越来越大，这个群体人数的不断扩张、证券市场天然的周期性以及他们在现有证券交易制度设计下与监管的必然冲突性，都决定了这个群体从出生就带有的悲情色彩。
这个市场需要像鲶鱼一样的游资，需要他们每个交易日为这个市场带来波动、流动性，也需要将他们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合规交易，敬畏规则，不能损害散户的利益。这当然并不冲突，但至少目前我们依然没有找到这个平衡点。
资料来源：网络
1、涨停板敢死队
2003年2月15日，中国证券报在头版刊发《涨停板敢死队》一文，首次披露了银河证券宁波解放南路营业部存在涨停板敢死队的情况，该涨停板敢死队由四五个人构成，操作思路一致，总量资金约一个多亿，一年交易金额大概是50多个亿，占到营业部交易额的60%以上。
根据报道，涨停板敢死队操作手法凶悍凌厉，在大盘强势时期，若个股短线上升势头凶猛，便果断介入，用大量资金将所挂抛单一扫而光，在短时间内将个股打板封停后，再用一笔大单，将涨停板牢牢封死，第二天一开盘，不论盈亏，坚决清仓离场。
涨停板敢死队基本都没有受到过正规的金融投资学科班教育，他们不谙基本面，纯粹靠技术分析、靠对市场深刻的洞察、靠对市场热点转换的敏锐、严格的交易纪律以及资金优势完成了一次次的市场收割。
总舵主徐翔就是当年宁波涨停板敢死队的核心人物。根据江湖传言，当年宁波涨停板敢死队的核心成员还有马信琪、“棋坛股神”苏逸民、徐海鸥、神秘吴姓男子。
他们隐于解放南路营业部4楼贵宾室，仅凭几台电脑，靠着对市场敏锐的嗅觉，凶悍凌厉的手法，严格的交易纪律，日复一日的枯燥复盘，最终闯下了偌大的市场名气，也积累了巨额的个人财富。
后因天一证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发，宁波涨停板敢死队成员在违规资金使用问题上牵扯其中，敢死队无奈选择蛰伏躲避风头。2005年，徐翔选择远走上海，其他涨停板敢死队成员也选择远离市场焦点，操作上更加隐蔽。
远在西南的成都，由于当年红庙子街的盛况，也为后来在市场上赫赫有名的“成都帮”游资的诞生播下了种子。
1991年底，成都第一家区域证券交易中心，四川金融市场证券交易中心在红庙子街挂牌营业，其成立的初衷是为日益活跃的国债和企业债提供柜台交易。这个先行的债权柜台交易探索，为后面的股权凭证柜台交易提供了思路。
1992年手持股权凭证的投资者开始小范围的在红庙子街进行自发的变现交易，由于当时沪深两市刚刚开市不久，市场容量较小，监管体系尚未建立，且是T+0交易，很容易被资金爆炒。当时在红庙子进行股权凭证交易的投资者，能在短短的数十分钟内赚到20%甚至更多的收益。这种巨大的赚钱效应，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投资者投身到红庙子街进行投机炒作。当时红庙子街曾号称世界最大的股票黑市。1993年四川第一家上市公司川盐化的股票认购凭证在红庙子街从几毛钱炒到了10几块钱，更是将红庙子街推向了顶峰。
虽然后来红庙子街因为种种乱象被政府取缔，但由此给偏安一隅的成都带来的证券市场交易启蒙，到目前依然深深影响无论是企业的资本运作还是证券交易的活跃度。四川闻名全国的“达州帮”的资本运作就可见一斑。
“成都帮”涨停板敢死队代表人物主要是肖海东、王涛、刘睿、罗委、郝毅等。至于目前市场上名气极大的国泰君安成都北一环代号“葵花宝典”的陈新宇，据知情人士透露其是罗委的老婆，其账户主要由罗委操作。
目前公认的成都涨停板敢死队总舵主是肖海东，目前50岁，其为人低调，交易席位在金元证券成都二环路营业部，其通过炒作权证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将资金从几百万炒到6个亿。其惯用操作手法就是集中资金优势连续买入，虚假委托，反向交易。目前市场已难觅其踪迹。
王涛、罗委、郝毅三人早期都是涨停板敢死队出身，后转型阳光私募，成立西藏银帆投资。市场传言，罗委以陈新宇的名义用4年时间将15万炒作成接近2亿，其交割单在业内成为众多操盘手苦苦研究学习的宝典。知情人士透露，“罗委是1993年开始炒股的，算是成都涨停板敢死队中的领军人物，他最厉害的是，没有配过资，没有做过权证，单纯做涨停板敢死队”。王涛曾在2012年以前代表银帆投资频繁露面发声，后逐渐低调，少见其见诸报端。郝毅更为低调，其虽持有西藏银帆投资1%股权，且管理银帆2期产品，但其基本绝缘公开信息，其操作思路成谜。
根据银帆投资股权变更可知，王涛在2014年已经开始淡出，以前的三驾马车目前仅剩罗委和郝毅，郝毅目前也仅仅持有1%股权，未来不排除彻底淡出的可能。
根据近一年的龙虎榜成交金额统计，国泰君安成都北一环路近一年成交金额已达到接近50亿元。
在活跃的涨停板敢死队游资中，深圳的国信证券泰然九路和红岭中路也是声名赫赫。
在2009年国信证券泰然九路营业部的总资产就达到了接近800亿元，有50多万的客户群，净利超10亿元。从2008年开始，在全国超过4000家证券营业部中，国信证券泰然九路营业部的营业额连年排名深市第一、沪市第二。2010年，国信泰然九路全年两市交易总额6745.26亿元，在全国4630家营业部中排名第二。
国信红岭中路营业部是著名的“阳光私募大本营”，其创办的《红岭内参》一度成为内地资本市场内参消息的领航者。
这两大营业部聚集了潮汕大量涨停板敢死队在此聚焦，联袂在市场上打出了一个又一个妖股，当时的股民无一不在研究这两大席位的操盘脉络，妄图一窥股市决胜千里的天机。
涨停板敢死队是在中国证券市场由“坐庄时代”向“游资时代”过渡的产物。在初期，他们游走在监管之外，凭借凶悍凌厉的操作手法、严格的交易纪律、高效的资金整合能力，基本能穿越牛熊，在很短的时间内积累庞大的财富，马太效应下，在这个市场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拥有的控制力和对市场的理解力越强。
2、 草莽年代的收割
对二级市场散户投资者来说，他们根据跟风游资操作的经验，对游资有着自己的评判标准。
他们喜欢将游资贴上各种标签，“善庄”、“恶庄”、“大格局”、“吃独食”、“一日游”等等。他们根据龙虎榜上的席位对应的游资操盘风格来决定自己第二天的操作策略。
比如一旦某只股票的龙虎榜出现了欢乐海岸的关联席位，那么第二天这只股票大概率会被散户顶成一字板开盘，因为在某段时间内，欢乐哥代表了大格局、敢于锁仓、高位接力、做分歧转一致，基本散户介入，最后都能全身而退。万兴科技、七一二、华锋股份、永和智控等妖王都是其一手打造，在散户心中其是顶级游资中少有的大格局、大视野游资。
比如对于“成都帮”游资，散户对其观感欠佳，“一日游”，“无格局”，一旦第二天盘面疲软，无论盈亏，直接倒仓出清。一旦某只票出现了成都游资标志性的国泰君安北一环和华泰证券南一环席位，第二天散户基本都是夺门而逃。
当然，这些静态的游资操作手法标签，有时候却被游资利用，有一段时间欢乐海的联动席位出现在了某只股票上，但第二天的龙虎榜显示，其在涨停时已全部出清，真假欢乐哥一度让跟踪其席位的投资者无所适从。
从本质上看，无论是温州帮游资、佛山帮游资、山东帮游资还是成都帮游资，其操作每一只票的初衷在这个零和博弈的市场，无外乎“收割”两个字。
公募基金、券商自营等机构投资者鄙视私募，私募鄙视游资，游资鄙视散户，这条鄙视链决定了散户只能最终沦为砧板上的鱼肉。
在市场上骂名远播的“温州帮”将这种对散户的收割发挥的淋漓尽致。
根据市场调查，所谓的“温州帮”是一些私募机构或者个人大户借助温州民间资金进行股票配资，然后形成资金聚合，进而操纵股票的一批短线游资。温州帮于2015年初露端倪，于2016、2017年完全为市场熟知。据知情人士透露，温州帮一线操盘手大多是80后，也有90后，行事颇为乖张，出手异常凶悍。
他们喜欢多营业部协同作战，手法沿用坐庄时代的吸筹—洗筹—拉升—出货，操作时间长则一月，短则三五天，他们操盘过后，基本一地鸡毛，哀鸿遍野。
他们偏好流通市值在30亿以内的小盘股，前十大股东最好都是自然人，业绩较差，股价长期横盘，不为市场关注。这样他们能在底部通过小碎阳和在盘中拉抬打压的方式搜集到足够的筹码，在后期拉升的时候也不用担心机构砸盘，能够在热度起来后，实现出逃。
温州帮操作过的股票，例如中电电机，在2016年8月26日经过前期长达半个多月的盘整后突然启动，在短短7个交易日上涨了接近70%，然后高位直接放量跌停出货，在几个交易日内暴跌30%。大量跟风散户损失惨重。
据市场传言，曾有某上市公司实控人找到温州帮让其帮忙做市值管理，协助其减持套现，在为温州帮提供一系列便利后，温州帮连拉几板，不与该实控人沟通直接暴力出货，让该实控人吃了个暗亏。温州帮的乖张和不按常理出牌由此可见。
根据相关公开信息查询可知，温州帮的主要成员是江湖老庄刘大力，马永威、徐文龙、胡博皓等人。他们以上海陆家嘴为据点作战，借用来自温州地区的配资坐庄。不过这一切随着2016年底证监会对温州帮的围剿而趋于落幕。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随着监管的严打，温州帮的成员和资金开始散于全国各地，操作手法更加隐蔽，也许我们所谓的佛山帮、成都帮、山东帮背后都有以前温州帮的影子。不过时过境迁，随着监管的加强，他们怕再难兴风作浪。
游资血液里的收割属性，注定在这个零和博弈的市场难与我们期待的正和相拟合，在那个游资纵横的草莽年代，在监管缺位的背景下，游资所过之处，注定是一场冰与火之歌。
3、 江湖从此无大佬
2015年11月1日，在国家队的强力救市下A股刚刚从二次股灾的阴影中走出不久，杭州湾跨海大桥全线封道。
就在这一天，曾经的宁波涨停板敢死队总舵主，中国最富有传奇的私募大佬徐翔被抓。
也许冥冥中早有安排，从这一天起，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以往从未有过的频率开始聚焦在曾经在市场上呼风唤雨的游资大鳄们。
也许，2015年对所有的游资大鳄来说，注定是一个监管元年，从此以后他们离监管的距离仿如方寸之间，但却再难宽窄自如。
游资的时代虽未终结，但这个龙虎榜上的江湖怕从此再无纯粹的大佬。
2015年11月12日，在徐翔被捕不久，宁波涨停板敢死队核心人物马信琪操纵股价便被证监会一纸行政处罚决定书爆出，其在2015年7月31日多次大笔申报买入后快速撤单,以不成交或少量成交的方式拉抬“暴风科技”股价，随后快速反向卖出之前持有的部分股票获利，被证监会处以132万元的罚款。
同日，杭州游资大佬孙国栋因操纵“全通教育”、“中科金财”、“如意集团”、“西部证券”、“开元仪器”、“奋达科技”、“鼎捷软件”、“暴风科技”、“雷曼股份”、“深圳华强”、“仙坛股份”、“新宁物流”和“银之杰”等13支股票价格被证监会处以3390万元罚款。
2016年9月13日，成都帮游资总舵主肖海东因操纵通光线缆、永贵电器、汉得信息、司尔特、力源信息、卫士通等12只股票被证监会处以4000万元罚款。
2017年5月31日，温州帮游资大佬马永威因使用38个账户操纵福达股份被证监会处以4600万元罚款。
2017年6月5日，著名席位华泰荣超商务中心游资大佬徐留胜因利用资金优势采用连续交易、大额封涨停等手法操纵“天瑞仪器”等33只股票被证监会处以7400万元罚款。
2017年12月1日，广东顶级游资大佬，代号佛山无影脚的廖国沛因操纵中钢天源、美好置业、安妮股份、八一钢铁等15只股票被证监会处以5400万元罚款。
2018年10月30日，温州帮大佬，股市庄家王法铜因操纵如通股份、清源股份、亚振家具等股票被证监会处以10.43亿罚款。
2019年3月21日，宁波涨停板敢死队大佬舒逸民因操纵浩丰科技、南华仪器、山河药辅等股票被证监会处以2400万元罚款。
以上仅节选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游资大佬列示。随着证监会对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愈发重视，可以预见未来游资这个群体将会面临更多的日常监管。
想当年，佛山顶级游资大佬廖国沛动用2个亿资金强封汉钟精机涨停，在盘中接到交易所的监管电话让其撤单，廖大佬不仅直接关机，无视监管电话，甚至在涨停盘口中挂出影射某领导的数字语言，由此可见当年游资大佬们是多么的目空一切。
4、转型在路上
这一切都已是过眼云烟，草莽时代的江湖大佬注定摆脱不了身上的匪气和戾气。在最重视交易规则，契约精神的金融市场，那些乖张、匪气注定只是一场幻灭。
未来的游资们，只有更加主动的迎合监管，顺监管之势而为，在规则内交易，才是长久生存之道。
中国现代证券市场的发展也仅仅只有30年，游资时代有其存在的时代背景，但是在散户投资者占比不断下降，机构投资者占比不断上升，价值投资大行其道的背景下，手握庞大资金的游资们，也不可避免的面临市场波动率下降、信息披露愈发严格高效、交易所大数据监管愈发完善、散户市场认知不断提高的客观事实。
转型已是迫在眉睫，时不我待。
二级市场是一个巨大的名利场，这里每天上万亿的成交，每天人来人往，亏损与盈利交织，有的人在这里实现财富自由，有的人在这里一败涂地。中国股民是全世界最好，最温顺的投资者，愿赌服输，尊重规则，但却不能容忍非正常，非合规的收割。
毕竟，韭菜也是有尊严的。
本文标题：深圳红岭内参,龙虎榜里的游资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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