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山西阳泉市卫健委发通报，确认本地急救中心因“未及时协助搬抬老人”被法院判决赔偿超17万元，至今未执行。这起事件始于6月9日深夜，一栋六层步梯住宅楼内，85岁的陈女士突发胸闷家中呼叫120。救护车赶到后，因楼道无电梯、家属和医务人员人手有限，老人从发病到被抬上车，耗时40分钟。仅4分钟车程的医院，最终没赶在生命窗口内抢救成功。随后当地法院认定急救中心承担50%责任。
涉事急救中心回应称，救护车配备医师、护士及驾驶员，并未规定必须有医疗救护员。按照现行《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仅医疗救护员负有法定搬运义务，医护人员的主要职责是现场急救与诊治。急救中心还指出，频繁将患者搬运工作纳入医务人员职责，易造成精力分散，进而影响核心救治流程，对整体医疗效率不利。
各地类似情况近年并非孤例。漳州、成都等地也曾接连曝出因搬运人手短缺导致接诊延误的案例。过去一年，“搬抬责任”在舆论场屡被高频提及——数据平台显示，社交媒体相关讨论量自2023年同期提升38%，评论高赞词包括“制度缺位”“急救流程脱节”。
公众对此产生的核心关切，是急救车抵达能否等同于全流程的专业援助。许多家庭认为，搬抬病人是急救的起点，对拖延难以理解。与此同时，民众对相关制度的模糊边界也存在疑虑。为什么法定责任未覆盖到医务人员？当制度不完善时，应急之下谁该主动协调？
法律实践中，此次判决是以“搬运不及时、急救措施不到位”综合认定，强调搬运责任不是唯一因素。目前，该赔偿案尚未履行完毕。值得关注的是，判决后，全国多地不约而同针对“院前急救人员配置”展开自查，北京、上海等省会城市正试点推动急救转运人员专岗配备，部分地区计划于年内增设专项财政预算，用以扩招医疗救护员。
回到现实场景，步梯老旧小区普遍存在担架难以下楼、家属高龄或单身无力协助的问题。对比2018年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院前急救行业调查，全国近16%的急救站点存在“运送难”现象，而电梯普及率低、人员配置不足是主因。与此同时，近年来部分地方尝试通过社区微网格、志愿者队伍和物业联动提供辅助搬运，但常态化落地难度较大。
提升急救反应效率，制度与装备需同步升级。一方面，急救中心作为第一责任人，如何做到既不因搬运占用核心医疗资源，又防止因职责模糊导致推诿，是急需厘清的政策难题。业内有建议，通过设立“临时搬运责任”条款，明确在人员配备不齐或紧急避险情形下，医护人员有临时协助义务；另一方面，补充专项经费招录专职担架员，或通过政府购买专业服务，可一定程度缓解用工缺口。
从硬件环境看，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已在多地启动。如上海、广州等地推行“急救便携担架箱”项目，提高了高层无电梯楼宇的急救效率。此外，创新型便携式升降装备近年逐步推广，比传统软担架能有效减少对人力的依赖。
对于独居老人，形成社区内的紧急联系机制、志愿互助网络，能提升搬抬协同成功率。但这些仍是补充措施，解决核心症结依赖于法规细化和经费保障。2024年头半年，多地已将“院前急救人员配置”纳入本地卫生健康规划，部分省市在三季度前将试点专项岗位扩招方案。
该案的未决疑点是：在现行规则未完善之前，急救人员、患者家属和社会协同的“尽责边界”究竟如何高效划分？此外，急救行业的人手配备与资金现实，短期内能否支撑全流程专业化？急救能够“抬得起”，考验的不止医护的良心，还包括各级制度、资金与硬件的合力推进。
对这份制度责任的界定与落实，可能直接影响无数类似事件的生死时速。未来，院前急救能否从“搬不起”转向及时高效，每一次事故都是现实倒逼的考题。
本文标题：老人深夜急救无人援手？新京报建议用制度保障紧急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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