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7大国崛起

　　1857大国崛起推荐文章1：王立新｜世界史：近代美国的崛起与身份困惑

　　自美国建国后的100多年时间里，美国人在国家身份和国际角色问题上具有高度共识。美国是与腐败、专制和充满压迫的欧洲截然不同的新国度，是代表美德、自由和平等的共和国，是那些在欧洲遭受宗教迫害和政治压迫的人们的“避难所”。?由欧洲君主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是险恶的，卷入国际政治会把美国的“命运与欧洲任何地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从而把美国的“和平与繁荣陷入欧洲的野心、竞争、利益、好恶和反复无常的罗网里去”。?

　　美国扮演的国际角色是避免卷入外国（欧洲）事务，与国际政治保持距离，而专心致志地在北美进行伟大的共和试验，成为自由的榜样，让世人去仰望和效仿。乔治·华盛顿在告别词中告诫国人“要与所有国家和平与和睦地相处”，“为人类树立一个高尚的、崭新的，始终由崇高的正义和仁爱指引的民族的榜样”，而不要“卷入变化无常的欧洲政治中去”。?托马斯·杰斐逊在第一任就职演说中也提出美国的政策是“与所有国家和平相处、开展贸易和保持真诚的友谊，但不与任何国家结成纠缠不清的联盟（entangling alliance)”。?

　　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年2月22日—1799年12月14日）美利坚合众国首任美国总统（1789～1797）。

　　华盛顿和杰斐逊等人提出的外交思想成为所谓的“伟大准则”（the great rule)，为后来的美国政府所奉行。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在1821年7月4日独立日演说中的一段话被普遍认为反映了那个时代美国人对美国国家身份与国际角色的定位：

　　美国不要到国外去寻找恶魔加以消灭，她真诚希望所有人都获得自由和独立。她将只是自身自由与独立的捍卫者和支持者。她将通过声援的方式和树立典范表现出仁爱的同情来支持这一普遍的事业。她清楚地知道，一旦自己投入到其他国家而不是自己国家的旗帜之下，即使这是争取独立的旗帜，那么她就会卷入因争夺利益、阴谋以及个人的贪婪、忌妒和野心而导致的、却以自由的名义或盗用自由的标准而进行的战争之中，并失去拯救其他国家的力量。……她可能会成为世界的独裁女王并失去自己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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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年4月13日－1826年7月4日）美利坚合众国第三任总统（1801年─1809年）《美国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美国开国元勋之一。

　　也就是说，美国恰当的国际角色是“自由的灯塔”和共和的“典范”，而不是卷入国际事务中去维护“正义”或充当其他国家权利的“捍卫者”。在早期的美国精英们看来，把美国建成一个“榜样”和自由的“避难所”就是对人类自由事业的贡献。富兰克林曾说过，“在美国为热爱自由的人们准备一个避难所的前景就会使人们普遍感到欣喜”，?而为了阻止人民大量移居美洲，欧洲的专制君主们“必须放松对人民的控制，给人民以更多的自由”，因此美国人“在捍卫我们自己的自由的时候也是在为他们的自由而战”，“我们（美国）的事业是整个人类的事业”。?

　　从建国到19世纪末，华盛顿和亚当斯等人的思想一直主导着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特性与国际角色的理解：美国是与欧洲截然不同的共和国，美国的恰当角色是充当人类的榜样，提供不同于欧洲的另一种道路，供世人效仿，而不是卷入国际政治或试图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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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1735年10月30日－1826年7月4日）美国第二任总统（1797年－1801年）第一位由总检察长带领宣誓的美国总统。

　　美国的这一角色认知既源于自殖民地时代逐渐形成的身份意识、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也与美国自身实力弱小有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弱国的明智选择。但是，到了19世纪末期，美国已经崛起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在那个时代，“大国”的标志通常包括广袤的国土、众多的人口和强大的工业能力。1890年，美国人口从1790年的400万增至6300万；领土面积从90万平方英里增至360万平方英里；而工业实力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居世界首位。?

　　先进的工业技术、大量外来资本的引进、世界各地千百万移民的涌入、大公司的崛起都成为美国实力的保障。从1860年到1914年，美国的出口贸易总额增加了7倍。?早在1872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就开始超过英国。到1898年，美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把英、德、法三国远远地甩在后面。1918年，美国的GDP比紧随其后的英、德、法三国的总和还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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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1—1918年欧美主要国家GDP （按1990年美元币值计算，单位：亿美元）?

　　随着美国经济实力增长，美国国际影响力得到迅速提高。1898年，美国向西班牙宣战，占领了菲律宾和波多黎各，使古巴沦为美国的保护国，美西战争使美国成为与欧洲列强相匹敌的帝国主义国家。1914年8月，巴拿马运河开通，美国先后在菲律宾、古巴和波多黎各建立了海军基地。除了英、法、荷属圭亚那和英属洪都拉斯以及欧洲列强控制的几个加勒比海小岛外，欧洲在西半球的影响差不多被排挤出去。到20世纪初，美国已经崛起为世界强国，在经济和政治上控制了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成为西半球无可争议的霸主，并加入到远东地区的权力角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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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年10月27日—1919年1月6日）又译狄奥多·罗斯福，人称老罗斯福，昵称泰迪（Teddy）荷兰裔美国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第26任美国总统（1901～1909）。

　　因此，当20世纪到来的时候，在从加勒比到中国的广大地区，人们已经感受到了美国力量的存在，而当时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更是以其粗犷、尚武、傲慢的牛仔个性和咄咄逼人的大棒外交让整个世界体会到美国的崛起，罗斯福本人也成为日益膨胀的美国力量的代表。面对美国的崛起，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开始忧虑美国的崛起究竟意味着什么，强大的美国究竟要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何种角色。英国首相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E. Gladstone）忧心忡忡地说：对于英国人来说，最大的问题“不是美国未来将会成为什么样的生产者，而是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将要成为世界历史舞台上最大而且最强的大人物将会如何使用其力量？它会具有与其物质力量相匹配的道德生活吗？”?

　　不仅世界各国领导人在关注美国未来的外交政策走向，美国一些精英人士也开始重新思考美国的国际角色以及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美国还继续保持传统的孤立主义，对欧洲事务不闻不问吗？特别是面对欧洲和日本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帝国扩张的国际“时尚”，美国要不要加入争夺海外殖民地的行列？实力的增强和形势的变化是否要求美国扮演一种不同的国际角色？

　　1898年3月2日，卸任不久的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ney）在哈佛大学发表题为《美国的国际孤立》的演讲，主张美国应该抛弃华盛顿的“伟大准则”，扮演与大国地位相称的国际角色。他引用华盛顿的话论证说，华盛顿提出孤立原则是因为美国当时“年轻而弱小”，应该利用自己“遥远而隔离的地理位置”避免卷入欧洲的纷争之中，以便为自己“赢得时间”，来“建立和完善自己的制度，毫无干扰地积累足以让美国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实力和毅力”。而现在，在奥尔尼看来，“美国已经赢得了时间……它不再虚弱无力，也不再缺少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因此，（华盛顿）告别演说的准则不再适用于目前的形势”，美国不能继续奉行“孤立”的原则，满足于充当“榜样”，“逃避大国应该承担的和崇高地位赋予（美国）的责任”。?奥尔尼称：

　　这个国家有必要认识到形势已经发生变化，自己在世界列强中享有极高的地位。它应该接受属于它的优越地位，既享受好处，也承担这种地位带来的责任。……这个国家的使命（如果它有的话，我确信它有）不仅仅是做出榜样，还应该行动。?那么美国应该如何去行动呢？什么是美国应该扮演的大国角色呢？以共和党总统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助理海军部长（后来担任麦金莱的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参议员亨利·卡波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和艾伯特·J.贝弗里奇（Albert J. Beveridge）为代表的“帝国主义者”主张，美国应该建立强大的海军，攫取海外殖民地，把美国建成像英法那样强大的帝国。

　　1895年3月，洛奇在参议院演讲中称，“现代的潮流就是人口和土地向大国集中”，“伟大的民族为了未来的扩张和目前防务的需要正在迅速地兼并地球上未开发的地区”，而“小国属于过去，没有未来”，“作为世界上的伟大国家之一，合众国决不能在前进中落伍”。?1898年4月，贝弗里奇在演讲中也宣称，“同英国一样，我们要在全世界设立贸易站，我们要让我们的商船队驶向各大洋，我们要建立一支与我们伟大国家相匹配的海军，广大的殖民地将在我们的贸易站周围发展起来，美国的法律、美国的秩序、美国的文明和美国的国旗将在血腥与黑暗的地方扎下根来”?。正是在这一思想影响下，美国占领了菲律宾，加入19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对海外殖民地的争夺，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殖民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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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1843年1月29日—1901年9月14日），生于美国俄亥俄州，1897年至1901年担任美国第25任总统。

　　1901年9月5日，麦金莱总统在纽约州巴法罗泛美博览会上发表演讲，讨论美国在世界上应该扮演的新角色。他对大约5万名听众说：交通和通信技术已经使世界变为一体，“整个基督教世界阅读的是同一条重要的新闻，只不过以不同的语言”；而现代高速远洋客轮也使距离变得不再重要，大西洋不再把北美和欧洲分开，“上帝和人类已经把各国连接在一起，没有国家能够继续对其他国家漠不关心”。其结论是“孤立不再是可能的，也不再是可取的”，孤立主义时代已经结束了，美国应该以自己的巨大财富去帮助那些不幸的国家。?

　　9月6日，麦金莱被暗杀，西奥多·罗斯福接任总统。罗斯福与麦金莱有同样的认识，认为美国应结束孤立状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国际责任。1902年他在致国会的咨文中称：“（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加深和国际政治、经济事务的复杂性越来越使文明、有序的大国有责任对世界进行适当的管理。”?罗斯福认为，在这样的一个危险的世界里，和平不是源自人类的善良和道德自律而是均势，安全依赖于自身的实力而不是其他国家的善意，因此美国应该壮大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在英国海军逐渐失去优势地位的形势下，美国应该建立世界一流的强大海军，让自己成为影响全球战略均势的重要力量。在西半球，罗斯福通过建造和控制巴拿马运河以及提出对门罗主义的“推论”实施了对加勒比和中美洲的干涉和控制。对欧洲，他加强英美协调，调解法德关于摩洛哥的纷争，帮助启动1907年的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在远东，罗斯福调解日俄战争，以维护远东的均势。

　　无论是麦金莱还是罗斯福都试图使美国外交服膺欧洲的传统，使现代美国外交“传统化”（traditionalizing)。?这里的“服膺欧洲传统”或“传统化”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罗斯福等人的均势外交和对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的追求与传统的欧洲外交非常类似，与美国建国后要充当人类自由的典范和不参与欧洲事务的孤立主义外交是不一样的；二是指罗斯福时期，美国的外交决策权越来越向总统和行政分支集中，与此前国会与总统分享外交权力大不相同，美国的外交决策机制也越来越向欧洲靠拢。

　　总之，罗斯福把美国视为一个与欧洲大国一样的国家，试图让美国加入“帝国俱乐部”，成为欧洲列强那样的帝国，按照欧洲大国的行为方式来行事，让美国外交“欧洲化”，其外交集中体现出欧洲帝国主义外交“三位一体”的特性：强权政治、经济扩张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在罗斯福看来，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共性使美国必须卷入国际事务并像其他大国那样在全球权力政治和维护全球战略均势中扮演大国的角色。

　　但是，很多美国人并不接受罗斯福的外交风格，他们认为美国不是一个“普通的”（normal）大国，而是一个例外的、独一无二的国家。多数美国人仍然不大情愿卷入国际政治，对罗斯福等帝国主义者奉行的对外政策和对帝国身份的追求表示强烈反对。“反帝国主义者”提出，兼并海外领土的帝国主义政策是对美国立国原则和国家特性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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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1860年3月19日 - 1925年7月26日）美国政治家，民主党和平民党领袖，是位颇有吸引力的演说家。

　　著名的“反帝国主义者”、民主党领袖威廉·詹宁斯·布赖恩谴责这些帝国主义者正在试图“效仿欧洲帝国”，接受“欧洲观念”（European idea），引进“君主制”的原则。?另一位著名的“反帝国主义者”、共和党参议员乔治·霍尔(George Hoar）则批评帝国主义者的政策将使美国“从一个建立在《独立宣言》之上、在华盛顿的忠告指导下的共和国转变成一个建立在武力基础上、卑鄙不堪的平庸的帝国”。?

　　显然，在“反帝国主义者”眼中，帝国主义是非美的，是对美国原则的背叛，就像“反帝国主义同盟”纲领所说的那样，“1861年的企图（指南部蓄奴州脱离联邦）是分裂这个国家，而1899年的企图（指兼并菲律宾）是消灭这个国家的根本原则和最高贵的理想”。?显然，反帝国主义者的主张更符合大多数美国人对美国国家身份的理解，他们虽然没能阻止美国占领菲律宾，但却成功地使占领海外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政策在道义上受到质疑。?1900年后，几乎没有国会议员或纸继续公开发表美国在海外建立新的殖民地的言论。

　　实际上，占领菲律宾是美国扩张的顶点而不是起点。当欧洲面临战争阴云的时候，已经下野的西奥多·罗斯福敦促美国政府加紧军事准备，大战爆发后，他继续呼吁美国加强军事建设，但其主张并没有人响应。罗斯福向英国外相抱怨说，他“对塑造美国的舆论几乎没有影响”。?正如学者罗伯特·达莱克所言，“在罗斯福时代，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愿意接受罗斯福的现实主义作为当时和未来美国对外行动的指南”。?

　　因此，试图引领美国走出孤立，踏上世界舞台的罗斯福并没有解决让美国承担何种国际角色这一难题。

　　20世纪初期，美国的身份困惑与国际秩序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美国人考虑是否参与世界政治的时候，另一个问题也萦绕在他们心头：美国是否准备接受现存的国际政治秩序？

　　华盛顿和杰斐逊等人厌恶欧洲主导的权力政治（国际）秩序，认为这一秩序是不道德的，体现的是君主制的原则，维护的是君主的利益，他们担心在这样的秩序里，共和国无法获得安全。在他们看来，既然美国没有能力改变这一秩序，那美国就与这一秩序相分离。美洲远离国际政治的中心这一有利的地缘政治位置使这种分离成为可能，门罗宣言就体现了这种两半球互不干涉、把西半球与欧洲体系分隔的思想。这是19世纪美国孤立主义外交思想的之一。因此，在19世纪，美国与当时国际政治的中心——欧洲国际体系基本上是隔绝的，没有卷入欧洲的纷争和参与国际秩序的构建。

　　但是在美国已经崛起为世界大国，在美国的安全和利益已经与外部世界（欧洲）密不可分以至于美国不得不卷入欧洲体系的情况下，美国是接受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还是运用实力改造这一秩序，推行体现美国价值观的“新秩序”？换言之，美国加入国际政治的代价是改变自己还是改变欧洲？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政策和20世纪初西奥多·罗斯福的外交继承了建国初期汉密尔顿的思想：美国准备认同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加入欧洲国际体系，通过在这一体系内的“社会化”来赢得欧洲的尊重，获得大国的地位和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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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英语：William Howard Taft，1857年9月15日－1930年3月8日）美利坚合众国政治家、法学家，第27任美国总统（1909年3月4日－1913年3月4日）。

　　但是，1909年上台的共和党威廉·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总统反对西奥多·罗斯福在国际上追求强权的“帝国主义外交”，转而试图在国际关系中推行美国的外交思想和国际秩序观念，试图让国际秩序“美国化”。他利用美国的商业力量，通过促进美国在海外的投资和商业利益，即“金元外交”（dollar diplomacy）来扩大美国的利益与影响。在塔夫脱和国务卿菲兰德·诺克斯（Philander C. Knox）看来，推动美国企业向海外投资是促进美国利益的最佳方式。

　　商人代表着美国在海外的最佳利益，商业领袖实际上在道德上优越于军人。通过美国的商业扩张可以促进国际经济的一体化和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从而有助于国际关系的稳定。诺克斯对国会说：“真正的稳定，不是通过军事力量，而是通过经济和社会力量得到最好的建立……金融稳定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有助于政治稳定。”?在安全领域，塔夫脱对罗斯福的权力政治和均势外交也无兴趣。塔夫脱倡导用大国之间的相互合作代替权力政治下的破坏性竞争，用美元代替枪弹来结束军备竞赛和殖民争夺，相信国际合作与和平的商业扩张是国际秩序的核心，通过美国的金融资本建立一个经济上互相依赖因而政治上也就更加稳定的世界。

　　金元外交反映出美国传统上对商业力量改造国际关系的重视，其中的大国合作、自由贸易与和平竞争的思想与欧洲奉行的帝国主义外交有很大的不同，终止了罗斯福对欧洲旧外交的仿效和美国外交“欧洲化的势头”。?

　　与大国外交相并行的是国际主义观念在美国的兴起。国际主义者认为，由于美国实力的壮大、交通和通信技术进步以及工业化带来的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加深，美国的安全和福祉与外部世界的局势息息相关，因此，美国必须改变过去的孤立状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国际主义者还相信，人类可以通过国际合作和国家间的交流实现和平。在国际秩序问题上，国际主义者认为应该超越欧洲的均势体系和权力政治，建立一个以国际合作为基础的新的国际秩序。

　　国际主义思想大体上包括保守的国际主义和自由的国际主义两大分支。?保守的国际主义者主张世界和平的维护和美国利益的保障需要世界各国接受某些非权力机制以解决国家间的纠纷，如国际法、国际仲裁和调解机制、国际法院等；而自由国际主义者除了支持通过建立司法机制来维护和平外，还主张通过建立集体安全组织和促进民主来维护美国安全和世界和平。无论保守国际主义者还是自由国际主义者都认为欧洲的权力政治旧秩序是不合理的，人类不应听任武力原则主导国家间关系，而应运用人的理性，建立一套合理的国际秩序，以避免战争，实现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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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密尔顿·菲什（Hamilton Fish，1808年8月3日~1893年9月7日）美国政治家、外交家，出身纽约豪门，纽约州州长（1849-1851），内战期间是林肯的支持者，战后成为格兰特总统的国务卿（1869-1877）。

　　国际法学家如汉密尔顿·菲什（Hamilton Fish)、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等在促进海牙会议召开和国际正义法庭建立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与多国签订了仲裁和调解条约。更有一些激进的国际主义者，如美国和平协会（American Peace Society）领导人本杰明·特鲁布拉德（Benjamin F. Trueblood）提出建立世界联邦（Federation of the World）或世界政府，试图通过建立超国家权威来维护世界和平。这些都是美国试图在欧洲权力政治和均势外交之外，建立基于理性的国际秩序以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努力。

　　但是，国际秩序的建立显然不可能通过个人和民间组织的努力来完成，实际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些努力一直是零星的、局部的，并没有改变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当罗斯福和威尔逊试图带领美国踏上世界舞台的时候，面对的仍然是欧洲主导的旧秩序。美国是认同、修正还是推翻这一秩序，这是崛起的美国面临的另一难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欧洲旧秩序的崩溃迅速地把这两大难题摆在了美国人的面前，美国一批政治和知识精英由此开始了长达30年的努力，即对美国国家身份、国际角色和国际秩序的追求：一方面说服不情愿的民众和国会接受美国的新角色，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通过美国对世界的领导来维护美国的安全和促进美国的利益；另一方面，说服其他国家接受以“美国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以塑造有利于美国制度生存和发展的世界环境和实现持久的和平。

　　（全文注释从略）

　　1857大国崛起推荐文章2：23年侵占中国150万平方公里国土，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如何做到的？

　　文|格瓦拉同志

　　沙俄（俄罗斯）是这个星球上最侵略成性、贪得无厌的国家，对邻国领土永远充满着欲壑难填的占有欲。作为沙俄的邻邦，中国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著称，是历代沙皇垂涎三尺的对象。自从两国接壤后，沙俄便将南下扩张作为历届政府的头等大事。为侵吞中国的领土，历任沙皇无所不用其极，其中“成就”最辉煌者当属亚历山大二世。

　　亚历山大二世，是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第16位沙皇，尼古拉一世的长子，1855年继承皇位，当时才37岁。亚历山大二世上台之初，由其父尼古拉一世挑起的克里米亚战争渐进尾声，沙俄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被迫在1856年3月30日跟英国、法国、土耳其等国在巴黎签订和约，除“破天荒”割让大片领土外，还被限制在黑海地区的各项军事活动，真可谓奇耻大辱。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全身像

　　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不仅使沙俄付出伤亡53.6万人、耗资约8亿卢布、割地赔款等惨重代价，导致国际地位迅速下滑，并在国内酿成巨大的政治危机，激化各种社会矛盾，从而严重威胁到沙皇的统治。有鉴于此，亚历山大二世被迫进行农奴制改革，经过多年的砥砺，终于恢复并壮大国力，使沙俄重新跻身于世界大国之列。

　　作为一个血液中流淌着野蛮残暴基因、以扩张为天职的国家，借助农奴制改革所带来的“红利”，沙俄在经历短暂的低潮期后，再度走上对外扩张之路。由于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受到的种种限制，沙俄不敢向欧洲进行扩张，而是决定转移侵略的矛头，对中亚、远东各国进行侵略，而深陷对内对外战争、积贫积弱的中国，无疑是它最关注的对象。

　　穆拉维约夫

　　就在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的次年（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后沿海北上，兵锋直指京津。此时，清廷正全力围剿太平军，根本无力对抗外国侵略，由此给沙俄提供侵略良机。1858年初，亚历山大二世授权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打着“助华防英”的旗号，率军直逼瑷珲城下，要求中俄必须沿黑龙江、乌苏里江划界，否则将以武力方式解决两国间的“边界争端”。

　　清朝的黑龙江将军奕山慑于沙俄武力威胁，被迫于同年5月28日与俄方代表签署《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拱手相让，并将乌苏里江以东的国土划为“清俄共管”，为沙俄下一步吞并行动埋下伏笔。正如恩格斯所言，“沙俄不费一枪一弹，便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总和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可谓“收益颇丰”。

　　签订《瑷珲条约》的罪魁奕山画像

　　然而，中国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并不能满足沙俄的贪欲，而清朝在外交场上的怯懦只会让它得寸进尺。就在《瑷珲条约》签订两年后（1860年），亚历山大二世授意沙俄驻华公使伊格那季耶夫，打着“调停”的旗号，并以武力相要挟，要求清廷割让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同年11月14日，清朝的“当家人”慈禧太后再一次妥协，指示恭亲王奕?与伊格那季耶夫签订《中俄北京条约》。

　　《北京条约》重申《瑷珲条约》中的要点，并规定，满清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约4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划归沙俄，并在附件中约定“中俄两国未经划定之西部疆界，今后应顺山岭的走向、大河的流向以及大清国现有常驻卡伦路线而行，即从沙宾达巴哈界牌起，经斋桑湖、特穆尔图淖尔至浩罕一线为界”。这个附件，为沙俄日后在西部边界侵吞中国领土埋下伏笔。

　　《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丧失的国土

　　4年后，沙俄在尚未完全“消化”在中国外东北夺取的百万国土的情况下，利用清朝刚刚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元气大伤的“良机”，亚历山大二世再次祭出“武力入侵+外交恫吓”的伎俩，要求清俄勘分西北部“争议边界”。面对沙俄咄咄逼人的态势，畏敌如虎的清廷再次选择妥协，派员跟沙俄交涉划界事宜。

　　经过一番激烈的谈判后，1864年10月7日，中方代表明谊等与沙俄代表巴布科夫、札哈罗夫，在塔尔巴哈台签署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并在俄方绘制的分界地图上签字画押。通过该约和及其后来签订的三个子约，沙俄从中国外西北地区侵占约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连同被《北京条约》列为界湖的斋桑淖尔、特穆尔图淖尔等，也被划入了沙俄版图。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被俄侵占的领土

　　《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后，沙俄对中国领土的大范围侵吞告一段落，在“消化赃物”之余，开始采取蚕食的方式。1871年7月，沙俄趁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侵占新疆并向东进犯之际，出兵侵占中国的伊犁地区，直到阿古柏败亡后仍拒绝撤军。1880年，清廷派遣曾纪泽为特使，同沙俄经历多轮磋商，在满足沙俄其他领土、贸易要求的情况下，于次年2月签订旨在收回伊犁的《中俄伊犁条约》。

　　根据该条约及其子条约，中国虽然收回了伊犁地区及特克斯河流域附近约2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但仍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及斋桑湖以东地区，面积约7万多平方公里。与此同时，作为收回伊犁地区，取消沙俄在天津、汉口、西安等地的经济特权，废除沙俄在松花江航行、贸易等种种特权的代价，清廷被迫同意增加赔款400万卢布。

　　鸦片战争后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示意图

　　至此，在短短23年时间里，亚历山大二世统治的沙俄，以“武力入侵+外交恫吓”的手段，迫使清朝签订《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和《伊犁条约》等4个不平等条约及其子条约，从中国侵吞超过15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约占清朝巅峰时版图的11%（注：中国在1820年的国土面积为1316万平方公里）。就侵占中国领土的数量而论，亚历山大二世无疑是对中国危害最深的沙皇。

　　最后说一下亚历山大二世的结局。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虽然促进俄国社会的飞速发展，极大地增强国力，但依然无法满足国内激进自由派的要求，他们组建民意党等地下组织，积极开展恐怖主义活动，试图用刺杀沙皇和政要的手段来彻底改变社会。1881年3月13日，就在《中俄伊犁条约》签署后不久，亚历山大二世在圣彼得堡被民意党成员刺杀身亡，终年63岁。

　　亚历山大二世遇刺后的遗容

　　亚历山大二世虽然遇刺身亡，但他极力推行的对华侵略政策却被后世沙皇所继承，尤其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位期间，曾制定出一个野心勃勃的“黄俄罗斯计划”，妄图吞并中国东北、西北约1/3的领土，把长城作为两国的边界，可谓极度疯狂。因此，在沙俄覆灭前的30余年时间里，中国又丧失175万平方公里国土（包括外蒙157万），至今令国人扼腕悲愤。

　　参考书目

　　1.丁名楠、余绳武：《帝国主义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3.[美国]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1857大国崛起推荐文章3：近代以前建立的大国，为什么只有中国无法征服？

　　在世界历史上，新航路的开辟，无疑是一件足够震撼的大事。自此以后，欧洲迅速雄起，凭借经济和军事优势，对亚、非、美进行了残酷的殖民征服与掠夺。

　　它们征服和掠夺的对象不仅包括地区小国和黑人奴隶，还有近代以前盛极一时的大帝国。比如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控制了北非、小亚细亚、巴尔干、高加索、两河流域、东非等辽阔的土地，统治着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十字路口，是一个横跨亚非欧三洲的强大国家。

　　今天的土耳其、伊拉克、科威特、以及欧洲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乌克兰南部的克里米亚、非洲的埃及等都是奥斯曼帝国的地盘。

　　奥斯曼帝国疆域

　　奥斯曼帝国不仅强大而且富裕。它控制了欧亚大陆的交通线，垄断着地中海和西亚地区的大部分贸易。欧洲人为啥要开辟新航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摆脱奥斯曼帝国对贸易的控制。

　　然而，就这样一个超级大国最终在欧洲的征服下解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人占领了君士坦丁堡，肢解了奥斯曼帝国。它的一部分地区成为了如今的“阿拉伯世界”，另一部分在凯末尔的领导下击退了西方势力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

　　还有印度的莫卧儿王朝，曾经横扫印度半岛，几乎将整个印度半岛都纳入版图。在英国的船坚炮利下，最终于1857年彻底成为殖民地。

　　可以说，近代以前建立的大国，唯一没有被征服或瓦解的就是中国。包括后来的日本，虽然能够占领大半个中国，但始终无法征服。

　　印度的泰姬陵就是莫卧儿王朝修建的

　　原因有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距离欧洲较远。西方列强从欧洲到中国必须由海路向东。只能走这个海路来，别说刚开始没有空军，就算有，你能一直派空军飞到中国来？就算空军来了，打起仗来，仅靠空军是不行的。所以，欧洲必须先向非洲、中东、印度、东南亚，然后才到中国，所达也是中国沿海边境。

　　俄国扩张的过程

　　当然，这里有个例外，那就是俄国。俄国从陆路来，其路线是翻越乌拉尔山脉到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以北，再东向达到鄂霍次克海，都在中国北部边境以外，然后再南下进入贝加尔湖以南及黑龙江，与中国接触。

　　这个过程，俄国用了二三百年，向中国东北及蒙古进入也是19世纪后半期的事了。

　　第二，中国很大，回旋余地大，有最好的战略纵深，一时灭亡不了。二战时，日本占领大半个中国，从沿海打到中部，但是西部难以推进，陷入战争泥潭和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就是这个道理。列强要瓜分中国，但又因各国互相牵制，也不大容易。

　　甲午战争后，日本索要辽东半岛，条约都已经签订了。但就是因为清朝看到德国、英国、俄国对日本的牵制，游说三国干涉还辽，最终没让日本得逞。

　　人民英雄纪念碑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抵抗。这个抗争是根植于中国人的骨子里的。虽然屡屡失败，但很强烈，而且越来越强烈，任何一个殖民国家，都难于一下子征服中国。

　　从古到今，哪怕在华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汉人被杀的几乎亡族灭种，但是，我们依然站起来了。我们不是没有被打败过，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被征服过。

　　1857大国崛起推荐文章4：西索讲坛︱高峰枫：巴比伦与希伯来之战

　　1842年，法国驻摩苏尔领事博塔（Emile Botta, 1802-1870）开始在伊拉克北部进行考古挖掘，后来在柯萨巴（Khorsabad）一地出土了大批公元前八世纪的古代亚述文物。他将部分文物运回法国，存放在卢浮宫。1845年11月，英国人雷亚德（Austen Henry Layard, 1817-1894）步博塔后尘，在摩苏尔附近的宁录德（Nimrud）一地，雇佣当地人展开挖掘，当即就有惊人的发现。他稍后将出土的巨型雕像和部分珍贵文物设法运回英国，入藏大英博物馆。

　　雷亚德的发现在英国引起轰动，成为当时媒体争相道的文化事件。他后来写了考古学历史上首部畅销书《尼尼微及其遗迹》（Nineveh and Its Remains, 1849），这本书不仅让雷亚德瞬间成为名人，也让他实现了财务自由。但是，由于楔形文字的最终破译，还要等到1857年前后，所以雷亚德和他助手所发现的楔形文字泥板，始终未能在学术上造成突破。

　　到了1872年，自学成才的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 1840-1876）在大英博物馆所藏的一块泥板上，发现了古代巴比伦的洪水神话，始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近东考古挖掘，才终于结出学术上的硕果。

　　英国探险家雷亚德

　　史密斯所发现的，正是史诗《吉尔伽美什》的第十一块泥板。上面记述了神灵要发洪水毁灭人类，而受到神灵青睐的一位英雄，建造了一艘救生船，躲过了这场浩劫。由于故事的细节与挪亚洪水故事高度吻合，所以史密斯不可能不想到一个关键问题：巴比伦洪水神话与挪亚方舟的故事，其间存在何种传承关系？史密斯在自己的著作中，对此问题措辞非常谨慎。但随着专业学者更深入的探讨，两个神话之间的正式对比，已然不可避免。

　　我举一部书为例。美国学者弗兰西斯·布朗（Francis Brown）于1885年出版一书，题为《亚述学在旧约研究中的运用与误用》（Assyriology: Its Use and Abuse in Old Testament Study）。亚述学作为一门正式学科，刚刚建立不久。而布朗是美国首位教授阿卡德语的学者，当时在纽约协和神学院执教。他在书中批评了部分学者将考古发现用于护教目的，甚至用了“考古护教论”（Archaeological Apologetics）这样的字眼。布朗所谓的对亚述学的误用，还包括忽视新出现的问题：“亚述学不只是站在圈外，向我们解释圣经。它深入圣经内部，既能解决从前的疑难之处，有时也能暴露令人困惑的新疑问。”（第29页）他随即举出的，就是洪水泥板和圣经故事的例子：

　　毫无疑问，二者之间有差异，但是其相似处却相当惊人。如何解释这些相似之处？二者之间有无文献传承的关系？如果有，到底是何种关系？谁依赖谁？或者二者共同依赖一个更早的版本？如果是这样，那么哪一个更接近母本？现在看来，亚伯拉罕离开的迦勒底的吾珥（Ur Kasdim）就在巴比伦，这是否能暗示希伯来人获得这个故事的方式？能否证明在他离开之前，故事已然在巴比伦颇为流行？故事是如何产生的？是创自闪族的巴比伦人，还是他们从阿卡德人那里借用的？（第32-33页）

　　布朗追问两个传统之间的关联，并且意识到这些疑问会带来更大的问题。凡对比两个近似的事物，难免会引出谁早谁晚、孰优孰劣的问题。比较洪水故事的两个版本，有时会升级到对比巴比伦和希伯来这两种古代文明。布朗提出的这一连串问题，以及他急迫的口吻，都让人感觉对比研究势在必行、无可逃遁。而关于洪水故事这个特定话题的讨论，很容易推而广之，引发更具普遍意义的“文明之争”。

　　1876年，史密斯出版了《迦勒底创世记》一书，总结了自己的发现和研究结果。这本书当年就被译为德文，由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德力驰（Friedrich Delitzsch, 1850-1922）作序。德译本的出版也是德力驰积极推动的。现代圣经考据学发发轫于德国，重要的德文著作，被源源不断译成英文。但在十九世纪的圣经学领域，英文著作译成德文的却不多见。一向以学术严谨和创新而自雄的德国，如此迅疾地推出德译本，也可见史密斯的发现所带来的空前震撼。

　　德国亚述学家弗里德里希·德力驰

　　德力驰是德国亚述学举足轻重的人物。考察亚述学在德国的建立和发展，一般以1875年为这门学科的“元年”。这一年，柏林大学增设一“近东语言”教席，以区别于传统的梵文研究。专精楔形文字的施拉德（Eberhard Schrader, 1836-1908）被聘为教授。施拉德所担任的教席，名称中虽无“亚述学”三字，但看他的研究方向和学术成果，称他为德国亚述学的奠基者，丝毫不为过。他后来出版的《楔形文字铭文与旧约》一书，以出土的巴比伦材料为基础，阐明了旧约中许多难以索解之处。就在施拉德就职前一年，德力驰成为首位获得亚述学博士学位者，随后在莱比锡大学担任讲师。到了1893年，布来斯劳大学（Breslau）设立首个冠以“亚述学”名称的教席，而德力驰接受聘请，成为德国第一位名副其实的亚述学教授。设立专门的“亚述学”教席，用我国的行话，就是指这个专业不必挂靠东方学，由二级学科升格为一级学科。1899年，施拉德退休，德力驰接班，担任柏林大学的亚述学教授。由于柏林大学的特殊地位，所以德力驰的身份，若套用我国现行的学术官制，或相当于亚述学的“莱茵河学者”。（有关德国亚述学的学科设置，参见Ursula Wokoeck的German Orientalism: The Stud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Islam from 1800-1945一书第六章。）

　　德国势力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向西亚渗透。标志性事件是1903年开始修建柏林至巴格达的铁路，这是当时政治和商业方面的大手笔。就考古而言，德国此前在近东地区完全插不上手。所有开创性的挖掘、惊天动地的发现，都是英法学者的功劳。德国的亚述学研究虽领先，但毕竟拥有的文物极其有限，与卢浮宫和大英博物馆不可同日而语。当时德国正值大国崛起之际，政治上要与英法这些老牌帝国角力，文化和学术上更要追求“预流”、要抢占制高点。这种与欧洲列强全面竞争的心态，促成德国于1898年建立了“德国东方协会”（Deutsche Orient-Gesellschaft）。创建这个协会，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在近东开展新的挖掘，用新发现的顶级文物填满柏林博物馆，使得德国学者今后的研究不必事事仰人鼻息。

　　东方协会成立的第二年，德国考古学家考尔德维（Robert Koldewey, 1855-1925）就开始在古代巴比伦遗址展开挖掘。而同一年，德力驰为当时极度畅销的《柏林画》撰文，为这个新机构摇旗呐喊：“尼尼微，亚述国王撒达纳帕鲁斯（Sardanapalus）——英国的名声永远与这些名字相联。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的都城——和这些名字相联，有无可能是德国堪任的使命？”既然近东考古已经被提升到“使命”的高度，没有完成任务的人就会招致批评。1887年，德国组织了一次考古挖掘，但收获甚微，当时人就讥讽道：“法国人在近东已经收获了非凡的宝藏。英国人已经探索了亚述。而我们一穷二白。长期以来，我们所拥有的不过是石膏模型而已，象征性地在博物馆里展示。但不容否认，真迹远比石膏塑像更有意思。” 德国举国上下对考古和文物的焦虑，可见一斑。

　　德国东方协会会徽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德力驰在1902年1月13日，开始了题为《巴比伦与圣经》（Babel und Bibel）的讲座。这是他三次演讲的第一讲，听众有两千多人，不仅有各界名流，甚至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也亲临会场。讲座的目的是普及亚述学成果，激发民众对近东考古的热情。但德力驰没有预料到，这场公共演讲竟会引发一场席卷全国、蔓延到国外的大争论，后来被称为“巴比伦与圣经之争”。这场亚述学所引起的最激烈的争论，没有开启于最早开始挖掘、藏品最丰富的英法两国，却爆发于雄心勃勃准备超英赶法的德意志第二帝国。那么，德力驰到底讲了些什么？他哪些观点犯了众怒？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1902年）

　　今天我们读德力驰的第一讲，会发现里面并没有太多猛料。他开宗明义，指出人们在遥远、蛮荒的土地，不辞劳苦地挖掘，一切目的，唯在圣经。近东考古将开启一个新时代，从此以后，巴比伦与圣经会永远联系在一起。从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一直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大卫和所罗门，圣经中只有少量的载记，所以时至今日，我们的头脑仍受摩西五经的束缚。“而如今，金字塔露出深层，亚述宫殿敞开宫门，带有自己文献的以色列人，只是受人尊崇的古老列国中最年轻的成员而已。”德力驰说，圣经在十九世纪晚期之前，乃自成一世界。它记录的时代，年代下限都是西方古典时代不可企及的。但如今，旧约这堵高墙瞬间坍塌，从东方吹来一股清风，投射出一束强光，照亮了这部古老的经籍。德力驰的开篇略显抒情，这也合乎公众演讲的规范。

　　借助刚刚发现的《汉谟拉比法典》片段，德力驰指出，远在圣经年代之前，西亚已然出现高度发达和成熟的文明。“早在公元前2250年，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河畔，我们已然发现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法制国家。在这片巴比伦低地，面积与意大利相仿佛，但天然资源异常丰富，经过人类的辛勤耕耘而变成一块物产丰富的丰饶之地。在基督之前第三个千年，已经存在一个文明，在多方面堪与我们自己的文明相媲美。”也就是说，当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进入迦南时，他们闯入的不是蛮荒之地，而是巴比伦的文明圈。德力驰告诉听众，圣经中的度量衡、货币、法律完全是巴比伦式的，祭司制度和献祭方式也无疑受其影响。言下之意，古代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实乃低端文明进入高端文明的领地。他特别谈到，旧约所设立的安息日，在巴比伦文明中早有先例。出土材料中有记录节庆和祭祀的历表，每月有四天为特殊日子，百姓不得做工，国王不得献祭，医生也不得问诊。所以，他认为犹太人的安息日来自巴比伦。

　　第一讲中，见不到特别激烈的表述，唯见对巴比伦的一腔热情。对近东文明之古老，德力驰言之凿凿，相比之下，希伯来文明不仅晚出，而且其核心要素都是从巴比伦舶来的。被上帝选中的以色列人本是天之骄子，从上帝那里直接领受了神启，而现在则降格为巴比伦文明的模仿者。对巴比伦文明的盛赞，对圣经的贬低，在虔诚的基督徒和犹太人听来，一定很不是滋味。

　　第一讲之后，德力驰被派往近东从事挖掘工作。不承想，今天读来颇为温和的演讲在当时却引起了轩然大波。而德力驰远在万里之外，消息隔绝，国内的喧哗与骚动，他无从获悉。一年后他回到柏林，得以集中阅读那些对他学术、宗教和人身的多重攻击，德力驰一定是目瞪口呆、肝胆俱裂。当他再度登坛开讲时，明显怀着一腔怨怒，也难怪他提高了调门，直接戳中敌人的痛处。

　　德力驰1902年第一讲的单行本

　　1903年1月12日，还是在原来的场地，依然面对包括威廉二世的大批听众，德力驰以挑衅的方式宣讲巴比伦与圣经的关系。他先提到出土文献可以帮助学者明了圣经中的部分名物。比如圣经中经常提到一种头上生角的凶猛动物，一般都理解为羚羊。但根据新材料，方知指的是野牛，和狮子一样，常常是猎杀的对象。但亚述学对圣经学积极的贡献，并不是第二讲的主旨。这一讲开始时，法国考古学家刚刚发现《汉谟拉比法典》的全文，其中罗列的大量法条，与犹太律法颇多重合。德力驰认为以色列的律法不是神授，而明显是人制定的，而且不论民法还是祭祀法，都深受巴比伦法典的影响。摩西十诫的主体，大都是巴比伦人奉为圭臬的戒律，比如不敬父母、作伪誓、觊觎他人财物这些行为，都是汉谟拉比法典中所要惩罚的。所以巴比伦法典，不仅年代远早于犹太律法，更是后者所借鉴的模型。

　　第一讲中，德力驰曾提到，在公元前2500年移居巴比伦的闪族游牧民族中，已出现一些人名，包含El、Jahu等与旧约上帝之名相似的词。这让有些神学家深感恐慌，因为这些名字比旧约早了一千多年，显示当时就已有人崇拜名为Jahu的神。德力驰认为，如果我们相信神的启示经历了进化过程，那么这样的证据反而应当受到欢迎，因为这说明对耶和华的崇拜已出现在更广的人群中，不仅仅限于亚伯拉罕的后人。即使对基督教所诟病的古代多神教，德力驰也表现得慷慨大度：

　　我反复强调巴比伦人的多神教非常粗陋，我也不想掩饰这一点。但是，将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的众神以及在诗歌中的描写，加以肤浅的嘲笑和夸张的讽刺，我也觉得不妥。若有人还这样讥笑荷马笔下的众神，我们也会予以谴责。用木石做成塑像来祭拜神灵，也不能简简单单被打发掉。不要忘了，即使圣经在叙述创世时，也会说人“依照上帝的形象”而被造的，这与经常被强调的上帝乃是“属灵”完全对立。

　　这里，德力驰对巴比伦的宗教传统予以充分尊重，决不以低等宗教视之。

　　对比两个文明的伦理观念，德力驰发现，以色列不一定高于巴比伦。亚述和巴比伦人的战争野蛮而残酷，但希伯来人征服迦南时，经常将全城人斩尽杀绝。有时，巴比伦人反倒更有人情味。德力驰举了《吉尔伽美什》的例子。洪水退去之后，躲过这场浩劫的英雄眺望广阔的海洋，放声恸哭，因为所有人类都已消亡。但反观《创世记》，我们在挪亚身上却找不到对世人的任何怜悯和同情。

　　此外，在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巴比伦要超越圣经，那就是对待女性的态度。德力驰谈到，以色列女性在圣经中始终低人一等：“女性先是父母的财产，后来是丈夫的财产。她是有价值的‘帮手’，在婚姻中，最沉重的家务负担都压在她肩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女性没有资格主持宗教仪式。”但巴比伦则全然不同。德力驰指出，在汉谟拉比时代，女性已经可以将座椅搬进神庙，法律文书中已出现女性证人的名字。在他看来，对女性的尊重，来自非闪族的苏美尔人，这是古代以色列人所无法企及的。

　　通读第二讲，我们发现德力驰实已偏离了原初的设想。他不是在普及亚述学的研究成果，而是一定要让这两种传统捉对厮杀，分出胜负。第一讲所引发的批评，把德力驰的火拱起来，所以他有意采用更加激烈、甚至有些挑衅的口吻，抬高巴比伦文明在各方面的成就，贬低圣经的独创性，还进而批判旧约的道德观。如此一来，在基督教神学家看来属于低级、原始、野蛮的巴比伦神话，反而超越旧约；更古的巴比伦文明，一跃而成为更进步、更先进的文明。

　　由于第二讲“悍然”突破了宗教底线，所以招致全国范围内更猛烈的抨击。威廉二世虽然自己非常热爱古代亚述军事帝国，但迫于形势，也不得不与德力驰进行切割。第二讲之后一个月，他发表了一封致德国东方协会会长的公开信（1903年2月15日），以严厉的语气批评了德力驰在宗教问题上的鲁莽孟浪：

　　我们开展挖掘活动，发布成果，为的是科学和历史，不是为了顺应或者攻击宗教假说。……我深感遗憾，德力驰教授有违初衷。根据去年的设想，他的工作是根据东方协会的发现，通过精确核对铭文的译文，来确定这些材料如何能阐明以色列人民的历史，或者澄清以色列人的历史事件、风俗习惯、传统、政治和法律。换句话说，他本应显示强大和高度发达的巴比伦文明与以色列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显示前者如何影响后者、或者如何在后者身上烙下印记。旧约虽以令人反感和极端片面的方式描写巴比伦人，但德力驰教授本可以挽回巴比伦人的荣誉和名声。就我的理解而言，这乃是他的初衷……他本应就此止步，不幸的是，他的热忱推动他继续前行……他以论战的口吻讨论神启问题，或多或少否认神启，或者将其贬低为纯粹人类的发展。这是严重的错误，他碰触到许多听众最内在、最神圣的信念。

　　威廉二世的这封信，承认亚述学的贡献，也不反对给巴比伦人正名。但是，亚述归亚述，圣经归圣经。或者说，历史归历史，信仰归信仰，二者不可混淆。亚述学可以帮助阐明圣经，却不可动摇跳脱于历史之外的神启。威廉二世提到，在这两讲中，历史学家德力驰贸然侵入神学领域，所以才导致这样的争议。由于学术普及而引发信仰上的震荡，这当然是当权者不愿意看到的。

　　德国皇帝既已为这场争论定调，德力驰的影响力不免一落千丈。转过年来，第三讲被安排在柏林以外的地方，时间推迟到10月份，皇帝不再移驾会场，听众也少得可怜。德力驰继续举例，说明很多圣经观念和制度并不是以色列人所独有，比如爱人如己的思想、对社会底层阶级的关爱，都可在巴比伦文明中找到先例，甚至耶稣所宣扬的博爱也与巴比伦人相同。但考虑到当时舆论界一边倒的批评声音，这一讲难免让人有虎头蛇尾之感。

　　德力驰第一讲的英译本（19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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