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楷书代表作推荐文章1:《中国书法史》:王羲之的楷书

  在《晋书》的记载里,王羲之擅长的书体是楷书,王羲之的行书流行,是唐代以后的事情了。传世的王羲之楷书都是小楷,南朝人称为“正书”“细楷”。


  箫齐时,内府有“右军《劝进》《洛神》诸书十余首,皆作今体”,都是楷书。


  陈、隋时期,王羲之七世孙智永最推崇的是《乐毅论》,评价其为“正书第一”。并记录说:


  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萧、阮之流,莫不临学。陈天嘉(560-565)中,人得以献文帝,帝赐始兴王,王作牧境中,即以见示。吾昔闻其妙,今睹其真,阅玩良久,匪朝伊夕。始兴薨后,仍属废帝。废帝既殁,又属余杭公主,公主以帝王所重,恒加宝爱,陈世诸王,皆求不得。及天下一统,四海同文,处处追寻,累载方得。此书留意运工,特尽神妙。其间书误两字,不欲点除,遂雌黄治定,然后用笔。陶隐居云:“《大雅吟》《乐毅论》《太师箴》等,笔力鲜媚,纸墨精新。”斯言得之矣。


  这里的陶隐居,指的是陶弘景,因为他自称华阳隐居。注意,这里有个细节,就是“书误两字”,这牵涉到《乐毅论》的版本认定。


  到唐代贞观年间,内府收藏的王羲之楷书,褚遂良《右军书目》“正书都五卷”下注明“共四十帖”,但是他所录的帖目,只有十四帖:


  (唐代王羲之楷书十四帖)


  这其中,《尚书宣示》《墓田丙舍》《尚想黄绮》等帖是临前人书迹;《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赞》是抄写他人的文章,是长篇“细楷”之作。


  唐朝时,王羲之正书数量少,尤为难得。褚遂良在禁中编次王羲之书目时,很重视楷书,尤其看重长篇的《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赞》三帖,以《乐毅论》为首选。唐太宗最为宝爱的王羲之楷书也是《乐毅论》,如图:


  (《王羲之《乐毅论》越州石氏本局部)


  《乐毅论》的真迹流传,真迹早已不存,一说真迹战乱时为咸阳老妪投于灶火(《古迹记》载),一说唐太宗随葬昭陵。


  在唐朝,传世的王羲之楷书很少,举世希慕;内府藏品,时聚时散。到了玄宗朝,内府重新搜罗王羲之真迹,所得楷书只有三卷:《黄庭经》第一;《画赞》第二;《告誓》第三。


  到了北宋末年,宋徽宗宣和内府所藏王羲之楷书墨迹,有《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像赞》《定公帖》《国帖》《口诀帖》《草命帖》等七种(见《宣和书谱》)。这里记载了米芾的一些鉴定记录,米芾是书画鉴赏大家(到宋代时会专门说他),论断可算权威。


  (米芾雕像)


  米芾认为《黄庭经》“是六朝人书”,理由是“绢完,并无唐人气格,缝有书印字,是曾入锺绍京家。黄素缜密,上下有乌丝栏,其间用朱墨界栏。卷末跋‘台仙’二字”。这里的锺绍京,是唐代书法家。


  米芾认为《乐毅论》是“梁本”,理由是“有改误二字,又不阙唐讳”。


  现在我们能见到的王羲之楷书,有硬黄本《黄庭经》、绢本《东方朔画像赞》两种,分藏海峡两岸故宫博物院,称是唐人临本。


  (宋星凤楼刻本《黄庭经》局部)


  (刻本《东方朔画像赞》)


  当然,这些都不是王羲之的真迹墨迹本,是临而后刻,而后再拓,它不是原稿墨迹,虽然临写不免夹杂的人的笔意,传刻或有美意的增损与变化,但是王羲之楷书的风格仍会因为古人对王羲之的喜爱和崇拜而大体保留下来。


  现在书界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不是真迹不能临,其实,只要是好作品,我们都应当善加珍视,从中汲取营养,不能因为它不是原稿手迹,就一棍子打死。


  自唐朝以来,流传最广的王羲之楷书作品,是《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像赞》三篇,它们是王羲之楷书的名作,也是我们解读王羲之楷书风格或形质特征的重要依据。


  关于王羲之的楷书师承,我们可以明确看出是锺繇系统。而我们知道,锺繇的楷书,具有浓厚的隶意,因此古意拙趣尚多,譬如着意的翻挑,飞扬的笔势,触目可见;而笔画之间的结构关系,有的“长而逾制”,有的“临时从宜”,由此,结体显得松懈。而且纵向的笔画短促而横向笔画张扬,字态欹侧,呈现横张之势(因为隶书整体上呈现扁方),这也是由隶入楷最容易出现的弊病。


  (王羲之画像)


  王羲之写楷书,易锺书之翻为敛,笔法称为“内擫(读yè)”,比如,写横画往往起笔轻,顺势铺毫走笔,收笔处略重,运笔的速度是缓前急后,笔画形态呈俯势的收束状。而写纵向的笔画,撇画则引笔纵下,竖画伸展,使其挺直。由于截横向笔画为短,续纵向笔画为长,字形也易前人之横扁为纵长,字势变前人之横张为纵敛。由此,笔画之间的结构关系紧结起来,体态随之匀称整饬。


  总之,比之于锺繇楷书,王羲之的楷书端庄精致,将楷书的笔法、笔意、结构推入到形巧而势纵的新境界。


  下一篇,我们读王羲之的“今体”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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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羲之楷书代表作推荐文章2:东晋王羲之行楷书《官奴帖》书法欣赏

  王羲之楷书代表作推荐文章3:王羲之最后一幅小楷,满纸神仙气!

  在王羲之的小楷书法中,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


  《黄庭经》与《乐毅论》。


  前者是道教养生修仙的名帖,


  后者则记述名将乐毅的故事。


  相比之下,


  王羲之生前最后一幅小楷,


  《曹娥碑》让人有些陌生。


  但这幅小楷书法


  并不比《兰亭集序》逊色,


  《曹娥碑》背后的故事


  也是十分精彩。


  相信待你细细品读之后,


  一定会爱上它!


  曹娥,会稽上虞人,东汉有名的孝女。她的父亲曹盱是个巫祝,负责祭祀工作。东汉汉安二年(143年)五月五日,曹盱驾船在舜江中迎潮神伍君,不幸掉入江中,生死未卜。


  孝女曹娥


  曹娥当时年仅十四岁,她昼夜沿江哭寻父亲。过了十七天,在五月二十二日这一天她也投了江,五日后她的尸体抱父亲的尸体浮出水面。


  曹娥江人们为了纪念她,改舜江为曹娥江。而为了表彰她的孝行,元嘉元年(151年),上虞县令度尚改葬曹娥于江南道旁,由邯郸淳作文,刻石立碑,以彰孝烈。


  曹娥庙


  曹娥碑


  碑之既立,加以碑文妙绝,自引得凭吊者如云似潮。其时著名的学者蔡邕,便是其中一人。他“值暮夜,手摸其文而读,题八字于碑阴:‘黄绢幼妇,外孙齑臼’。”然而,这八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观者不得而知,蔡邕辞世之后,这就成了谜。


  第一个揭开谜底的,是杨修。三国时,曹操和杨修一起来曹娥庙祭拜。看到碑阴“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个字感到很奇怪,不解其义,最后还是杨修破译了这个谜语,他解释说:


  黄绢是有颜色的丝绸,那便是“绝”字;“幼妇”是少女,即“妙”字;外孙是女之子,那是“好”字;“齑”是捣碎的姜蒜,而“齑臼”就是捣烂姜蒜的容器,又叫“受辛之器”,“受”旁加“辛”就是“辞”的异体字。所以“黄绢幼妇,外孙齑臼”的谜底便是“绝妙好辞”。这四个字其实是对正面碑文的赞美。


  京剧《曹操与杨修》剧照


  因为有了这个故事,便成就了 “曹娥碑”作为“中国最早的字谜”的美誉。在灯谜中,甚至还专门设置了一个谜格“曹娥格”。


  曹娥的故事举世传诵,《曹娥碑》也名振天下,这和书法名家分不开。


  东晋升平二年(公元358年),王羲之到曹娥庙,以小楷书《孝女曹娥碑》文存庙,又有新安吴茂先为其刻碑。三年后,晚年体弱多病的王羲之去世。后世公认此作是王羲之生平最后的一幅小楷。


  北宋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北宋书法家、王安石之婿、蔡京之弟蔡卞以行书重书《孝女曹娥碑》文,立碑存庙,至今犹存。


  王羲之小楷《曹娥碑》(安思远藏本)


  王羲之小楷《曹娥碑》结字扁平,用笔多不藏锋,有隶书笔意。其章法自然,笔力劲健,结字跌宕有致,无求妍美之意,而具古朴天真之趣。这幅王羲之晚年小楷作品,完全不比名作《兰亭序》逊色!


  王羲之小楷《曹娥碑》绢本 辽宁省博物馆藏


  1800多年过去了,历史的风尘掩盖了过去的歌泣与才情,但魅力四射的《曹娥碑》还竖立着,王羲之的书法作品更是被广为传习。有人说:邯郸文与右军书,珠联璧合,乃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宝库之瑰宝!诚如是也!


  王羲之楷书代表作推荐文章4:

  王羲之楷书代表作推荐文章5:王羲之第一小楷《乐毅论》(最好版本,高清大图)

  王羲之小楷《乐毅论》四十四行,褚遂良《晋右军王羲之书目》列为第一。梁陶弘景说:“右军名迹,合有数首:《黄庭经》、《曹娥碑》、《乐毅论》是也。”真迹早已不存一说真迹战乱时为咸阳老妪投于灶火;一说唐太宗所收右军书皆有真迹,惟此帖只有石刻。现存世刻本有多种,以《秘阁本》和《越州石氏本》最佳。


  《乐毅论》 小楷,梁模本有题款“永和四年(348)十二月甘四日书付官奴”(小编注:《兰亭序》是永和九年,也就是《乐毅论》要早了五年)。据说原石曾与唐太宗同葬昭陵,或说《乐毅论》之书在武则天当政时散人太平公主家,后被人窃去,因惧来人追捕,遂于灶内焚之。王羲之《笔势论》中对王献之说:“今书《乐毅论》一本及《笔势论》一篇,贻尔臧之,勿播于外,缄之秘之,不可示诸友。”他用自己精心创作的《乐毅论》作为范本,又以《笔势论》作为理论,从虚与实两方面启发王献之的悟性,导引其进入书学的正轨。从现存的本子中还可看到笔画是灵动的,横有仰抑,竖每多变,撇捺缓急;结构上或大或小,或正或侧,或收或缩;分布则重纵行,不拘横行。从整体上言,在静穆中见气韵,显生机。


  《乐毅论》墨迹本今已不传,真迹则更不待言了。据唐韦述《叙书录》称,内府所藏的《乐毅论》,“长安、神龙之际,太平安乐公主奏借出外榻写”,“因此遂失所在”。徐浩《古迹记》记载得更为具体一些,曰:後归武则天女太平公主,其後为一咸阳老妪窃去,县吏寻觉,老妪投之灶下,真迹遂永绝於世(小编注:难道是真的么...oh,no)。


  宋朝程大昌肯定了这一说法,其所著《考古编》卷八谓:“开元五年(717)裒大王真迹为百五十八卷,以《黄庭经》为正书第一,无《兰亭》、《乐毅》,则开元时真本不存明矣。今世传本,必是摹榻,又未必正是当时传本。


  褚遂良、武平一皆言贞观中尝敕冯承素等榻本赐长孙无忌等六人,人间遂有六本,其内本之经褚河南叙录者,凡接缝及卷首、卷尾皆印‘贞观二年’以识。今传本又皆无之,知是榻非原榻不疑也。”《宣和书谱》著录的《乐毅论》,恐怕就是程大昌所指的非原榻的再榻本。


  另外,宋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七中还提出一新说,他认为“王羲之书,旧传惟《乐毅论》乃羲之亲书於石,其他皆纸素所传。唐太宗裒聚二王墨迹,惟《乐毅论》石本在(小编注:这块儿石头也不知道在哪儿了...)。


  其后随太宗人昭陵。朱梁时,耀州节度使温韬发昭陵得之,复传人间。或曰‘公主以伪本易之,元石曾入旷」。本朝高绅学士家,皇佑中绅之子高安世为钱塘主簿,《乐毅论》在其家,予尝见之。时石已破缺,末后独有一 ‘海’字者是也。其後十余年,安世在苏州,石已破为数片,以铁束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苏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复见。


  今传《乐毅论》,皆摹本也。笔画无复昔之清劲。羲之小楷字於此殆绝,《遗教经》之类,皆非其比也。”沈括此说实际上是把传世的石刻榻本追认到王羲之那里,以他所见的刻石为原石。权作一说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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