湄潭求是高级中学

　　湄潭求是高级中学推荐文章1：建议恢复重建浙江大学湄潭校区

　　浙江大学湄潭旧址

　　最近笔者到贵州省湄潭县调研，参观了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看着一幅幅珍贵图片和许多文献资料，几度落泪，深为感动。相信了解浙江大学这一段历史的人，都会从心灵深处感到震撼。参观时笔者脑海中冒出的一个想法是：浙江大学应当再度“西迁”，恢复重建湄潭校区，继承发扬抗战时期浙江大学的办学精神，再续“东方剑桥”的历史佳话。

　　浙大在遵义、湄潭七年的宝贵经验及其现实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为战争形势所迫，浙江大学从1937起开始西迁，1939年底迁到贵州遵义、湄潭，直到抗战胜利1946年回迁杭州。因为西迁路线与红军长征路线颇为相似，这次西迁之举被老一辈领导人彭真称为“文军西征”。西迁的浙大（下文把西迁时特别是在遵义湄潭的浙大简称为“西浙大”，以区别于今天的“东浙大”）创造了宝贵的精神价值和办学经验，不仅堪称历史丰碑，也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吉安是今江西省地级市，下辖泰和县，民国时另有吉安县；遵义是今贵州省地级市，下辖湄潭县，民国时令有遵义县。——编注）

　　第一，西浙大体现了中华民族顽强不屈、尚文重教、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西浙大的精神首先是和中华民族的伟大抗战精神融合在一起的。抗日战争中，为了保护民族文化不被强敌消灭，以校长竺可桢为代表的浙江大学师生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历经千难万险，保存了一大批民族精英，并且顽强不屈地开展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传承创造活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强大生命力和卓越创造力。

　　竺可桢和他的许多同事一样，是文弱书生、谦谦君子，但他们是英勇无畏的民族英雄。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竺可桢和他的同事们把西浙大办成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对振奋和凝聚民族精神、提升民族自信力、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西浙大的贡献并不亚于在抗日前线打胜仗的将士。尤其是，西浙大许多人才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为诸多领域的领军人物，这是西浙大对中国现代化的重大贡献。

　　应当说，西浙大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财富。今天执政党号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基于这样的视角，可以认为迄今为止对西浙大精神价值的发掘还是非常不够的。

　　据了解，描写西浙大历史的电影只有一部，即1985年上影厂拍摄的电影《流亡大学》，并且这部电影有许多局限性，缺乏应有的艺术感染力。就学术研究而言，对西浙大历史的研究也不够深入，在网络上可以查到的论文只有几十篇，专著也只有浙江大学出版社的一部《西迁浙大》。2010年，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领导协调小组办公室拍摄了十集纪录片《文军西征》，2013年，吉林卫视拍摄的系列专题片《回家》中含有五集《湄潭旧事》，以音像形式研究和宣传了西浙大历史，但仅此两部，影响力也十分有限。许多西浙大文物也没有得到保护，直到1990年，才将原西浙大图书馆湄潭文庙建成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但展品和资料也不多。可以说，无论研究还是宣传，都有愧于创造了辉煌历史的西浙大前辈，有愧于对西浙大时期牺牲奉献的遵义湄潭人民。

　　尤其是，今天的浙江大学尽管也比较重视校史的学习研究和精神传承，但显然不够，《湄潭旧事》在浙大校园采访，多有学生不知道西迁历史。如果恢复重建浙江大学湄潭校区，那么毕竟是在西浙大所在地，师生们对西浙大的精神价值会有更直观的感受，也一定会极大地促进西浙大历史的研究和优良传统的学习传承，浙江大学其他校区的师生来“朝觐”西浙大的精神家园也将更有实效。

　　第二，西浙大的办学经验体现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伟大创造。西浙大最可贵的办学思路，是积极为所在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刚到遵义的时候，竺可桢就提出要“竭尽知能当有裨于黔省”。其实，从数十种西浙大学者撰写的标题就含有“遵义”、“湄潭”的论文，就可以看出当时校地良性互动关系，如谈家桢：《中国西南果蝇之调查与研究》；刘淦芝：《湄潭茶树害虫初步调查》；钱英男、赵明强：《遵义之农家经济》；张德粹、张海帆：《湄潭信用合作社之概况》；叶笃正：《湄潭大气电位》；尹世勋：《湄潭之气候》；张其昀：《遵义新志》，等等。不妨设想，假如西浙大回迁杭州时留下一部分师生创办浙大分校区，那么从1946年到2016年整整70年，会多么深刻地造福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更应当关注的是西浙大对遵义湄潭教育事业发展的支持和影响。西浙大不仅帮助当地民众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移风易俗，更直接推动和参与了当地文化教育事业发展。1939年，国民政府在湄潭成立了一个中央实验农场，第一任场长由西浙大农学院兼职教授刘淦芝担任。1940年，湄潭县立中学与浙大实验学校合并，创建了浙大附中，教师全部由西浙大学生担任。1942年，在西浙大支持帮助下贵州省湄潭实用职业学校成立，为湄潭地区培养了大批实用性技术人才。西浙大全方位参与当地多层次人才的培养，充分发挥了高等学校对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应有作用。

　　与此同时，竺可桢校长以“求是”为校训，借鉴整合东西方教育思想，形成了西浙大的独特办学理念思路，培养了西浙大师生不怕困难、专心求学的凝聚力、向心力和不懈奋斗精神，也培养了一大批学者专家，并创造出一大批世界级学术研究成果。

　　1944年10月，英国学者李约瑟应竺可桢校长之邀来湄潭讲学，原计划只待三天，结果留了七天，他被西浙大浓厚的学术氛围和诸多学术成果所吸引，热烈赞誉西浙大是“东方的剑桥”。回国后，他在《自然》杂志上著文说：“湄潭是浙大科学活动的中心，在那里，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有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教授。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

　　李约瑟提到了王淦昌，谁能够想象，美国原子弹研制成功还有他的贡献。1992年，王淦昌回忆说：“1940年初，到了贵州遵义，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教学和研究环境。我集中阅读了近几年有关中微子问题的论文，写成了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此文1942年1月在《物理评论》杂志发表。正是按照王淦昌的思路，美国物理学家阿伦（John F. Allen）完成了“王淦昌-阿伦实验”，美国物理学家奥本海默（Julius Robert Oppenheimer）据此制造出了美国第一颗原子弹。后来王淦昌本人和学生程开甲也成为新中国的“两弹元勋”。

　　王淦昌、程开甲，还有竺可桢、苏步青、陈建功、卢鹤绂、束星北、贝时璋、谈家桢、李政道、马一浮、丰子恺、张荫麟、梅光迪、钱穆、谭其骧等等中国学界泰斗，都是西浙大的名片，他们中的许多人和其他同事51人成为新中国两院院士。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是1943年考上西浙大的。2004年他在《序》一文中写道：“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如果说竺可桢校长领导的西浙大是浙大历史上一个最辉煌的时期，或许恢复重建浙江大学湄潭校区，也将是竺可桢办学思想再创辉煌的一个新机遇。

　　第三，西浙大在遵义湄潭的七年，充分体现了遵义湄潭人民敬学重教的优良传统。当竺可桢透露浙大西迁贵州的意向时，遵义和湄潭方面主动发出了邀请。1939年6月，竺可桢来到遵义和湄潭实地考察，时任湄潭县县长的严浦泉为争取浙大迁到湄潭做出了极大努力。他专门成立浙大迁移协助会，动员民众腾出250多间房舍，并将湄潭文庙、民教馆、救济院等公房交给竺校长。

　　当时的湄潭县人口只有1000多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十分低下，老百姓从未见过电灯。西浙大迁入湄潭县城和永兴镇后，尽管物资供应十分紧张，但湄潭人宁愿自己节衣缩食，也不让西浙大师生挨饿。一位校友在回忆文章中说，当时他和同学曾经看到当地有百姓家里把死人抬出门，一问原因，说是饿死的！就是在如此艰难困苦中，湄潭人养育西浙大人整整七年，让西浙大师生从容论道、弦歌不辍。生物学家贝时璋曾经撰文说：“我的黄金时代在湄潭。我特别要感谢遵义、湄潭人民倾其所有，使浙大有一个良好的办学环境，没有遵义、湄潭人民的养育之恩，也就没有今天浙大的发展壮大。”

　　遵义湄潭人民尚文敬学、尊师重教，他们对西浙大的这份感情，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宏伟目标的动力所在。

　　恢复重建浙大湄潭校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恢复重建浙江大学湄潭校区，是在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背景下加快遵义乃至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发达东部地区带动欠发达西部地区发展、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实现共同富裕的需要，是发达地区实行教育扶贫、推动高等教育资源相对均衡布局的需要，是浙江大学继承西浙大优良传统、回馈遵义湄潭人民的需要。

　　高等教育相对滞后是现阶段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发展滞后的一个根源。贵州省现有58所高校，其中30所在省会贵阳，遵义市在贵州地级市中高校数量还是比较多的，现有遵义医学院、遵义师范学院、遵义医学院医学与科技学院、遵义职业技术学院、贵州航天职业技术学院、遵义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以及设在湄潭的贵州大学茶学院7所高校。但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每10万人口建一所大学的标准来看，还是远远不够的。贵州省2015年末常住人口3529.50万，遵义市2014年年末全市常住人口为615.49万、户籍人口为787.03万人。这个统计数字表明，不仅从人口数量看，贵州的高校很少，还因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造成人口不断外流。

　　不仅数量应当增加，质量更需要提升。现阶段贵州省只有贵州大学一所综合性高校进入“211”工程，并且在“211”中排名十分靠后，其他均为省级大学，多属于教学型、应用型高校，综合型、研究型大学很少。如果能够恢复重建浙江大学湄潭校区，并且以建设成为一所综合型、研究型大学为目标，那么，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如果湄潭校区达到浙江大学杭州校区的水平，乃至恢复到西浙大的地位和影响力，必将对遵义乃至贵州全省特别是遵义西边的毕节（2015年年末常住人口为660.61万人）、东边的铜仁（2015年常住人口312.24万人）乃至临近的四川、湖南、重庆一些地方的发展，起到带动和辐射作用。

　　一些专家和官员认为，落后地区发展高等教育应当从发展应用型高校、培养专业技术人才起步。事实上，建设综合型、研究型大学更为重要、更有意义。如果能够像西浙大那样聚集一大批世界一流学者，创造世界一流研究成果，那么，在黔北地区这样发展滞后的地方，她可以为当地数千万人口提供高层次、高质量的精神文化影响，成为凝聚千百万民众的精神高地、文化中心。优秀的大学不仅是学校学生的灵魂工程师，也是当地民众的灵魂工程师，可以整体提升一个区域人口的精神层次。如果总是着眼于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许多人口还会流向精神层次更高的外地城市。在黔北中间地带插入浙江大学湄潭校区，就如同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一样，是反贫困、谋发展的治本之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或许有人会说：虽然西浙大的历史证明在湄潭也可以办出世界一流大学，但西浙大是外敌逼迫使然，毕竟那里太过偏僻遥远，难以吸引一流师资和生源。其实，“偏远”是相对“中心”而言的，成了文化中心就不再“偏远”了。从北京大学支持石河子大学发展的经验来看，只要在起步阶段，安排东浙大优秀教师轮流到湄潭校区工作，就可以逐步带出教学科研队伍，生源也将由此逐步改善。尤其是，东浙大应当以学习西浙大前辈为号召，激发年轻教职工的奉献精神和创业激情。而且在航空、铁路、网络通讯等等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已经基本达到发达地区水平的今天，遵义湄潭山清水秀的美好生态也会对发达地区的师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尤其是，2012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号）》，已经承诺为贵州省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提供政策支持。这一文件规定，国家将“支持贵州优化高等学校布局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鼓励贵州高校与国内外高校联合办学”，“加大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和中央预算内投资对贵州教育发展的支持力度”。在中央政府的大力和持续支持下，在浙江大学和贵州省及遵义市的共同努力下，恢复重建浙江大学湄潭校区一定能够成功。

　　具体操作办法建议如下。

　　第一，可由贵州省遵义市正式向浙江大学提出恢复重建浙江大学湄潭校区的建议，并请浙江大学制定相应规划和实施方案。相信浙江大学方面会接受这一建议，因为假如竺可桢、苏步青、贝时璋、王淦昌、谈家桢等老前辈还在的话，他们一定会大力支持这一建议。既然浙大与遵义湄潭有此历史渊源，为遵义乃至黔北发展发挥作用不仅是道义责任，其实更是其效国家的难得机遇，也是自身发展的难得机遇。

　　第二，当年西浙大在遵义分成了遵义县城、湄潭县城、湄潭永兴镇三个校区，新校区可以集中在湄潭县城及其附近，这样不仅体现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直接送到县域地方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可以以湄潭县政府所在地湄江镇的名义，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2016]147号），申为特色小镇（其“特色”最鲜明的可以是浙江大学新校区建设和西浙大文化科技园区）。根据这一文件中“国家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支持符合条件的特色小镇建设项目申请专项建设基金，中央财政对工作开展较好的特色小镇给予适当奖励”等文件精神，获得批准后，作为湄江镇特色小镇重点项目的浙江大学湄潭校区建设，将会得到政策和资金支持（据了解，国家将给每个特色小镇提供几十亿到数百亿的资金支持）。

　　第三，可借力国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邀请某个欧美名校合作创办浙江大学湄潭校区。在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曾开创了创办中外合作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温州肯恩大学）的成功先例（近期还有中国科学院与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落户郑州的案例），这一宝贵经验也可用于浙江大学湄潭校区建设。比如说，既然西浙大被誉为“东方剑桥”，浙江大学和贵州省方面或可共同邀请英国剑桥大学参与浙江大学湄潭校区建设，把浙江大学湄潭校区办成由浙江大学和剑桥大学合办的一所全新的中外合作大学，让她再造“东方剑桥”的辉煌。

　　（本文原刊于12月20日出版的《东方早·上海经济评论》第7版，目前的版本有增补。）

　　湄潭求是高级中学推荐文章2：湄潭重奖高考成绩突出学生和学校

　　本讯日前，湄潭县对今年度高考工作成绩突出的学校和品学兼优的学生进行重奖，以此激励该县干部职工创先争优，形成合力，努力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

　　湄潭求是高级中学理科考生许陈成在今年高考中，以总分686分、全省排名第四的优异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而她的校友孙乙均，同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

　　大学。湄潭县委、县政府分别给予许陈成、孙乙均10万元的奖励，对求是高级中学给予10万元奖励。

　　今年高考，湄潭县理科600分以上20人，文科600分以上21人，均超过往年。在此次表彰大会上，该县共拿出38.5万元，用于奖励高考先进单位和优秀学生。

　　（彭剑）

　　湄潭求是高级中学推荐文章3：图忆｜国有成均，在浙之滨：浙江大学的120年

　　浙江大学迎来建校120周年 视觉中国 图

　　5月21日，浙江大学将迎来120周年校庆。这座出生于“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新式高等学堂”的名校历经百年沧桑依旧风华不减。从大学路求是书院旧址到玉泉校区，再到西溪校区、之江校区、华家池校区、紫金港校区，浙江大学也渐渐成为杭州这座城市的文化代言。

　　2017年5月17日，杭州，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西区求是书院文化元素建筑群落成。 视觉中国 图

　　初创求是

　　清政府甲午战败，维新派人士主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公车上书”后的第二年，杭州知府林启认为杭州现有书院“空谈义理，溺志词章”，希望能够振兴实学，培养人才。1897年，浙江省巡抚廖寿丰为创办求是书院呈清廷的奏折获准，浙江大学的前身在维新浪潮中应运而生，于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5月21日正式开学，杭州知府林启兼任书院总办。

　　呈清廷的奏折，红字为光绪亲笔朱批 除特殊标明外 本文图片均来自 浙江大学档案馆 微信公众号“摄影反思录”。

　　求是书院章程

　　林启（1839—1900）

　　字迪臣，福建侯官人。1876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为编修，放陕西学政。1889年为浙江道监察御史。因反对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建造颐和园，被贬为衢州知府。1896年调任杭州知府，1897年至1900年兼任求是书院总办，并亲自负责国文教学。1897年农历正月创办求是中西书院，同年办蚕学馆，为浙江丝绸工学院（2000年改名为浙江工程学院）前身。1899年办养正书塾，即今杭州高级中学前身。三校为浙江省开创省立大学、职业学校和普通中学先河。

　　求是书院从清末的创办之日起，即确定了“居今日而图治，以培养人才为第一义；居今日而育才，以讲求实学为第一义”的办学宗旨，也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新式高等学校之一。

　　求是书院学生体操课毕之图（1900年10月）

　　浙江高等学堂留杭同学合影 (1951年4月)

　　浙江高等学校旅沪同学会成立 (1931年4月)

　　1898年，就读于求是书院的4位学生前往日本留学。求是书院因此被后世誉为“开中国官费留日风气之先”。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之时，求是书院学生蒋百里等人组织了励志社，发表文章抨击时政，遭致清廷追捕。书院以派往日本留学的方式保护了这批学生。1898年至1902年，求是书院资送何燏时、许寿裳、蒋百里、钱钧夫等32人赴日留学。至1903年，浙江留日学生总数达154人，居全国各省第二位。何燏时后成为北京大学首任校长。

　　当年的求是书院

　　求是书院主楼

　　求是书院主要招收“有志于讲求新”学者。书院课程分必修课与选修课，必修课有国文、英文、算学、历史、地理、格致（物理）、化学及体操等，选修有日文、外国史地、音乐等，肄业以5年为限。

　　1986年4月，求是书院旧址被列入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1990年代末改建，1997年8月，求是书院旧址被列入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1901年11月，求是书院改称求是大学堂，次年又改为浙江大学堂。1903年12月，遵照“钦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改名为浙江高等学堂。

　　风雨飘摇的二十世纪初，更名为浙江高等学堂的浙大前身培养出邵飘萍、吴觉农、都锦生、蒋梦麟等历史文化名人。

　　定名浙大

　　1928年4月，浙江高等学校改称“中华民国大学院浙江大学”（简称浙江大学）。同年7月1日，在校名前加“国立”两字，定名为“国立浙江大学”，著名教育家蒋梦麟、邵裴子先后出任校长。

　　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签署第389号训令，定名国立浙江大学（1928年5月25日）。

　　国立浙江大学校门（1934年）

　　华家池农学院新校舍举行奠基典礼，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交通部长和浙江大学校长出席（1934年4月)。

　　至1936年，学校已设有文理、工、农3个学院。文理学院设有外国语文、教育、史地、数学、物理、化学、生物7个学系；工学院设有电机工程、化学工程、土木工程、机械工程4个学系；农学院设有农艺、园艺、植物病虫害、蚕桑、农业经济5个学系。浙江大学初具规模。

　　1936年，著名地理与气象学家竺可桢任校长。同年9月，竺先生在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他向台下的懵懂学子发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随后他引用美国作家罗威尔的箴言——“大学的目的，不在使学生得到面包，而在使所得到的面包味道更好。”

　　竺可桢（1890—1974）

　　字藕舫，浙江绍兴人，气象学家、地理学家和教育家。1918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36年至1949年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教育部发文，任命竺可桢为国立浙江大学校长（1936年4月8日）。

　　甫进浙大，竺可桢便问上层要经费，着手于充实教授人选、补充图书仪器设备、重视校舍的最低标准；他设置公费生，给贫寒子弟求学机会；他深知身体与头脑同等重要，因此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甚至抓体育锻炼，为师生造游泳池；因为个人的求学经历，竺可桢强调民族复兴，也强调西方科学。

　　竺可桢在浙大十三年，几乎从不缺席早晨六点半的升旗典礼。他曾在《升旗典礼之意义》一文中说，这是为了“在坚定我们的自信力，相信中华民族是有出路的民族，是方兴未艾的民族，是有朝气而不是暮气沉沉的民族。鼓励大家奋发有为，坚持信仰，每天升旗典礼，就是要坚定大家的自信力。”

　　抗战流迁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战火很快延烧到浙江。同年11月，竺可桢校长率领全校师生员工及部分家属，携带大批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开始西迁，流亡办学。

　　初迁浙江西天目、建德；继迁江西吉安、泰和；三迁广西宜山；几经周折，历尽艰辛，行程2600余公里，于1940年2月到达贵州，在遵义、湄潭、永兴等地坚持办学7年，直到抗战胜利。

　　浙江大学西迁路线示意图

　　竺可桢校长实地考察西天目山禅源寺期间，与体育教授舒鸿、一年级主任潘承圻在寺前合影，照片上题字为竺校长手迹（1937年秋）。

　　西迁途中，在开往桂林的船上，竺可桢校长与同学共进午餐 (1937年)。

　　师生乘坐民船从浙江建德赴江西吉安途中（1937年12月）

　　遵义浙江大学校舍分布图

　　遵义浙江大学校舍分布图

　　湄潭校舍 (1939年)

　　龙泉分校校舍——风雨龙吟楼(1941年10月)

　　1945年6月，浙江大学离开贵州时，竺可桢还特刻石立碑“国立浙江大学黔省校舍记”，竖立于办公楼前。

　　国立浙江大学黔省校舍记

　　岛夷之患兴，区内俶扰，徒都重庆，学多内移。土陷贼中者，辄冒险阻，间道来归。国家增学校，延师儒，优其廪给，收而教之。由是西南之名都繁邑，僻区（左耳旁奥）壤。往往黉合相望，弦歌之声洋洋。然顾庶事草创，师资图籍，弗备弗精，亦其势然也。当是时，国立浙江大学迁徙者数矣。民国二十九年春始抵贵州之遵义，而别置一年级生於青岩。既而以理、农二院处湄潭，文、工二院处遵义，师范学院则分布两县间。湄潭有镇曰永兴，一年级生复徙居之。盖积时六稔，而以学院名者五，析系至二十有五；以研究院名者一，析部至五。其隶而附者，若工厂、农林之场，中学、小学之属，又不一而足。师弟子之在校者，总三千人。其讲堂、寝室、集会、办公、操练、庖福之所，取诸廨宇寺观与假诸第宅之羡者十八九。故其材不庀而具，其功不劳而集，其新筑者取苟完而已。凡为屋之数，千有余间。其书自四部七略暨声、光、电、化、算数、农艺、工程之著作，不下五万余册；其仪器以件计者三万；机器以架数者七百有奇；标本都万二干。凡所以安其身，养其知，肄习其能者如此。遭时多故，世不复以简陋见责，甚或有从而誉焉者。可桢窃独忧之。夫至变而莫测者，事也；至赜而无竟者，学也。守先哲之所以明，而益穷其所未至，以应方来之变，犹俱或踬焉！况区区但袭故迹，无所增进，而谓可与一世角智力，竞雄长，幸存而不替，何其（单人旁真）欤！校故在杭县，清季为求是书院，院废，为高等学堂，民国十六年易今名。余乃倡“求是”二字，以与多士共勉焉。

　　军兴以来，初徙建德，再徙泰和，三徙宜山，而留贵州最久，不可以毋记也；故记之以念后之人。

　　1997年7月，湄潭县设碑“浙江大学湄潭办学记“（拍摄于2017年4月）。

　　英国科学史学家、皇家学会会员、英国驻华文化与科学协作代表团团长李约瑟博士与夫人参观浙大实验室（1944年10月）。

　　这是浙江大学重要发展时期，在颠沛流离的战争环境下，浙大奇迹般地从抗战前只有文理、农、工3个学院16个系的地方性大学，一跃成为有文、理、农、工、法、医、师范7个学院27个系的综合性大学。1944年4月和10月，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先后两次到贵州的遵义和湄潭，访问西迁中的浙江大学。之后，把抗战期间浙江大学在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下所取得的教育成就和科研成果介绍给国际科学界，将浙江大学称为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并将其比喻为“东方剑桥”。

　　农学院蚕桑系的学生（1934年）

　　航空工程实验室（1934年）

　　学生们在铸工车间实习（1935年）

　　动力实验室（1935年）

　　浙大求是队获宜山“正常杯”篮球赛优胜奖(1938年10月1日)。

　　1938年11月01日，竺可桢校长在广西宜山的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并提出要以 “求是”两字为校训。这与求是书院“居今日而育才，以讲求实学为第一义”的办学宗旨不无呼应。

　　竺可桢与丁绪贤、胡刚复合影于广西桂林中学物理实验室(1940年1月)。

　　解放之后

　　1946年底到1947年上半年，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等几十个城市、50多万学生，相继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反美抗暴斗争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

　　被日本飞机轰炸后的教室 (1939年2月5日)。

　　为保存民族文化瑰宝，免遭战火之灾，学校协助浙江省搬运文澜阁的四库全书到贵阳，图为贵阳地母洞书库 (1942年5月1日)。

　　同学们举行游行示威（1947年5月）

　　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罢课执行委员会主席于子三等4人，于1947年10月26日凌晨被国民党军警特务秘密逮捕。10月29日下午6时20分，于子三被杀害在保安司令部监狱。

　　于子三烈士（1947年10月）

　　浙大学生为于子三出殡，遭到军警破坏（1948年1月）。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1949年8月26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委任马寅初为校长。1951年10月，根据教育部通知，国立浙江大学去国立，改名为浙江大学。

　　竺可桢校长与部分教师在大学路校舍前合影，照片上所题人名系竺可桢校长手迹（1948年10月）。

　　当年，乡绅曾水清得知浙大要在龙泉办学，就将刚刚建好不久的曾家大院让出（拍摄于1991年4月）。

　　1998年9月，由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四所高校合并组建成立新的浙江大学，原浙江大学校址成为玉泉校区，原杭州大学校址成为西溪校区，原浙江农业大学校址成为华家池校区，原浙江医科大学校址成为湖滨校区。

　　新浙江大学成立大会会场（1998年9月15日）

　　2017年5月18日，杭州钱江新城主题灯光秀增加浙大120周年校庆专场。 视觉中国 图

　　如今，浙江大学新建了海宁国际校区、舟山校区，在英国帝国理工大学也设立了海外校区，成为一所世界知名的一流大学。

　　国有成均，在浙之滨；启真笃学，求是育英。百廿过去，今日浙大依旧在江浙之滨续写着辉煌。

　　湄潭求是高级中学推荐文章4：探访贵州复课的高三年级 防控教学两不误

　　3月18日，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求是高级中学高三年级迎来开学复课第三天，该学校在开学前期成立疫情防控工作组，制定“疫情防控一校一策”、编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手册》，按照师生体温一日三检、实行五天一轮的作息时间、“错峰、定点、定员、定时、定向”的原则安排师生用餐、做好通风消杀等制度，确保疫情防控和教育教学两不误。贵州省内各中学初三高三年级已于3月16日全面开学复课。

　　3月18日，高三学生正在上课。当日，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求是高级中学高三年级迎来开学复课第三天，该学校在开学前期成立疫情防控工作组，制定“疫情防控一校一策”、编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手册》，按照师生体温一日三检、实行五天一轮的作息时间、“错峰、定点、定员、定时、定向”的原则安排师生用餐、做好通风消杀等制度，确保疫情防控和教育教学两不误。贵州省内各中学初三高三年级已于3月16日全面开学复课。中新社记者瞿宏伦摄

　　一名高三学生正在回答老师提问。中新社记者瞿宏伦摄

　　高三班级内的倒计时牌显示距离高考只有81天。中新社记者瞿宏伦摄

　　高三学生在操场戴口罩上体育课。中新社记者瞿宏伦摄

　　学校食堂内“疫情防控，人人有责”的标语。中新社记者瞿宏伦摄

　　高三学生在食堂就餐时将口罩挂在挂钩上。中新社记者瞿宏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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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湄潭求是高级中学推荐文章5：浙江大学服务团赴贵州开展心理健康服务

　　中新网浙江新闻7月26日电（曹丹）近日，由浙江大学党委学工部心泉朋辈心理服务团组织的“求是心语 共绘未来”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赴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为湄潭求是高级中学的学生开展了一系列心理健康科普和调研活动，为当地学生缓解心理压力，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活动现场，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院的博士生谢尹以“最重要的小事”为主题，和大家分享了一堂心理健康课程。谢尹以自身朋辈助人的经历为例，强调要关注生活中小事、关爱自己，鼓励同学们要利用朋辈优势，互相帮助。

　　团辅课现场。浙江大学供图

　　服务团成员们为当地学生开设了“情绪管理与沙画艺术”“Open Heart（开放心灵）卡心理团辅”“让音乐成为情绪的伙伴”等课程，引导当地学生自由地表达内心的情感和想法，提供发现和表达情绪的新途径。

　　“我选择的是一张‘拥抱’的卡片代表自己的现在，虽然现在我和父母不在一起，但我理解父母工作的辛苦。我选择了一张‘飞向蓝天的鸟’的卡片代表我的未来，希望自己的家人能够越来越好。”在Open Heart（开放心灵）卡心理团辅课上，求是高级中学一位高一学生和大家分享了自己选择的卡片。

　　“学生选择的卡片，是我们连接他们内心的一扇窗，让我们更好地倾听、理解和共鸣他人内心的声音，引导他们了解自己的内心感受，激发内在智慧和潜能发展。”服务团团员张永迪分享道。

　　据悉，服务团成员还深入当地政府部门、医院和中小学进行心理健康调研访谈，旨在了解当地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为未来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参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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