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九）再见，乡校
乡中，说到底，仍是简陋的。南北两排砖木结构的平房。我们这些来自上片村子的学生，挤在南边这排；下片村的，则在北边那排。每排都是一间大教室，附带一间小小的办公室，格局简单到近乎极致。
两排房子之间，勉强凑合出两个篮球场的空地。地面是裸露的黄土，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四个孤零零的篮球架立在两端，油漆剥落，篮网残破。西面是一片毛竹园，没有篱笆，成了我们课间天然的游乐场。操场边的土坎，被踩磨得光滑发亮。东边紧挨着几间农舍，低矮的土墙和歪斜屋顶，成了学校现成的围墙。
校址原本也是一座小土山，地势明显高于四周。我们打篮球时，没准头的球经常砸在东边农家的瓦屋顶上，引来住户怒气冲冲地交涉。这也成了我们枯燥校园生活里，一个小小的插曲。
西南角有十几级粗石垒成的台阶，正对着教师宿舍的山墙。山墙上开着一扇门，门后是一条幽暗的长走廊，两边是一排排小房间。我每次路过，目光总忍不住在那条深不见底的走廊上停留片刻。会没来由地猜想：那位皮肤黝黑，嘴唇紧抿的李老师，她那场惊天动地的风流韵事，是否就发生在其中某间小屋里？是否还残留着吴侬软语，或是无声叹息？
在我的记忆里，从三间头到二溪桥，再到这乡中，仿佛从未有过“运动会”这个概念。没有足够大的场地，连一节像样的体育课都是奢侈。竞技的集体狂欢，似乎只属于遥远的城里。
不过，在乡中，我倒参加过一次别样的大会。在北首那间兼作图书室的屋子前，用门板和长凳匆匆搭起一个台子。
台上站着四五个被五花大绑的人，个个耷拉着脑袋。他们身后，立着面色肃穆的押解者。
操场上黑压压站满了人，学生、老师、闻讯赶来的附近村民。台上的人念着长长的稿子，声音通过高音喇叭传得很远。台下被带领喊出的的口号却稀稀拉拉。那场景，庄重，压抑，又带着一种莫名的滑稽。
后来，每当在文学作品里读到关于那个年代的批斗会描写，我脑海中首先浮现的，便是乡中操场上那个简陋的台子，那几张模糊而颓丧的脸，以及空气里弥漫的黄土尘埃的气息。
我的同桌是荣根。他似乎把大半心思，从书本转移到了前排女生吴小莉的身上。他变着法儿捉弄她：用铅笔的木头尾巴，冷不丁戳一下她浑圆的肩；或者悄悄伸脚，勾住她凳子的横档，等她起身时一个趔趄。
“讨厌！”吴小莉总会回过头，瞪他一眼，脸颊飞起两片薄薄的红晕。
但我总觉得，她那声“讨厌”并非真的讨厌。因为她从未真正拉下脸来，去向老师告状。
直到有一次，荣根玩过了火。他拧开钢笔帽，将明晃晃的笔尖朝前，故意悬在吴小莉后背附近。吴小莉无意识地向后一靠，她崭新的的确良衬衫后背上，顿时绽开一团不规则的海蓝色小花。
吴小莉是真的恼了。她“嚯”地转过身，杏眼圆睁，伸手就要打荣根。荣根猴子般缩到了我身后，把我当成了一面人肉盾牌。吴小莉正在气头上，无视我的存在，一手扳住我的肩膀，另一只手绕过我，噼里啪啦地拍在荣根的胳膊和脑壳上。
我僵在中间，脖根感受了她因为激动而微微发热的呼吸。她的手很软很白，肥嘟嘟的手背和指节上有几个小小的窝。她那种细腻的莹润的白，让我瞬间恍惚，想起了谷萤，但她们又不一样。吴小莉是饱满的，呼之欲出，和记忆里那个扑进我怀中的谷鹃，倒有几分相似。
一天中午，我们正在队屋前的空地上吃饭，远处忽然飘来一阵歌声。那歌声清越，悠扬，婉转中带着一丝说不出的忧伤，是我从未听过的好听。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那疯女人又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声。
正在吃饭的大人们，像听到某种指令，“呼啦”一下，端着饭盒都跑了出去。我抑制不住好奇，也跟了上去。
就在那座冒着白烟的小土窑的窑顶，一个三四十岁的女人，竟赤身裸体地站在那里。她似乎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脚下嘈杂的人群和无数道目光浑然不觉，只是仰着脸，对着灰蒙蒙的天空，继续唱着那支动听却哀伤的歌。
手劲叔拿着一件破旧工装，焦急地想冲上去给她披上，却被她狂乱的推开。手劲叔一边大声呵斥驱赶看热闹人群，一边指挥两个胆大的壮汉，小心翼翼地攀上窑顶，不顾她的挣扎与尖叫，强行将她架了下来，用那件破衣服胡乱裹住，匆匆带离。
我呆立在人群中，心里满是震惊。那震惊，来自于初次目睹毫无遮掩的异性躯体所带来的视觉冲击；更是深切的困惑与悲凉：究竟是什么样的遭遇，什么样的绝望或变故，能让她以这样惊世骇俗的方式，在光天化日之下，倾诉无法言说的痛苦？那个忘情歌唱的疯癫身影，让我瞥见了其下隐藏的，更为残酷荒诞的人生暗面。
那一刻，我仿佛听见命运，在某个看不见的角落，发出一声沉重的令人心悸的叹息。
日子在平淡中不紧不慢地翻页。高二刚开学，一个消息像投入池塘的石子，在死水微澜的乡中激起了波纹。
学校接到区里的通知，要求挑选成绩最优异的学生，参加一场全区范围的选拔考试。
原来，恢复高考已有两年，为了提高升学率，区里那所真正的重点中学，决定集中优势资源，开设一个“尖子班”，面向全区所有乡镇中学，遴选苗子。
选拔只考两门：语文和数学。
语文试卷，用的竟是当年的高考题。成绩公布，全区（包括区校在内），及格的仅有两人。而我，得了七十一分，名字赫然排在第一位。数学，我也挤进了前二十名。
消息传来时，我正赶羊归圈。没有预想中的狂喜，反而有一种极不真实的恍惚感。一年前，一只肥壮的骚牯羊，蛮横地堵住了我去区校的路；一年后，二份答卷，却又悄然为我撬开了另一扇门。
我又将和炜炎成为同班同学，命运画了一个近乎讽刺的圆。
荣根和吴小莉后来怎么样了？
任老师，是否还在二溪桥，继续着文字美学的执着？
李老师后来回城了，那嘴角是否已经冰雪消融？
那个在窑顶歌唱的疯女人，又流落到了何方？
这些问题的答案，我已无从知晓，也再难回头探寻。
乡校的岁月，像一本装订散乱的书，写满了饥饿与渴望，荒诞与真实，失去与获得，今天，终于翻到了最后一页。
我（十九）再见，乡校
乡中，说到底，仍是简陋的。南北两排砖木结构的平房。我们这些来自上片村子的学生，挤在南边这排；下片村的，则在北边那排。每排都是一间大教室，附带一间小小的办公室，格局简单到近乎极致。
两排房子之间，勉强凑合出两个篮球场的空地。地面是裸露的黄土，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四个孤零零的篮球架立在两端，油漆剥落，篮网残破。西面是一片毛竹园，没有篱笆，成了我们课间天然的游乐场。操场边的土坎，被踩磨得光滑发亮。东边紧挨着几间农舍，低矮的土墙和歪斜屋顶，成了学校现成的围墙。
校址原本也是一座小土山，地势明显高于四周。我们打篮球时，没准头的球经常砸在东边农家的瓦屋顶上，引来住户怒气冲冲地交涉。这也成了我们枯燥校园生活里，一个小小的插曲。
西南角有十几级粗石垒成的台阶，正对着教师宿舍的山墙。山墙上开着一扇门，门后是一条幽暗的长走廊，两边是一排排小房间。我每次路过，目光总忍不住在那条深不见底的走廊上停留片刻。会没来由地猜想：那位皮肤黝黑，嘴唇紧抿的李老师，她那场惊天动地的风流韵事，是否就发生在其中某间小屋里？是否还残留着吴侬软语，或是无声叹息？
在我的记忆里，从三间头到二溪桥，再到这乡中，仿佛从未有过“运动会”这个概念。没有足够大的场地，连一节像样的体育课都是奢侈。竞技的集体狂欢，似乎只属于遥远的城里。
不过，在乡中，我倒参加过一次别样的大会。在北首那间兼作图书室的屋子前，用门板和长凳匆匆搭起一个台子。
台上站着四五个被五花大绑的人，个个耷拉着脑袋。他们身后，立着面色肃穆的押解者。
操场上黑压压站满了人，学生、老师、闻讯赶来的附近村民。台上的人念着长长的稿子，声音通过高音喇叭传得很远。台下被带领喊出的的口号却稀稀拉拉。那场景，庄重，压抑，又带着一种莫名的滑稽。
后来，每当在文学作品里读到关于那个年代的批斗会描写，我脑海中首先浮现的，便是乡中操场上那个简陋的台子，那几张模糊而颓丧的脸，以及空气里弥漫的黄土尘埃的气息。
我的同桌是荣根。他似乎把大半心思，从书本转移到了前排女生吴小莉的身上。他变着法儿捉弄她：用铅笔的木头尾巴，冷不丁戳一下她浑圆的肩；或者悄悄伸脚，勾住她凳子的横档，等她起身时一个趔趄。
“讨厌！”吴小莉总会回过头，瞪他一眼，脸颊飞起两片薄薄的红晕。
但我总觉得，她那声“讨厌”并非真的讨厌。因为她从未真正拉下脸来，去向老师告状。
直到有一次，荣根玩过了火。他拧开钢笔帽，将明晃晃的笔尖朝前，故意悬在吴小莉后背附近。吴小莉无意识地向后一靠，她崭新的的确良衬衫后背上，顿时绽开一团不规则的海蓝色小花。
吴小莉是真的恼了。她“嚯”地转过身，杏眼圆睁，伸手就要打荣根。荣根猴子般缩到了我身后，把我当成了一面人肉盾牌。吴小莉正在气头上，无视我的存在，一手扳住我的肩膀，另一只手绕过我，噼里啪啦地拍在荣根的胳膊和脑壳上。
我僵在中间，脖根感受了她因为激动而微微发热的呼吸。她的手很软很白，肥嘟嘟的手背和指节上有几个小小的窝。她那种细腻的莹润的白，让我瞬间恍惚，想起了谷萤，但她们又不一样。吴小莉是饱满的，呼之欲出，和记忆里那个扑进我怀中的谷鹃，倒有几分相似。
一天中午，我们正在队屋前的空地上吃饭，远处忽然飘来一阵歌声。那歌声清越，悠扬，婉转中带着一丝说不出的忧伤，是我从未听过的好听。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那疯女人又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声。
正在吃饭的大人们，像听到某种指令，“呼啦”一下，端着饭盒都跑了出去。我抑制不住好奇，也跟了上去。
就在那座冒着白烟的小土窑的窑顶，一个三四十岁的女人，竟赤身裸体地站在那里。她似乎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脚下嘈杂的人群和无数道目光浑然不觉，只是仰着脸，对着灰蒙蒙的天空，继续唱着那支动听却哀伤的歌。
手劲叔拿着一件破旧工装，焦急地想冲上去给她披上，却被她狂乱的推开。手劲叔一边大声呵斥驱赶看热闹人群，一边指挥两个胆大的壮汉，小心翼翼地攀上窑顶，不顾她的挣扎与尖叫，强行将她架了下来，用那件破衣服胡乱裹住，匆匆带离。
我呆立在人群中，心里满是震惊。那震惊，来自于初次目睹毫无遮掩的异性躯体所带来的视觉冲击；更是深切的困惑与悲凉：究竟是什么样的遭遇，什么样的绝望或变故，能让她以这样惊世骇俗的方式，在光天化日之下，倾诉无法言说的痛苦？那个忘情歌唱的疯癫身影，让我瞥见了其下隐藏的，更为残酷荒诞的人生暗面。
那一刻，我仿佛听见命运，在某个看不见的角落，发出一声沉重的令人心悸的叹息。
日子在平淡中不紧不慢地翻页。高二刚开学，一个消息像投入池塘的石子，在死水微澜的乡中激起了波纹。
学校接到区里的通知，要求挑选成绩最优异的学生，参加一场全区范围的选拔考试。
原来，恢复高考已有两年，为了提高升学率，区里那所真正的重点中学，决定集中优势资源，开设一个“尖子班”，面向全区所有乡镇中学，遴选苗子。
选拔只考两门：语文和数学。
语文试卷，用的竟是当年的高考题。成绩公布，全区（包括区校在内），及格的仅有两人。而我，得了七十一分，名字赫然排在第一位。数学，我也挤进了前二十名。
消息传来时，我正赶羊归圈。没有预想中的狂喜，反而有一种极不真实的恍惚感。一年前，一只肥壮的骚牯羊，蛮横地堵住了我去区校的路；一年后，二份答卷，却又悄然为我撬开了另一扇门。
我又将和炜炎成为同班同学，命运画了一个近乎讽刺的圆。
荣根和吴小莉后来怎么样了？
任老师，是否还在二溪桥，继续着文字美学的执着？
李老师后来回城了，那嘴角是否已经冰雪消融？
那个在窑顶歌唱的疯女人，又流落到了何方？
这些问题的答案，我已无从知晓，也再难回头探寻。
乡校的岁月，像一本装订散乱的书，写满了饥饿与渴望，荒诞与真实，失去与获得，今天，终于翻到了最后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