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语罕(1888—1948)，原名高超，安徽寿县人。他是中国现代史上和中共党史上一位重要人物。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谈话谈及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在德国也有党的支部，成员中有“高语罕、朱德、张申府”。只是由于高语罕人生的曲折沉沦，淹没在汹涌澎湃的历史潮流中，使其几乎被今天的人们遗忘。

　　脱胎于旧时代

　　高语罕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大地主家庭，从小在父亲执教的义塾里接受严格的科举教育，希图以此光宗耀祖。他是家里的长子，自然被寄予了更大的希望，因此要求也就更加严格。1904年冬天，高语罕参加了清末、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当时同高语罕一起参加考试的有他在私塾读书时的先生。但是公榜时，老师落榜了，学生高语罕上了榜。伴随“金榜题名”的，就是“洞房花烛”，于是在长辈们的关心下，第二年高语罕就完婚了。

　　只是毕竟所处时代不同了。晚清的国门再也不可能关上了，因此西方世界的思潮随之汹涌而入。随着科举制度的取消，读书人的梦也就破灭了。于是出现了求学渠道的多样化，高语罕也被这种历史潮流裹挟而行。1905年高语罕和其他同学考入安庆陆军测绘学堂。之后又辗转求职、求学。1912年，和当时许多要求“进步”的青年一样，高语罕也东渡日本。对于自己这种人生尝试，高语罕作了交代：“辛亥革命前，我因家中的境遇不好，曾进法政学校，希图做高等游民。进了没有一个月，赶上武昌起义，我于是又夹在革命党里混了几个月。军人生活、政党生活、官僚生活皆小小地尝试了一下。”而对于之所以选择出国留学，他说：“来到日本，因为相信政治是救国的唯一办法，潜心研究政治，预备回国后在政治舞台上踢一脚。”由此可见青年时期的高语罕，也像许多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一样，怀有怎样的政治抱负！在日本求学期间，高语罕向《甲寅》杂志投稿，而这个杂志是由章士钊、陈独秀主持的，因此这个时候就与他们有了交往。1914年高语罕回国来到上海，在上海高等商业学校任教，期间“曾佐助《新青年》的创办，并在刊物上发表过多篇文章”。

　　1916年秋，应朋友的邀请，高语罕到芜湖安徽省立第五中学担任学监兼国文老师，学生中有后来的著名人物李克农、蒋光慈、阿英、李宗邺、曹渊等。任职期间，适应新文化运动思潮，高语罕创办了安徽省第一个学生自治会，开办了工读学校、义务学校、平民学校和商业学校等，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并支持李克农、蒋光慈、阿英等学生成立无政府主义团体；五四运动爆发后，高语罕发动芜湖青年学生响应。在当时也算是轰动一时的人物。据朱蕴山所回忆，“安徽的运动，实际上是从芜湖五中开始的”。“是与刘希平、高语罕两位老师分不开的。希平先生在教育界德高望重，高在朋辈中负有才名”。

　　参加党的早期革命活动

　　由于高语罕在芜湖五中开展的爱国运动，因此受到安徽军阀的忌恨，地方军阀打算对高语罕和学生采取行动。在此形势下，1919年7月，高语罕只好离开芜湖，年底逃往北京避难。在此期间，高语罕同陈独秀多有接触，“并秘密参加早期的建党活动”。

　　高语罕擅长理论宣传，为了通俗生动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他主张用白话文写作，摆脱过去诘屈聱牙的古典文式。1920年1月11日，高语罕专门就此写信给胡适，信中说：“我现在把我三年来在中学校所教授的国文编辑出来，预备付印，给一般中学生作一个新文字的指导者。”这就是1921年1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畅销一时的《白话书信》。该书以书信体的形式，内容涵盖家庭书信、社交书信、工商书信、论学书信。其中家庭书信论述妇女平等和婚姻自由，社交书信论述社会的不平和政局的黑暗，工商书信论述劳工痛苦和资本剥削，论学书信主要为解释《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学说。

　　该书不仅形式活泼，文字通俗，看似是书信，实际上给读者以社会和思想上的启蒙。正如在序言中指出：“实在和人往来和论事、论学的书信，不过十之一；其余皆是‘亡是公’、‘乌有先生’。但是每篇皆含有社会极切要、亟待解决的问题，或描写社会的真相，抉出人心的隐秘。时或有戏曲的趣味；时或有小说的意思；时或有诗歌的情感。”即是今天所说的寓教于乐。

　　《白话书信》是高语罕早期革命思想的集中体现。由于该书宣传马克思主义，遭到当局的查禁。但是却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前后共再版了39次，印刷达10多万册。在当时，该书与陈独秀的《独秀文存》、胡适的《尝试集》一起，并列为上海亚东图书馆三种畅销书。

　　由于高语罕和陈独秀是安徽同乡，而且二人很早就认识，且交往比较密切。因此高语罕比较早就参与了陈独秀所从事的革命活动。1920年8月，高语罕就和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雁冰等在陈独秀的指导下从事共产党发起小组的工作。期间，高语罕还推荐自己在芜湖安徽五中任教时的学生蒋光慈等进入外国语学社读书。在北京期间，经李大钊介绍，高语罕参加了北京共产党组织和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党员。

　　1922年8月4日，高语罕赴德国，在那里学习生活了3年之久。有的研究者称朱德在德国期间加入共产党的入党介绍人是周恩来和高语罕，但本文特意查阅了一下《朱德传》，书中说朱德的入党介绍人是周恩来和张申府，而没有高语罕。

　　1925年8月回国后，高语罕曾在上海大学短期任教。1925年12月20日，高语罕即受组织派遣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在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高语罕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作为常委的高语罕，由于性格直率，看不惯国民党内不良风气，经常得罪人。有一次开会，蒋介石吩咐工作人员准备了精美点心，但高语罕一到会场，看到这种排场，当场冲蒋介石严厉批评道，开会又不是请客，何必如此浪费？搞得蒋介石下不了台。

　　1926年1月19日，高语罕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兼入伍生部少将党代表、共产党黄埔党团书记，与邓演达、张治中、恽代英被蒋介石斥称为“黄埔四凶”。这一时期，高语罕还曾担任过毛泽东为所长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训练主任。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高语罕等受到蒋介石的通缉，于是被迫离开黄埔军校。1926年4月20日，蒋介石在宴请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党代表及官长的公开场合，点名批评高语罕，说他在黄埔军校里“每次演讲，有形无形之间，诋毁本校不革命的言论是公开的，大家知道，不必我说了”，“他的用心，先暗示一班同志，对我失了信仰”。针对蒋的指责，本来想保持沉默的高语罕，写了著名的《一封公开信——致蒋介石先生》，发表在《向导》1926年6月16日第158期上。对蒋介石的无中生有的指责，一一加以驳斥。不过，也许囿于国共合作的环境，高语罕的语气还是很客气的，而且尽力维护蒋介石的“权威”。他在信中说：“先生！老娘生下我来，就是这副骨头！性子戆（音状）直，心直口快，但是我却有一个好处：晓得一个人，尤其是一个革命党人，若是自己不能受人批评，不能公开的承认自己的过失，甚至还去文过饰非，那便是自绝他的政治生命，所以无论何人，凡于人家批评我，指摘我的，我都很乐于接受。”“总而言之，我不但没有诋毁中伤先生，此后凡遇其他同志有欲诋毁先生、中伤先生的，语罕忝属中央监察委员，定当严加弹劾，以肃本党纪律而森严革命的壁垒。海天在望，诸维珍重。”

　　1927年，高语罕到上海，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担任特别宣传委员会委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高语罕到汉口，中共中央任命他为《民国日》主笔。他以笔代枪，宣传反蒋。他还到处演讲，鼓励人们团结起来打倒反革命。当时人们把他和吴玉章、徐谦称为武汉反蒋的“三尊大炮”，一时成为美谈。

　　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高语罕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受命起草了指导南昌起义的《中央委员宣言》。随南昌起义部队撤退至广东潮汕后，周恩来专门指示高语罕到香港联络张发奎、黄琪翔。因张发奎等已离开了香港，联络工作无法进行，高语罕只得滞留港澳。

　　走上托派之路

　　1928年初，高语罕辗转来到上海。暂时住在杨匏安的一个亲戚家里，生活上主要靠亚东图书馆接济，平时只好拼命写文章赚稿费。组织上安排高语罕参加由其学生蒋光慈任组长，组内有阿英、李克农、严启文、李泽纯、宋季仁为成员的中共春野支部，在那里过组织生活，并参与指导太阳社的文艺工作。太阳社是由中共领导创建的第一个革命文学社团，由蒋光慈等创办。根据阿英的回忆，说：“1928年，太阳社成立于上海，当时中央干部参加的，有秋白、杨匏安、罗绮园、高语罕、郑超麟。秋白在工作上，有许多的指示，但因为政治工作繁忙，却没有写什么东西。只匏安、绮园，用笔名发表了几篇小说。不久，杂志也遭了封禁。”由此可见，高语罕确实参与了太阳社的领导工作，但具体做了哪些事情，则没有史料说明。

　　但是作为一个党员，高语罕必须服从组织的安排，参加支部组织的活动，比如晚上去大街小巷刷革命标语、散发传单。对于这种在白色恐怖下进行的冒险活动，高语罕表示反对，但左倾错误思潮当时在党内盛行，高语罕的观点受到批评。在春野支部，高语罕和坚持左倾思想的人发生了激烈争论。而此时，从总书记职务上下台的陈独秀也以冷静的眼光，分析认为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不应该跟敌人冒险、蛮干，白白牺牲自己的同志，因此向中共中央陈述自己的意见与建议，结果遭到中央左倾错误领导人的批评。在看到左倾中央继续视革命形势处于高潮、而不断进行诸如飞行集会，并指示红军进攻大城市的情况下，陈独秀出于“挽救党”、“挽救中国革命”的想法，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并进行了托派活动，1929年11月15日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

　　高语罕与陈独秀很早就熟悉，论公论私交情都比较好。而且高语罕也不赞同当时中共中央的左倾思想和冒险主义行为。因此当陈独秀在中共党内以反对左倾错误为号召、扯起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就得到包括高语罕等在内的许多人的响应与支持。

　　由于政治倾向的一致，高语罕彻底地站到了陈独秀的立场，也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上来了。1929年12月15日，由陈独秀牵头发表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正式宣告这些人与中共的分道扬镳。在这篇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文章背后签名的就有高语罕等81人。不久，在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责令下，春野支部将高语罕开除党籍。从此宣告高语罕走上了另一条政治道路。不过，也许对“革命”已经没有了热情，高语罕参加托派后，并没有进行过太多的托派活动，见之史料的，更多的是他在从事文字著述活动，或者说是在以文谋生而已。据统计，自1928年到1936年共出版作品20部。

　　由于高语罕曾经在党内的名声，因此当他隐姓埋名之后，一些关心他的人便四处打听他的下落。于是也就有了一些关于他的花边新闻。如当时上海《社会新闻》杂志登载称：“1930年被共产党干部派开除的高语罕，一向在取消派中枢工作，去年曾一度要求干部派恢复党籍，但干部派以其毫无诚意，而拒绝之。故高至今仍为取消派，且为取消派之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外传其已脱离取消派，后回干部派工作，实非事实也。但高之生活问题，尚未能适当解决。盖取消派内经济本甚困难，高氏每月固定所得之生活费，不过十五元，而高之嗜好极多，十五元万不足以维持，幸高能文，已与现代书局接洽妥当，由高为现代编一种丛书，而由现代按月给高若干元，高之生活，即赖此维持。”这则半真半假的“新闻”，倒是告诉我们，高语罕确实是卖文为生。

　　穷困潦倒的晚年

　　正因为只能靠写书赚稿费维持生活，因此高语罕的晚年生活在风雨飘摇的时代里过得非常困窘，显得潦倒落魄。

　　随着上海、南京相继沦陷，高语罕先是流亡到武汉，在这里得到前来参加武汉会战的黄埔军校学生、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团军团长兼第一军军长胡宗南的关照，并由胡推荐到重庆委员长行营任职。1938年2月14日乘飞机来到重庆，受到行营主任顾祝同的亲自接见和款待。之后，高语罕就担任了行营参议这样一个虚职，每月可以领取一点薪资，用以度日。

　　由于居住在重庆城里费用高，难以承受，再加上安徽教育界许多朋友因国立安徽中学迁址江津、大部分旅渝皖籍人士也大都定居在江津之故，因此1939年5月高语罕随陈独秀也来到江津落脚。在这里，高语罕与陈独秀来往密切，颇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病相怜之感。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逝世，作为老友、同乡、又兼下级的高语罕帮助料理了后事。事后，高语罕还写了一篇《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对陈独秀作了一番颇为客观的评价：“独秀先生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我们绝对不愿夸张，但有一件事是不可否认的，就是他在五四运动时代旗帜鲜明、堂堂正正地提出了下述两个口号：拥护德先生——民主主义；拥护赛先生——科学。在那时，梁启超等正在闹玄学，北洋军阀的执政府正在做最后的挣扎，独秀先生的两只小而锐利的眼睛却已经看到全国民众和文化界思想界的迫切需要是什么。自此以后，一直至今，我们所努力奋斗以及政府现在所号召全国起来抗战的，还是这两个口号来做我们的指导原则。”

　　陈独秀去世后，高语罕显得更加孤独。为了生活，也为了摆脱思想的寂寞，高语罕便拼命地写作。在物价飞涨的时候，仍然入不敷出。至此，高语罕也只好作出为五斗米折腰的事情来，1942年9月，他写了一张《语罕谋食》的启事，登载在《新民》副刊上，内写道：“我为了生活的逼迫，不能不找工作，如有人或学校，或机关需要教师，或秘书或其他文字之役，在下述条件之下，即：（1）每月江津老斗一石米；（2）六月一发，先期将该米折合江津市价预付；（3）供给食宿；（4）每日工作三小时；（5）供给来回川资等等。鄙人便可应募。”从启事内容明显看得出来，要求工作的口气多么恳切，条件又是多么低廉。也许是高语罕在当地名气大，而条件又低，于是启事登出没几天，很快就有重庆一商家来信，要聘用他了。工作是帮助信奉基督教的老板翻译耶教经典，以供阅读。这是很枯燥辛苦的差事，本不想干，但又找不到别的活路，于是从1942年9月至1945年春，高语罕就这样日复一日地与耶和华等经典为伴。

　　后来实在干不下去了，高语罕才通过社会关系，打通关节，勉强争取到警察局和社会局的批准，允许他在重庆江苏会馆说书。于是从1945年4月15日开始以说书的形式给听众讲《红楼梦》，效果出奇的好，听众非常踊跃。前后一共讲了六次，后来整理成《红楼梦宝藏六讲》，于1946年7月由重庆陪都书局铅印发行。1945年7月正式辞去了家庭翻译的工作，来到成都，住在朋友《新民》经理邓季惺家里，帮助邓季惺和《新民》社长陈铭德几个正上初中的子女补习国文，一共三个女孩一个男孩，其中的男孩就是今天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据高语罕评价，当时的吴敬琏：“有心思，有条理，嗜学，在高中也是高材生，但身体不好。”

　　1946年春，高语罕随《新民》迁往南京，住在南京明瓦廊街一所简陋的房屋中，生活没有，全靠朋友接济。贫病交加的高语罕在1947年春因患胃癌卧床不起，后由学生送往中央医院救治。4月23日高语罕在医院病逝。闻听高语罕去世的消息，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立即赶往医院吊唁，并发起组织追悼会事宜。但高语罕一贫如洗，其后事由友人处理，葬于南京南门外花神庙，与《儒林外史》吴敬梓墓相对。墓碑题字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对于他的死及其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1947年第33期《民主与统一》刊登了一篇《悼语罕先生》的文章，文章说：“语罕先生是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一直握笔在手，教育人，为着光明的未来奋斗。……语罕先生和他的朋友陈独秀先生一样……过的是极困苦的生活。……他今天虽然逝世，他的精神继续活着。青年应以高先生的人格为榜样，中国才能达到自由与复兴。”

　　李宗邺则用诗歌的形式，生动而凝练地概括了高语罕的一生：

　　渡江长夜盼黎明，人海苍茫雾里行。

　　五四浪花高百尺，导航灯塔是先生。

　　博学能文又健谈，江淮革命著先鞭。

　　毕生知己陈独秀，身后萧条一样寒。

　　：文史天地 :祝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