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臧宝兴是一个66岁的老人，临清市委原副书记的长子。他写了一部书真实地记录当年临清人的真实生活故事，唤起老年人同样人生沧桑的回忆，更加珍惜当今的美好生活。转发其中章节使年轻人了解临清、理解临清，从而改变临清、奉献临清，承起历史担当。

                                                 从三完小到三元阁

　　临清过去没有幼儿园。一九五六年春天，临清城里开办了第一个幼儿班，地点就在考棚街小学内。

　　当时临清城里有八所小学：三个完全小学；四个中心小学；一个师范附属小学，不论是老师校舍还是教学质量，完全小学要比中心小学好。考棚街小学是第三完全小学，简称三完小。考棚街小学的校舍是过去科举考试的考场，历来是临清的文化中心，考棚街因此而得名。

　　临清第一个幼儿班的教室就在三完小校园最东北位置的三间平房里，教室的门前有一棵大槐树。幼儿班只有一名女老师，姓孙，高高的个子。她的女儿也和我们在一个班。她女儿的个子也很高，差不多比我高半头。孙老师和她的女儿另一相像的地方是母女俩的皮肤都比较黑。

　　幼儿班学习的内容只是唱歌玩游戏，因为我不善于也不喜欢唱歌，所以不记得那时唱的什么歌，只记得玩过老鹰抓小鸡和丢手绢之类的游戏。教室旁边还有一个滑梯。幼儿班的小朋友现在大部分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几个后来成为我小学同学的人。

　　其中让我永远记住了的是一名姓黄的女同学。

　　她好像比我大一岁或两岁，个子也比我高，脸上有点雀斑，头发很黄。她的头发颜色发黄也许和姓氏有关联，也许没有一点儿关系，只是我六岁那年曾经有过这样的错觉。

　　一天，我和黄头发的黄同学发生了冲突。按身高和体能，我根本不是她的对手，当着很多同学的面，我的脑袋上被她搧了几巴掌，还被她推倒在地上。虽然没有多少疼痛感，衣服上的灰尘土屑很容易就被清除干净了，但被一个女孩子欺负使我颜面上的损失很大，心灵的创伤非常严重。

　　黄同学家住在纸马巷路西的一个大院子里。她的父亲是一个比较有名气的医生。她家的院子距离我们家不远，最多不超过一百米。我放学回家路过那个院子门口时，想象着自己有一支冲锋枪或机关枪，可以朝那个院子猛劲地扫射一番；最好有一颗强力炸弹，干脆把整个院子炸没有了影。

　　没有机关枪也没有炸弹的我回到自己家里，我哭闹着要求母亲去黄同学家里讨一个公道，替我仇雪恨。要母亲把黄同学的罪恶告诉她的父母，让她的父母对她施以惩罚。母亲回绝了我的要求，不仅不同情理解支援我，还不无讽刺地说我被一个女孩子打败了还有脸哭？

　　我义愤填膺，我抗议母亲的不通情理。我抗议的方式是扬言要自杀。我自杀的方式是钻到床底下不出来。我趴在床底下哭了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或更多。

　　母亲边做家务边与我沟通：

　　“你钻到了床下边去怎么自杀呀？”

　　“一会儿出来一根大长虫（蛇）把我吃喽！”

　　我狠狠地回答母亲说。

　　我的构思显然是来自某个民间故事。僵局是怎样打破的，现在已经完全忘记了。

　　事件的结果并没有悬念。我自杀未遂，自己从床下爬了出来。

　　十年后，那黄同学在临清一中初中三年级（不知道什么原因她后来读书比我矮了一级）和我一起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依旧十分了得：身穿绿军装，腰扎宽皮带，头梳俩短辫，臂配红袖章，飒爽英姿的一个女红卫兵。黄同学因为很活跃，文艺演出街头辩论都靓丽强悍，是临清一中女红卫兵中着名的“五大疯”之一，战斗力依旧胜我十倍。

　　我至今依稀记得，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黄同学革命造反的时候，她的头发还是比其他女同学的黄。

　　我在幼儿班盘桓了几个月，就到了升小学的季节，因为多数小朋友都了名，我也就随大溜升入来小学，我的年龄是六周岁零四个月，还不够入小学读书需要满七周岁的标准年龄。

　　名是我自己拿家里的户口去学校找的老师。因为已经在三完小的校园里混过了几个月，三完小有一个后门就在纸马巷，一年级二班的教室紧靠着学校西北角的后门，简直就是我们家的近邻。所以一个六岁半的小孩子自己拿着户口本名入学，就算不得是一件多么勇敢多么值得炫耀的事了。

　　开学后，我们班主任是一个姓邵的女老师，个子不高，镶着一颗金牙，有点奇怪的是她经常戴着一顶帽子。可能是因为我年龄小，也可能是我从小对人姓氏的概念就比较模糊，（这种模糊一直保持至今，常常能记住一个人的名字，对这个人的姓氏却往往似是而非）。

　　 开学头两天，我两次问过老师的姓氏都忘记了，第三次问老师时，受到邵老师的训斥：

　　“你这个学生怎么啦？这么好忘事！”

　　邵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虽然只教了我一年多，我最初认识的汉字，还有模样近似日文的旧式汉语拼音，都是她教授给我们的。

　　父亲母亲去上班，中午都不回家，我的午饭成了问题。母亲教会了我煮面条。煮面条用一个很小的沙锅，其工艺的难点有两个：一是需要把炉火打开，煮好了面条后还要用煤块把炉火封死，以备做晚饭时再用。二是确定什么时候把面条下到锅中的水里，按照母亲告诉我的经验，应当是在水开花的时候。其实，最危险的动作，是面条煮好后站在凳子上把滚烫的沙锅从高高的火炉上端下来，好在我一次也没有发生过意外。

　　我的午餐除了面条，母亲每天还给我五分钱，让我买一个烧饼吃。后来有几天我多下一些面条，不买烧饼，用节省下来的钱买了蜡笔小刀之类的东西，并用蜡笔在课本作业本上涂抹了许多我自认为是动物植物人物的图案。没成想挪用款项的行为暴露，结果是我的屁股挨了父亲两笤帚疙瘩。父亲母亲绝不允许我和弟弟们有撒谎的行为，一点点苗头都严惩不贷。

　　大约是一九五七年麦收以后，全国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粮食开始定量供应，去商店饭店购买馒头烧饼糕点开始使用粮票。馒头店烧瓶铺纷纷关门，月底许多人家的口粮接济不上。

　　城市里的饥饿就是这时候开始的，并且愈演愈甚，几年后达到最严重。

　　没有什么天灾，完全是国家的经济政策失误造成的。

　　如果说土改和合作社是粮食生产领域仿照苏联实施的人祸；

　　统购统销则是粮食流通领域的错上加错。

　　同院秦家人口多孩子多，供应的粮食不够吃。月底秦奶奶就去济美酱园买豆腐渣，掺到玉米面里蒸窝头。受母亲的派遣，那年冬天我跟秦奶奶去买过几次豆腐渣。济美酱园那时在临清老城区的石巷，离我们家差不多有一华里远。豆腐渣是酱园生产豆腐卤、臭豆腐、豆腐干的下脚料。

　　凌晨四五点钟，秦奶奶家一有动静，母亲也把我叫醒，穿戴上最厚的棉衣棉帽，拿了个篮子跟着秦奶奶就上了路。天上还满是星星，街上没有行人，也没有声音，路面上头一天卖水车子漏的水都结了冰，不注意就会滑倒。到了石巷，济美酱园还没有开门，已经有几十个挎着蓝子的人在等候，几乎都是女人和孩子，我的年龄和个子都是最小。其它的细节现在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天气实在是冷，怎么跺脚，脚还是猫咬一样地疼。




　　一九五八年，我父亲被调到中共临清市委宣传部工作，这之前，他从烟酒专卖公司调动到饮食服务公司担任人事股长，还担任过半年多饮食一店的经理。三次调动全是领导和组织上的安排，没有一次是父亲本人的要求。那时候决不允许个人来选择自己的工作。

　　饮食一店管辖着四五个饭馆，职工多是回民，饭馆经营的也都是清真食品。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以后，市民到饭馆买馒头不仅付钱，而且还要收取粮票。如果有顾客要买一份炒菜，他必须要同时使用粮票买两个馒头才行，否则就不卖给你炒菜。三弟出生时，食品匮乏，月子里的母亲提出让当经理的父亲在他管辖的饭馆里给买一份杂烩菜，杂烩菜的内容也就是一大碗白菜豆腐粉条子加几个牛肉或羊肉丸子而已，父亲根据他们店里的以上规定竟然予以拒绝。父亲坚持原则的行为让母亲很气愤，母亲认为父亲做得太过分，太不通情理了。

　　和母亲一样，父亲也是一个普通人，能够调到市委宣传部工作，无疑是父亲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出现这样的转折有必然也有偶然。

　　必然应当是父亲自身的努力：父亲刚工作后，意识到自己的字写得很差，便立志刻苦练习，几年后就可以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

　　父亲最初的本职工作是财会，业余时间他参加了市里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习。父亲参加政治学习完全出于他当年的信仰，马列的原着和从苏联的政治教科书上抄来的一些理论让他十分着迷。他曾经把一本自己阅读了许多遍的艾思奇（中共最着名的政治课程理论家教育家）的书推荐给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我，翻阅了两天也没有看出个名堂。假如父亲没有参加市里的理论学习，担任小小饮食店经理的父亲无论如何也不会被调到市委宣传部工作。

　　偶然则是反右斗争中原来市委宣传部的几个干事几乎全军覆没，理论干事被打成了右派，也符合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基本规律。父亲被调往那里，是填补那几个右派腾出来的空缺。

　　这年的春天，我们家搬到了距离母亲工作的编席厂不远，车营街二闸口桥南边，靠近京杭大运河的一个院子里。两间矮矮的北屋，房东姓郭，是第二中心小学的一个老师。我只好转学到离家最近的一个学校。这个规模很小的学校也挨着京杭大运河，只有两个班，一个是一年级，一个是二年级，属于第二中心小学的一个分校。我对中心小学的理解是它有许多小规模的分校，分散在居民集中的区域，可以方便年龄小的学生就近上学。

　　教我们二年级的老师姓傅，他的名字当时就没有闹清楚。他二十岁左右的年纪，个子不高，穿一双白颜色的回力鞋，皮肤黑黑的，脸上长了许多美丽豆。傅老师的拿手好戏是讲故事。他和同学们约定，如果整天大家都听话，不违反纪律，下午放学前他就给同学们讲一个故事。傅老师的这个办法很有成效，违反纪律成了激起众怒的行为，调皮捣蛋的学生也都收敛了许多。傅老师讲的故事多是历史演义，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刘邦斩莽起义那一段，几十年后，傅老师的声音依然朗朗在耳：

　　“那刘邦挥起宝剑，将大莽斩为两截。只听得凭空一声巨雷，云中露出一个龙头。龙王对刘邦喝道：‘刘邦匹夫，杀我小儿，你拿什么偿命？’刘邦用手中的宝剑指着大地说：‘我凭地偿命！’二百年后，那条大莽化做了一个名叫王莽的人，果然夺了刘邦后代—刘平帝（凭地）的江山。”

　　傅老师讲过这段故事后，我找他接连问了几个问题：为什么天上的龙不直接杀死刘邦仇？莽怎么能变成人？“匹夫”是什么意思，等等，傅老师耐心地给予了解答。傅老师开启了我对历史故事的兴趣，我一直认为我对历史课程和历史书籍爱好终生，无不与傅老师的启蒙有着直接的关系。

　　傅老师教我们的时间很短，他只是一个临时的代课老师，不久他就离开了学校。傅老师大概是一个刚刚初中或高中毕业或肄业的学生，喜好读书且读过一些古书，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无法继续学业。几年后我在街上遇到过他，见他拉着一辆装满了货物的地排车，可能是做临时的搬运工。我喊他傅老师，他好象认识我，又好象不认识我似的点了点头。傅老师到了成家的年龄还依然干那样的工作，半生的经历肯定是坎坷艰难的。

　　升入三年级后，我就到第二中心小学的本部上课了。本部在三元阁街，校舍就是那处叫三元阁的建筑。从三元阁的名称看，它应该是一座道观。校园的房舍也是道观的布局，房间很小，尤其是东西厢房更小，不适宜做教室使用。三元阁紧靠卫运河，没做校舍之前的民国时期，它曾经是水上警察的驻所。

　　三年级一班的班主任也是一位姓邵的女老师，她叫邵芝兰，三十岁左右，一双解放脚，能力强，口才好，什么样的学生组合，她都能带成最优秀的班级。让我受益终生的是我们三年级一班因为邵芝兰老师的争取，成了全市推广新汉语拼音的试点班，在我学习语音能力最强的年纪，打下了好的基础，以至于我六十多岁之后还可以熟练地使用汉语拼音输入法敲击出想要的文字，而不必从头学习五笔字型。还有一件体现邵老师协调能力管理能力的事，是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临清市庆祝建国十周年的大会上，我们年级的学生用人排成了“庆祝国庆”四个大字，行进到主席台前面时，获得了最热烈的掌声欢呼声。我的位置是第二个“庆”字的那个点，白色的衬衣兰色的裤子鲜艳的红领巾，着实让我和同学们自豪了一阵子。

　　三元阁小学的学生所在的居民区如车营街、东西夹道街、惠通街、三元阁街是城市贫民集中的地方。学生的家长多是手工业者、搬运工人、澡堂或饭馆的跑堂、马车店的伙计，三教九流各种各样的职业。有些同学还是农业户口，他们的父母和哥哥姐姐们还都在城边少量田地里耕作。学生们的家庭不仅生活贫困，文化环境也不好。同学特别是男同学之间，经常打架斗殴。打起来架用力凶狠。两个同学格斗，会有一群同学围观，打破了脑袋，摔伤了胳膊腿，既不告诉老师，也不告诉家长，自己私了解决。骂人也毫无顾忌，什么粗鲁什么丑陋的语言都可以使用。

　　有一个男同学骂另一个同学说：

　　“拉拔拉拔腿，又来面子又来米。”

　　我不懂其含意，问一起的旁观者，引起旁观者们的哄笑。被骂者更加不满，反倒挥起拳头要惩罚我。

　　后来我闹清了那句很临清很方言的骂语，如果翻译成近似普通话后的意思则是：“把两条腿叉开，就能换来玉米面和小米”。寓意是说被骂者的妈妈或姐姐经常为他人提供有偿的性服务。这样的人文环境，对我这样八九岁男孩子的成长，不知是有益还是有害。

　　我三元阁小学的同学，现在还记得起名字的有张振声，邵元龙，丛高杰，赵书林，辛明华，古桂兰，刘敬文，栗惠民，夏文岭，孙振鲁等。

　　张振声是少先队的大队长，辛明华是我们班的班长，两个人的学习都很好。

　　辛明华不仅是我们班，也是全校最漂亮的女同学。她衣服穿戴得整洁，性格活泼开朗。她的父亲大概是原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所以没有正式的工作。辛父逆境中不能自强，变得脾气暴躁，喝酒后经常打骂妻女。美丽聪明的女同学眼睛里的风景这么不美丽，也算是人间的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