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与海鸥教学实录

　　个人简介：刘庆宁 笔名：青牛居士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合肥市作家协会会员 童年时的文学少年，年轻时的工科男，成年时的企业家，古稀之年期盼在文学的园地里耕耘，期盼微小的收获。

　　老人与红嘴鸥

　　文/刘庆宁

　　第一次听说滇池，是五十多年前，当年还是张狂的文学少年，在自学楹联书写时，除了熟读一些妙对、绝对之余，还知道在昆明大观楼有一副长达一百五十字的天下第一长联：“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

　　第一次看到昆明的红嘴鸥，是二十多年前在《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中读到一位老人与海鸥的动人故事。

　　于是，到云南去、到滇池去、去亲眼目睹红嘴鸥与人亲密接触的愿望一直萦绕于胸，今年2月下旬借着去元阳梯田采风的机会，终了此心愿。

　　2月19日中午，蒙蒙细雨笼罩着位于昆明市中心的翠湖公园，尽管数十年不遇的降雪让春城增加了丝丝凉意，然而抱着和我一样心情熙来攘去的人流中洋溢着暖暖的春意，微风吹拂着岸边的垂杨，大有万条垂下绿丝绦的浓浓春意。狭长的翠湖两岸挤满了游客，湖面上、天空中无数只红嘴鸥在翱翔、在嬉戏。有的成群结队地在空中盘旋，有的无所顾忌地从游客手中啄食美味的面包，许许多多的游客为了拍到与红嘴鸥合影的照片，拉好了架势，高高举起手中的食物，但见附近的鸟儿迅疾的飞近，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啄了便飞去，直把那些拍照的人急得直跺脚。、

　　这也难怪，这些鸟可不是浪得虚名，他们是地地道道的“海归”——来自数千里之遥的俄罗斯西伯利亚，鬼精着呢。每年11月份当西伯利亚寒流将临之前，他们便成群结队地飞到昆明，又分成两部分居住在滇池和翠湖公园。说起通人性还不得不从那位20年多前感动过我的海鸥老人说起。

　　我查看过相关资料，大约在1985年昆明从一个被污染的灰暗小城中走出，清新的空气，碧蓝的天空，飘忽不定的白云，吸引了大量的红嘴鸥来此栖息暂住，某日，一位踯躅而行的老人来到翠湖，他孤身一人，从此把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小精灵当成了亲人，每天他步行20多里路，穿着褪了色的中山装，背着一个打着补丁的口袋，这里装着他精心为鸟儿准备的食物，有四块五一斤的饼干，也有用鸡蛋和面粉做成的鸟食。而老人每月只有308元的退休金，每天的行走，绝舍不得坐一次公交，最大的奢侈就是每天2角多一包的金沙江香烟。他佝偻着身子，默默地在岸边的石栏上放下鸟儿的美食，痴痴地看着红嘴鸥随着他身躯的起落飞上飞下地啄食。他时而仰起脸，凝视那精灵穿越碧空的身影，时而呼唤着一只只鸟儿的名字，“‘独角’、‘灰头’、‘红嘴’、‘老沙’、‘公主’……”不时看到这些鸟儿落到他的手上肩头，如同撒娇的儿孙。

　　终于有一天，翠湖畔不见了这位老人，当人们从家中发现他时，老人已仙逝了数日。屋里唯一值钱的是为鸟儿准备的六枚鸡蛋。“我们把老人最后一次喂海鸥的照片放大，带到了翠湖边。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群海鸥突然飞来，围着老人的遗像翻飞盘旋，连声鸣叫，叫声与姿势与平时大不一样，像是发生了什么大事一样…海鸥们急速扇动翅膀，轮流飞到老人遗像前的空中，像是前来瞻仰遗容的亲属……过了一会儿，海鸥纷纷落地，竟在老人遗像前后站成了两行。它们肃立不动，像是为老人守灵的白翼天使。当我们不得不去收起遗像的时候，海鸥们像炸了营似的朝遗像扑过来。它们大声叫着，翅膀扑得那样近…”

　　这位老人名叫吴庆恒，为了纪念这位可敬的老人，昆明市的居民自发捐款为他在翠湖边立了一个雕像，可惜我们行色匆匆，没有拍到，我从网上找了一张，以表达我对他深深崇敬之意。正是海鸥老人的拳拳之心感动了昆明，这里的人们自觉地爱鸟护鸟，自发地购买大量喂养红嘴鸥食物，自发地珍惜与鸟共舞的人鸟和谐，这大概就是三十年来，每年11月到次年4月在翠湖公园，在滇池之上，都会出现这动人的美景奇观。

　　不禁想起在合肥城郊的某水库，年前也飞来数以千计的白天鹅翱翔翩飞，报纸电视都做了专题报道，腊月二十七凌晨，我们一行十数人兴致勃勃地赶到那里，却是不见一只天鹅，“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一打听，原来腊月二十三送灶的日子，家家户户鞭炮齐鸣，把一群游子吓得四散逃去，其实我看到水库边的稻田都有被火烧过的痕迹，只怕是烟熏火燎也把不速之客赶跑了，可见当人和自然亲近时，我们要自发地爱护她，否则大自然的美好必然弃你而去，甚至惩罚你，就如我们近来挥之不去的雾霾一样。

　　我后来又看了一些资料，得知吴庆恒老人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不觉在肃然起敬中派生出些许黯然来。西南联大是抗日战争时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合并成立的，八年间总共培养了2000名毕业生。我们单位是建国初期上海内迁的企业，一批化工老前辈多毕业于西南联大，尽管他们放弃上海优越的生活，来安徽建立了第一个化工企业，但是在“文革”中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资方厂长的爱人运动初始被打成特务分子，从高耸的漂粉塔上一跃而下；他本人也不幸葬身汽车轮下。若干年后一位老知识分子和我说起“文革”中被强制劳动的感受时，曾深深打动过我——连续羁押在牛棚里一年之久，每到夜班，一个人独自坐在空阔的塔顶，远处的家遥遥可见，却又遥不可及，无人说话，无处落泪，只要意志不坚定，就会从塔顶跳下去……我望着他那弱不禁风的孱弱身影，觉得当时一阵狂风都有可能把他从塔顶吹下，能挺过那一关，需要何等的坚毅？还有一位我十分敬重的长者，是解放初期由乔冠华亲笔写信推荐回国的，合肥市共有五名建国初期归国高知，他夫妇就占其二。由于他身处企业，退休工资也少得可怜，好在他们和吴庆恒相比要好得多。

　　我无法了解吴庆恒这位西南联大毕业生的身世，无法知道他为何孑然一身，却理解他每月只有308元的退休金，因为他身处的那个年代就是如此，或许说有些人的命运也就如此。然而，人的生命价值不是以贫富而论的，这位老人的精神财富远比那座雕塑更加深入人心。放眼湖畔那一朵朵山茶花在春雨中显得异常娇艳，嫣红的花瓣上晶莹剔透的水珠似娇媚的粉面上挂着的泪滴，这泪水似乎是从我眼中落下，她把鲜花点缀得妩媚迷人，她寄托着我对这位老人以及对许许多多和老人一样命运、胸襟的长者的浓浓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