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为此,《中国水利报》从今日起,开设《黄河历史讲堂》栏目,以通俗讲史、现代说史的形式讲好“黄河故事”,传播黄河文化,讲述黄河治理,宣传水利精神。

郑国渠是秦代三大著名水利工程之一,与都江堰、灵渠齐名,历代相沿不绝,如今仍被人们称颂,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郑国渠始建于公元前246年,是秦始皇继帝位的元年。那时秦国经历朝改革,励精图治,国力强盛,已展现兼并东方六国实现统一的宏图。秦国东进,首当其冲的就是弱小的邻国韩国。风雨飘摇的韩国为苟延时日,提出“疲秦”之计,即秘密委派名叫郑国的水利工程师去秦国劝说兴建大型灌溉工程,力图使秦国耗费国力于大规模建设而无力东伐。郑国的游说成功地打动了雄心勃勃的秦王,秦国开始倾力打造这项庞大的基础设施。当年的规划是在“泾渭分明”的泾水出山口附近修建到洛水的灌区,其干渠沿着北山山麓高地,导泾水向东,穿过冶峪河、清峪河、浊峪河等小河,再横穿著名的漆沮水(石川河),向东注入洛水,全长300多里,计划灌溉农田4万顷,约相当如今的280万亩。根据现代的实地测量,郑国渠干渠布置在渭北平原二级阶地的高处,灌区则在干渠南侧,都在干渠覆盖范围中,可以方便地实现各支渠自流引水灌溉,规划布线是科学的。这个庞大的计划无疑将给秦国经济和军队增加许多实力。

正当郑国渠顺利进行的关键时刻,韩国的“疲秦”之计败露,秦国对此作出强烈反应:“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郑国面临杀头危险。郑国此人颇有胆识,他当即驳辩:“始臣为间(谍),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此话直接击中秦国本身积累实力、实现统一六国的战略意图,立论颇为雄辩。秦王被其说服,不计前嫌,“卒使就渠”,责成郑国继续完成灌区建设。但事情并未就此罢休,“疲秦”事件持续发酵引发了更大的朝廷动荡。因循守旧的宗室大臣们鼓惑秦王说:“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於秦耳,请一切逐客。”这个故事记载在《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和《李斯列传》中。当时在政治上已崭露头角的楚国客卿李斯也在驱逐名单上。李斯不愧是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在被逐途中拟就了千古名篇《谏逐客书》。他首先历数近几代秦王任用外国客卿,完善秦国内外政策的重大贡献的历史事实,其中特别有名的有:推动秦国富国强兵的卫国人商鞅;用“连横”之策破解东方六国“合纵”抗秦的魏国人张仪;建议对内巩固君权,对外远交近攻的魏国人范雎。这些客卿日后都升任秦国的宰相,为秦国的富强作出贡献。假使当年拒绝接纳这些客卿,秦国怎么会有今天强大的局面呢?接着,李斯进一步指出,秦王喜爱明月之珠,佩带太阿之剑,乘西方骏马,欣赏郑国和魏国的音乐和美女,这些都不是秦国的产物,却都引进并醉心享用。相反地,对于能够提出富强国家政策的域外人才,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拒绝吸收域外文明,这绝不是有一统天下胸怀的君王的做法。如果今天不分青红皂白地逐客,“求国之无危,不可得也!”秦王嬴政读到《谏逐客书》后当即醒悟,收回成命,追回正在被逐途中的李斯,官复原职,之后又升为宰相。这场逐客斗争是秦国吸收外部文明改革政策的胜利,它不仅奠定了秦国完成统一大业的思想根基,经此风暴的考验,也直接成就了郑国渠的伟业。
郑国渠究竟实现了怎样的经济成就和社会效益?司马迁告诉我们:“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於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说明郑国渠建成后效益十分显著,使原来瘠薄的渭北平原一变而为“无凶年”的沃野,亩产高达“一钟”之多。一钟相当于今天250市斤左右。而且在惜墨如金的《史记》里,专门记载郑国渠的一大灌溉技术成就,即“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泽卤之地即盐碱地,填阏之水即河水带来的陇东高原富含有机质的沙质土壤,这是早期的淤灌技术。淤灌的好处是既灌水又施肥,还可以改善盐碱土质,一举三得。司马迁因而动情地赞颂郑国渠使秦国富强,并直接支持了公元前221年完成的统一六国大业。
峰回路转,秦始皇不仅没有追究郑国曾经的间谍身份,还因他贡献巨大,而以郑国的名字命名灌区。“一场逐客”的风暴加强了秦国思想文化的开放,在宽松开放政策下,郑国渠成为统一事业的优秀作品。
有研究者质疑,根据汉代记载,郑国渠灌溉面积是4万顷,约合今280万亩。而郑国渠(现名泾惠渠)直到今天,自流灌溉面积也不过120万亩上下,汉代记载的真实性可疑。对于世界级有着悠久历史的大灌区而言,既然存在重要疑点,不可不加以澄清。
首先,汉代记载中的郑国渠干渠跨过石川河,向东一直通往洛水。直到北魏时期仍可见到位于石川河东面,直至洛水的干渠遗迹。说明最初的方案确如《河渠书》所写,而石川河以东有未开垦的大片荒芜的盐碱地,说明规划中郑国渠覆盖范围应有4万顷左右。但在实际运用中,无论汉代白渠、唐代白渠,还是宋元明清各代,都有明确的灌区范围,郑国渠干渠基本都没有跨过石川河,更没有抵达洛水。也就是说,在实际运作中,郑国渠灌区只是分布在石川河以西地区,不足规划中干渠控制范围的一半,这是应当承认的事实。
第二,考察引泾水量也有同样的结论。古代泾河水文条件可能不同于今天,但引泾总干渠除渠首段逐步向泾河上游延伸以外,以下总干渠渠线却很少变化,总干渠过水断面历代也相沿不变。时至今日,郑国渠(今称泾惠渠)总干渠设计流量也保持在25立方米每秒,加上拦截沿途和附近小河水量,自流灌溉面积也只有120万亩之数。也就是说,即使采用再多工程措施,泾河中可利用的水量,也只能灌溉这么多田地。天然河流水文测验是古代困难的课题,古代估测不准可以理解。
由此可见,灌溉农田4万顷应是郑国最初规划的数字,实际灌溉面积要小不少。但瑕不掩瑜,灌溉面积因水文条件而有所缩减,并不影响郑国渠巨大的历史价值。两千多年来,它以不断改革进取的水利成就,直接惠及民生,富强国家,声名远播,无愧于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美誉。(本文图片由陕西省泾惠渠灌溉管理局提供)
来源:中国水利报 2019年11月28日
作者/ 周魁一 中国水利史研究会名誉会长
编辑/ 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