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敏)
时光冉荏,日月如梭。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出生在三河东南方向泃河下游西岸的行仁庄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直到1973年高中毕业后,参加工作离开老家。
如今,当打开岁月记忆的闸门,时间虽已过去半个世纪,但当年农村生活清贫却快乐、平安而安静的时日,犹如汹涌的波涛,在心头回荡,亦犹如在昨,历历在目。
有人曾说过:老家是“地下埋葬着故去的亲人,地上遗留着自己的童年”。回到老家,才知晓自己的身份永远是“父母的孩子”。铭刻在心底深处是远去的儿时记忆。
故乡很小,小到只剩下几间旧房舍;
故乡很大,大到永远也走不出童年的“篱笆”。
故乡很轻,轻的只剩下一直未改的乡音;
故乡很重,一声寒暄的情感能把游子“压垮”。
故乡很近,近到冥想中伸手可触的咫尺;
故乡很远,昼夜兼程也走不回儿时的“晚霞”。
生产队里的胶轮车
(三)生产队的劳动计酬和分配
集体经济制度。社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称为出工,用工分计酬。当时,行仁庄村的计分标准为:男劳力一天记6分工,称为1个工。妇女劳动力记4分,为一个工。
所有能够出工的男女老少,均根据体力强弱与劳动能力大小确定底分,最高为青壮年男劳力6分底分,妇女劳力为4分底分。最低为儿童或少年,2分底分。
生产队都是集体劳动,出一天工就记1个工。那时挣工分就是挣年终决算的口粮,为了多挣工分,社员们基本都是出满勤,除去生病或雨雪天气,很少有人不出工。
生产队分配制度。分配有两种方式。一是以人头为单位的平均分配。另一种是以工分为单位的按劳分配。
口粮平均。主要是分配粮食。包括生产队生产的所有农作物及副产品。如小麦、玉米、高粱、红薯、棉花及油料等,按每家每户的人头数分配,不管大人小孩,一律平等,每人每天一斤或八两(原粮),保证人人都有饭吃。
按劳分配。主要是以工分为主,到年底生产队进行决算。按每家每户的总工分计算,就得出了各自家庭可分得的钱数。包括正负分配。正分配就是可分得红利。负分配就是要向集体拿钱,来平衡家庭与集体的经济收支。
年终决算。到了年底,生产队一年下来包括粮食、副业及农副产品的各项收入,按当时的物价计算,减去总支出和缴纳征购,集体折旧和提留后,结余额除以社员总工分数,得出每个劳日是多少钱,好的年景四五毛钱,差的年景就三四毛钱。这样计算下来,一个家庭包括所分配给粮食、副产品及油豆等的总价钱,再与工分多少进行核算,出现余额就会多少有分红了,出现了负数,家庭就要向队里拿钱了。
集体的副业生产。当时,生产队的副业生产是很单纯的。除去集体分配口粮后,就是玉米和高粱秸秆、棉柴、豆秸等副产品,基本上都是按人头分配。
家庭的“种”和“养”。种就是种自己吃的各种蔬菜,养就是养家禽家畜。种蔬菜是生产队给每家每户都分有自留地,用于种植各种蔬菜,不允许种其它作物。对于养殖家禽鸡鸭,均可饲养。但猪必须养,每家每户每年须向国家交售一头肥猪,合格肥猪标准是达到120斤以上,一律交售到公社所辖的食品收购站。生产队按照交售肥猪的票据,给予计分多少。猪粪由队里收走,也同样按方记分,参加年终决算。
(四)较完善的社会服务
很富有的精神生活。六、七十年代,虽然物质生活不富裕,但人们精神生活单纯,环境生活确很优良。
当时,农村有一句顺口溜,流传三大好职业。即“听诊器、方向盘,还有供销社售货员”。还把人分成四等,即:一等人当队长,派完活找个旮旯就一躺;二等人当会计,花个零钱挺便利;三等人当电工,吊儿郎当挣满工;四等人去看青(麦秋、大秋看护庄稼地的),萝卜花生吃不清。
普惠村民的合作医疗。当时的六七十年代,各自然村的生产大队全部建有合作医疗站。并按照村庄大小,医疗站里设有赤脚医生两、三人或三、五人不等。在记忆中,尽管六、七十年代农村生活清贫,但却很少有人生病,即使生病也只有感冒发烧、头痛脑热的。当时,社员到合作医疗站看病,一般就花五分钱的医疗诊治费,最多花一两毛钱,买几袋大圣丹、止痛片吃吃就好了。
练自行车的男孩子
农村学校人人能上。那时,每个自然村都有一所小学校,小学是五年制,春季入学。初中就要去公社的中心学校,高中要到自然片的高中校去上了。
初中、高中是二年制。小学、初中升学不用考试,直接升学。高中也不用考试,推荐入学。
当时,只有贫下中农的子弟才有资格被大队推荐去读高中。
学费也不高,小学是每学期1-2元,初中3元。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又全部恢复到了“文革”前的学制。小学夏季入学,六年制。初、高中实行三年制。上高中推荐制度取消了,需要考试,成绩合格了才能上高中。
1977年,高考取消了推荐制,恢复考试,录取上大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