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科普：他是明朝第一思想犯，福建一代狂狷，晚年却悲惨离世

引言

　　能够做到毫无保留地袒露自己，在中华的传统文化中，是非常难得的事。古时的一部分文人，经常热衷于在公开的大场合里矢志不渝地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而在私下里，却是又一副嘴脸

　　曾有人这么评价：“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

　　而这句话的主人，正是我们今日要谈论的主角，他就是明朝第一思想犯，一代狂狷，，道学、理学眼中的异端和仇敌：李贽

　　李贽画像

　　李贽故居

　　李贽，原姓林，名载贽，字宏甫，号卓吾（公元1527——1626），是350年前一个富有战斗性的反封建主义启蒙运动的先驱。他高尚的人格和品质，敢于抨击一切虚伪道学家的斗争精神，是极其令人佩服的。

　　李贽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人，是一个地道的钻九郎，一岁时王阳明去世，二岁时戚继光出生，他七岁跟父亲读书，，十二岁时一篇《老农老圃论》，他说道：“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可以看出，此时的他的“异端”思想已经在青年时代就滋生萌芽了。

　　二十岁离开家乡独自谋生，嘉靖三十一年（1556），26岁的他中了福建的乡试举人，中举如此之大的事，他却认为这只不过是一场儿戏，过这次考试，他看出了科举制度的虚伪，说:

　　“此直戏耳!但剽窃得滥目足矣，上司岂一一能通孔圣精蕴者耶因取时文尖新可爱玩者，日诵数篇，临场，得五百。题旨下，但作缮写誉录生，即高中矣!”

　　他认为：中举秘诀无外乎每日背诵几篇范文，等到自己已经能背下三五百篇范文之时，就在考场上核对题目，根据题目的旨意写下相对应的文章，就可以保证高中。

　　蒲松龄听了流泪，范进听了发疯

　　李贽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得出这个结论，是对明朝科举制度的深刻揭露，也是对那些在科举之路上往上爬的理学之徒的辛辣讽刺。

　　有了个举人头衔，足以供自己谋生，李贽对参加进士科考试没有追求，便没有参加会试。

　　四年后的嘉靖三十五年（1556），他三十岁，一年前他的长子死了，悲痛欲绝，他重整旗鼓远走他乡，开始了自己的当官之路。他先到河南辉县当任教谕3年，三十四岁升任南京国子监博士，数月之后，恰逢倭寇围攻泉州，他的祖居被烧，族人进城躲避，李贽起程返乡，参与守城。嘉靖四十年，父亲去世，在老家服丧。

　　三年服满后，他携眷到了北京，补北京国子监博士，此时他的次子也已经离世。

　　不久之后，他的祖父也死了，为了奔丧，他搬家到了河南辉县，然后请假回家，又是三年，他离开辉县时，买了几亩地给妻女耕种度日。但命运就是如此的残酷，遇上了旱灾，加之当地官吏“假借河漕名色，尽撤泉源入漕，不许留半滴沟洫间”，造成了辉县大荒，李贽买的几亩地，只有一点点的收成，两个女儿相继因病饿死去，幸亏他的朋友邓石阳来赈济，拿出自己的二两俸银，并写信给朋友募捐到一些银两给了李贽的妻子。李贽的妻子就用一半买米，一半买棉花，纺纱织布，度过了三年灾荒。

　　嘉靖四十五年，他四十一岁，由泉州回到辉县，再搬家回到北京，补了个礼部司务，他抱着求闻学道的目的，在北京居住了下来，一直到隆庆四年（1570），他四五十岁，前后五年，这个时期他接触了王阳明学派，也就是阳明心学。

　　这时张居正已经是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为当时的三内阁之一（另外二人为徐阶和高拱）

　　他与张居正没有直接的来往接触，但他对张居正很崇拜。他说：

　　“江陵（指张居正）宰相之杰也。”表现出他对张居正政治改革的支持

　　彼时的李贽改任南京刑部员外郎，直到万历五年（1577），他已经五十一岁了，他出任云南姚安府知府，二十年官场生涯，他做的都是八品左右的小官，为了承担家庭与家族的责任，20多年里，他不得不收起自己的触角，摸黑前行，经受了不少封建礼教的磨难与波折。

　　他始终清楚

　　一个中年人活着的意义——为妻子而活，为子女而活，为父亲而活，为家族而活，唯独不曾为自己而活

　　在自己儿子，女儿，祖父，父亲相继去世的日子里，他与妻子黄宜人说：

　　“秉烛相对，真如梦寐。”

　　云南在任三年，他法令清简，广得人民赞扬，三年期满，当他听到自己的上司要推举自己的时候，他毅然辞官，跑路，离开体制。

　　他的学术上的对手骆问礼听说此事之后，在给友人的信里给予了李贽极高的评价，把他当作士人的榜样：

　　士类中有此，真足为顽儒者一表率。近世儒者高谈仁义，大都堂奥佛老而支离程朱，至于趋炎附势，则无所不至，视此老有余愧矣

　　人到什么时候，才能为自己而活？

　　李贽的答案不是18岁，也不是36岁，而是54岁

　　为自己而活，在许许多多人一眼望到死的年纪，他重新出发，去寻求他渴望的独立，自由和个人主义

　　他落脚的地方体现出了他的对于独立自由和个人主义的追求，他没有告老还乡，他去了湖北黄安，寄居耿氏兄弟家中，他的行动贯穿着他反封建传统思想的斗争的内容。

　　他说的十分清楚：

　　 “缘我平生不爱属人管，人生出世，此身便属人管了.......入官，即为官管矣。弃官回家，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官矣；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其为管束至入木埋下土未已也，管束得更苦矣。我是以宁飘流四外，不归家也。其访友朋求知己之心虽切，然已亮天下”

　　当时的李贽，已历经生活的折磨，同时又研究过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重新考虑生命的意义,重建人生观之余不能再墨守成规。

　　也就是说,他不能把读书、做官、买田这条生活道路视为当然,也亟待摆脱由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集体观念。

　　可以看出，李贽的思想已经远远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他标榜个人价值，企图挣脱一切宏大意义,既不能受缚于官僚体制,亦不能被传统的家族观念困住。

　　他选择了一个远离故乡、远离宗族的地方,作为终老之地。

　　然而,他的亲族对他这种背离传统的行为，并不能理解和原谅，也不能善罢休。他没有了儿子，于是他的家族强行指定一个侄子作为他的继承人,这引起他的不满。

　　在事先写好的遗书中,他提到这个侄子说:“李四官若来，叫他勿假哭作好汝等亦决不可遣人报我死。”

　　他早看透了基于血缘关系的亲族之间的感情虚伪，在世人面前假哭以维系所谓理或争夺财产继承权。总之,假戏做足，没有一个真字。哪怕他死了，他也不愿意他的族人知道，免得上演如此丑陋的戏码。

　　他的妻子后来独自从黄安返回泉州老家，并在老家云世。 1I电一的文字但还是没有还乡外理妻子的后事口是留下了一此催人泪下的回忆妻子的文字。

　　他说，他没有一夜不梦见她。

　　李贽客居黄安不久，就开始了与耿定向的思想冲突。耿定向当时由都察院左金都御史升任左副都御史协理院事，后来又升任刑部左侍郎。同时他又是当时理学的代表人物，平时喜欢讲学，以儒教正统自居，喜欢吹嘘自己的“不容已”精神。但是事实上他具有当时虚伪的假道学的特质。

　　万历七年（1579)，统治者杖杀何心隐，本来耿定向是有力量可以援救他的，却因为怕得罪当权者，坐视何心隐被杀害而不顾。后来又因为李贽反对用虚伪的理学教条教育耿家子弟，与耿定向直接发生了冲突。

　　万历十三年( 1585)，耿定理死，李贽在耿家无法再住下去，就于第二年移居于麻城龙潭湖的芝佛院，并将妻女送回福建。

　　龙潭湖是一个十分幽僻的地方，平时除了几位至交外，很少有人来往。李贽在这里一直住了十多年，这十多年，是他的思想成熟，同时也是他反对封建压迫、反对封建传统思想和反对封建理学斗争的高潮时期。

　　李贽一离开黄安，就痛快淋漓地写信揭露了耿定向的假道学面孔，指出，耿定向之流

　　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饥矣，又思西家之寒难可忍也;某等肯上门教人矣，是孔、孟之志也;某等不肯会人，是自私自利之徒也。……以此而观，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

　　并揭露他们“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已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李贽用匕首一样的语言，剥落了耿定向一类的假道学面孔，揭露了他们“言不顾行，行不顾言”的虚伪的两面派真面目。作为刑部侍郎的耿定向，掌有生杀之权。李贽面对这样的统治者，敢于反复与他论辩，多次揭露他的虚伪面目，而且言辞毫不假借，可见他确是有不怕死的战斗精神。

　　李贽流寓麻城时期，落了发却又留着胡须，以“异端”自居，反正世人都说我是“异端”，我干脆就剃个光头成全他们。

　　他的朋友刘东星也说李贽“虽弃发，盖有为也”(19)。综合上面这些材料，再结合李贽虽落发而又留胡须，虽出家而又食肉，身居佛堂而又挂孔子像，挂孔子像而又批孔批儒，从这种种思想与行径来看，李贽的落发，与其说是为了出世，皈依佛教，还不如说是为了入世，进行反封建理学的斗争。李贽何尝是谨守佛教戒律的虔诚僧徒，这不过是李贽探索人生的一种方式。实际上，李贽弃官以后隐居龙潭湖的十多年间，并不是出世的佛教徒或隐士，而是在紧张而艰苦地探索、著述和斗争。尤其是《焚书》和《藏书》的写作，更鲜明地反映了他的这种人生追求。

　　由于《焚书》具有对封建统治者强烈的揭露和批判的性质，以耿定向为代表的封建理学家和黄、麻地区的官吏士绅，纠集了一批打手，趁李贽出游之机，对李贽进行辱骂驱逐，并用造谣诬蔑的手段，对他进行种种迫害。

　　万历二十四年（( 1596)，李贽准备去山西，湖北巡道御史史旌贤却散布要法治他的警告。面对封建势力的威胁，李贽从容镇静而坚强。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窃谓史道欲以法治我则可，欲以此吓我他去则不可。夫有罪之人，坏法乱治，案法而究，诛之可也。我若告饶，即不成李卓老矣。若吓之去，是以坏法之人而移之使毒害于他方也，则其不仁甚矣!他方之人士与麻城奚择焉故我可杀不可去，我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是为的论，非难明者。”

　　在李贽的斗争下，统治者的阴谋终于没有得逞。

　　万历二十七年(1599)，李贽的《藏书》在南京刻成。

　　李贽正是抱着“与百千万人作对敌”，为古人辨雪的战斗精神，从事《藏书》的著述的。

　　李贽要和谁战斗﹖怎样为古人辨雪

　　他在《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中，明确提出反对“

　　以孔夫子之定本行罚赏”，并公开申明，要“颠倒千万世之是非”。李贽正是抱着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明确目的写《藏书》的。《藏书》是一部巨大的历史著作，它“起自春秋，迄于宋元”，“人更八百，简峡亦繁”。

　　万历三十年( 1602)，李贽已经七十六岁，但是封建统治者仍在加紧对他的攻击与迫害。二月，礼科给事中张问达上书神宗，攻击李贽

　　“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大都刺谬不经，不可不毁者也”，要求“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各省，将贽刊行诸书，并搜检其家未刊者，尽行烧毁，毋令贻祸乱于后，世道幸甚”。

　　张问达的书一上，神宗朱翊钧便亲自下令逮捕李贽:

　　“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党徒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访参奏来，并治罪。”

　　李贽就是在这种“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下，被封建统治者逮捕入狱了。

　　被投入招狱的李贽没有受到肉体的折磨，根据审讯的结果，他本可以出狱，但是要受地方看管罢了。

　　然而这位奋斗一生的自由的斗士，晚年才过起无拘无束的生活，又怎会忍受将到来的管束？

　　1602年，76岁，农历三月十六日，一名侍者在监狱里为李贽剃头。

　　趁侍者离开之际，他拿出剃刀，朝自己的脖子割了下去，顿时鲜血淋漓。

　　侍者急了，问道：“和尚痛否？”

　　李贽已经不能说话了，用手指在侍者掌心写到：“不痛。”

　　侍者又问：“和尚为何自割？”

　　回答道：“七十老翁何所求！”

　　两日之后，李贽死于狱中

　　在狱中，他写了几首诗，其中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不是好汉》）

最后

　　人生在世为客，何怕以死为归，不受管束之故，受尽磨难，一生坎坷，以大地为墨，难以书尽心中苦闷。

　　尼采说过：

　　他沉沦，他跌倒。你们一再嘲笑，须知，他跌倒在高于你们的上方。他乐极生悲，可他的强光紧接着你们的黑暗。

　　伟大的“异端”，向你致敬！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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