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淹七军，关羽的豪心壮志，梦三国刘备才是背后的谋划者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关羽率部由江陵出发，一路北上三、四百里，对主要驻守在襄阳、樊城两地的魏军发起攻击，从而拉开了“水淹七军”的樊城之战的序幕。然而，由于年代的久远及史料的匮乏，一千多年来，无论是在我国的民间、还是在史学界，人们对于此次战役的起因问题的争议颇大。

　　根据立场与观点的不同，大致可以将这些争议划分为两大流派，即所谓的“拥关派”与“鄙关派”。在“拥关派”看来，“水淹七军”的樊城之战，乃是关羽依照刘备之命所发起的，关羽本人在此问题上绝无任何私心杂念。

　　不过，在“鄙关派”看来，“水淹七军”的樊城之战，乃是关羽见诸将在先前的平定益州及近期的夺取汉中的战事中皆立有大功，唯有自己因为负责留守荆州而咫尺之功未立，于是，在好大喜功的冒险心理的驱使下，遂私自擅权发起了“水淹七军”的樊城之战。以期通过建立攻取襄阳、樊城这样的军功，在诸将面前显摆一下自己的文治武功。否则，何以在樊城之战进行之前及进行之中，不见诸葛亮为关羽设一谋一计进行策划、亦不见刘备给关羽派去一兵一卒进行支援？

　　虽然说，无论是“拥关派”、还是“鄙关派”，尽管他们在有关“水淹七军”的樊城之战的起因问题上的立场与观点完全相左，但是，在事关蜀军发起此战的目的这一问题上，却保持着出奇地一致。即均认为蜀军发起“水淹七军”的樊城之战的目的，乃是为了夺取襄阳或樊城。

　　那么，以上两种说法，到底谁对、谁错呢？应该说，在起因问题上，以“拥关派”的观点为是；但是，在事关此战的作战目的这一问题上，则双方的观点皆都十分值得商榷。为了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接下来，让我们不妨分别对此两个问题做一个深入地分析与探讨。

　　首先，在事关“水淹七军”的樊城之战的起因问题上，完全可以排除是由于关羽的个人原因所致，得此结论的理由有三。

　　其《一》，军事制度的制约。

　　众所周知，在我国的古代，最早不迟于春秋战国时期、最晚致清朝末年，军队的调动通常都是通过兵符来进行的。兵符亦叫虎符，用铜铸成虎形，分左右两半，右半存于朝廷或授权者，左半交给负责统兵的将帅，调动军队时须持符验证。该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士兵认符、不认人，即谁握有兵符，谁方才能够指挥调动得了军队；否则，就是皇帝老子来了也没戏。

　　因此，假若说关羽战前未曾得到刘备的首肯或是授权的话，那么，其莫说是想发动一场如此远离本土的大规模的进攻战了，恐怕就是想随便调动一下军队都办不到。

　　其《二》，刘备的态度。

　　在诸侯割据、军阀林立的乱世之中，刘备能够从身处社会最底层的一介布衣，到成长为雄霸一方的一代“枭雄”式的霸主，其即便是再不晓兵事，但“兵权贵一”的道理还是应该懂得的，并且，在实践中还一定是运用得极好才是。否则，刘备即便是没有被各路诸侯、军阀给打死，恐怕亦难免不被其手下的别有用心的权臣给害死。

　　所谓“兵权贵一”，就是说在一支军队中，只能够有一个权力中心，而不能够有多个权力中心；否则，军队不仅无法形成一个整体去战斗，甚至是自己人跟自己人先打起来了亦不敢说。因此，假若“水淹七军”的樊城之战是关羽背着刘备私自擅权而发起的话，那么，无论关羽是出于有心、还是无意，其行为客观上无疑都是在制造另外一个权力中心，此必不为刘备所能够容忍。

　　“水淹七军”的樊城之战又非是一场小规模的武装冲突，而是一场事关蜀汉政权半壁江山、甚或是关系到整个蜀汉政权安危的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行动，刘备对此绝对不可能不闻不问。另外，樊城之战前后进行了长达四个月左右之久，刘备有充分的时间获知此事并进行有效地干预。

　　然而，刘备在必须进行干预、且又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干预的情况下，却没有见其哪怕是进行任何形式的干预，这说明了什么呢？这只能够说明此战的确就是关羽依照刘备之命所发起的。而《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在记载这段历史时，其之所以将此一点省略不记，实乃是一种省笔的写法。

　　其《三》，关羽守荆州，乃是刘备得以平定益州的基础；而荆州的稳固，又是刘备其后夺取汉中的前提。由此可见，关羽守护好荆州，本身就是一件功盖诸将的大功一件，怎么能够因此而说关羽无功呢？所以说，把关羽出兵襄阳、樊城的行为，说成是关羽以期通过建立攻取襄阳、樊城这样的军功，在诸将面前显摆一下自己的文治武功的说法，其实并无什么依据可言。

　　其次，蜀军发起樊城之战的目的，亦不是为了夺取襄阳或樊城，得此结论的理由同样有三。

　　其《一》，兵力不足。

　　虽然说，《三国志》并未对交战双方的兵力情况给予明确记载，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根据《三国志》所提供的相关线索，对之进行一个大致地推算。

　　蜀军方面：根据建安二十年，刘备带领五万人马入荆州，关羽方才得以率领三万人马下益阳，准备对偷袭的吴军发起反击这一情况来看；当时的蜀军尚握有荆州七郡中的五个郡，尔今却只剩下了三个郡，并且，这三个郡当中除了南郡外，其它两个郡皆属于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所以说，时间虽然又过去了四年之久，但是，关羽此时可用于机动作战的最高兵力，大体还是应该保持在三万人上下。

　　魏军方面：第一，曹魏当时有三个重要的战略方向，它们分别是以合肥为中心的东南方向；以长安为中心的西北方向和以襄阳、樊城为中心的中南方向。由于曹魏的总人口是蜀汉的十数倍，其可动员的总兵力亦将是蜀汉的十数倍，所以，做为曹魏的三个重要的战略方向之一，魏军部署在其所辖之荆州的兵力应是不会太少。

　　第二，从建安二十三年，南阳吏民因为不堪忍受徭役之苦而发动了武装起义，魏军之负责镇守荆州的主帅曹仁遂从樊城回军前往镇压，而无须太多地担心蜀军会乘此机会前来进攻襄阳这一点来看，魏军部署在其所辖之荆州的兵力亦应是不会太少。

　　第三，从曹仁在得知蜀军已经渡过汉水后，遂命庞德率部前去实施冲击；并在冲击未果后，复命其率部转往樊城以北十里的地方去驻扎这两点来看，仅曹仁交给庞德的兵力便应是不会太少。否则，其冲击蜀军不成，还反而会被冲击。

　　既有此三个应是不会太少，那么，魏军部署在其所辖之荆州的兵力，应是不会太少至什么程度呢？应是绝对不会太少至低于蜀军之部署在其所辖之荆州的兵力。

　　当然，以上所做的还仅仅只是一个静态的分析；如果再把蜀军几乎无预备队可用，而魏军则有着极其强大的预备队这一因素亦计算进来的话，那么，做为远离本土，对敌方的军事中心城市实施攻击的进攻方来说，蜀军兵力不足的弱点则无疑就显得更加突出了。

　　其《二》，时机不对。

　　如果说蜀军发起樊城之战的目的，是为了夺取襄阳或樊城的话，那么，其进攻的最佳时机，应是在建安二十三年的冬十月至建安二十四年正月的这段时间。

　　此时，一方面是魏军之负责镇守荆州的主帅曹仁，已由樊城回军南阳去镇压那里的吏民起义，襄阳、樊城两地的防守相对空虚；另一方面，曹操亦已率领魏军的主力离开了中原地区，正处于前往救援汉中的路上，一时无力顾及到襄阳、樊城方面的战事。而过了建安二十四年正月后，曹仁不仅已将南阳吏民的武装暴动给镇压了下去，并且，庞德还率领一支人马跟随其一道来到了樊城，实力大为增强。

　　好比两个人打架，甲出手的最佳时机，应是选择在乙转身去对付丙的时候；而不应是等乙把丙打倒了，且又招来了一个帮忙的丁，然后再去打乙。

　　其《三》，主攻地点的选择。

　　襄阳、樊城夹汉水而立，襄阳位于汉水的南岸，距离江陵稍近；樊城位于汉水的北岸，距离江陵稍远、且中间还隔着一条宽阔的汉水。因此，就作战的基本原则而言，如果说关羽发起“水淹七军”的樊城之战的目的，是为了夺取襄阳或樊城的话，那么，面对处于如此地理位置上的这两座城池，其应该把主攻的地点放在距离稍近、且交通亦相对便利的襄阳才是；而不应该选择跳过襄阳、跨过汉水，把主攻的地点放在了樊城。

　　因为，如此之排兵布阵，姑且不论关羽能否拿下樊城；即便是其能够拿下樊城，那么，在兵力不足、身后的襄阳未下、且又没有一个强大的预备队做支撑的情况下，当魏军的主力赶过来后，其到底是撤、还是不撤？撤则前功尽弃；不撤则无疑于自己主动往肉架子上爬，等着魏军前来任意宰割。

　　这个道理旁人懂得，那么，做为一名军事家的当事者，关羽在此问题上无疑应该是比谁都更加地明白。既然明白，关羽却还要选择这样来打，则不能够说明关羽不会打仗；而只能够说明关羽的真实用意，其实并不在于此。

　　既然“水淹七军”的樊城之战乃是刘备的主意；其决定发起此战的目的亦不是为了夺取襄阳或樊城，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到底是何原因促使刘备决定发起此战？其决定发起此战，究竟是为了达到一个怎样的目的呢？

　　为此，让我们不妨把时间由建安二十四年，往前推至建安二十年，看一看在这几年期间，益州方面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刘备又是在怎样的情势之下，做出的决定发起“水淹七军”的樊城之战的这一重大决策的。

　　建安二十年初，孙权见刘备从刘璋的手上夺得了益州，于是，便派诸葛瑾前往成都面见刘备，要求刘备把荆州还给自己。

　　荆州乃是荆州之旧主刘表，生前留给其庶出幼子刘琮的一份政治遗产；不过，按照当时的宗法制定，刘表的这种做法本身就不合法礼。因此，在赤壁之战爆发后，随着刘琮违背其父生前的遗愿而选择投降曹操，无论是从法礼上来说、还是从情理上来说，刘琮皆已完全彻底地丧失了对荆州的继承权，荆州这份家当便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刘表的嫡出长子刘琦的头上。等赤壁之战结束后不久，刘琦又因病而逝。由于刘琦无后，所以，随着刘琦的病逝，荆州遂理所当然地全部归到了刘琦的合伙人——刘备的名下。

　　现如今，孙权霸着江夏郡不还，却进而要求刘备退出荆州，这种行为在刘备看来，就好比是某人家里进了“强人”，邻居帮忙把“强人”赶走后，却硬说某人家的房屋归其所有，并要求某人搬出去那般荒谬，刘备对此当然是不能够答应。

　　不过，考虑到自己的实力远不及孙权；另外，打曹操亦还需要孙权的从旁相助，因此，面对孙权提出的无理要求，刘备心里纵然极其反感，但却不便就此撕破面皮，乃以“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之言加以推诿。

　　孙权自己心里其实亦很清楚，他的这一歪歪搅的要求必然不可能达到刘备的满足，于是，在决定派诸葛瑾出使成都之前，暗中便早已经做好了动手的准备。待诸葛瑾返回东吴，从其口中获知交涉的结果后，孙权遂派官吏前往荆州搞接收，让事态进一步升级。尔后，见自己所派之人遭到关羽的驱逐，孙权便立即下令吕蒙率领两万人马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并相继克之；鲁肃率领一万人马屯巴丘以御关羽；孙权自己则率领吴军的主力驻陆口，为诸军节度。

　　长江乃是连接荆、益二州之间的唯一的一条交通大动脉，只有保住了这条交通大动脉的安全，方才能够保证荆、益二州之间交通的顺畅，并为将来的反击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因此，关羽在兵力上处于劣势、且须防守的区域面积亦较为广大的情况下，面对吴军的偷袭，便没有贸然进行反击，而是将兵力迅速收缩于长江沿岸的公安、江陵、宜都、秭归等几个重要的战略据点进行固守。直至刘备率领五万援军赶来后，关羽方才率领三万人马下益阳，前去对实施偷袭的吴军展开驱逐。

　　然而，就在关羽率部刚刚抵达益阳，正准备对当面的吴军采取行动之际，却突然又接到了刘备命其暂停的命令；原来，曹操此时已率大军杀入了汉中。汉中乃是益州的门户，所以说，曹操此番要打的人虽然是张鲁、而非刘备，但是，倘若张鲁为曹操所灭，亦就意味着益州的门户将被曹操所洞开，益州便将直接处于魏军的锋芒之下。于是，为了避免将来陷入到两线作战的不利境地，刘备遂只好决定与孙权讲和，以便抽身回去应对曹操。

　　此时，对于孙权来说，形势可谓是极其有利，其完全可以借此千载难逢的机会将蜀军给彻底地逼出荆州。但是，一则由于其没有料到刘备在此问题上的反应居然会如此之激烈而迅速，其居然不顾益州刚刚才得到手，内部关系尚未完全捋顺之忧，便亲统大军前来荆州作战，弄得孙权一时有些慌了神。

　　二则，蜀军在排兵布阵上的战术安排，无疑亦令孙权感到极其担忧。蜀军之排兵布阵，乃是以关羽去对付鲁肃、吕蒙；刘备则致长江北岸的江陵于不顾，亲率主力前进至公安，与孙权所率领的吴军的主力展开相持，摆出一副不尽驱吴军出荆州决不罢休的架势。如此这般的排兵布阵，弄得孙权一方面既担心鲁肃、吕蒙莫打不过关羽；另一方面，又担心自己莫再打不过刘备。

　　孙权担心鲁肃、吕蒙打不过关羽，此虑绝非是杞人忧天，而是出于以下几个因素的考量。第一，关羽及其麾下的将士及其英勇善战；第二，蜀军乃是本土作战，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第三，双方的兵力对比相当，鲁肃、吕蒙等人根本就没有把握能够击退前来收复失地的蜀军；第四，鲁肃、吕蒙在偷袭成功后，因为须占领这些地方，所以，兵力便相对分散，极易被各个击破。

　　图片选自于《梦三国2》关羽形象

　　倘若鲁肃、吕蒙等人真的打不过关羽的话，那么，到头来，孙权以前咋吃进去的东西，尔今又要咋吐出来；而如果孙权自己再打不过刘备的话，则情况无疑将会变得更加糟糕。因为，江夏乃是东吴设在荆州的桥头堡，关羽在击败鲁肃、吕蒙后，其必然会与刘备兵合一处乘胜攻江夏；而江夏一旦有失，则孙权今后再想踏入荆州半步亦难。

　　于是，在接到刘备提出的和谈要求后，孙权很快便答应下来。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的谈判，双方遂同意以湘水为界，湘水以东的江夏、长沙、桂阳三郡归东吴；湘水以西的南郡、武陵、零陵三郡归蜀汉，孙、刘两家就此握手言和。不过，由于刘备在这场交易中吃了亏，孙权便答应待双方罢兵后，自己从东南方向，对当面的魏军发起一场进攻，以策应刘备接下来在益州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