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年中秋节，大姐一个人送月饼来，得知原因后，我做了一件事

　　那盒月饼的分量

　　那一年是1996年，秋天来得特别早，也特别冷。记忆里的风总是潮湿的，卷着筒子楼里家家户户的煤烟味儿，刮在脸上，像一把钝刀子。那年的中秋节，就在这样一个灰蒙蒙的秋日里，悄然而至。对于我们家来说，节日的喜庆，早就被父亲工厂里那句“半停产”的通知，吹得烟消云散。

　　一、盼

　　那段时间，家里的空气总是凝重的。父亲周卫国，一个在轧钢厂干了半辈子的一线工人，如今每天回家，都像一尊沉默的铁像。他坐在那张掉了漆的木凳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着两块钱一包的“大前门”，烟雾缭绕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只能听到他压抑的咳嗽声，一声声，都像是砸在母亲王秀英的心上。

　　母亲变得更加节俭。原本就不多的荤腥，彻底从饭桌上消失了。每天都是白菜、萝卜、土豆，轮番上阵。酱油瓶子里的酱油，母亲都要兑上半瓶水，她说这样“蘸着吃有味儿”。我正在长身体，肚子里的馋虫天天都在造反，可看着父母紧锁的眉头，再大的委屈也只能咽进肚子里。

　　唯一的盼头，就是中秋节。因为大姐周红梅会回来。

　　大姐比我大十岁，前年嫁给了在城南开小饭馆的李建军。李建军人长得精神，脑子也活络，是我们这一片出了名的“能人”。大姐嫁过去后，日子过得红火，每次回来，都给我们带很多好东西。父亲嘴上不说，但眉眼间的骄傲是藏不住的。他总会在邻居面前，状似不经意地提起：“我们家红梅啊，有福气。”

　　所以，这个中秋节，大姐成了我全部的希望。我掰着手指头算日子，在心里把大姐可能带回来的东西都过了一遍：肯定有月饼，豆沙的、五仁的、莲蓉的，说不定还有我最爱吃的火腿馅儿的；说不定还有烧鸡，就是那种油光锃亮，能香掉人舌头的；还有，还有……我不敢再想下去，口水已经开始在嘴里泛滥。

　　中秋节那天，天阴沉沉的，下着牛毛细雨。母亲一大早就起来，把家里本就一尘不染的地面又拖了一遍，又把那几个缺了口的碗，小心翼翼地收进了柜子，换上了几个完好无损的“体面碗”。父亲则破天荒地没有去棋牌室，他穿上了那件压箱底的蓝色中山装，坐在窗边，假装看报纸，眼睛却时不时地往楼下的巷子口瞟。

　　我们都在等。等大姐，等姐夫，等他们带着一车的热闹和丰盛，冲散这个家的清冷和窘迫。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墙上的挂钟，时针已经指向了十一点。巷子口依然冷冷清清，只有几个躲雨的孩子在屋檐下追逐打闹。父亲的报纸翻来覆去，终于还是放下了。他站起身，在屋里踱着步，地板被他踩得咯吱作响。

　　“怎么还不来？建军那饭馆，过节不应该更忙吗？”母亲小声地自言自语，眼神里透着一丝不安。

　　“忙点好，忙点说明生意好。”父亲的声音有些干涩，他走到门口，拉开一条门缝，又朝外望了望，然后重重地关上了门。

　　屋子里的空气，因为这份漫长的等待，变得越来越稀薄，压得我有些喘不过气来。我肚子里的馋虫，也渐渐被一种莫名的失落感所取代。我开始想，是不是姐夫的饭馆太忙了，他们今天不回来了？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像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

　　就在我们几乎要放弃希望的时候，楼道里传来了熟悉的脚步声。那脚步声很轻，很慢，带着一丝犹豫。

　　我第一个冲到门口，猛地拉开门。

　　门口站着的，是大姐。

　　只有大姐一个人。

　　二、客

　　大姐站在门口，身上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碎花衬衫，头发被雨水打湿了几缕，贴在额头上。她的脸色有些苍白，眼睛下面带着淡淡的青色，但她努力地笑着，那笑容在阴暗的楼道里，显得有些用力过猛。

　　“爸，妈，志强。”她喊我们，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Gas的沙哑。

　　最让我震惊的，是她手里的东西。没有我想象中的大包小包，没有烧鸡，没有水果，只有一盒月饼。那是一盒红色的铁皮月饼盒，上面印着“花好月圆”四个烫金大字，在当时，这算是市面上顶好的牌子了，价格不菲。

　　“建军呢？”母亲迎上去，接过月饼盒，眼神却越过大姐的肩膀，往她身后空无一人的楼道里望去。

　　“他……他店里忙，实在走不开。让我跟你们说声对不住，过两天一定登门赔罪。”大姐低下头，一边换鞋一边说。她的声音很低，快得像是在背书。

　　父亲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他没说话，只是“哼”了一声，转身走回屋里，重新拿起了那张报纸，但这次，他把报纸举得很高，挡住了自己的脸。

　　我知道，父亲生气了。按照我们这儿的规矩，逢年过节，女婿是一定要上门的，这不仅是礼数，更是对岳父岳母的尊重。李建军没来，在父亲看来，就是不把他放在眼里。

　　母亲似乎也感觉到了气氛的尴尬，她连忙打圆场：“忙好，忙好，年轻人就该以事业为重。快进来，红梅，外面冷。”

　　大姐跟着母亲走进屋，那盒月饼被母亲郑重地放在了八仙桌的正中央。那鲜红的颜色，像一团火，却没能点燃屋里冰冷的气氛。

　　“瘦了。”母亲拉着大姐的手，摩挲着她手背上凸起的骨节，满眼都是心疼。“是不是最近太累了？饭馆的生意，你一个人也跟着瞎忙活。”

　　“没有，妈，我挺好的。”大姐抽出手，不自然地拢了拢耳边的碎发，“就是最近胃口不太好，吃得少。”

　　我凑到大姐身边，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那盒月饼。大姐注意到了我的目光，她勉强地笑了笑，摸了摸我的头：“志强，想吃吗？等会儿就打开。”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心里却有一丝小小的失落。往年，大姐回来，总会专门给我带一个变形金刚或者几本小人书，但今天，什么都没有。

　　午饭很快就准备好了。说是午饭，其实就是白菜炖豆腐，外加一盘炒土豆丝。母亲特意在白菜里滴了几滴香油，这已经是我们家最高的待客规格了。

　　饭桌上，没有人说话。父亲埋头吃饭，筷子和碗碰得叮当响。母亲不停地给大姐夹菜，把碗里为数不多的几块豆腐都夹到了大姐碗里。

　　“红梅，多吃点，你看你瘦的。”

　　“妈，我够了，你也吃。”大姐又把豆腐夹回母亲碗里。

　　两个人推来让去，谁也没真正吃下那几块豆腐。

　　“建军的饭馆，生意还行吧？”父亲突然开口了，声音生硬，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大姐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她放下筷子，低着头说：“挺……挺好的，爸。就是太忙了，他每天都得忙到后半夜。”

　　“哼，再忙，中秋节回趟家的时间都没有？我看他不是忙，是架子大了，瞧不上我们这穷亲戚了！”父亲的筷子重重地拍在桌子上，吓了我一跳。

　　“爸！你别这么说建军，他真不是那样的人！”大姐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声音也带了哭腔。

　　“我怎么说了？我说错了吗？他要是心里有我们，今天能不来？他要是心里有你，能让你一个人淋着雨，就提一盒破月饼回来？”父亲的声音越来越大，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卫国！你少说两句！”母亲急了，一边给父亲使眼色，一边安抚大姐，“你爸就是这个臭脾气，你别往心里去。建军忙，我们都理解。”

　　大姐没再说话，只是低着头，眼泪一滴一滴地掉进饭碗里。

　　那顿饭，就在这样压抑而沉重的气氛中结束了。我看着桌子中央那盒鲜红的月饼，突然觉得它无比的刺眼。它像一个沉默的证据，证明着父亲口中的“瞧不上”，也像一根针，扎在每个人的心上。

　　三、宴

　　午饭后，大姐说要去邻居家串串门。我知道，她只是想找个借口躲开家里的低气压。她前脚刚走，父亲的怒火就彻底爆发了。

　　“不像话！简直太不像话了！”他一拳砸在桌子上，震得碗筷哗哗作响，“这李建军，当初娶红梅的时候，说得比唱得还好听，现在呢？出人头地了，就不认我们这门穷亲戚了？中秋节啊，就让你姐一个人提盒月饼回来，这是打发叫花子呢！”

　　“你小点声！”母亲慌忙关上门，压低声音说，“孩子还在呢。再说了，也许建军是真的忙，你别把人想得那么坏。”

　　“忙？忙是借口！我看他就是觉得我们家穷，怕我们沾他的光！”父亲越说越气，在屋里来回踱步，“你看红梅瘦成什么样了？脸色那么差，肯定是在婆家受了委屈，不敢说！”

　　父亲的话，像一颗石子，在我心里激起了一圈圈的涟漪。我回想起大姐苍白的脸，和她那双躲闪的眼睛。难道，大姐真的受了委屈？

　　下午，大姐从邻居家回来了，情绪看起来平复了一些。她主动提出要帮母亲做晚饭，母亲没让，把她按在凳子上，自己一个人在厨房里忙活。

　　晚饭比中午稍微丰盛了一点，母亲把过年时剩下的一小块腊肉拿了出来，切得薄如蝉翼，和蒜苗一起炒了，香气飘满了整个屋子。

　　父亲的脸色也缓和了一些，或许是觉得中午的话说重了，他主动给大姐夹了一筷子腊肉。

　　“吃吧，在婆家，别亏待了自己。”他的语气依旧生硬，但话里的关心却是真的。

　　大姐默默地吃着，没说话。

　　晚饭后，按照惯例，是要切月饼赏月的。可惜天公不作美，窗外的雨还在下，月亮连个影子都看不到。

　　母亲还是把那盒月饼打开了。里面是八块独立包装的月饼，四种口味，每种两块。包装很精美，一看就价值不菲。

　　“这月饼得不少钱吧？”母亲拿起一块，翻来覆去地看。

　　“没……没多少钱，单位发的。”大姐的眼神有些飘忽。

　　“单位发的？”父亲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词，“建军的饭馆是个体户，哪个单位给他发月饼？”

　　大姐的脸“刷”地一下白了，她嘴唇动了动，半天没说出话来。

　　屋子里的空气再次凝固了。我感觉自己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我看着大姐，她那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让我心里难受极了。

　　“是我记错了，”她终于小声说，“是……是建军的朋友送的。”

　　这个解释显然无法让父亲信服。他死死地盯着大姐，那眼神像是在审问一个犯人。

　　“周红梅，你跟我说实话，你跟李建军，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没有！爸，我们好着呢！”大姐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辩解。

　　“好着？好着他中秋节不登门？好着你瘦成这个样子？好着你连盒月饼的来历都说不清楚？”父亲步步紧逼。

　　“我……”大姐被问得哑口无言，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好了好了，大过节的，这是干什么？”母亲赶紧出来打圆场，她把一块豆沙月饼切成四份，递给我一份，“志强，快吃，你最爱吃的豆沙馅。”

　　我接过月饼，却一点食欲都没有。我看着大姐那张强颜欢笑的脸，心里堵得慌。这块香甜的月饼，此刻在我嘴里，却品尝出了一丝苦涩的味道。

　　那天晚上，大姐没有留宿，她说不放心店里，坚持要走。母亲想让她带点家里自己腌的咸菜，她也拒绝了。临走时，她塞给我十块钱，让我买零食吃。我捏着那张崭新的钞票，看着她消失在漆黑雨夜里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

　　她的背影，不像一个养尊处优的饭馆老板娘，反倒像一个……像一个打了败仗的士兵，仓皇而逃。

　　四、风

　　第二天，雨停了。但我们家的上空，依旧乌云密布。

　　父亲一整天都没说话，脸黑得像锅底。母亲则唉声叹气，眼睛红红的，显然昨晚没睡好。我也无精打采，大姐给的那十块钱，被我压在枕头底下，一点花的欲望都没有。

　　下午，母亲让我去楼下的小卖部打一瓶酱油。刚走到楼下，就碰到了住在对门的张婶。张婶是我们这栋楼的“消息中心”，谁家有点风吹草动，都逃不过她的眼睛。

　　“哟，是志强啊，打酱油去？”张婶热情地跟我打招呼。

　　我点了点头，想赶紧走。

　　“哎，你大姐昨天回来了吧？我看见了。”张婶把我拉住，神秘兮兮地压低了声音，“就她一个人回来的？”

　　我不想理她，但又挣脱不开。

　　“你姐夫呢？没跟着一块儿来？”她见我不说话，又追问道。

　　“姐夫忙。”我言简意赅地回答。

　　“忙？”张婶撇了撇嘴，脸上露出一种“我早就知道”的表情，“是忙着躲债吧！”

　　我浑身一震，猛地抬起头看着她：“张婶，你胡说什么！”

　　“我胡说？”张婶的嗓门一下子高了八度，引得周围几个纳凉的邻居都看了过来，“我可是亲眼看见的！前天，我去城南我侄女家，路过你姐夫那个饭馆，好家伙，大门上贴着封条呢！门口还围着一帮人，吵吵嚷嚷的，都在骂李建军是骗子，欠了钱不还！”

　　张婶的话，像一个晴天霹雳，在我脑子里炸开了。饭馆被封了？姐夫欠了债？

　　“我还听人说啊，你那个能干的姐夫，学人家炒什么股票，把本钱全赔进去了，还欠了一屁股的债，人早就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可怜你大姐了，一个人撑着，前两天我还看见她在劳务市场找活干呢！”

　　周围邻居的议论声，嗡嗡地钻进我的耳朵。

　　“真的假的？李建军看着挺机灵的啊。”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这下周家可被拖累惨了。”

　　“我就说嘛，昨天她家姑娘回来，脸色就不好看……”

　　我再也听不下去了，我扔下酱油瓶，发疯似的往家里跑。我的脑子里一片混乱，张婶的话，邻居的议论，大姐苍白的脸，父亲愤怒的质问，那盒来历不明的月饼……所有的一切，都串联了起来。

　　我终于明白了。

　　我冲进家门，母亲正在择菜，看到我失魂落魄的样子，吓了一跳。

　　“志强，你这是怎么了？酱油瓶呢？”

　　我上气不接下气，把刚才听到的话，断断续续地学给了母亲听。

　　母亲手里的青菜，“啪”地一声掉在了地上。她的脸，瞬间变得和纸一样白。她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身体晃了晃，幸好扶住了桌子才没有倒下。

　　“妈！”我吓坏了，赶紧扶住她。

　　这时候，父亲从里屋出来了。他显然也听到了我的话。他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暴跳如雷，而是异常的平静。他走到母亲身边，扶着她在凳子上坐下，然后看着我，一字一句地问：“你说的，都是真的？”

　　我含着眼泪，用力地点了下头。

　　父亲的拳头，猛地攥紧了，手背上青筋暴起。他沉默了很久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会一直这样沉默下去。然后，他缓缓地吐出一口气，那口气里，带着无尽的疲惫和苍凉。

　　“这个傻丫头……”他低声说，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一样。

　　那一刻，我看到父亲的眼角，似乎有晶莹的东西在闪动。那个在我心中如山一般坚硬的男人，他的脊梁，仿佛在这一瞬间，微微地弯了下去。

　　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桌子上，那盒吃了一半的月饼，静静地躺在那里。那鲜红的铁盒，此刻看起来，像一道流着血的伤口，触目惊心。

　　五、雨

　　真相像一场迟来的暴雨，冲刷掉所有的伪装和体面，只剩下狼狈不堪的现实。

　　原来，大姐不是一个人“来”的，她是“逃”回来的。她不是不想留宿，是无家可归。那盒昂贵的月饼，不是单位发的，也不是朋友送的，而是她用身上最后一点钱买的。她只是不想让我们，尤其是让好面子的父亲，看到她的窘迫，不想让娘家人为她担心。

　　她想用这盒月饼，维持住那个“嫁得好”的假象，维持住父亲在邻里间的最后一丝骄傲。

　　可她不知道，这个用谎言筑起的堤坝，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父亲坐在凳子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灰掉在了裤子上也浑然不觉。母亲则坐在床边，无声地抹着眼泪。整个下午，家里没有一个人说话，空气压抑得让人窒息。

　　傍晚的时候，父亲掐灭了最后一根烟，站了起来。

　　“我去把红梅找回来。”他的声音很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

　　“上哪儿找啊？”母亲哽咽着问。

　　“她没地方去，肯定就在这附近。”父亲说着，就往外走。

　　我也跟了上去。

　　父亲没有问任何人，他只是凭着一个父亲的直觉，在附近的小旅馆、招待所一家一家地找。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路灯一盏盏亮起，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终于，在离家不远的一个最便宜、最破旧的小旅馆里，我们找到了大姐。

　　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房门，一股潮湿发霉的味道扑面而来。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大姐就坐在床边，怀里抱着一个包袱，呆呆地看着窗外。听到开门声，她回过头，看到我们，整个人都愣住了。

　　她的眼睛又红又肿，显然是哭过了。

　　“爸……志强……你们怎么来了？”她的声音充满了惊慌和无措。

　　父亲没有说话，他只是走过去，一把夺过大姐手里的包袱，拉起她的手，沉声说：“回家。”

　　大姐的眼泪，瞬间就决堤了。

　　“爸，我对不起你，我给你丢人了……”她哭着，挣扎着，不肯走。

　　“丢什么人！”父亲的吼声在狭小的房间里回荡，“家都快没了，还要那点破面子干什么！天大的事，回家再说！”

　　父亲几乎是半拖半拽地，把大姐拉出了小旅馆。我跟在后面，看着父亲宽阔的、微微佝偻的背影，和被他紧紧攥在手里的大姐，我的眼泪也忍不住掉了下来。

　　回到家，母亲已经煮好了一锅热腾腾的白粥。看到大姐，母亲什么也没说，只是抱着她，两个人哭成了一团。

　　等她们情绪都平复下来，一家人围着桌子坐下。大姐终于把所有的事情都说了出来。李建军炒股失败，不仅赔光了饭馆，还欠了二十多万的巨额债务。债主天天上门逼债，他走投无路，一个月前就跑了，至今杳无音信。大姐一个人，卖掉了所有值钱的东西，还是填不上那个无底洞。她被房东赶了出来，走投无路，才想到了回家。

　　可她又怕，怕父亲的责骂，怕母亲的眼泪，怕邻居的闲言碎语。所以她编造了那个谎言，想撑过中秋节，再自己出去找活干，慢慢还债。

　　“爸，妈，你们别管我了，这是我自己的命。”大姐哭着说，“明天我就走，我不能拖累你们。”

　　“胡说八道！”父亲一拍桌子，“你是我周卫国的女儿，这个家就是你的家！天塌下来，有我给你顶着！不就是二十万吗？我们一家人，一起还！”

　　“可是……我们拿什么还啊？”大姐绝望地看着父亲。

　　父亲沉默了。是啊，对于我们这个连吃肉都成问题的家庭来说，二十万，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屋子里再次陷入了死寂。窗外，又下起了雨，雨点打在玻璃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像是在为我们这个风雨飘摇的家伴奏。

　　我看着愁云惨淡的父母，看着泣不成声的大姐，心里像被一块巨石压着，喘不过气来。我恨那个不负责任的姐夫，更恨自己的无能为力。我只是一个孩子，我什么都做不了。

　　六、光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乱糟糟的。大姐的哭声，父亲的吼声，母亲的叹息声，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循环播放。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我蹑手蹑脚地走到床底下，拖出一个生了锈的铁皮饼干盒。

　　这是我的“百宝箱”，里面装着我所有的“财富”。

　　我打开盒子，里面是满满一盒五颜六色的糖纸。这些都是我平时省下零花钱买糖吃，然后小心翼翼剥下来，一张张展平，夹在书里压好的。有大白兔的，有话梅糖的，有水果糖的……每一张都油光锃亮，没有一丝褶皱。

　　在当时，我们孩子之间流行收集糖纸，漂亮的糖纸可以拿去跟同学换小人书，或者弹珠。这一盒糖纸，是我攒了整整两年的宝贝，我曾经幻想着用它们去换一个我梦寐以求的变形金刚。

　　除了糖纸，盒子最底下，还有一个用手帕包着的小东西。我打开手帕，里面是几张零钱，有一块的，有五毛的，还有几张一毛的。这是我所有的积蓄，一共是六块七毛钱。

　　我看着这些我视若珍宝的“财富”，在昏暗的灯光下，它们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它们换不来变形金刚，更还不清那二十万的巨债。

　　可是，我还能做什么呢？

　　我抱着我的铁皮盒子，坐在黑暗里，心里进行着天人交战。一边是我心爱的宝贝，另一边是陷入绝境的家人。

　　最终，一个念头在我心中变得无比清晰和坚定。

　　我抱着盒子，悄悄地走出了房间。客厅里，灯还亮着。大姐和母亲睡在床上，父亲则在地上打了个地铺。他们似乎都睡着了，屋里能听到父亲轻微的鼾声。

　　我走到大姐床边，她睡得很不安稳，眉头紧紧地皱着，眼角还挂着泪痕。

　　我蹲下身，把铁皮盒子轻轻地放在她的枕边。然后，我犹豫了一下，又从盒子里拿出那包着六块七毛钱的手帕，塞进了大姐的手里。

　　做完这一切，我感觉自己像是完成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我没有惊动任何人，又悄悄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躺在床上，我的心“怦怦”直跳。我不知道我做的这一切有没有用，我甚至不知道大姐醒来后看到这些东西会是什么反应。但我心里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和踏实。

　　那一刻，我好像突然长大了。我明白了，家人，就是要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拿出来与对方分享。哪怕那东西微不足道，但那份心意，却是千金不换的。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是被一阵压抑的哭声吵醒的。

　　我走出房间，看到大姐坐在床边，手里捧着我那个铁皮盒子，肩膀一耸一耸地哭着。母亲坐在她身边，抱着她，也在默默地流泪。

　　父亲站在窗边，背对着她们，但我看到他不停地用手去擦眼睛。

　　看到我出来，大姐抬起头，她朝我招了招手。我走到她面前，她一把将我搂进怀里，抱得紧紧的。

　　“志强，谢谢你……”她的声音哽咽着，温热的眼泪滴在我的脖子上，“姐都明白，都明白……”

　　我不知道她明白了什么，我只是觉得，大姐的怀抱很温暖。

　　父亲转过身，他走到我面前，蹲下来，用他那双布满老茧的大手，摸了摸我的头。他的手很粗糙，但很温暖。

　　“好小子，”他说，声音里带着浓重的鼻音，“长大了，像个男子汉了。”

　　那是我第一次，从父亲口中得到如此郑重的夸奖。我的鼻子一酸，眼泪也掉了下来。

　　那个早晨，我们一家人，没有说太多的话，只是用眼泪和拥抱，传递着彼此的力量和温暖。我那个小小的、生了锈的铁皮盒子，像一束微弱的光，照亮了笼罩在我们家上空的阴霾。它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每个人心中那扇紧锁的门，让爱和勇气，重新流淌。

　　七、圆

　　生活，并没有因为那一次家庭的温情而变得轻松。

　　二十万的债务，像一座大山，沉甸甸地压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上。

　　但是，我们家的气氛，却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父亲不再沉默和暴躁，他像一头重新焕发了斗志的老黄牛。他托遍了所有的老关系，去了一个私人的小砖窑干活。那里的活又脏又累，工资却是计件的，多劳多得。他每天都干到半夜才回来，整个人像是在泥里滚过一样，只有牙是白的。但他从不叫苦，每天吃饭的时候，还能跟我们讲两个砖窑里的笑话。

　　母亲把家里所有能卖钱的东西都卖了，包括她陪嫁的那个樟木箱子。然后，她用那点钱，在弄堂口支了个小摊，卖茶叶蛋和自己做的腌菜。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忙到深夜才收摊，一双手被热水泡得又红又肿。

　　大姐也彻底变了个人。她剪掉了长发，收起了所有的愁容。她跟着母亲一起出摊，还揽下了附近几栋楼的清洁工作，每天扛着拖把和水桶，一层一层地扫，一层一层地拖。她的腰累得直不起来，人也晒得又黑又瘦，但她的眼神，却一天比一天亮。

　　我呢，也尽我所能地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我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去帮母亲看摊子，让她能喘口气。我还把捡废品卖的钱，一分一分地攒起来，全部交给母亲。

　　那段日子很苦，真的很苦。我们每天都累得像狗一样，饭桌上依旧是清汤寡水。但是，我们家却充满了久违的笑声。每天晚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数着当天赚来的那些被汗水浸湿的、皱巴巴的零钱，那种感觉，比吃任何山珍海味都要幸福。

　　我们就像一群在暴风雨中航行的水手，虽然船很破，浪很大，但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朝着同一个方向划桨，就什么都不怕。

　　两年后，我们终于还清了所有的债务。

　　还清最后一笔钱的那天，父亲破天荒地买了一瓶白酒，和半只烧鸡。晚饭的时候，他给自己倒了一杯，也给我的碗里倒了一点点。

　　他端起酒杯，看着我们，眼睛里闪着泪光。

　　“都过去了。”他只说了这三个字，然后一饮而尽。

　　我们也都哭了，哭着哭着，又都笑了。

　　后来，大姐遇到了一个忠厚老实的男人，是父亲砖窑里的工友。他不在乎大姐的过去，只心疼她的不易。他们结婚了，没有彩礼，没有酒席，只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吃了顿饭。但大姐脸上的笑容，是我从未见过的幸福和安宁。

　　很多年过去了，我也已经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生活早已今非昔比，我们再也不用为一盒月饼而发愁。

　　但是，每年的中秋节，我们全家团聚的时候，大姐都还会提起我送她的那个铁皮盒子。她说，那是她这辈子，收到的最贵重的礼物。

　　而我，也永远忘不了1996年的那个中秋节。忘不了那个提着月饼、独自归来的孤单背影，忘不了那个充斥着谎言和争吵的夜晚，更忘不了那个装满糖纸和六块七毛钱的铁皮盒子。

　　是它们，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家人，什么叫担当。

　　真正的团圆，不是形式上的花好月圆，而是在风雨来临时，一家人能紧紧地站在一起，把彼此的后背，交给对方。

　　那盒月饼的分量，真的很重。它重得足以压垮一个人的尊严，但也重得足以称量出一家人血脉相连的、最真挚的亲情。它让我懂得，生活的苦，可以用爱来稀释；而爱的甜，却足以回味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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