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的创始人是谁

　　　　墨子（约公元前372年--约前289年），名翟，东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宋国人。墨子是宋国贵族目夷的后人，生前曾担任宋国大夫。他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墨子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墨子创立了“墨家学说”，“墨家”，在春秋战国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为“显学”。他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等观点。以“兼爱”、“非攻”为核心，以“尚贤”、“节用”为支点。除此之外，墨子在战国时期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在当时的“百家争鸣”时期，有“非儒即墨”之称。墨子死后，“墨家”，分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三个学派。其弟子根据墨子生平事迹的史料，收集其语录，完成了《墨子》一书的传世。

　　 墨子出身微贱，曾学“儒术”。因不满其烦琐的学说，自创“墨家学派”以抗衡。墨子主张“兼爱”、“非攻”，提出“尚贤”、“尚同”的政治思想，主张从天子、诸侯国君到各级正长，都要“选择天下之贤可者”来充当；而人民要服从君上，做到“一同天下之义”。天下人都要“相亲相爱”，反对“以强凌弱”的战争。他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为后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其神秘主义的糟粕，也为秦汉以后的“神学”目的论者所吸收和利用。墨子，作为先秦时期“墨家学说”的创始人，其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墨子在“上说下教”中，言行颇多，但无亲笔著作。今存《墨子》一书，都是其弟子或再传弟子，对他的思想言论的记录。它是研究墨子思想的重要依据。

　　 据说楚王曾计划攻宋，墨子前往劝说楚王，并与公输盘的模拟攻防中取得胜利，楚王只得退兵。墨子思想与孔子思想有相当程度上的差异。孔子主张“久丧厚葬”，对祭祀非常重视。子曰 :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墨子一生，过着简朴的生活，“量腹而食，度身而衣”，主张“节用、节葬、非乐”，他的弟子也是“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

　　 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支重要的学术流派的创始人的墨子，以其独到的见解，鲜明的主张，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起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墨子把“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作为“墨家学派”总的宗旨，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破旧立新的。他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命”、“非乐”等，都是以这个宗旨为出发点和依据的。

　　 “兼爱”，即“一视同仁地爱一切人”，这无疑是墨子思想最核心的主张。研读《墨子》，我们发现，墨子所谓“兼爱”的本义，还可以更精确的阐述为 : “像爱自己一样爱所有人”。这与“儒家”所倡导的“博爱”、“亲亲”、“尊尊”、“推爱”是存在差异的。分岐的关键在于，“爱有无差别”这个问题上。“儒家”坚持有，而“墨家”坚持无。平心而论，“墨家”的理想味过浓了一点。非墨子这样的“大贤”，恐怕难以身体力行。《墨子.兼爱》中，墨子费了很大的口舌，回驳对“兼爱”的指责，可终难教读者心服。

　　 墨子为自己的主张辩护的理由中，有两条是值得一思的 。

　　 第一条来自现实层面。墨子说，你若不爱别人的亲人，别人也不爱你的亲人。爱“有别”的结果，只能是“交相恶”。因此，必须行“兼爱”之道。这与墨子的一个观念紧密相关，即“爱人者人必爱之，恶人者人必恶之”，“爱、恶之行，必有相应的报赏”。其实，这也不是确然的。但强调只有无私的爱，才能召唤爱；只有整个社会树立起互爱的风尚，人们才能幸福生活在其中。这不能不说是墨子的一片苦心。

　　 第二条理由具有很浓的宗教意味。与其它学派不同，墨家信仰一个人格化的“天”，“天”有自己的神圣意志。这意志，据墨子说来，就是要人“兼相爱，交相利”。其论证方式很独特，大意是说，上天一视同仁地抚育我们，说明他兼爱着人类，他必不愿看到世人互相残害，而是一心要人们相爱相利。这使人想起了“基督教”的教义，以及基于这一教义上的“博爱理想”，与墨子的“兼爱”思想是相通的。

　　 从墨子的这两条理由，我们发现墨子一个极重要的特点 : 他是合极度实用主义和极度理想主义于一身的人物。而这两种主义，通常是不能并存的。它们在墨子的思想里构成了一种张力，在这种张力的作用下，墨子提出了一个，在那个时代“高难度”的道德标准，并全身心地投入实践。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能够忍受一切艰难困苦完成它的，只有“圣徒式”的人物。

　　 “非攻”，大概是“兼爱”之外，最为人所熟知的墨子的主张。“非攻”，直接源于“兼爱”理想，墨子竭力用“非攻”思想劝说各诸侯君王“止战息争”，就是为救天下百姓于水深火热的困苦中。

　　 墨子愤慨于某些高谈“仁义道德”的战争辩护士，抨击他们“明小物不明大物”。为了使自己的主张更具说服力，墨子除了用严密的逻辑推理，论证攻伐之事悖于“天理”外，更列举了历史上“穷兵黩武”，招致败亡的实例，说明侵略战争损人害己的实质。这些话，是墨子站在平民阶级立场上，说给统治者听的，反映了平民的呼声。但热衷于“兼并”的各诸侯国的君主，根本听不进“非攻”的说教。墨子的努力，收效甚微。墨子实际上还是在做一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事，然而，他的努力奋斗，所焕发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墨子的思想体系中，包含着一个完整的治国理论。这一理论，在具体的行政层面上，以“尚贤”、“尚同”主张为代表。“选贤任能”，其实是除“道教”以外，先秦诸家的一致主张。墨子的“尚贤”，只不过在打破“门第观念”、“不拘一格用人才”比儒家更彻底些，故不能算有特色。富有特色的却数“尚同”主张。“尚同”，作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像我们出操列队时，一起向排头看齐，排头再向他那一列的第一个人看齐，如此递进，最终使队列整齐划一。墨子要下一层向上一层的人“看齐”，上一层的人向再上一层的人“看齐”，一直到“天子”向“天”看齐。这种“看齐”是全方位的，人的思想观念、情感态度、行为方式、立身标准等，无所不包括。为什么要如此急切的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以致不避专制之嫌呢？是为了遏止“乱”。身处“乱世”的墨子，目睹“乱”给百姓带来的祸害，对此深恶痛绝，因此难免推出激进的主张。他要对“乱”下一付猛药。这是我们可以理解，但却无法苟同的。

　　 从“尚贤”、“尚同”主张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墨子思想的一个内在矛盾，即“精英主义”和“平民立场”的冲突。一方面，墨子几乎是平民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全力为苦难的民众鼓与呼，他的平等主义理想是非常明显的；另一方面，他又意识到，治国必须依赖“精英”，一个严密的等级制度是维护社会秩序之必须。看来这一矛盾的对立，在墨子思想中，并未得到逻辑上的完美统一。但矛盾的存在也有好处，它防止了墨子滑向“民粹主义”或“岐视平民”的立场。

　　 “实用主义”精神在墨子思想中，显露得最直接的地方，应该是“节用”、“节葬”的主张。“节用”的观念，在生活艰苦的平民中是很强烈的。墨子站在平民立场上，不能不坚持这一主张。而且他本人就是最好的例证。他把一切无实用的“巧而华”的东西，都视做“浪费”，要求权贵们也和他一样，过清苦朴素的生活。且不论他的呼吁，绝不会得到权贵们的响应。我们细究一番，发现这种主张其实与一种认识密切相关。这种认识即是 : 天下物资本非十分充裕，必须把每一分、每一毫都充分利用起来，才能使天下人皆得温饱。任何奢侈的耗费，都是以剥夺另一部分人的衣食为代价，才可能的。所以，必须坚决反对之。

　　 “节葬”主张，可以视为“节用”理念在丧仪方面的具体表现。但它似乎更触怒了传统派，因为在那个时代，丧仪是整个礼仪制度乃至政治制度中，极重要的一部分。否定“厚葬久丧”，无异于是对整个“礼治”传统，发出了挑战。坚持这一主张，是要承受不小压力的。墨子不屈于这种压力，而倡导“节葬”，还是因为“实用主义”的考虑，占了上风。这是一种高尚的“实用主义”，墨子为消灭“靡财贫民”、“伤生害事”的时弊，不惜向传统势力宣战，真正把百姓的福祉，放到了首位。

　　 墨子的宇宙观

　　 墨子认为，宇宙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个体或局部，都是由这个统一的整体分出来的，都是这个整体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也就是整体包含着个体，整体又是由个体所构成的。整体与个体之间，有着必然的有机联系。从这一连续的宇宙观出发，墨子进而建立了关于“时空”的理论。他把时间定名为“久”，把空间定名为“宇”，并给出了“久”与“宇”的定义。即 : “久”包括古今旦暮的一切时间；“宇”为包括东、西、中、南、北的一切空间。时间和空间都是连续不断的。墨子又进一步论述了时空有限还有无限的问题。他认为时空既是有穷的，又是无穷的。对于整体来说，时空是无穷的；而对于部分来说，时空则是有穷的。

　　 关于数学

　　 关于“倍”的定义。墨子说 : “倍，为二也。”（《墨经上》）亦即原数加一次，或原数乘以二，称为“倍”。关于“同长”的定义。墨子说 : “同长，以正相尽也。”（《墨经上》）也就是说两个物体长度相互比较，正好一一对应，完全相等，称为“同长”。关于“平”的定义。墨子说 : “平，同高也。”（《墨经上》）也就同样的高度，称为“平”。这与欧几里得几何学定理“平行线间的公垂线相等”意思相同。关于“圜”的定义。墨子说 : “圜，一中同长也。”（《墨经上》）这里“圜”即“圆”，墨子指出“圆”，可用“圆规”画出，也可用“圆规”进行检验。“圆规”在墨子之前，早已得到广泛地应用，但给“圆”以精确的定义，则是墨子的贡献。墨子关于“圆”的定义，与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圆”的定义完全一致。关于正方形的定义。墨子说 : “四角都为直角，四条边长度相等的四边形，即为正方形。”（《墨经上》）正方形，可用直角曲尺“矩”，来画图和检验。

　　 关于哲学

　　 墨子认为，人的知识来源可分三个方面，即“闻知”、“说知”、“亲知”。他把“闻知”又分为“传闻”和“亲闻”。在墨子看来，不应当简单地接受，而必须消化并融会贯通，使之成为自己的知识。因此， 他强调要“循所闻而得其意”，即在听闻、承受之后，加以思索、考察，以别人的知识作为基础，进而继承和发扬。

　　 墨子所说的“说知”，包含有推论、考察的意思，指由推论而得到的知识。他特别强调“闻所不知若已知，则两知也”。即“由已知的知识去推知未知的知识”。由此可见，墨子的“闻知”和“说知”，不是消极简单地承受，而是蕴含着积极的进取精神。

　　 关于逻辑

　　 墨子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墨辩”和“因明学”、“古希腊逻辑学”，并称“世界三大逻辑学”。墨子自觉地、大量地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以建立或论证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他还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并要求将“辩”作为一种专门知识来学习。墨子的“辩”，虽然统指“辩论”技术，但却建立在知类（事物之类）、明故（根据、理由）基础上的，因而属于逻辑类推或论证的范畴。墨子所说的“三表”，既是言谈的思想标准，也包含有推理论证的因素。墨子还善于运用类推的方法，揭露论敌的自相矛盾。由于墨子的倡导和启蒙，墨家养成了重逻辑的传统，并由后期的墨家，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体系。

　　 毛泽东主席自幼熟读经史，对先秦“诸子百家”都有很深的了解。尤其是对墨子，有一种执着的偏爱，并深受墨子思想的影响。在延安时期的一次生产运动总结大会上，毛主席说:“历史上的禹王，他是做官的，但他也种田。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子、椅子。历史上几千年来，做官的不耕田，读书人也不耕田。……”

　　 毛主席对墨子的“节用”思想也很看重，他的一生过着简朴的生活，并倡导大家身体力行“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