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有爱康、后有西贝：“贾国龙”们为何傻到要自杀式维权

　　近日，商界接连上演了两场“蚂蚁与大象”的诉讼大战：西贝贾国龙起诉罗永浩“诽谤”，爱康张黎刚起诉客户张晓玲“诋毁”。表面看，企业起诉个人客户，堪称商业世界的“自杀行为”；深究其里，这却是企业在当前特殊环境下，被刺中命门后一场绝地求生的“诛心之讼”。

　　罗永浩一句“（西贝）又贵又难吃，还是预制菜”，张晓玲直指爱康“假体检”，这些言论在流量为王的舆论场中迅速发酵。它们已远远超出了普通差评的范畴，而是精准地、致命地击中了这两家企业的商业命门：

对西贝而言，“贵”挑战其定价权（价值基础），“难吃”否定其产品力（生存基础），“预制菜”则在其争议之上，精准打击其试图塑造的“手工”、“匠心”品牌人设。这三连击，拳拳到肉。

对爱康而言，“假体检”这三个字是体检行业最致命的核弹。它直接动摇了客户对其质量可靠性、数据准确性和职业操守的绝对信任。信任是医疗服务的基石，基石崩塌，大厦将倾。

　　企业深知起诉客户，尤其是拥有话语权的公众人物或能引发共情的个体，在舆论上几乎必败。老罗自己都说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起诉我，“他自己要寻死我也拦不住啊”，满满的分分钟教你做人的不屑。“贾国龙”们应该预料到会被称为“店大欺客”、“格局太小”，就连说句公道话的于东来都无辜受累，那么，为何仍要毅然亮剑，选择这种“杀敌一千，自损一千二”得不偿失的模式？这实在是四重绝望下的无奈之举。

　　一、 绝望下的“止损”：捍卫比短期口碑更核心的资产

　　在企业估值模型中，品牌声誉和商业模式的可信度是无形资产的核心。当核心遭受毁灭性打击时，短期口碑的损失反而成了次要矛盾。

以诉讼冻结“定义权”：如果放任“西贝=又贵又难吃的预制菜”或“爱康=假体检”的标签在舆论场中固化并成为共识，企业将永无宁日。法律诉讼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它按下了舆论审判的“暂停键”，告诉所有人：“此事尚无定论，以司法裁决为准。”这是一种用法律程序来争夺舆论定义权的策略。

　　2.威慑潜在的“效仿者”：在自媒体时代，批评企业的成本极低，但流量收益极高。如果一个重磅指控能轻易击垮一家巨头而不必付出任何代价，那么无数人将蜂拥而至，试图复制这种“成功”，更何况很多失业人员以自媒体这个低门槛行业作为其收入来源。

　　企业选择起诉，尤其是起诉有影响力的对象，是在树立一个“样板”：提出重大指控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风险与责任。就如最近在政府的支持下，深蓝、小米等新能源车企成功起诉一些“自媒体公关黑手”，加强了“杀鸡儆猴”的威慑，避免陷入被无数流量攻击者“薅羊毛”的泥潭。

　　二、 绝望中的“投资”：将舆论战转化为法律战

　　舆论场讲的是情绪、站队和碎片化信息，而法庭讲的是证据、事实和逻辑。企业明知在舆论场“不敌”，所以才要千方百计地将战场转移到自己更能掌控规则的法庭上。

寻求“官方背书”的清白：企业深知，再多的公关稿、再正式的声明，其公信力也远不及一纸公正的法院判决书。即便过程漫长，它们也渴望最终能获得“法院认定，相关言论构成诽谤/诋毁”的结论。这份判决书将成为未来十年品牌重建中最有力的“清白证”，这是一场为了长远声誉而进行的战略性投资。分化舆论，争取理性空间：并非所有围观者都不分青红皂白。诉讼行为本身会促使一部分中立者思考：“企业都敢打官司了，是不是真的被冤枉了？”到底该同情消费者还是同情弱者，这在一边倒的声浪中撕开了一个口子，为企业争取到了一部分等待事实真相的理性受众。

　　三、 绝望后的“重生”：一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品牌豪赌

　　这场惊心动魄的品牌豪赌，赌的是企业的基本盘和未来。

赌给“投资人”和“合作伙伴”看：负面舆论直接影响资本市场估值和供应链合作信心。企业必须用最决绝的方式向股东、投资人和合作伙伴表明管理层捍卫公司价值的决心和能力，稳定军心。赌给“沉默的大多数”客户看：企业相信，其真正的核心客户是理性的。西贝赌的是客户认可其食材与工艺的价值，而非单纯价格或所谓非预制菜的噱头；爱康赌的是客户相信其专业的医疗资质和流程。通过诉讼，企业是在向这些沉默的支持者喊话：“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为您提供的价值，请相信我们。”其实，是不是预制菜，这重要吗？菜重要的是口味和安全，而罗永浩“聪明”地把一定要“预制菜”一个说法的球踢给了政府。事实上，在断崖式的客户下滑之后，部分理性的客户很快做出了最适合自己的选择，客流量正在回归。“向死而生”的叙事重构：极端的行为本身就会创造一个新的叙事。企业或许希望将公众的注意力从“它是不是干了坏事？”转移到“它为什么反应如此激烈？是不是真的被逼急了？”上，从而为自己创造一个重构故事、重新解释自身价值的机会。

　　四、绝望下的“荒诞”：律师不讲法律，网红教你做人

　　西贝与爱康的“自杀式维权”，是宏观经济承压、民生敏感度高企、自媒体舆论场失控背景下，企业生存焦虑等要素催化下的集中爆发。当企业的“命门”被击中，当流量的利刃试图斩断其商业根基，它们已无路可退。

　　然而，此事件最奇幻的注脚，恰恰在于原告双方的鲜明反差：

　　· 爱康所起诉的张晓玲，其自身职业正是一名律师。一位最应深谙法律程序、相信司法公正的法律从业者，在面对纠纷时，首选并非提起诉讼，而是诉诸于社交媒体进行“网络审判”，这本身就是对当下“舆论大于法理”环境的一种绝妙反讽。

　　· 西贝所面对的罗永浩，更是一位以犀利言论著称的网红，其职业生涯虽充满话题但鲜有实体产业的成功经验。一位从未管理过成功企业的“评论家”，却能凭借其对舆论情绪的精准拿捏，一句“又贵又难吃的预制菜”便轻松点燃全网，对一家行业巨头的立身之本进行“致命”打击。罗永浩以勇敢之名，实则是光脚不怕穿鞋的混不吝，一个连孩子的不敢生的人，连软肋都不敢有的人，如何能与责任和勇敢沾上边呢？这其中的倒错，令人愕然。

　　然而，正是这种荒诞性，最终逼迫企业做出了看似不可理喻的悲情选择。它们亮剑，并非期望在舆论上获胜，而是试图用法律的重器，在流量的荒原上，为品牌划出一条最后的生存防线。它们是在向一个被情绪和噪音裹挟的世界呐喊：“这里还有事实，这里还有程序，这里还有责任！”

　　事实上，这根本不是普通的商业纠纷，而是关于企业生存权的“诛心之讼”。无论最终判决结果如何，过程本身已经深刻地揭示了当下企业经营环境的严酷与荒诞：它们不仅要做好产品和服务，还必须时刻准备为自身的“生存合法性”而战。而贾国龙们的对手，可能不是一个理性的客户，而是一整个被奇幻逻辑所驱动的舆论时代，看不见的对手，更加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