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平军双子星”，英王陈玉成和忠王李秀成的比较，似乎是一个被许多太平天国爱好者所热衷，却很难找到标准答案的话题。


　　作为太平天国后期最优秀的将领，陈、李二人有诸多相似之处：既是战友，亦为同乡，同样指挥千军万马，并先后成为太平军的最高军事领袖，又同样最终被俘遇害。


　　但有一点，无论生前行事作风如何，英王至始至终保持着对“帝国”的高度忠诚，哪怕在临终前面对胜保喋喋不休地劝降，时年26岁的陈玉成一心求死，不屑高呼“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这样的言行，完全符合大众心目中对英雄人物的定义。


　　不仅陈玉成如此，包括太平天国已知的众多著名将领，在遭受极刑时，所表现出的铮铮铁骨、视死如归，同样令人心生敬佩。


　　石达开在成都被凌迟，一同受刑的部下忍不住痛苦呻吟，翼王厉声喝止：何遂不能忍此须臾？当念我辈得彼，亦正如此可耳”。


　　北伐名将林凤祥，遭受寸磔之刑时，“刀所及处，眼光犹直视之，终未尝出一声”。


　　反观李秀成的表现，则要逊色很多，作为当时太平军的“总司令”，被俘后没有激烈的反抗，怒斥或者痛骂，而且还留下了数万字、类似供状的《忠王李秀成自述》。


　　正是临终前的“晚节不保”，让忠王颇为遭人诟病，甚至成为后世指责其摇尾乞怜、有意投降的“罪证”。


　　太平天国已然远去，尘埃落定之时，仅凭某些被定格的瞬间或者被人为删除、篡改的《忠王李秀成自述》，对忠王的一生来盖棺定论，又似乎过于片面。


　　关于忠王李秀成的评价，百年以来毁誉参差、莫衷一是，本文无意于翻案或者抹黑，只求以历史的真相还原一个真实的太平天国将领。


王朝崩塌前的两次致命失误

　　在1860年安庆战役之前，太平天国和湘军在整个长江中下游区域，大体上还保持着旗鼓相当的态势。


　　虽然1856年的天京事变让太平天国元气大伤，湘军也趁机在1858年向东用兵，重新夺取了湖广首府武昌和赣省重镇九江。


　　但在此之后，陈玉成、李秀成联袂取得了三河镇大捷，重挫湘军主力，随后又再次攻破卧榻之侧的清军江南大营。


　　到1860年初，湘军在上游对天京门户的安庆形成围攻之势，与此同时，太平天国的东征也取得重大胜利，“苏福省”的建立，为其重新开辟了富庶的后方基地。


　　但至此之后，短短四年时间，幅员东南六省，拥兵近百万的太平天国，就以极快的速度走向了消亡，而在这一过程中，两个关键节点上的失误，李秀成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860年，为解安庆之围，天王洪秀全制定了以英王陈玉成和忠王李秀成两大最强兵团，溯流而上，沿长江南北两岸用兵，以钳形之势，合取湘军后方基地湖北的战略计划。


　　客观地来讲，“合取湖北”对湘军而言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陈、李二位将领如果通力合作，此后的安庆保卫战也许会是另一番局面，但问题的关键恰恰就出现在“合作”上。


　　1857年石达开负气出走之后，陈玉成便接管了安徽的地盘，此后，英王便一直将皖省视作其大本营和势力范围。


　　而李秀成则因为事不关己，从一开始便对营救行动不甚积极，尤其是又刚刚取得东征的巨大胜利，醉心于营造“苏福省”的忠王，更加无心他顾。


　　对当时的太平天国而言，天京的安危才是一切，而保障天京的前提便是守住西面的安庆，所谓“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


　　但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样浅显的道理，身为国之柱石的李秀成，却似乎始终都没有参透。


　　陈玉成1860年9月即从天京发兵，而李秀成却等到11月，才在洪秀全的多次催促严责之下无奈动身。


　　结果本该是两大兵团齐头并进的统一军事行动，因为李秀成的一再迁延拖沓，“合取湖北”成了陈玉成的独角戏。


　　次年2月，武昌城下，英王苦等忠王不至，又因当时英国以保护租界为由，向其施加压力，无奈之下，只能转而挥师东进安徽，硬撼围攻安庆的湘军主力，最终英王孤掌难鸣，1861年9月，安庆失陷，随之长江整体防御全面崩溃，天京门户大开。


　　而本应是“围魏救赵”计划中两大主力之一的李秀成兵团，在长江南岸胜似闲庭信步，还因为避战畏敌而在皖南的祁门，错过了活捉湘军主帅曾国荃这样千载难逢的良机。


忠王的“一亩三分地”

　　湘军攻克安庆之后，随即水陆并举直扑天京，其中作为主力的曾国荃吉字营，行动最为迅速，1862年5月即兵临天京近郊的雨花台。


　　曾国荃部队的规模并不大，但他的到来，犹如利刃一般，狠狠地楔入到了天京的整体防御圈之内，如此“眼中钉、肉中刺”，让洪秀全坐卧不宁、寝食难安，一日三道圣旨催促当时在上海作战的李秀成率兵勤王。


　　李秀成被逼无奈，从苏福省集结超过三十万大军，对外号称六十万，统领麾下十三王，于1862年9月发兵西援天京。


　　而曾国荃克复安庆以后，也有些轻敌冒进，率领仅万人的吉字营孤军深入至雨花台，湘军其余部队均来不及跟进配合。


　　而李秀成兵团不仅人数众多，此前在上海作战的过程中，还购买、缴获了大批先进的洋枪洋炮。


　　更关键的是天京近郊八、九月份还发生了严重的疫病，曾国荃的吉字营也受到严重感染，营棚之中病号累累，尸骸狼藉，非战斗性减员接近五成。


　　而由苏常地区远道而来的李秀成大军，却基本上没有受什么影响。


　　从战前的实力对比来看，太平军无论兵力、装备、状态都远胜对手，这样的形势，连远在安庆的曾国藩都不免哀叹“恶耗频来，心胆俱碎”。


　　看似战争的胜负已毫无悬念，但山穷水尽中的曾国荃，硬是凭借数千人的部队和沟壑纵横的营垒，将其赖以成名的“结硬寨，打呆仗”战术发挥到了极致。


　　面对数十倍于己方的太平军，在整个战役的过程中，曾国荃和他的吉字营虽数次命悬一线，又屡屡绝处逢生，


　　而太平军这边，本以为摧枯拉朽的解围战，却在不断地伤亡和进攻中持续了一个多月，旷日持久的拉锯极速地消磨着李秀成的耐心。


　　本就心不在此的忠王，又突然获悉大本营苏州告急，在吉字营已成强弩之末，而己方又仅仅损失万余人的情况下，草草撤兵，回援苏州而去。


　　46天的雨花台血战，最终还是让曾国荃和他的吉字营得以死里逃生，却为天京的最后沦陷吹响了丧钟。


　　“合取湖北”以及“雨花台破围”这两次重要军事行动的失败，作为主要参与者和战役总指挥，忠王必然难辞其咎。


　　在国家生死与苏福省存亡之间，关键时刻，忠王的目光始终下意识地偏向了自己那“一亩三分地”。


　　但如果深究原因，李秀成所表现出来的私心与狭隘，在太平天国后期诸多将领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这些将领在既得利益面前固步自封、画地为牢，陈玉成、李秀成与他们比较起来，区别无非是地盘的大小和兵力的多寡而已，这并非李秀成个人的局限，而是整个帝国的悲哀。


既为忠臣，难当孝子

　　雨花台战役后，吉字营站稳了脚跟，天京的形势却日趋严峻。


　　随着外围据点的相继易手，到1863年冬天，天京城仅剩东北面的太平、神策二门尚与外界相通。


　　而当时天京以外三支最重要的太平军部队，浙江的侍王李世贤兵团、苏州的忠王李秀成兵团分别被左宗棠楚军和李鸿章淮军所牵制，自顾尚且不暇，遑论分兵回援。


　　而扶王陈得才的兵马，远在西北，关山万里，重重阻隔，短时间内也是远水也救不了近火。


　　外无援兵，内乏粮草，继续坚持也看不到任何反败为胜的希望，李秀成建议在天京尚未被完全合围之前，“让城别走”。


　　天京已是危在旦夕，主动转移，保存有生力量，在战略上来说不失为一种不错的选择——虽然弃城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太平天国灭亡的命运，但与婴城固守、坐以待毙的消极防御比起来，战略撤退依然是在当时严峻的客观形势下，唯一的出路和可行的方针。


　　然而深居天王府，十年里足不出户的洪秀全，早已在“小天堂”过惯了纸醉金迷的帝王生活，哪里还愿意再回到过去刀头舔血、居无定所的“流寇”日子。


　　李秀成反复启奏，甚至以死相谏，洪秀全不仅没有采纳意见，反而严厉申斥：


　　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尔怕死，便是会死。


　　但值得注意的是，明知是必死之局，李秀成却并没有选择离开天京、背弃太平天国。只是因为忠言未被采信，而且被天王斥责其“忠而变奸”，对前途失望，以致“灰心而藏京内，又逼气而陪其亡”。


　　终于，在天王的消极防守和盲目自信中，湘军的合围之势大功告成，1864年6月，帝国即将崩塌的前夜，50岁的洪秀全带着遗憾与不甘，病逝于天王府中。


　　仅仅一个月后，7月19日，太平门城垣被湘军以“穴地攻城”之法炸开，数万吉字营兵勇由缺口蜂拥而入，天京沦陷。


　　城破之时，据曾国荃幕僚赵烈文所撰的《能静居日记》记载，“全军掠夺，无一人顾全大局”，湘军兵勇纷纷忙于搜刮财物，天京城内一片混乱，给了李秀成最后的逃生机会。


　　刚刚登基的“幼天王”洪天贵福，在皇宫望楼上眼见城垣崩塌，周遭杀声四起，也不顾一切地奔向李秀成处寻求庇护。


　　忠王府内，李秀成挥泪拜别年迈的母亲—“既为忠臣，难当孝子”，要保护幼主突围，便救不得母亲——老弱妇孺随军，必然会增加突围的风险和拖慢行军的速度，而且各人都有妻儿老小，身为统帅，他又怎能不作出表率？


　　天京城破的夜晚，不仅是李秀成，其麾下上千的残余将士，无一携带家眷。众人趁夜黑风高，伪装成清军模样，由防守相对松懈的太平门缺口脱出。


　　随即一路狂奔，即为活命，更为保存太平天国仅存的星星之火。


　　而出城之后，忠王便将部队分为两股，前队三百余人护送幼主南下湖州，投奔当地的堵王黄文金部。而他自己则带领剩余的七百多人负责殿后。


　　同时还将自己的战马让与幼主，随后追兵掩杀而至，交战中，忠王与后卫部队走散，所骑劣马又不善长途奔袭，跌跌撞撞之间，孤身一人逃到了天京近郊的方山，不幸被当地村民所获，绑缚送至附近湘军萧孚泗大营。


　　在国破家亡之际，如果不是对太平天国以及洪秀全的耿耿忠心，李秀成完全可以放弃幼主，独自突围，如果是这样，忠王的人生结局乃至整个太平天国的命运可能都还有一丝转机。


　　但很可惜，历史没有假设。


忠王被俘后的真实状态

　　获悉李秀成逃脱后被俘获，曾国荃第一时间赶赴军营之中，亲自审问这个太平天国最大的“贼酋”。


　　但李秀成虽为阶下之囚，却神态倨傲，完全没有把堂堂吉字营主帅放在眼里。


　　对手的冷漠傲慢激怒了曾国荃，他下令兵勇以刀割刺李秀成臂股，顿时血流入住，而忠王仍泰然处之。


　　若不是幕僚赵烈文以“主帅曾国藩尚未亲自提审李秀成”为由而拼命阻拦，估计暴怒中的曾老九，当场就会对李秀成施以极刑，


　　随后赵烈文也曾在私下问及李秀成今后有何打算，忠王镇定自若地回答“唯有一死耳”。


　　以上见闻，均出自赵烈文《能静居日记》，杜撰和编排的可能性不大，由此可见，在被俘的初期，李秀成是一心求死而绝无摇尾乞怜之态的。


　　而关键的转折出现在几日之后，7月28日，湘军主帅曾国藩由安庆抵达江宁。


　　两大生死对手的第一次碰面，曾国藩并没有向其胞弟那样盛气凌人，摆出一副胜利者高高在上的姿态。


　　而是以平等的态度，心平气和地与李秀成交谈，对李自成口述的太平天国往事不仅洗耳恭听，间或还要发声请教一二。


　　也许正是这种姿态与气度，让身陷囹圄的忠王大为感动，而随着交谈的继续，李秀成更是被曾国藩的学识、思想所折服。


　　本已抱定必死之心的李秀成，对曾国藩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由对抗变为接纳甚至臣服。


　　李的态度转变，首先是太平天国的将领，普遍具有较强的“宿命论”思想，李秀成认为失败是天命抛弃太平天国所致，而此时帝国气数已尽，悲观绝望之中，选择向现实低头。


　　其次，李秀成虽然是久经沙场的将领，但政治经验严重不足，面对像曾国藩这种浸淫官场多年，老谋深算的对手，很容易就会被糖衣炮弹所击中。


　　在随后的日子里，李秀全开始奋笔疾书，即使天气炎热外加身体受创，仍以每天六、七字的速度，在短短九天的时间里，便完成了五万余字的《忠王李秀成自述》。


《李秀成自述》的功过考辨

　　而关于撰写自述的动机，除了臣服于曾国藩后主动交代问题，还有一个目的，也是尽量为后世之人，保存太平天国的历史。


　　吾史馆实录为汝曹焚掠尽，吾不述，奚传后！——《清史纪事本末》


　　“自述”的内容，除了太平天国的发展史以外，更总结了包括“孤军北伐、湘潭惨败、天京事变”等等多年“革命斗争”中的失败教训，后世称其为“天国十误”。


　　只是仔细研究“十误”就会发现，对于太平天国的败亡，忠王的总结虽然中肯，却不全面，对于自己在“合取湖北”和“围攻雨花台”的战略错误，却只字不提，似乎“自我批评”的意识稍显不足。


　　当然，在自述当中，李秀成对曾国藩言辞极为恭敬，言必称“中堂”，而且还主动要求，希望能联络、劝降江浙的太平军。


　　其实这也可以理解，此时大局已定，李秀成更是坦然接受了成王败寇的结局，劝降江浙太平军，不过是为了避免刀兵再起，同时能够早日结束战争，使万千生民免于涂炭之苦。


　　而所谓言辞恭敬，确实有失名将风范，但也正好从侧面证明了李秀成对曾国藩的心悦诚服。


　　但如果是仅凭以上两点，便判断李秀成有意投敌求生，那似乎过于武断。


　　何况在“自述”中，李秀成对于幼天王的行踪始终含糊其辞，顾左右而言他，没有透露半点洪天贵福前往湖州的计划，试想如果忠王要投靠清军，还有什么比出卖“幼主”更大的功劳？


　　所谓时势造英雄，晚清风谲云诡的舞台，给了无数人成功成名的机会，也让李秀成这个广西藤县的贫苦农民在枪林弹雨中成长为太平天国的最高军事统帅。


　　但剥去这层光鲜的外衣，李秀成也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也有平凡大众的优缺点，甚至更准确地说，他是一个复杂而又矛盾的人。


　　在内心里愚忠太平天国和洪秀全的同时，又时刻惦念着自己在苏福省的“一亩三分地”，家国情怀与个人得失在内心不断碰撞、交锋，最终，在家与国的艰难抉择中，悲情的忠王，彷徨的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1864年8月7日，近六万字的《忠王李秀成自述》完稿，曾国藩随即下令将李秀成就地处决。


　　遗憾的是，也许自述中涉及诸如对曾国藩歌功颂德及劝其自立称帝等内容太过敏感，初稿被大量删减、篡改，最终只留下三万余字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