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记者 何晶 朱绍杰 统筹/ 邓琼


　　｛今天上午，一场隆重的颁奖大会在广州举行，广东社科界的十位资深专家、学者获得了第二届“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荣誉称号。他们分别来自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深圳大学和广东省社科院，在各自领域都是卓有成就、蔚为大观的学术领头人。


　　在颁奖前，羊城晚记者分头采访了十位优秀的社会科学家，请他们谈谈自己的治学之路与心得。


　　敢于出手成就“独门”创见


　　问1


　　在学术生涯中，您个人最重视的学术成果有哪些？


　　王珺：我们搞理论的人最有兴趣的是，发现现实当中存在、且还有理论创新空间的问题，这最让我感到兴奋，比如说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之下的产业集群的发展。我结合广东实践，在全国较早开展了对产业集群的综合研究。


　　毛蕴诗：我最重要的成果有三个方向：近10年来重点对新兴经济体企业的转型升级的背景、动因及关键影响因素等进行系统研究；另一个研究方向是企业的成长与重组；我较早期则主要是对在华的跨国公司进行了系列研究。事实上，目前我的研究也体现了这三个方向的交叉融合。


　　冯达文：我个人的研究，比较有创意的，是对中国古典哲学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与宇宙论两种形态之区别和联系作了深入的探讨。我2009年出版的《中国古典哲学略述》，以简洁的方式表达了个人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上的一种创新性。2015年出版的《道家哲学略述——回归自然的理论建构与价值追求》，则是以道家哲学的发展为主线，对儒、道、法、佛诸家之交涉和融汇做了详细的分析与评论。


　　胡经之：我下功夫最多的应该还是自己这本《文艺美学》。朱光潜是否定自然美、讲求艺术美的，而我的文艺美学是在朱光潜的基础上谈的，认为他有关自然美的观点不行，想在此之上从价值论的角度再来探索，我想解决这个学术上的疑难问题。


　　桑兵：学人敢于出手的成果都必须倾心尽力，有所讲究，也就应当敝帚自珍。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功力见识会愈加精进。近20年来，我研究的方面日渐增多，并得以贯通，只选择可以成为则例仪型的公诸同好，无所谓孰轻孰重。


　　徐真华：我的学术成果有两部分：一是法国语言文学方面，我个人更看重两本书，2001年出版的《理性与非理性：20世纪法国文学主流》和《法国文学导读——从中世纪到20世纪》，都是全国数十所高校法语系的学生在使用的专业文学教材。对我来说，老师愿意拿来当教材，学生喜欢用，这就像是获奖一样让人高兴，说明了它的价值。


　　另一方面是最近十几年来我在研究高等教育管理方面的治校理念，实践也证明了这对广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黄修己：我最看重的是《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这本书首先是搞清楚历史是什么样的，即“五四”后到我执笔时中国新文学史的编纂历史，以前没人系统做过。其次，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现代文学史编写的经验教训，也许是第一部此类专著，我将史学理论运用到了总结文学史编纂史上。


　　蒋述卓：我最看重的还是《宗教艺术论》，我运用了宗教人类学、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将宗教艺术置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坐标中加以定位。国内现在还没有类似的著作，在中国宗教艺术的研究方面有开拓意义，甚至有填补空白的作用。


　　曾宪通：我的主要学术成绩有几方面，包括汉字起源的探索；古文奇字的考释；古钟铭和古乐律的研究；战国秦汉简帛的研究，还有关于古文字学发展史上若干问题的探讨。


　　戴伟华：我最看重的还是《唐方镇文职僚佐考》，这种文献考据的专题研究，需要阅读所有现存材料，不像写一般的文章，看几本书就能完成。那时候还没有电子文献，全面的文献整理工作都靠自己翻书、做笔记，这对以后衍生其他研究很有帮助，让我对整个朝代有了更透彻的理解。


　　师出名门又逢岭南春深


　　问2


　　您的治学之路是怎样的，师承何处，到目前形成了怎样的学术脉络？


　　王珺：我本科、研究生阶段都在南开大学学经济学，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英国去做访问学者，学发展经济学。后来90年代中期到美国哈佛大学学转轨经济学。2005年到麻省理工学院又做产业组织，包括企业理论、制度理论等方面。我自己的感觉，学经济，首先要了解实践，但是完全就事论事，没有理论背景，没有和大家之间的积累，你就没有办法把实践提炼到一个更高的程度，所以怎么去提炼这个东西，我是很有感触的。


　　毛蕴诗：我本科是学数学的，上世纪80年代初公派出国读MBA，回国以后承担了国家经济委员会等部门的经济预测课题，在定量方法应用于经济管理研究方面打下了基础。我的博士生导师是武汉大学世界经济专业的郭吴新老师。


　　我的研究一直伴随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成长三十多年的进程。加入WTO后，中国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什么地位？应该怎样认识和改变某种被动的地位？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企业的转型升级问题等，都是我国经济管理领域的重要问题。


　　冯达文：1960年夏我高中毕业，入读中山大学哲学系，从此与哲学再也无法分离。大学学习的五年间，杨荣国、李锦全、刘嵘、罗克汀、丁宝兰、陈玉森等前辈老师们传道授业的风采一直在我心中留驻。


　　我个人真正的教学生涯是从1977年开始的，这一年我转入了中国哲学的学科领域。我从事哲学史教学与研究的前十年的心得，见诸1989年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的探索与困惑·殷周—魏晋》一书中。


　　上世纪90年代我转入宋明儒学研究，同时也以中国哲学博士—硕士学科点负责人的身份兼顾宗教学学科点。我担任了中山大学的中国哲学研究所、比较宗教研究所的首任所长，2014年更在学校的全力支持下组建起了中大禅宗与中国文化研究院。


　　胡经之：1952年我从苏州考进北大，那正是北大历史上最辉煌的年代。全国院系调整，著名人文学者云集北大。四年本科毕业后，我跟随杨晦老师攻读副博士研究生，也向朱光潜、宗白华等先生请教、讨论。周扬来北京大学开课，我是他的助教。


　　我真正的学术成果是从上世纪80年代出版专著《文艺美学》开始的，从此拥有了一定的学界影响。1984年，我受邀从北京大学来到深圳大学，学术道路也开始改变，开始关注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我认为中国要发展文化美学，应该把新出现的大众文化纳入美学研究，我的研究就从文艺美学转向了文化美学。


　　桑兵：本师为陈锡祺先生和章开沅先生，系统受教，努力承接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做法方面，以求发扬光大。座师甚多，海内外的师友为数更众，有的不过只言片语，却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徐真华：我是“文革”中的老三届中学生，1972年被推荐到原广州外国语学院念书，可以说我是广外土生土长的学生、老师、校长、党委书记。大学毕业后的四十年，我每工作七八年就会出国进修两年，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我分别去了摩洛哥、法国和加拿大进修，回国后跟随黄建华老师攻读博士学位。


　　从2000年开始，我开始担任广外校长。平时上班时间我以治校为主，寒暑假则回到法国文学的专业领域，肩上挑了两幅担子，一直到我退休。现任广外资深教授。


　　黄修己：1955年，我考入北大，当时北大中文系由北大、清华、燕京三校中文系合并，名师荟萃，如杨晦、游国恩、魏建功、吴组缃、王瑶、林庚等先生都在。1954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也并入北大，王力先生也授课，他是带有“清华”风格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北大、清华两种治学道路对我的影响都有，一方面坚持实证，另一方面也明白学问不是堆砌材料，还要善于融会贯通，从事物的联系中发现问题，上升到理论。


　　后来我主要做现代文学史研究。我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简史》，这是我最有影响的一部文学史著，在前人基础上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正面叙述一些有影响而长期被遮蔽的作家作品和流派，向恢复现代文学的丰富性迈进了一步。之后我又编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改了三版，到第三版又有发展，比如怎么看待“五四”运动。


　　蒋述卓：我是“七七”级的大学生，在广西师范大学念硕士时师从林焕平和蓝少成两位老师。1985年到1988年，我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跟王元化老师读博士，这三年得到的教益最多。在王先生的指导下，我的研究思路大大开拓了，尝试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研究古代文论，从而具备了比较文化和比较文学的视野。


　　1988年到暨南大学后，我在宗教和艺术关系方面的研究持续了近十五年。随后，我转向文化诗学的研究，还是提倡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学并进行文学批评，是国内较早提倡文化诗学的几位学者之一。近年来，我还持续研究城市美学、城市诗学、城市文化产业等。


　　曾宪通：1955年，我从汕头金山中学毕业考进中山大学，在系里容庚先生等多位语言文字学家的影响下，我对传统语文学有了浓厚的兴趣。毕业后，我留校担任容庚先生的助教兼任古文字研究室秘书，也协助商乘祚教授开展日常工作。我刚跨进古文字学门槛的最初十年，许多日子都是在容、商二位先生身边度过，他们擅长字形分析和注重实证的严谨作风，对我影响至深。


　　1974年到1976年，我在北京参加秦汉简帛整理小组，不但接触到一批十分珍贵的新出土简帛资料，还认识了许多全国一流的专家，我逐步明确了自己治学的方向和目标。个人的第三阶段开始于1979年初冬与饶宗颐先生的相识。第二年秋天，我陪同饶宗颐先生到全国各地进行学术考察，随后几年我又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访学，也深受饶先生教益。在长时间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过程中，我逐渐形成了以古文字学为主体，以战国秦汉文字为重点的研究方向。


　　戴伟华：我从1977年考入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我在扬州读书、工作二十余年，这里的学术氛围深受重考据的清代“乾嘉学术”的影响。


　　在我的学术道路上，有多位影响我的老师。任中敏老师是一代词曲大师，他对我的影响不仅在于他深邃的唐代音乐文艺研究，还在于他追求学问的超凡毅力。傅璇琮先生与我亦师亦友，他对我既有学术理路的指引之功，更有对后学奖掖提携之情。我的博士生导师是王昆吾先生，他是任中敏先生的得意门生，非常强调资料与理论并举，每做一项研究，都是从资料搜集和整理入手，而且尽可能穷尽原始文献。他将这种治学方法传授给博士生们，对我有莫大影响。


　　承前启后广东享誉全国


　　问3


　　在您以及同行的努力下，广东在这个学科领域的研究居于全国学界何种地位？


　　冯达文：应该说，经过中山大学、深圳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几代学人们紧密协作，才使得广东的中国哲学研究，得以进入全国的前列之一，并广受海外学界的关注。


　　胡经之：在我和饶芃子教授和其他同行学者的参与下，暨南大学拿到了全国第六个文艺学博士点。可以说现在广东文艺学是居于全国第一梯队的。


　　徐真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外国语言文学，在全国可以排到第一梯队，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其中的法国语言文学，也在第一梯队，在华南片区可以说是力量最强的。


　　曾宪通：以前有过这样的说法，因为有容庚和商乘祚先生，中山大学在研究古文字方面占了“半边天下”，甚至是三分之二。二老之后，他们的后人也都在这个领域生根发芽，可以说在金文和战国文字研究方面，广东是重镇，岭南有着非常重要的研究力量。


　　观己达人乐向社科前景


　　问4


　　在讲究实用的时代，您认为社会科学基础学科的发展前景如何？


　　毛蕴诗：广东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经济发展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这对于广东学者的研究非常有利。我们的研究和广东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广东有很多优秀的企业，受到全球经济变化的影响也较大。我们站在全球视野上，立足我国和广东的实践，一定能处于经济管理领域的研究前沿。


　　胡经之：我来深圳前，也有人劝我不要来，觉得做学问还是要在北京，资料多、资源多，其实我当时心里也没底。但我来到深圳之后，发现一样是可以做学问的，且学术视野发生了变化。我到深圳后写了50万字左右关于文化美学的文章，大力提出“走向文化美学”，视野转向深圳现实中出现的新、精、尖的问题。针对现实，学术研究其实是超前创新，也是智库的积累，可以影响决策，将来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的。


　　桑兵：前贤早有定论，中国人从来惟重实用，不究虚理，缺乏精深远大的思想。而一味趋时，总是过时。救国经世，必须以形而上的精神学问为根基。只有探究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精深博奥的天理人事之学，才能跳出三百年来欧洲中心的笼罩，应对世界大势的变局和自国角色的转换。


　　黄修己：文学研究是冷还是热，归根到底看社会需要。以前文学地位重要，因为把文学视为阶级斗争的风雨表，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虽然现在文学边缘化，但人类社会需要文学这精神食粮，只要文学还存在着，就需要研究，就一定会有人去研究。有时冷一点，有时热一点，不奇怪。我对前景并不担心。


　　蒋述卓：要建立文化强国，实现文化复兴，文史哲学科是不可缺少的。尽管市场经济和商品大潮会对文史哲专业带来一些冲击，但我想它的地位不可动摇。从这几年来看，这个专业硕士和博士招生的势头还是很好。我觉得，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基础学科还是会重新回到被重视的地位。现在网络文学如此火热，好作品改成电视、电影也非常火爆，说明文艺的力量是巨大的。文史哲还会焕发青春，我对此是很乐观的。


　　曾宪通：愿意做古文字研究的人，通常都是热爱学术的。古文字是苦差事，入门不易，我想今后的古文字研究会越来越旺盛，随着不断有新的文物出现，学界也就有了新材料去解决新问题，古文字学也因此有新的生命力。我是很乐观的。


　　戴伟华：从人们的需求来看，基础学科的前景确实不是很乐观。也许有一天，我们这样的职业会担心传承问题，会不会要像保留非遗一样来保护这类学者呢？我们的研究与生活的关联不大，从事这项工作能获取的财富也不多，但传统始终是需要继承的，不能被割裂。从这个意义上看，还是会有年轻人陆续加入成为我们的同行。当社会越来越走向实用经济的一面，我们的文化传承可能也更凸显出它的意义。


　　独立求新寄语同仁后生


　　问5


　　您觉得目前学界存在哪些较突出的问题？您对于青年学人有怎样的期许？


　　王珺：核心的问题是，不管什么理论，自己不要给它套上门户之见。现实是复杂的、综合的，现实不会给你分类。还有一条，对于年轻人来说，做理论文献看起来很辛苦，但是它的边际收益是不断递增的。如果你没有对文献做一个长期积累，渴望一天能够成功，我觉得不太容易。


　　冯达文：通过传播与弘扬古典思想文化来重构适合当今社会的价值信念，这是值得鼓励的。但过分商业化的宣讲却把国学的精神价值、精神教养的底蕴抽掉了，这是需要警惕的，希望学界同仁共同努力。


　　徐真华：现在有些青年学者书读得太少，希望他们还是要静下心来，不能急于求成，目光要放长远。另一方面，学术管理制度也需要改善，如今在用量化标准管理学术，并不利于学者安心做学问。


　　黄修己：现在年轻人最需要的是独立精神。我最不喜欢“粉丝”，只会随波逐流，别人怎么说就跟着起哄。要有熊十力先生所说的“孤往精神”。我认为，真正要在文化思想上有地位，还是要走进思想漩涡的中心，要介入现实最重要问题的研讨，而不是自顾自地说自己有多厉害。


　　蒋述卓：社会上的一些风气会影响到学界，这是正常的。同时，学者自身急功近利是内因，学术环境规章制度不够健全的外因也不可忽视。青年学人还要学习老一辈的学术传统，乐于当一名学者，“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做一句空”并不过时。


　　王珺：1958年10月出生，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副书记、教授、博导。广东经济学会会长。


　　毛蕴诗：1945年12月出生，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导。曾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工商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


　　冯达文：1941年5月出生，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曾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现任中山大学禅宗与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


　　胡经之：1933年3月出生，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曾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广东省比较文学研究会会长，广东省美学学会会长。


　　徐真华：1950年1月出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导。曾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兼任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现任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桑兵：1956年3月出生，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


　　黄修己：1935年8月出生，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曾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等职。


　　蒋述卓：1955年1月出生，暨南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中文系教授，博导。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广东省中国文学学会会长。


　　曾宪通：1935年1月出生，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曾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古文学研究会理事长。


　　戴伟华：1958年7月出生，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校学位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刘禹锡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