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推荐文章1：才女丁玲和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文/熊坤静

　　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我国现代著名女作家丁玲的代表作之一。它问世60多年来，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享有“土改史诗”之美誉。那么，这部红色文学经典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呢？

　　素材得自温泉屯

　　1904年10月12日诞生于湖南临澧的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1927年底，她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梦珂》，次年完成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在文坛上崭露头角。1930年5月，她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次年担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并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她被捕入狱，但始终坚贞不屈，经受住了各种严峻的考验。后在党的帮助下，于1936年9月逃离南京，奔赴陕北。

　　在陕北苏区，丁玲历任“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解放日》文艺副刊主编、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席等职务。当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她深受鼓舞，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于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用文艺形式积极反映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

　　

　　◆丁玲

　　抗战胜利后，丁玲同杨朔、陈明等人组成“延安文艺通讯团”，奉命奔赴东北。1945年秋，他们从延安启程，东渡黄河，辗转抵达张家口。此时由于蒋介石违背《双十协定》，继续调遣大批国民党军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线向华北、东北疾进。我军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华北、争取东北、坚持华中的战略部署，在上述各线组织战役，消灭和阻止北进之敌，以保卫华北革命根据地，掩护我军在东北展开，争取全国和平局面的出现,故而去东北的交通中断，丁玲一行只能滞留于张家口。

　　中共中央根据当时国内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农民群众迫切要求清除封建剥削的形势，将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于1946年5月4日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各解放区遵照这一指示，迅速展开了土地改革运动。丁玲主动请求参加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先赴怀来，后到涿鹿县温泉屯开展土改工作。

　　

　　◆1946年丁玲在温泉屯留影。

　　在温泉屯，丁玲感受到广大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在同村民广泛地接触中，她积累了大量生动的素材，也领略了农民的淳朴、热情。

　　因平绥战事吃紧，土改工作队不分昼夜地忙碌了20天，经过复杂而又艰难的斗争之后，终于使全村的贫苦农民都欢天喜地分到了土地。关于这段时间的生活情况等，丁玲后来回忆说：“我在村里的小巷子内巡走，挨家挨户去拜访那些老年人，那些最苦的妇女们，那些积极分子，那些在斗争中走到最前边最勇敢的人们。”“他们有说不完的话告诉我，这些生气勃勃的人，同我一道作过战的人，忽然在我身上发生了一种异样的感情，我好像一下就更懂得了许多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性情，他们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我好像同他们在一道不只二十天，而是二十年，他们同我不只是在这一次工作中建立起来的朋友关系，而是老早就有了很深的交情。他们是在我脑子中生了根的人，许多许多熟人，老远的，甚至我小时看见的一些张三李四都在他们身上复活了，集中了。”这样，当丁玲从张家口撤走时，一幅中国农村土地革命的壮丽图景已在脑海中清晰地浮现出来了。她说：“在一路向南的途中，我走在山间的碎石路上，脑子里却全是怀来、涿鹿两县特别是温泉屯土改中活动着的人们。”“由于我同他们一起生活过，共同战斗过，我爱这群人，爱这段生活，我要把他们真实地留在纸上，留给读我的书的人。”

　　土改中完成小说

　　这年冬，当丁玲来到阜平县的红土山村时，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她的脑海中已形成雏形，“需要的只是一张桌子、一叠纸、一支笔了”。于是，她在此住下来，在一张炕桌上全力以赴地投入创作。因当时缺乏稿纸，故敌人逃离张家口时，那些散落的联合国救济总署的簿记纸，便成为她文字驰骋的载体。为了缓解腰疼的毛病，她只好把火炉砌得高一些，把腰贴近炉壁上烘烤，伏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每天半夜，她必须要把暖水袋敷在腰间，才能入睡。为了使笔下写出的土改同现实生活中的土改保持一致，她“反复来，反复去，又读了些土地改革的文件和材料”。

　　小说只开了个头，丁玲又从红土山村搬到抬头湾村继续写。当时，因温泉屯已陷入敌手，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进行反攻倒算。而她在稿签上描写耳闻目睹的那些人和事，就面临着考验。于是，她放下写作，积极参加了历时半个月的唐县土地改革复查工作，决心用一次复查实践来检验自己长篇小说的构思，以及人物、情节的安排是否妥当。在抬头湾村写了3个多月后，她又参加了年底华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华北联大）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到宋村搞了4个多月的土改。1948年4月中旬，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从陕北迁驻阜平县城南庄。因此有一天，丁玲与毛泽东不期而遇，自然分外高兴。在谈话中，毛主席语重心长地对她说：“历史是几十年的，不是几年的。究竟是发展，是停止，是倒退，历史会说明的。”在认真地领会毛主席的这番教导之后，丁玲下决心一定要把小说写好，以便对历史负责，也为自己的创作负责。

　　

　　◆1953年丁玲在桑干河畔留影。

　　丁玲和工作队的华北联大的人员，返回当时华北联大所在地——正定县后，便借住于此继续写作。经过反复修改，至1948年6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终于定稿。在小说创作中，她原计划写斗争、分地、参军三个部分，但现在写成的只是其中第一部分。因其结构有头有尾，人物鲜活生动，主题清晰明确，反映出了农村斗争的某些本质方面，故可视为一部独立完整的长篇小说。

　　1952年4月，刚刚结束访苏回到北京的丁玲，应邀谈起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体会时，她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一本写土改的书，其中就要有地主，但是要写个什么样的地主呢？最初，我想写一个恶霸官僚地主，这样在书里还会更突出，更热闹些。但后来一考虑，就又作罢了，认为还是写一个虽然不声不响的，但仍是一个最坏的地主吧。因为我的家庭就是一个地主，我接触的地主也很多，在我的经验中，知道最普遍存在的地主，是在政治上统治一个村。看看我们土改的几个村，和华北这一带的地主，也多是这类情况。”

　　“关于对中农，如顾涌这个人物，也曾花费了很大的思索。在土改当时，我觉得划分阶级上有些问题，觉得凡是以劳动起家的，我们把人家的财产、土地拿出来，是不大妥当的。譬如像顾涌这样的一个家庭，我们决不能把他划成富农，他应该是一个富裕中农，于是我在小说里便从这个角度来表现了他。写成以后，我找了一个地委干部来看，让他提意见，他不同意我对顾涌的这个写法，说还是应当分他的地。我当时很苦恼，无可奈何，又下农村去了。下去以后，正赶上‘贫雇农路线’，我就更不敢讲话了。后来少奇同志来了，他了解了这个情况，说这样搞法不好。从此，我才把自己的意见肯定下来，回去安安稳稳地写我的小说。还有，就是对黑妮的处理。当时我想，地主是坏的，但地主的儿女们是否也是坏的呢？他们都还年轻，是否也要和地主一样的看待呢？我想，地主的家庭内部也是复杂的，其儿女不能和地主一律看待，譬如我本人就是出身于地主家庭，但我却是受家庭压迫的，这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于是，我就安排了一个地主家的女儿黑妮，并给了她一个好出路。写出来以后，有好多人说，黑妮写得不妥当，把她写得太好了；有些人也同意我这个写法。对这个问题，我也考虑了好久，不过最后还是按照我原来的想法写了出来。”

　　费周折东北出版

　　丁玲首先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手稿送给以前在延安就熟识、时任华北联大文学系主任的陈企霞阅读，想听听他的意见。陈接稿后就看了起来，尽管丁玲那龙飞凤舞的字体让他读得有些吃力，但他还是被作品中人物命运的变化所深深吸引。他看完后，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便抱着一摞书稿，踏着月色闯到丁玲住处。一见面，陈企霞便脱口说道：“是部好稿！”

　　丁玲有点半信半疑：“说的可是当真？”陈企霞遂以其作为评论、编辑工的专长，条分缕析、头头是道地谈了他的看法和理由。丁玲感到，他确实是认真看过自己小说稿的，便有了把它拿出手的勇气。

　　这时，中共中央已从阜平县迁到平山县西柏坡村，萧三、胡乔木和艾思奇等我党有名的大才子聚集于此。早在延安时，丁玲就与他们很熟悉，故又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誊写稿分送给他们审看。一个闷热的下午，萧三、胡乔木和艾思奇应邀随毛泽东主席去郊游。其中萧三还带着妻子甘露和一岁的孩子。他们驱车20多里，来到一大片树林子里。毛泽东立即在树荫下坐下来，摇着大蒲扇给孩子赶蚊子，只见萧三、胡乔木和艾思奇远远地站在一起，在讨论着什么。他便问身边的甘露：“他们几个在干什么呀？”

　　甘露走过去问道：“主席问你们在干什么呢，怎么不过去陪一陪主席呢？”

　　“我们在谈对丁玲长篇小说的意见。”

　　甘露返回来向毛主席转述了这句话，并补充说：“丁玲最近写完一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写涿鹿土改的，丁玲请他们几个同志看看，提提意见，他们算找到了机会，在一起讨论一下。”

　　毛泽东抽着烟，想了想，说：“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少一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那就更好了。”不一会儿，见胡乔木等三人走过来，他好奇地问道：“你们讨论丁玲的小说，讨论得怎么样呀？”

　　胡乔木说：“写得好，个别的地方作点修改，就可以发表。”

　　“是呀，这是个好同志——就是少一点基层锻炼。”毛泽东几乎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郊游结束后，甘露见了丁玲，便原样转述了毛泽东对她的评价，丁玲很受感动。

　　虽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被萧三、胡乔木和艾思奇一致称赞为“是一本最早的最好的表现了中国农村阶级斗争的书”，但是也有人指责该作品反映的是富农路线，以致它不能在华北出版。

　　

　　◆1953年6月印刷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所谓“富农路线”的指责，与小说中顾涌这个人物形象的描写有关。新中国成立后，丁玲在《人民文学》（1955年3月8日）上发表的《生活、思想与人物》一文中回忆说：“我们开始搞土改时根本没什么富裕中农这一说。就是雇农、贫农、富农、地主。我们的确是把顾涌这一类人划成富农，甚至划成地主的。拿地的时候也竟是拿他的好地，有些做法也很‘左’，表面上说是献地，实际上就是拿地，常常把好的都拿走了，明明知道留下的坏地不足以维持那一大家子人的吃用，但是还是拿了，并且认为这就是阶级立场稳。在这样做的当中，我开始怀疑。有一天，我到一个村子去，我看见他们把一个实际上是富裕中农（兼做点商业）的地拿出来了，还让他上台讲话……那富裕中农没讲什么话，他一上台就把一条腰带解下来，这哪里还是什么带子，只是一些烂布条结成的，脚上穿着两只两样的鞋。他劳动了一辈子，腰已经直不起来了。他往台上这一站，不必讲什么话，很多农民都会同情他。我感觉出我们的工作有问题，不过当时不敢确定，一直闷在脑子里很苦闷。所以当我提起笔来写的时候，很自然地就先从顾涌写起了……我没敢给他定成分，只写他十四岁就给人家放羊，全家劳动，写出他对土地的渴望，写出来让读者去评论，我们对这种人应当怎么办？”

　　陈企霞也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样一部好小说不能付梓面世而愤愤不平。有一天碰见丁玲，他便打抱不平说：“这怎么能扯到什么‘富农路线’呢！”丁玲只是默不作声，泪水盈眶。陈企霞见状，也替她难过。他记得这部书稿最后写的《写在前边》一文中，有“国际妇女会召开在即，行期匆促，就更促成了我的草率，因为路途的遥远和艰难，不得不把这一工作告一结束”这样的话，便问道：“你原来不是组个‘延安文艺通讯团’，要跟杨朔他们一道去东北的吗？”

　　丁玲沮丧地应着：“嗯——”

　　“那么，你还不如趁这次过东北把稿子带去，换个地方，说不定这本书还有出版的希望！”

　　这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此时丁玲已是以蔡畅为团长的“中国妇女代表团”成员，即将赴匈牙利参加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6月24日，她随蔡畅从平山县启程，途经大连时，她收到胡乔木发来的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意见的电。7月底到哈尔滨，丁玲在此停留了一段时间。她的小说很快于9月间被哈尔滨《文学战线》杂志第一卷第三期选载。同月，该小说由“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出版发行，深得广大读者喜爱。此时尚未迈出国境的丁玲，还参加了《文学战线》杂志社为小说举办的座谈会。

　　出版后的效应

　　丁玲赴匈牙利开完会后，于1949年1月中旬回国。4个月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便被翻译成俄文，发表在苏联《旗帜》杂志上。

　　此后3年间，有关丁玲的采访道或是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评论等，频频见诸于《小说》、《光明日》、《进步日》、《人民日》、《解放日》、《文汇》、《人民文学》、重庆《新华日》、《中国青年》、《长江日》、《新中国妇女》等众多的刊上。加之她写的散文、随笔等作品，总是发表在刊醒目的位置，使她声名显赫，已然成为解放区、新中国有代表性的作家。

　　1952年6月7日，苏联驻华大使馆代表斯大林奖金委员会授予丁玲斯大林文学奖，丁玲很快将5万卢布奖金悉数捐献给全国妇联儿童福利委员会。6月8日，我国文艺界为此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两天后，《人民日》道：《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已被译成俄、德、日、波、捷、匈、罗、朝等12国文字，在各国读者中广泛传播。

　　

　　◆1952年俄文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作为我国第一部再现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深刻、真实而又生动地反映了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揭示出各个阶级不同的精神状态，显示了农村伟大变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并且展现了中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踏上的光明前途。它不仅是丁玲文学创作生涯中的一座里程碑，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突出成就，无疑标志着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长篇小说创作所达到的新高度。著名文学评论家冯雪峰曾指出：“这是一部艺术上有独创性的作品，是一部相当辉煌地反映土地改革的、带来了一定高度的真实性的、史诗性的作品；同时，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最初的比较显著的一个胜利。”苏联文学评论家誉称：丁玲天才而技巧地描写出中国数以百万计的劳动人民，怎样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觉醒过来，为新生活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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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推荐文章2：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原创： 西贝 西贝清谈 8月29日

　　少年时曾经读过一本书，叫《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老一辈著名女作家丁玲所著的优秀长篇小说，它描写的是解放初期河北怀来桑干河畔一个叫暖水屯的村庄，刚刚解放的农民为追求美好新生活所进行的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小说很生动，很吸引人，记得那时的我看得津津有味，几乎一口气读完，从此成为女作家丁玲的粉丝，也对那条有着一个好听的名字的河流—桑干河印象深刻。好多年后有一天，当突然发现原来我的老家山阴就坐落在桑干河中游河畔，桑干河水千年流淌不息，滋润孕育着老家的父老乡亲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代代传承着，我的心里莫名地兴奋，无限感慨，觉得生活真是充满了戏剧性。

　　其实，小的时候，我对自己的老家是很陌生的，那时父母都在左云县工作，我是在父母的工作地出生成长的。有时随父母回老家，也是短暂停留，行色匆匆，记忆中只有老家那个贫瘠的小村庄，以及隐隐约约听入耳中的父老亲戚们因贫穷而产生的纠纷与抱怨，还有半夜赶火车时县城那个弥漫着劣质烟草味、嘈杂破旧的小火车站。那时，偶尔有老家的亲戚来我家作客，也总是诉说着生活的艰辛与不易，使我从小对老家的印象是贫穷与落后。直到在左云一中读到高三时，马上面临着高考，学校从外面请到了一些名师为我们解疑答难，而这些名师竟然来自我的老家—山阴的第一中学。当时我是否曾向我的同学们炫耀过现在已经不记得了，但是在心中暗自激动自豪是肯定的。想不到在我的印象中充满穷苦与哀愁的老家，居然在不声不响中凝聚了如此雄厚的师资力量，教育水平在当时的雁北十三县已跃升到第一位，声名鹊起。一个地方教育水平的高低总是与当地的人民素质、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想来山阴老家的全面腾飞已是指日可待。

　　后来我工作后结婚成家，爱人也是地地道道山阴人，从此更是与山阴有了剪不断的联系，对山阴、对桑干河的的了解日益加深。据爱人回忆，小的时候，他们一帮淘气的小孩经常到桑干河游泳嬉戏，虽然每年都有戏水的大人或小孩在河里溺亡，而且学校三令五申，家长严格禁止，但是那片清澈纯净的河水对正处于对大千世界充满探索精神的小男孩们吸引力太大了，他们依然冒着挨学校处分、被家长狠揍的风险隔三差五偷偷跑去，义无反顾投入桑干河的怀抱。他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的冬天，一位县城的老师从城外深夜回家，路过桑干河，他以为冰面结实，想抄近路穿越河面，结果落入冰窟。自己挣扎着爬出来后，全身已湿透，忍着寒冷，挣扎着向家的方向爬行，就在他已爬到城边离家已经不远的地方，终于还是没有坚持住…，第二天一早才被人发现冻亡街头，令全城大人小孩唏嘘叹息。桑干河在带给岸边人民福祉的同时，也把它冷冽狰狞的一面展露出来。

　　桑干河水浩浩汤汤，奔流不息。山阴的经济终于不负众望，有了长足的发展，让父老乡亲们走出了贫穷困顿。后来在父母家再碰到来访的亲戚朋友们，他们的脸上已看不到愁苦与哀怨，取而代之以满足和欣喜的笑容。更可喜可贺的是，山阴县的教育风生水起的年代，培养出了一批批优秀的莘莘学子，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无论在本地还是在北京，我们都遇到过许多活跃在各行各业才华出众、出类拔萃、为社会创造不凡价值的山阴人。

　　近年来，随着国家提倡环境治理，桑干河岸也建立了湿地公园，这一两年我都曾有幸去游玩。只见这里草木丰茂，河水丰足，植被茂密，还有水鸟盘桓河上，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起初，湿地公园还设有水上娱乐项目，但桑干河水流出山西，再流经河北，后汇集官厅水库，供给首都人民生活用水，为减少桑干河水的污染，山阴人民放弃了自己的娱乐消遣，取消了湿地公园的这些水上娱乐活动，为提供首都人民更纯净的生活用水，做出了无私的奉献。

　　更值得一提的是，桑干河九龙湾段坐落着明朝万历首辅王家屏纪念园，园区恢弘肃穆，庄严古朴，为桑干河、为山阴这片土地注入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王家屏，这位山阴人的杰出代表，才倾朝野，刚直不阿，当年辞相还乡后，一直到百年终老，一直守候在家乡这片沃土上，家乡人民都尊称他为王阁老。如今，阁老的纪念雕像巍然矗立在桑干河畔，他以深邃睿智的目光注视着家乡这片肥沃的土地，默默祝福着他的后世子孙。

　　桑干河水日夜流淌，叮叮淙淙，弹奏着一曲曲优美欢快的旋律。然而就像生活的洪流总是会不期然地遇到阻碍一样，桑干河也是千回百转的。时间之河跨入上世纪末的时候，山阴县的发展出现停滞，无论经济方面还是教育方面，每况愈下，逐渐被周围区县超越，让所有关心山阴发展的父老乡亲焦虑困惑。想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书中所描绘的，那个年代的人们为了追求美好生活，不断奋进，虽经历重重困难，依然坚韧不拔，最终达成理想目标。小说于生活，生活永远都是充满了戏剧性的，起承转合、高潮低谷都是戏剧性不可或缺的元素。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无论丁玲著书的当年，还是时代已极大进步的现今，只要太阳依旧照在桑干河上，谁又能阻挡人民对美好生活不懈追求的脚步呢？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推荐文章3：桑干，桑干

　　石家庄市作协副主席 陈晔

　　老乡拿到我给他们拍的照片，特别高兴。

　　教室里的孩子们。

　　我教牧羊倌照相，这是我收的第一个徒弟。

　　99岁的抗战老兵。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月亮照在桑干河上。

　　风吹在桑干河上。

　　扶贫来的我走在桑干河上。

　　桑干河是我的向往。

　　他们说：回来吧，咱们的大杏儿该熟了。

　　人不能回去，但是我的文字是“可以回去的”。

　　有几分顽劣。

　　用当地的方言，他们是在“发废”。他们的父母在屋里。一座土窑窑，窑门上挂一个五颜六色脏兮兮的棉门帘。从他们身上的不干净，断定他们家也利索不了。

　　我叫他“满”。满是我小说《胳膊的初恋》里的主人公，也是放羊人的娃，羊倌的娃在我笔下都是“满”。“满”是一个好名字，代表美好的向往：生活美满、兜里儿钱满、粮食缸里粮食满、黍子面瓮面满，面瓮满了才能天天吃糕。村主任叫锦满，我的文友叫满满。刚刚过去的时令叫小满。

　　我的单反相机足够推上去“抓拍”下他们生动的一刻。

　　听完，我把目光放置在凤凰山，远远地寻找山上移动的羊群白云，哪一个是他们的爸爸？他们的未来，不能再放羊了。要学文化，走出大山。

　　人的第一印象，一个地方的第一印象，非常重要。

　　整个塬上，大田洼台地原有的学校都浓缩在乡政府所在地大田洼一处，全乡也就50多个学生。原来旦梁地村、大井头村都是有小学和初中的。因为没有了生源，这些学校的校舍都闲置了，而且濒临倒塌。

　　我们刚去，住学校旁的闲屋。没有厕所，小便可以到大野地杏树林，再就是去学校的公共厕所。乡里给我们每个工作组配了一把大门钥匙。他们上课、游戏，我是能看到的。学校非常“缺”老师。张校长是一位开明的校长，他邀请我多去学校聊聊，我能感觉出他有一种渴望，学校的课堂是敞开的。只要愿意讲，他欢迎。

　　我远远地给他照像。他还是那张“八虎子”脸，脏脏的，许久不洗。我把上次“偷拍”的照片给了他。他咧开嘴儿笑了。他爹的职业是放羊，他娘因“不俏”顾不上管他们。

　　满后来上学了。

　　羊倌放羊，羊倌的娃还会放吗？

　　桑干河会接受吗？

　　做了饭，一个人守着扶贫驻地。

　　谷场前，是一百多米的黄土崖，据说多种原因已经跳过三个人了。一般人不愿意来这里。大队部建房子，没有地方，建这里了。前边一段悬崖，悬崖下是一华里的河道，对面就是蔚县了。

　　村里多年没热闹了。以前老书记徐清栋唱京剧，村里有一套家伙。我还想把秧歌队组建起来，让村里人在晚上都走出家，扭起来，动起来。

　　有一天，我在玉米地吹。一阵阵细细碎碎的碰玉米的声音，村民徐增喜扛着锄过来了。他老远听到了笛声，觅笛声而来。他喜欢乐器，苦于没人教。八十岁的老人徐旺从凤凰山背草下来，看到了杏林里吹笛的我，高兴万分，“几十年了，就盼着有个人来说说笛子。”

　　孩子们呢？

　　我的笛子更多的是吹给玉米，吹给土窑，吹给谷场上冒出的谷苗儿，吹给不嫌贫爱富的打碗碗花，吹给远方的亲人们，吹给塬下缓缓流淌的桑干河……

　　娶亲

　　这里新娘出嫁，还保留着绞脸的习俗。

　　贫困户徐金有的大儿子要结婚。金有哥给我们送来请帖。

　　那天，我们起得很早。我们的车队经过小田洼时，看见官厅工作组的秦组长在给兔子拨草。

　　一场婚事把三亲六故都凝聚到一起，留下合影是多么珍贵啊！

　　我尽情发挥自已的摄影技术，时而特写，时而抓拍，时而指挥他们“摆”一下。婚礼是按着当地人的习俗办的，他们闹洞房、绞脸、吃喜面，都没避讳我。闹洞房的场景尤其原始，大家脸上满满地溢着笑。土窑洞、红盖头、挎包袱，嫁妆里有羊腿和大葱……每一个场景细节，都有一段故事。

　　我把它们当酒一样封存了。

　　桑干密码：河向东流

　　真干事和干实事的扶贫干部，乡亲们是会记住的。

　　桑干河是绝对的清流。

　　天赐桑干，天让我来，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感恩不尽。

　　一粒粒的文字粘上时代的烙印和历史的尘埃。进步与落后，创新与发展，在桑干河静静地流动中有了思想的脉动，这就不单单是文字的组合，而是时代与使命的碰撞。

　　最后，我得出其密码在于一条河：桑干河！

　　我扶贫的大井头村对过是红谷嘴村，红谷嘴村再对过小南山下有一个村，是高委员的姥姥家。在那里，圪梁上对面又是一个村庄，那个村不到20个人，像失去水一样干了。

　　南井头村。

　　挺浪漫，又挺心酸。

　　河向东流，人往前走，是桑干河那里的生命的密码！

　　桑干，桑干

　　桑干河，有桑的地方。

　　桑椹树曾密密麻麻地生在河两岸，百万年的古湖谦虚低调地退出泥河湾舞台，只留下羊倌扎的腰带一样宽的桑干河，比没有强点儿。打渔湾、大渡口、小渡口、沙湾这些因河而建的村庄渐渐收起了河的元素，进入了农耕。干了的桑干河河滩则被勤劳的桑干人开垦成良田。

　　我来晚了，与河昔日的繁华错肩。

　　河之上，叫台地。台地无水，平展展几百亩，中间又有河又有谷又有山，地形有塬，有峁。因其塬与原同音且有上下之说。我视其为命运安排给我的“福地”。陈忠实先生写《白鹿原》于“原下”，于我腹中的“桑干”来说，是我的“原上”（或“塬上”）。

　　它是一块福地。

　　我认准了。

　　我来了，我握住桑干河母亲的手：桑干，桑干，在河之桑，我想给你一对飞翔的翅膀。

　　当我的文字成为桑干河母亲的“翅膀”让她“飞翔”的时候，古老的桑干河笑了。更古老的泥河湾也笑了。

　　羊倌和他们的娃念叨：“啥个时候回来？冒冒你。”（冒冒，张家口方言，看看的意思。）

　　——弄不机密！（机密，张家口方言，明白，清楚，知道。）

　　也会的，那就是我给桑干河“翅膀”更多的时候，回去，让这些飘香的文字回归桑干河上的故乡大地。

　　我也想久违的黄糕和糊糊面。也想再登上讲台，为娃们再上一课。

　　桑干，桑干，我的亲亲的桑干哟！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推荐文章4：重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循着生活脉络 写活巨大变革

　　温泉屯是冀晋蒙三省区交界处的一个普通村庄，距北京市区不到一百五十公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它因一部小说而闻名。这部小说就是作家丁玲初版于1948年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1946年温泉屯(小说中叫“暖水屯”)第一次土地改革为主要内容，深刻而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农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巨大变革。这部小说不仅是丁玲创作生涯的里程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也是第一部获得国际声誉的中国革命文学作品。更重要的，它还是一本镌刻在普通人的心里、写在历史和大地上的作品。

　　“行走在路上的文学”

　　理解《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要从理解丁玲创作的转折开始。

　　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丁玲的系列作品，以犀利的笔调和出众的气质，引发青年共鸣，深受读者喜爱。30年代，丁玲加入中国共产党，出任“左联”党团书记，主编“左联”刊物《北斗》，创作了《田家冲》《水》等革命意识浓厚的作品。1936年11月，丁玲辗转进入苏区保安(今天的延安志丹县)，开始了人生新的阶段。

　　在苏区，丁玲北上南下，深入过部队，上过前线，开始接触领导和组织工作。抗战全面爆发后，她又组织领导了西北战地服务团，转战后方，进行抗战宣传。这一时期丁玲的创作以通讯、告文学、戏剧、散文为主。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让丁玲深受鼓舞。丁玲以更热情、更饱满的姿态投入文艺创作，积极表现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1945年10月，丁玲离开延安，与杨朔、陈明等组成延安文艺通讯团，前往东北。后来在张家口、晋察冀根据地等地停留，参加土改，从事写作，直至1948年7月离开。在丁玲的人生和文学历程中，她在陕北、西安、山西的九年，在河北的两年多，具有特殊意义。经过这十一年多的时间，丁玲已成长为革命事业中坚定的革命作家。

　　1945年底离开延安时的丁玲，在人生阅历和世界观上，已不同于初入延安时的自己。用作家、批评家冯雪峰的话说，已经有可能“准备从事比较概括性的，历史性的，思想性的较巨型的作品的写作”了。作为一位较为成熟的党员，丁玲参加了多支土改工作队，在张家口、冀中、正定等地的不同村庄进行了具体的土改工作和群众动员工作，这些工作和她的写作交织进行、互相促进。丁玲在河北的两年半，完成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行走在路上的文学”的结晶。经过多个村庄的土改和群众工作，“脑子里原来储存的那些陕北的人物和故事激活了，陕北的农民移植到了察南农民身上，这些新人物便似曾相识了”，“他们是在我脑子中生了根的人，许多许多熟人，老远的，甚至我小时看见的一些张三李四都在他们身上复活了、集中了”。

　　捕捉到农民翻身的喜悦和对土地深沉的爱

　　“当大地刚从薄明的晨曦中苏醒过来的时候，在肃穆的，清凉的果树园子里，便飘起了清朗的笑声。这些人们的欢乐压过了鸟雀的喧噪。一些爱在晨风中飞来飞去的有甲的小虫，不安地四方乱闯。浓密的树叶在伸展开去的枝条上微微的摆动，怎么也藏不住那一累累的沉重的果子……”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这段浓墨重彩的话，描写的是暖水屯翻身农民集体采摘果实时的情景，后来被收进中学语文课本。欢乐的人们与在晨曦中渐渐苏醒过来的果园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美好的劳动者享受劳动果实的图景。这里充溢着人们对土地深沉的爱。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是农民的生活所依，也是个人和家庭尊严的根基。对土地的眷恋与期盼贯穿《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始终，成为小说情感架构的基础。

　　1946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土地制度改革运动迅即在晋察冀解放区展开。丁玲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改变农民命运的大事，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召开，制定并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推动土地改革在解放区更大规模地展开。

　　为创作这部小说，丁玲三次下乡参加土改。特别是在河北获鹿县宋村，丁玲住了四个月，担任工作组长，从头到尾参加了全过程。作品写出了特定时期农民对于土改的心理认知，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斗争。它讲述的既是一个“翻身”的故事，也是一个“翻心”的过程。农民要翻身，首先要觉醒、觉悟，要改变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观念。这种觉醒和觉悟，正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题眼。

　　身入心入情入，把小说生动地刻在大地上

　　在丁玲投身革命、投身文学的过程中，始终有一种身心融入的热情。这种热情也是丁玲作为一个革命者和文学家的魅力所在。

　　丁玲在参加土改工作队时，主要的工作方式是与人“聊天”。她练就了一套“与什么人都能聊到一块儿去”的本事。据其共同参与土改工作队的丈夫陈明回忆，在丁玲领导和参与宋村土改时，她“工作做得很深入，走张家，进李家，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对那些被认为落后的群众，总是她去做工作……分浮财时，她比那些当地的干部还要熟悉当地的情况，谁家有几口人，有多少地，谁家有多少房子，质量怎么样，她都一清二楚，能做到公平合理，所以她在宋村的人缘非常好。”

　　在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前，丁玲与冯雪峰通信，讨论了“平静”和“热情”的问题。丁玲是在一种平静下蕴含着热情的状态中，“沉着、坚毅而又深广明快地”投入土改工作和文学创作中去的。“热情”是驱动丁玲穿透不同年龄、经历和背景，和众人达成共情的基本动力。正是以她和不同人物的对话、理解和共情为基础，一个个鲜活人物贯穿起来的人物画廊和作家对每个人物命运的关注，构成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重要特色。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结束在中秋节。书中，工作队离开暖水屯，渡过桑干河，进入县城，“一轮明月在他们后边升起，他们回首望着那月亮，望着那月亮下边的村庄，那是他们住过二十多天的暖水屯，他们这时在做什么呢?在欢庆着中秋，欢庆着翻身的佳节吧!”这一幕也是丁玲现实中的经历。丁玲曾回忆起土改后的一天:当她傍晚时分走在温泉屯的街上，听到各家各户为欢庆佳节，在砧板上剁饺子馅的声音发出美妙合奏时，幸福感油然而生。这份感动，丁玲以文学的方式将其记录在作品中。

　　几年前，我实地走访了温泉屯。成片的葡萄园看起来安静祥和，著名的“槐抱榆”树下，人们下棋、聊天、玩耍，充满生机。在丁玲纪念馆中，有一个展室专门陈列了小说中人物原型的照片及介绍。小说中的人物一一浮现，坚定的张裕民(现实原型曹永明)、年轻而又有冲劲的程仁(现实原型韩义)、沉稳的赵德禄(现实原型赵全禄)、略显文弱的李子俊(现实原型李仲祥)……

　　在村中行走，与不同年龄的村民交谈、在丁玲纪念馆中浏览、手捧一卷小说阅读，你会惊叹一部小说与一个村庄竟有如此亲密的关系，你会感慨:一部小说，除了可以写在纸上，还可以如此生动地刻在大地上，印在普通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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