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现代中国

　　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推荐文章1：1965年两岸差点统一，国共达成6项和谈条件，为何最终没能成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可一世的蒋氏王朝彻底陨落，蒋介石携家属旧部退居台湾，从此开始了与大陆隔海相望的日子。

　　蒋介石

　　但在1965年，暮年的蒋介石希望携旧部重返大陆，并提出六项条件。但时至今日国民党后人仍未迁入大陆，这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最终使和谈没能成功呢？本期视频就与您一同回顾这蜿蜒曲折的故事。

众望所归，台湾急需解放

　　1949年，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蒋介石与他的国民党败局已定，他们的覆灭也只是成为了时间问题。

　　于是在同年年底，蒋介石带领着残存势力撤退我国台湾，意图休养生息几年，再壮大自己的力量，伺机反攻大陆。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束，一度紧张的国际关系逐渐进入“破冰期”，国内建设事业飞速发展，走向复兴，对台政策也由武力变为和平解决。

　　当时我国台湾在美国的搅合下，正面临着选总统的问题。在大陆看来与其让美国扶持新的傀儡还是蒋介石当选更稳，毕竟蒋介石有着自己的想法。

　　于是大陆便希望通过在国际上支持蒋介石来换取与他和谈的机会，继而商讨台湾的和平解放。

　　就连周总理也传话蒋介石，如果蒋介石愿意改变想法，那么他就是大功一件，中国人民会感谢他的。

　　中共的态度让一度紧张的两党关系出现了缓和，曾经参与过北平谈判的章士钊深知机会来之不易，便主动当起了说客，同国民党旧部联系谈判。

　　章士钊

　　章士钊作为老国民党人，在党内朋友众多，同时他也为国共合作做出过突出贡献，是共产党人的好朋友，由他来担任这个沟通的桥梁再合适不过。

　　毛主席同意了他的请求，便亲自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奉化之庐墓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

　　浙江奉化是蒋介石的老家，早在解放军占领奉化之时，毛主席就曾告诫过部队，不得破坏蒋介石的住宅和祠堂。周总理也多次致电，要求照顾好蒋介石在奉化的亲属。

　　蒋介石是个恋家的人，即便是退守我国台湾，也会想着有那么一天可以重返故乡，落叶归根。于是毛主席在信中专门提到了他的奉化老家，告诉他一切安好。

　　蒋介石收到信后，信中五味杂陈，在得知中共依然对自己的祖宅和祠堂妥善保管后，深受感动，但又拿不准这背后有什么别的用意，一时间拿不定主意。

　　在考虑了一年之久后，他让自己的学生宋宜山前往北京，去了解中共的真正意图。

　　宋宜山

　　宋宜山抵京后，周恩来总理没有立即出面，而是在暗中全程跟进，只有这样，才能将蒋介石的真实想法从宋宜山嘴里翘出来。

　　蒋介石对此本没有抱希望，只是以此打探大陆对台政策，再加上宋宜山返回后带回的那份模棱两可的回信，让蒋介石更加不敢确信这其中的虚实。

　　但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时，大陆方面对于解放台湾的呼声日益强烈，百姓热情空前高涨，这也让蒋介石不得不重新思考策略，而这一次蒋介石又作何打算呢？他具体又是怎么行动的呢？

形势大好，统一指日可待

　　此时的蒋介石心中，已经愿意同中共坐下来好好地和谈一番。

　　有此想法后，双方便开始寻找能够在这之中搭建桥梁的人，而此人的不二之选，便是曹聚仁。

　　曹聚仁

　　如此一个立功的机会，自然吸引众多名人主动请缨，为何会选中曹聚仁呢？他有什么特别的能力能从中脱颖而出呢？

　　曹聚仁身为《南洋商》的记者，也是个搞政治活动的老手。不仅与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人有过多次接触，也是陈毅、叶挺等开国功勋的贵宾。

　　不仅是中共方面，他与蒋介石之子蒋经国是多年挚友，两人有着极深的友谊。虽然对两方都有接触，但他却是个中立者，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也让国共两方对此极为满意，最终敲定他为人选。

　　蒋经国

　　与蒋氏父子的多次会谈，一方面又汇集了蒋介石想与大陆沟通的意愿，在1956年7月，曹聚仁搭上了去往北京的飞机。

　　周恩来总理视他为上宾，先后三次接见了曹聚仁，在会谈中，周总理提出来“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想法，并表示只要国民党愿意和平解放台湾，没什么要求是不能坐下来谈的。

　　周总理还表示，此前国共的两次合作都取得了不小的成果，第一次赢下了北伐，第二次赶走了日本，有了前两次的成功经历，为什么不能有第三次的合作呢？

　　周总理

　　周总理对于合作的意愿和真诚的态度令曹聚仁十分感动，于是在三次会谈后，便将会谈内容同“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发表出去。

　　得知消息的蒋介石也放下芥蒂，希望曹聚仁能同中共更深层次的接触。10月3日，在曹聚仁又一次?访京时，接见他的人已经换成了毛主席，这也充分表明了中共愿意和谈的诚意。

　　毛主席不仅肯定了蒋介石为中国做出的功绩，还对第三次国共合作的问题提出了更多的意见，有了毛主席从中斡旋，也拉开了曹聚仁十年之久的两岸信使生涯。

　　毛主席

　　在此后双方的多次交谈中，毛主席与周总理多次表示，只要原则性问题得以解决，蒋介石从前之事可以既往不咎，并且又提出了诸多优待政策。海峡两岸统一的构想，终于有了大框架。

　　周总理在整理修改后，将其归纳为“一纲四目”，并在1963年将“一纲四目”的基本内容传达给了蒋介石。

　　“一纲四目”中提到，只要台湾和平解放，一切问题可尊重蒋介石意见自行处理，另外除外交归中央外，其余一切照旧。

　　不仅如此，当我国台湾在财政上有困难时，中共会及时救济，并且会暂缓台湾的社会改革。

　　为了促成两党合作能够长久，中共还提出了双方相互不派特务，彼此之间要相互信任。

　　看似丰厚的条件，实在是没有拒绝的理由，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得这一份诚意满满的“一纲四目”最终不了了之呢？

　　蒋介石

天不作美，合作遗憾落幕

　　双方没能最终将合作进行到底，还是由于天公实在不作美。

　　蒋介石在听取了党内意见后，也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最终在曹聚仁反复沟通后，蒋介石也提出了自己的六项基本条件：

　　这些条件同样在中共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第一条便是蒋氏父子在带领国民党旧部返回大陆后，可以选择浙江省外的任意省份定居，而蒋介石仍然带领国民党。

　　中共方面也给足了诚意，他们为蒋介石选了庐州这么一个好地方，让蒋介石在回到大陆后能够安享晚年。

　　其次蒋介石要求由蒋经国担任台湾省省长，除了外交及军事外，其余还交由国民党自行处理。

　　再之，对于美国的援助，台湾一概不再接受，如遇财政困难，希望北京方面能及时补助。

　　蒋介石还考虑到了自己帐下官员们的未来和前途，他要求现任官员们的军衔及待遇不变，台湾人民的生活质量只能提高不能降低。

　　中共也保证不但不会降低台湾人民生活质量，并在回归后的日子里将更多的资源倾向台湾。

　　最后就是将台湾海军和空军交由北京管辖，陆军则缩编为三个师，分别驻守厦门和金门地区。此外厦门和金门再合并成为一个市，作为大陆与台湾地区的缓冲带。

　　双方彼此的条件都能够接受，所提出的要求也都在合理限度之内，眼看两党第三次合作已经势在必得，却因为大陆的动荡时期而被迫中断。

　　多年以后，当两党再次就合作问题展开谈判时，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此前一直跟进双方合作进度的“桥梁”曹聚仁却于1972年不幸去世。

　　中共随后又重新派章士钊谈判，但章老已92岁高龄，且身患重疾。常年的病痛加上如此艰巨的任务所带来的压力，就在章老刚刚与国民党方面联系上后，便因过度操劳而去世。

　　陈立夫

　　蒋介石这边也在做着努力，他派出自己的心腹、国民党元老陈立夫主动与北京取得联系。

　　但正当陈立夫为合作之事而努力奔走时，蒋介石却也于1975年4月5日溘然长逝。

　　一年过后，周恩来总理和毛主席也相继离世，海峡两岸的沟通便又一次无限期地中断，台湾也错过了回归祖国的最好时机，成为现代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遗憾。

　　时至今日，台湾仍未能回归祖国，但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总有一天他将会回到祖国的怀抱，子孙后代们仍会为祖国统一做着努力，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两岸人民定会一同载歌载舞，共享盛世之繁华。

　　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推荐文章2：如果当初是老蒋打赢了内战，如今的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

　　1949年深秋，南京总统府，灯光昏暗。

　　蒋介石盯着墙上的地图，手里夹着烟，眉头紧锁。

　　电来了，共产党主力在淮海战役……没了！

　　他赢了！

　　想当年，从国共合作破裂，到八年抗战，再到如今的内战，中国就没消停过。

　　老百姓苦啊，就盼着过几天安稳日子。

　　可这和平，来得容易吗？

　　国际上，美苏两个大佬正较劲呢，中国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蒋介石这人，脾气硬，认准的事儿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他觉得只有国民党才能管好中国。

　　他手下，陈诚、何应钦这些人对他死心塌地，可阎锡山、李宗仁这些地方头头，可不是省油的灯，表面上服从，背地里各打算盘。

　　共产党那边，毛泽东足智多谋，周恩来能说会道，林彪、彭德怀打仗厉害。

　　这国共两边，就像两条龙，非得争个高下。

　　说到底，国共的矛盾，就是对中国未来看法不一样。

　　国民党想维持老样子，共产党想翻天覆地。

　　这仗一打，新仇旧恨一起算，那还能善了？

　　可是，如果共产党真输了，中国会怎样呢？

　　咱们回到1949年。

　　淮海战役，共产党败了，毛泽东、周恩来藏起来了。

　　蒋介石赢了，可中国真的统一了吗？

　　那些地方实力派，手里还握着兵权，谁听谁的还不一定呢。

　　想想看，那时候的中国，就像一个摔碎的碗，勉强粘起来，可裂缝还在。

　　美国、苏联都想插一手，中国能落着好吗？

　　经济发展？

　　别想了，老百姓的日子还是一样苦。

　　这样的中国，跟咱们现在比，那真是天壤之别。

　　历史没有如果，但想想这些如果，更让人珍惜现在的生活。

　　和平来之不易，统一更是千金难买。

　　咱们可以换个角度想想，如果一个国家，内部乱糟糟的，就像一盘散沙，那它在国际上还有什么地位？

　　就像一个班级，同学们不团结，能搞好学习吗？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想想古罗马，那么强大的帝国，最后还不是因为内斗分裂了？

　　再看看近代的奥斯曼帝国，也是因为内部矛盾重重，最终走向衰落。

　　一个国家要强大，首先得内部团结。就像盖房子，地基不稳，房子能盖高吗？

　　所以，蒋介石即使赢了内战，如果不能真正统一中国，那也只是换汤不换药，老百姓的日子还是不好过。

　　这段假设的历史告诉我们，团结比什么都重要。

　　只有团结一心，才能克服困难，才能走向繁荣富强。

　　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推荐文章3：新中国成立前，毛主席考虑定都南京，王稼祥反对：蒋介石是浙江人

　　“主席，休息好了吗？”

　　1949年3月23日早上，周总理见到毛主席后，询问他睡眠情况。

　　“睡了四五个小时，有精神。”听到毛主席这样说，周总理担心毛主席身体吃不消。

　　毛主席非常兴奋地告诉他，“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不睡觉也有精神。”

　　毛主席口中的“赶考”是指中共中央及所属机构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

　　周总理很自信地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要考个好成绩，决不当李自成。”

　　毛主席等领导人进入北平以后，以此地为新中国未来的首都，“考了个好成绩”。

　　然而定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中间还经历过一些波折。

　　在定都北平（现在的北京）之前，还有哪些城市也曾被考虑定为首都？后经王稼祥指点，最后确定定都北平，他究竟说了些什么？

战略需要，曾考虑定都哈尔滨

　　关于定都的问题，根据现有资料显示，毛主席早在1948年3月下旬，率领中央机关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在此时就已经开始考虑了。

　　当时，毛主席比较中意的首都是具有“东方的莫斯科”之称的哈尔滨。

　　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向盟军投降，欧洲战场结束，150万苏联红军依照《雅尔塔协议》开始对日宣战。

　　同年8月9日，150万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

　　苏联红军和东北抗日联军团结协作，仅用了一周的时间，击溃了关东军的主力。

　　8月17日，日本关东军宣布投降，东北地区结束了日本长达14年的侵略。

　　哈尔滨是当时全国解放最早、最安全的大城市，是东北地区政治、经济中心，而且它一直是我党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的所在地，也就是说我党在哈尔滨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政治基础。

　　另外，日本虽然投降了，但是国内的国民党还和美军勾搭着，疯狂地袭击解放军，而哈尔滨离苏联距离很近，将来国内万一出现什么不利我军的状况，便于我们向苏联取得支援和帮助，

　　因此，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特地批准其为“特别市”，为将来新中国定都做准备。

　　其实，除了毛主席以外，党内还有很多高瞻远瞩的人士也逐渐意识到东北地区在我国占据很重要的战略地位。

　　曾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的黄克诚甚至主动向中央申请，带领新四军赶赴东北，打击国民党势力，愿意为解放东北做贡献。

　　他的预想没有错，待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命令杜聿明赶紧接管东北时，才发现原来中共领导的新四军早已率领部队在东北地区生根发芽了。

　　此时的蒋介石并不愿意就这样拱手让出东北地区，于是决定以武力的方式把新四军赶出东北，甚至还拿出最新的美式军用飞机、大炮等军事武器支持国民党军队袭击东北的中共部队。

　　当时，东北地区的很多大城市和农村地区已经在我军的控制之下，国民党的军队很快就被我军包围了。

　　被围困起来的国民党军队不仅无法开展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还因为冬季寒冷，缺少御寒物资，粮食短缺等问题多次向蒋介石求援。

　　我军为了尽快消灭国民党在东北的势力，由林彪、罗荣桓等人率领的东北解放军向国民党军队发动攻击。

　　一个多月后，蒋介石派出自认为很精锐的部队——国民党军第九兵团应战，打了半个月的仗，负责防守的军队全部被歼灭，俘虏了以该部首领廖耀湘、东北副总司令郑洞国等人为首的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

　　这场战役里总共有10万多名国民党各级军、兵被俘虏，这就是著名的“辽沈战役”，自此，国民党在东北不再具有任何作战优势。

　　解放军虽然在东北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毛主席考虑到占据南方半壁江山的国民党在美军的大力支持下，而共产党在国内还没有完全占据有力位置，能否与之完全抗衡是个大问题的情况下，毛主席也就没有把定都哈尔滨的想法彻底确定下来，同时也在思考有没有可能定都别的地方，比如黄河流域。

黄河流域城市没有优势，南京地理位置不好

　　除了哈尔滨以外，在毛主席心里，黄河流域的几个古都也进入定都备选城市。

　　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流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中国古代的好多都城都定都在此，其中以洛阳、开封、西安这三个城市最为有名。

　　西安市是“十三朝古都”，开封是“七朝古都”，洛阳是“六朝古都”，因此，毛主席认为这些城市都有资格入选新中国定都范围内。

　　在肯定这几个城市的同时，毛主席也发现了它们存在着很大的局限。

　　开封、洛阳，这两个城市交通不便利，水患严重，短时间内是无法改变的。至于西安，地处西部腹地，地理位置太偏了。

　　最关键的是，它们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太理想。

　　据历史来看，自从宋朝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向东、向南转移，而这三个城市开始没落下去，一直没有得到很大发展，因此，毛主席只是停留在设想阶段，并未肯定要从这三个城市中选择一个城市作为首都。

　　说到经济重心南移，黄河流域的城市发展后劲不足，那么，江浙沪地区则是发展迅速，其中，绝对是非常值得一提的城市南京，也有“六朝古都”的名号。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它更是先后被太平天国和国民党定为国都，因此南京绝对是一个虎踞龙盘之地。

　　刚刚从苏联养病回来的王稼祥得知毛主席有定都南京的想法，赶紧找他聊聊自己的看法。

　　王稼祥与毛主席相识于1931年3月，说起来，毛主席还是王稼祥与妻子朱仲丽的媒人，王稼祥的岳父朱剑凡是毛主席的恩师杨昌济的至交，两人因此相识。

　　除了私交关系，从遵义会议开始，两人在革命事业上也是相互扶持，因此也是亲密的战友。

　　王稼祥认为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必须要着眼于未来，定都在哪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接着，便主动向毛主席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南京在历史时期确实出现过很多次辉煌，但是定都于此地的朝代，大部分都是“短命王朝”，因为这个原因，免不了会让人多想，有点“不祥”之兆的意思。

　　共产党及其党员都是信仰唯物主义，自然是不会相信这些“不详”，回归到现实上来，王稼祥非常严肃地向毛主席分析了为何不建议定都于南京。

　　主要是南京的地理位置不好。

　　南京离海太近，定都于此，不利于防范外国入侵。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事实，当时，英军沿着海岸线，由南到北，后陈兵南京下关江面，以此逼迫清政府妥协退让，以签署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收场。

　　再者，“蒋介石是浙江人”，王稼祥这句话倒是提醒了毛主席。

　　蒋介石就是依靠江浙沪的财阀们的大力支持，才能够一路肆无忌惮地与共产党对峙，蒋介石倒台了，那些曾支持过他的财阀们怎么可能会支持共产党呢？

　　他们很有可能会进行疯狂反扑，如果定都南京，反而会给首都增加很多不稳定因素。

　　综上原因，毛主席不再考虑定都南京。

王稼祥给出提议，定都北京的经过

　　前面有提到毛主席看重的几个备选城市里，他最中意的是定都哈尔滨。其实，毛主席对于北平的喜爱不亚于哈尔滨。

　　毛主席曾两次来北平，领略了这座古老城市里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见证了中国人的觉醒。

　　1919年的五四运动，更是掀开了中国革命历史的新篇章。

　　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北平在中国的革命进程中起到了先导作用，在全国范围内起到统领的作用，因此，毛主席认为把北平定为首都也是可以的。

　　起初，他只是停留在设想阶段，而没有认真思考如果真的把北平定为首都会怎样。

　　他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不慎重”状态，主要是因为当时共产党并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共产党只是在打了几场胜仗，暂时处于战略优势地位，甚至连北平所在的华北地区都还在国民党的掌控之下，因此，政治局势不稳，对前途也不是很明确的情况下，毛主席并没有大胆冒险决定把北平定为首都。

　　现实很惨，但是我军战斗能力很强。

　　毛主席也没想到解放军可以如此快速地击败国民党军队，甚至在1948年的“九月会议”的时候，他从当前战局、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等方面，预估我军最起码还需要3年的时间才能够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才有机会建立一个新中国。

　　解放军用实力告诉毛主席不要太低估我军的作战能力，也不要把国民党想得那么强大。

　　前方战场的真实情况是，国民党已经到了兵败如山倒的地步，我军取得胜利非常顺利，势如破竹，特别是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这三大战役之后，我军在军事上已经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

　　华北地区的解放区和东北地区的解放区很快连成一片，那么，我军解放被国民党占领的京津地区，也就不再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了。

　　原本对取得北平胜利没有太大期待的毛主席看到国民党节节败退之后，他这才开始思考，北平这座明、清两朝的政权所在地，适不适合定为新中国的首都。

　　而当时的哈尔滨也是占有很多优势的，因此，毛主席再次陷入：是定都北平还是定都哈尔滨的两难境地。

　　就在此时，毛主席再次想到了王稼祥。

　　王稼祥曾留学苏联多年，精通国际事务，另外，他还对苏联有很深的研究，曾经还研究过苏联的一些大城市在作战时期的特殊作用，因此，在选择定都的问题上，王稼祥的意见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毛主席并没有把自己的纠结讲给王稼祥听，而是向他请教，“定都哪里？”

　　王稼祥给出了建议：“定都北平”。毛主席万万没想到王稼祥居然也有定都北平的想法。

　　王稼祥表示北平是非常适合被定为首都的城市，关于其他的城市，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在接下来的交流中，毛主席问他定都北平的原因。根据王稼祥和毛主席的谈话内容来看，王稼祥选择定都北平的原因，大致是从四个方面考虑的：

　　第一：北平位置好。

　　“北平扼守连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关内与东北，在秦始皇时期就被重视，因此才修建了万里长城。

　　北平连接着东北和关内，这句话直接点明了北平的重要性。

　　东北地区对于当时的新中国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地区，中国的很多工业基地都在那里，因此，定都的时候一定要顾及到东北地区。

　　第二：战略地位好。

　　“邻近苏联和蒙古，无战争之忧”。

　　当时，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非常友好，短期内不会出现战争。

　　另外，新中国想要得到快速发展，可以寻求苏联老大哥的帮助，这样有利于快速改变百废待兴的状态。

　　第三：海上威胁小。

　　北平靠近渤海，虽然离海近，但是不用担心，因为渤海是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拱卫之下，不会像南京那样，一旦遇到敌人入侵，根本没有防御的机会，因此在战略上是非常安全的。

　　第四：老百姓易接受。

　　“北平是明清两代的帝都”。

　　北平位于全国的城市之首已经500多年了，哪怕是到了近代，这个城市也依然还能够聚集很多优质资源，依然在老百姓心目中占有很高的威名。

　　如果新中国定都北平，大家很容易认同和接受。

　　英雄所见略同，王稼祥推荐定都北平的理由，也正符合毛主席的意思，因此，他更加肯定了定都北平。

　　自从有了定都北平的想法后，毛主席和王稼祥等党的领导人开始为进驻北平做准备。

　　在九月会议上，毛主席指出:共产党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各级政府、各种政权都要加上“人民”二字，要与蒋介石建立的国民党政权有明确区分。

　　为此，毛主席还提到，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独裁专制的国家政权，我们共产党就不能再把新中国的首都定在南京了。

　　会上，毛主席向一直在前线打仗的徐向前了解作战情况，得知山西的阎锡山坚持打仗，不同意与共产党和平谈判，毛主席特别担心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也会像阎锡山那样，拒绝和谈。

　　毛主席希望“北平不要打”，目的是为了保存好北平的完整性，以便将来做人民共和国的国都。

　　参与指挥平津战役的聂荣臻在会上听出来毛主席想保护北平的想法，他也在思考将采取“围而不战”的方式，和平解放北平。

　　聂荣臻产生这样的想法有两个原因：

　　一、北平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都，如果能够免遭战火摧毁，将为新中国保留了巨大的文化财富；

　　二、在西柏坡时，他与毛主席交流过程中，得知我党有可能会定都在北平，因此更应该尽最大的能力，将损失降到最低。

　　在得知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有谈判的意向后，这就更加坚定了聂荣站决定和平解放北平的想法。

　　傅作义的大女儿傅冬菊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加入了共产党，之后，一直负责向组织传递情信息，

　　因此，聂荣臻派她回家负责提供的情，及时了解傅作义的最新动态，以便将来制定正确决策。

　　形势利好于我方，聂荣臻向罗荣桓谈了自己的看法，“尽最大的可能争取和平解放北平”。

　　将来一旦定都在北平，到时候给中央一个打得稀巴烂的北平，连安置中央机关的地方都没有，还怎么定为首都呢。

　　罗荣桓支持聂荣臻的想法，他提出，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拿起枪杆子，我们要“逼着傅作义放下武器”，坚持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放北平。

　　此事关系重大，聂荣臻向中央军委汇了大家的想法，明确给出建议：攻下天津，迫使傅作义就范，争取北平以不战的方式和平解放。

　　毛主席支持聂荣臻的想法，强调以后我军在夺取大城市的过程中，能和平解决的尽量和平解决，中国人民为解放事业流了太多的血，再者，我们也要为将来的新中国建设减少一些损失。

　　1月14日，天津战役打响后，经过29小时的激战，我军夺取了天津，此时镇守北平的傅作义被解放军的作战能力震撼到了，很快派出代表与聂荣臻、李济深等人进行谈判。

　　眼见国民党已经失势的傅作义于1949年1月20日宣布接受和平改编，古老的北平城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得以完整保存下来。

　　北平的和平解放为新中国定都于此提供了有利条件。

　　1月31日中午12时30分，傅作义率领8个军、25个师撤离北平城，与城外的人民解放军第41军进行了交接。

　　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莫文骅部由西直门进城，开始接管防务。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毛主席担心的大问题终于解决了。接下来，要正式对外宣布这件事。

　　曾经无论是毛主席还是李家祥等人，决定定都北平都是停留在私下里商讨阶段。直至到了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党内才正式决定定都北平。

　　这个决定不仅是党内同志的心声，也是许多民主人士共同的想法。

　　叶剑英向毛主席讲，很多民主人士表示坚决拥护定都北平，并希望共产党在北平成立全国性政府。

　　在会议召开之前，考虑到中苏关系比较特殊，毛主席还向苏联方面表达了我党的想法。

　　斯大林派米高扬前来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并给予指导性建议。毛主席和周恩来等人向米高扬讲明了我党在战略方针、建都问题、经济政策以及中苏关系、两党关系等问题的做法。

　　关于定都北平，苏联方面表示同意。

　　七届二中全会结束不久，中共中央便从河北平山西柏坡途经保定、涿州迁往北平。

　　同年9月27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有623人参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了：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设立在北平市；二，自当天起，北平市更名为北京市。

　　3天后，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举行开国大典。毛主席站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结尾

　　古往今来，首都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把首都定在哪里对新中国而言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从毛主席备选了好几个城市以及多次斟酌定都哪里，可以看出他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

　　相较于蒋介石把都城定在南京，依靠江浙沪财阀而活，实现自己的独裁专制，毛主席和王稼祥多次商议定都北京则是从大局出发，是对党、对人民、对国家负责任。

　　70多年来，北京作为我们祖国的伟大首都，在国家的发展和经济建设中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

　　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推荐文章4：年度书单︱王龙飞：1949年后的国民党如何自我改造

　　在大陆语境中，民国纪年至三十八而止，许多言说也以此为界，但人们应该注意到相关的故事——特别是国共两党，至今还在演绎。如论者所言，1950年代是两岸各自发展的起点，也是塑造两岸今日不同社会形貌的重要历史根源。对于国民党来说，败退台湾无疑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又何尝不是一个新时代的序幕。曾经没有办法解决的党内高层纷争被一举摆平，被免职的中央委员无一人公开表达不满，党不再虚弱，蒋不复弱势；曾经的组织涣散也大有改观，经过不长的时间即实现扎根基层，若干措置让国民党受用至今；曾经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去台后却能以和平方式几全其美地实现“耕者有其田”；曾经领导经济无方，财政金融一团糟，却能引领制造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当然，国民党并非从此就高枕无忧。随着愈来愈大的内外危机，国民党被迫进入一个有其他政治力量激烈竞争的环境。眼看两党轮替已成常态，不料国民党近年几入绝境。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几要关张的百年老店在2018年底竟又迎来繁荣景象。这种不同时空中的巨大反差和跌宕起伏，一再提示我们，对于国共政争的许多言说，特别是一些习以为常的结论，都有必要换个角度来细细审视，至少需要思考结论成立需要怎样的限定条件。

　　笔者2018年上半年在“中研院”近史所访学，期间主要接触与国民党有关的资料档案。两相激荡，产生了一些思考，略有心得，但亦有了更多的疑问。这里介绍其中读到的几本书，正是这种心迹的体现。

　　王良卿：《改造的诞生》（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10年）

　　1950年7月22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蒋介石交议的国民党改造案：解除包括中执委在内的全体中央委员职权，改由总裁蒋介石遴选一批人数精简的中央改造委员以组成一个新的委员会，取代原有中央执行、监察两个委员会的政治职能。之后不久，蒋宣布了以“行政院长”陈诚为首的十六名中央改造委员名单。这十六人组成的中央改造委员会成为国民党最高权力中枢，并直接对蒋介石效忠负责。这种另起炉灶式的的改革使国民党一改长期以来众声喧哗派系纷争困局，顶层权力得以重构，蒋介石的个人威权意志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真正实现“领袖独尊”。

　　国民党本以改造贫弱的国家与社会为职志，然而执政后这份初心逐渐消蚀，党内弊端百出且日渐严重。国民党高层也早早就意识到问题的存在，蒋介石本人更是痛心疾首，一次又一次地痛下决心欲振衰起弊，但因内外的种种牵扯，终究未成。正是这个让无数人——包括自己的成员失望透顶的国民党去台后却真正实现了重整，何以能？过去又何以不能？在细密的叙述中作了部分回答。

　　本书发问的起点正是国民党的这次改造，不过并非仅关注1950年至1952年的改造，而是上溯至1927年南京开府。认为以往的研究多半以1950年的改造事件本身作为论述主体，强调对于国民政权立足台湾的重要贡献，对于改造形成的背景则常以国共政争带给国民党悲剧性打击及同一时期国民党末日般混乱脱序概之；至于1949年以前国民党是否曾经存在任何值得注意的自救与改革措施则被学界忽视或简化。的研究指出，1950年国民党在台改造不是一项脱离历史条件的产物，而是自有“长期深远的时空结构与人为局势予以支撑”，全书的重点即在追溯这个迁延波折过程。

　　作为结论，对改造源于末日刺激的观点提出两点修正：一，1949年的局势与1950年代的改造确实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但不应忽视此前国民党机器与国民党人即已发出各种各样改革呼声并采取某些行动；二，此番改造多半还是国民党自己既往自身经验长期积累演化的结果，不完全是应急抉择，1949年的意义应严格限定在短时间以及外部挑战的解释上。这种“国民党中心观”是否立得住，值得追问。

　　任育德：《向下扎根：中国国民党与台湾地方政治的发展（1949-1960）》（稻香出版社，2008年）

　　基层无力，组织涣散是国民党长期的积弊。国民党痛彻检讨失去大陆政权的原因，选择“以组织对抗组织”，重整国民党组织为反攻做准备。成功重构国民党上层后，眼光自必向下，这关乎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国民党在1940年即成立台湾党部，至1950年虽历十年，但成效非常有限。对于再无退路的国民党来说，扎根台湾首先是立足的需要。面对已被殖民统治半世纪的台湾，国民党如何深入并扎根台湾基层？这正是本书论述的主要问题。论述时限上起国民党在台改造，下迄1960年雷震案（第一波反对势力衰微）。论题主要涉及党务发展、权力渗透、地方精英甄拔、地方政治实态、基层组织建设（农渔水利会、民众服务站）等。

　　该书指出，国民党上层的改造为向下扎根奠定了基础，CC系遭到系统性削除，三青团出身的干部居于主导，派系纷争得到有效遏制。国民党通过政治综合小组等制度设计与对地方政府重要人员任用审核权，使县市党部主委成为地方政治权力的分配者，做到“以党领政”。国民党还在一般情治系统之外建立倚赖广大党员以社会调查的方式搜集讯息，以帮助党了解地方社会，并密切与民众之联系。党与社会的联系较大陆时期大有进步。在地方组织建设中，国民党自1952年起开始在各地设立“民众服务站”。经过数年发展，民众服务站成为既有组织团体外，真正为国民党所创立且掌控之组织。该书称：“发展健全之民众服务站，代表国民党向下扎根的成果，也有助于国民党在地方选举中，动员及争取既有组织外的选票，其他阵营在此均难以企及。”

　　对于政治反对势力，在对局面有较强掌控能力后，国民党采取的是容忍与压制并用。通过政治利益的让渡换取地方实力派的合作，甚至策动地方派系对反对势力进行夹击，而对于雷震这样的在野人士则采用严厉镇压手段。雷震案后，在野势力明显消沉，直至1970年代末才再度集结，对国民党形成又一波冲击。

　　国民党的许多做法，明显是在学习曾经的政治对手中共，如倡议“民主集权制”、各种团体中设立党小组、要求个人融入组织生活等。指出，尽管如此，但由于蒋介石个人理念与国民党组织遗产、台湾社会状态对落实组织运作之影响、政权对美援之倚赖，均限制国民党在组织文化及实质走向列宁式政党之可能。

　　蔡石山：《台湾农民运动与土地改革，1924-1951》（黄中宪译，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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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蒋介石与现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