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推荐文章1: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斯大林让步之谜
1950年2月14日,克里姆林宫见证了一个对世界格局有着深远影响的历史时刻,中苏两国领导人在这里正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相关协定。这一事件对新中国意义非凡,不仅有力地捍卫了中国主权与经济利益,还为废除近代以来的不平等条约开辟了道路,中国成功收回大连港、旅顺港和中长铁路的权益。但从苏联角度看,这意味着失去1945年通过《雅尔塔协定》及当年《中苏条约》所获取的在远东的关键利益。从应然层面讲,苏联归还这些权益是正义之举;可在现实政治博弈中,苏联并非没有拒绝让步的资本。那么,斯大林在中苏谈判期间,究竟为何做出如此重大的妥协?这背后有着复杂且深刻的原因。
外蒙问题:利益权衡下的抉择
外蒙古在苏联的远东战略布局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中苏谈判进程中,外蒙问题的妥善解决,对斯大林而言,无疑是去除了一块长久以来的心病。然而,他也清晰地意识到,中国在外蒙问题上的妥协,是期望换取苏联在中长铁路等关键问题上的让步。1月26日,中方递交给苏方一份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和大连的协定草案,这份草案彻底推翻之前双方达成的原则,要求一揽子解决所有相关问题,核心诉求是收回苏联在东北的全部权益,这一草案令苏联方面大为震惊。
恰在此时,周恩来总理提出就外蒙问题展开谈判,这让斯大林一时摸不着头脑,内心充满紧张,生怕在外蒙问题再生波澜。可出乎斯大林意料的是,中方随后主动承认外蒙独立的事实,并向苏方递交照会,主要内容是将中国同意外蒙独立的照会与关于中长铁路、大连旅顺口的协定,都作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组成部分。这实际上是给苏联出了一道二选一的选择题:要么保住外蒙相关利益,要么保住东北权益。在艰难的权衡之后,苏联最终选择了外蒙,放弃了在东北的各项利益。这一决策体现出在当时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苏联对外蒙战略价值的高度重视,以及在中苏谈判中双方利益博弈的微妙平衡。
美苏冷战背景:战略结盟的考量
美苏冷战格局的形成,是理解斯大林让步的另一关键背景。在这一全球战略对峙的大环境下,将中国纳入己方阵营,成为苏联在亚洲对抗美国的重要战略举措,这也是苏联积极与中国结盟的根本出发点。相较于在东北的局部利益,与中国建立稳固同盟关系,对苏联的全球战略布局显然更为重要。
长期以来,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心存疑虑,一直担忧中共会走上类似铁托脱离苏联控制的道路,尤其担心新中国与美国走近。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情部门不断向斯大林传递美国千方百计离间中苏关系的消息,这对他产生了很大刺激。在中苏谈判期间,美国政府更是采取拉拢中国、破坏中苏关系的策略。1950年1月5日和1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分别发表公开声明和演讲,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宣称台湾不在美国远东防御圈之内,艾奇逊在演讲中还提及俄国历史上对中国的侵略。美国除了公开示好,还散布诸如毛主席在莫斯科被斯大林软禁、苏联企图控制中国战略要地等谣言。
艾奇逊发表演说后,斯大林极为焦虑,立刻将演说全文打印转交给毛主席,并希望中苏共同做出回应,期望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但最终发表的声明是以新闻署署长名义,这让斯大林颇为不满,不过也凸显出他对中苏关系不被破坏的重视。显然,相较于在东北的利益,斯大林更不愿失去整个中国,更不想看到美国成功破坏中苏同盟关系的建立。这种在冷战背景下对战略盟友的迫切需求,促使斯大林在中苏谈判中做出让步。
替代方案:朝鲜半岛的战略谋划
斯大林同意放弃苏联在中国东北利益的同时,很可能已在谋划替代方案,目标指向朝鲜半岛。1月12日,艾奇逊发表演说,将台湾和南朝鲜排除在美国的防御圈之外。1月19日,莫斯科收到苏联驻朝大使史特科夫的告,金日成打算就武力统一朝鲜问题面见斯大林。而在1月26日中方提出的草案中,有一条规定:一旦远东地区发生军事冲突,苏军可以继续使用旅顺基地。
在冷战背景下,苏联在远东地区一直行事谨慎,此前对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的计划持劝阻态度。但1月28日苏方接受中方草案后,仅仅两天,1月30日斯大林就亲自致电平壤,表示准备随时欢迎金日成前来讨论武力统一朝鲜问题,这表明斯大林已决心支持金日成。斯大林的如意算盘或许是:无论朝鲜战争胜负如何,苏联都能确保在太平洋地区拥有出海口和不冻港。若胜利,整个朝鲜半岛将被苏联掌控,仁川、釜山等南朝鲜港口可替代旅顺和大连;若失败,由于远东局势紧张,新中国没有海军,一时也不会同意苏军立即从旅顺和大连撤离。然而,后来朝鲜战争打成平局,苏联未能如愿获得南朝鲜港口,不过因战争爆发,苏军得以继续留在旅顺,原定1952年底到期的驻军,直到1955年才撤离。
此外,斯大林同意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还有可能是因为在中苏谈判中被迫做出两次重大让步,这让他对中共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产生怀疑,甚至可能带有一定复心理。赫鲁晓夫曾回忆,斯大林在毛主席访苏期间,表面热情,但私下从未表达过好感。而且,斯大林此举在两方面违背了对毛主席的承诺:一是毛主席虽同意武力统一朝鲜,但前提是中国先完成统一,斯大林此前也一直支持这一观点并劝阻金日成,然而在中苏条约谈判决定让步后,他立即同意了金日成的计划;二是斯大林早在1949年刘少奇秘密访苏时,就答应为中共解放台湾提供帮助,毛主席访苏时再次承诺,可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答应提供的武器装备迟迟未到。同时,毛主席一直期望建国初期有和平国际环境恢复经济和巩固政权,在莫斯科第一天会谈就向斯大林提出需要三到五年喘息时间,斯大林也表示认同,可还没等毛主席离开莫斯科,他就决定支持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这使得中国期望的和平周边环境难以实现。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确保了中苏同盟关系,满足了中国的基本诉求。但由于中苏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也加深了斯大林与毛主席之间的猜疑和不满。所幸后来中国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毅然出兵抗美援朝,巩固并发展了中苏同盟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在复杂的国际政治舞台上,中苏关系也由此展开了新的篇章,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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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毛泽东斯大林出席签字仪式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已经解放了全国大部分领土,国民党军队以台湾为根据地在少数几个地区负隅顽抗。新生的政权急需得到苏联的援助来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任务和巩固已取得的胜利成果。苏联方面,美苏冷战日趋激化,在欧洲面临着美国及其西欧盟国的巨大压力;在远东它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遏制美国势力的扩张。此外,新中国确立的外交政策又会影响到苏联通过雅尔塔协定所得到的远东利益。但是,在当时国际形势下美国是中苏两个国家的共同敌人,合作结盟是必然选项。由于以上因素,这就决定中苏之间既有达成同盟的基础和目标,又存在诸多分歧。新中国成立仅两个多月,毛泽东就出访苏联,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重大外交活动,也是毛泽东第一次出国访问。中苏双方经过艰难博弈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通过缔结条约,把中苏关系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条约为新中国的安全和经济建设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但同时也暗含着矛盾和冲突,给中苏关系蒙上一层阴影。
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历史渊源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夕,苏联与国民政府秘密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根据条约内容:中华民国和苏联将共管长春铁路30年,共享旅顺海军基地30年,大连为自由港,中苏共同经营中长铁路和南满铁路。同时,中华民国政府还在条约中声明,日本战败后,如果外蒙古公民通过投票证实其独立的愿望,中国政府将承认外蒙古独立。条约的这些内容最终可追溯到雅尔塔会议,美国为了苏联能够尽早出兵中国东北,减少自身对日作战的伤亡,背着中国与苏联在远东达成一系列损害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协定。国民政府与苏联的谈判以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实际上是雅尔塔会议的逻辑结果。
相当长时间内,斯大林不太相信中国共产党,也没有想到中共后来会有如此巨大发展乃至赢得政权,所以他对中国和远东的战后安排主要是和国民政府打交道。另外,斯大林也认为他想得到的东西,中国共产党不可能给他。二战末期到冷战开始的这段时间,斯大林只想着医治战争创伤,急需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只要能满足苏联对外政策和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利益,相比之下,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并不起决定作用。同时,摆在国民党蒋介石政府面前的是不得不签下这个条约。此时,东北尚有150万苏联红军;新疆暴动背后有苏联的身影;签下条约也就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领袖,不支持共产党。在此情况下,蒋介石政府只得签下条约。
二、国内外背景及“一边倒”政策的确立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确立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一边倒”可以说是三方面选择的结果,即苏联在国共两党之间的选择、美国在国共两党之间的选择、中共在美苏之间的选择。其中最关键的无疑是中国共产党所作出的选择,而利益、情感取舍上最复杂的则是苏联的选择。各方选择的结果必然要经过利弊权衡,国家利益显然成为考虑的核心要素。
苏联的对外政策大体上以1947年为界分两个阶段。一般说来,1947年以前,苏联坚持与西方国家“合作共处”,竭力维护二战中建立起来的反法西斯同盟。而在“铁幕演说”和“杜鲁门主义”出台后,面对西方咄咄逼人的攻势,苏联不得不改变对外政策,被迫与西方国家实行“对立和斗争”。苏联对外政策的变化,又会影响到它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取舍,尤其是国民党背后有美国支持。苏联在国共两党之间的取舍问题上,经历了从“亲蒋疏共” 到“两面周旋”再到“联共弃蒋”。推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走到一起的,主要是中共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此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社会主义的敌视和遏制政策也是重要因素。其中1949年1月底,米高扬访华是苏联与中共关系建立和发展至关重要的一个事件。根据相关档案资料的公布,从1月30至2月7日,米高扬与中共领导人有12次会谈,会谈内容涉及了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米高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详细了解中共的方针和政策。毛泽东等就寻求苏联帮助中共恢复和发展新中国的经济以及中国东北港口、新疆和外蒙古等问题阐述了中共的立场。中苏两党的这次高层接触,进一步促进了彼此之间认同和选择,为后来的中苏同盟打下基础。
美国刚开始的时候,也面临着一些不同的选择,如直接武装干涉、加强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不介入国共之争等等。然而,从现实利益出发,调解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力求在中国建立一个以国民党为主的国共合作的民主政府成了美国的首选。这样的选择美国是基于以下考量:首先,欧洲是战后美国的战略中心,乔治·凯南的“遏制理论”,杜鲁门主义或马歇尔计划,其都是针对苏联和东欧;其次,由于重心在欧洲,美国朝野也就认为在华利益不值得诉诸武力;最后,若是建立起一个以国民党为主的统一政府,美国就可能控制它,进而遏制苏联。但是,随着国民党的大溃败,这就决定美国政府必须要跟中国共产党打交道,其对华政策也就相应改变。1949年渡江战役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同中共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黄华进行了接触,黄华提出:新中国需要同美国建立商业关系,但前提条件是美国必须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并承认新中国。司徒雷登则告诉黄华,只有在不与苏联结盟的条件下,美国才会考虑承认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双方在这两个关键的问题上,谁都不肯甚至也不能作出让步。5月30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离开广州回国,苏联开始实行“联共弃蒋”政策。稍后不久于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宣布,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要全方位地站在苏联一边,实行“一边倒”政策。
图注:1949年12月21日,毛泽东访问苏联时,在莫斯科出席斯大林七十寿辰庆祝大会
三、条约签订过程1949年6月到8月间,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队对苏联进行了秘密访问。6月27日,刘少奇等人就未来两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关系等一系列具体问题,同斯大林以及苏联其他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斯大林几乎同意了此前中共提出的所有要求,甚至主动提出愿意帮助中共尽快占领新疆。此时,斯大林已确定了要以中共政权为盟友的对华政策。刘少奇随即把会谈内容向毛泽东做了告。三天后,毛泽东就正式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由此可见,新中国和苏联的结盟,是两国领导人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但是对于有着太多太深历史恩怨的中苏两国来说,结盟虽然成为双方的选择,可具体怎样进行,怎样对待过去,怎样给双方现在的关系定位,却是十分艰难的事情。刘少奇的秘密访问只能算打了个前站,所有关键性的问题,还须等到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后才能解决。
毛泽东访问苏联也是一波三折,行程一推再推,最终于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访问苏联。在此期间毛泽东总共与斯大林进行了三次会谈。第一次会谈几乎提到了所有问题。关于毛泽东提出的中苏条约问题,斯大林提出了三个方案:或者宣布保留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或者申明以后做出一些修改;或者马上就作出相应的修改。考虑到雅尔塔协定,斯大林建议暂时保留它并不作修改,以免引起对苏联不利的反应。而事实上,毛泽东是要摆脱雅尔塔协定的阴影,废除1945年的条约,另外再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双方的想法实际上相去甚远。斯大林不愿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一方面是担心苏联失去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以及在中国东北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是担心由此引发西方对整个雅尔塔体系提出异议,使苏联在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的问题上陷入困境。第二次会谈是在12月24日,会谈中,斯大林东拉西扯闭口不谈中苏条约问题,结果毛泽东大为恼火,于是决定待在住处哪儿都不去。
僵持不下的局面一直到1950年初。元旦这天,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奉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的命令拜会毛泽东。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到缅甸和印度最近表示要承认中国,不久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也将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采取明显步骤。他还提出要将在苏联的访问时间缩短,提前回国。毛泽东还坚持说,“在这段时间里,他想与斯大林本人讨论实质性问题。”言下之意:如果斯大林继续拒绝讨论修约问题,他就回国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建交事务了。此时传来的消息也令斯大林不安,西方媒体一度揣测苏联软禁了毛泽东。
面对不退缩的毛泽东,斯大林只得让步。双方同意毛泽东以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上公布访问苏联的情况。1月2日,《真理》刊登了毛泽东答记者问的消息,毛泽东声明,“他来莫斯科的目的首先是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并表示逗留苏联时间,部分地取决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当天晚上,莫洛托夫带来了毛泽东期待已久的消息:斯大林同意解决中苏条约问题。毛泽东也趁热打铁,与他们敲定要签订一个新的条约,并请周恩来到莫斯科参与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
1月20日,周恩来等抵达莫斯科。以周恩来和维辛斯基为首的两国政府代表团走到台前,且同样进行了艰难的谈判。在周恩来到来之前,从1月5日-16日,苏联方面就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条约起草委员会,条约草案已六易其稿。1月22日,周恩来参加了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第三次会谈。总的来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内容基本没有什么分歧,真正涉及双方利害冲突的是中长铁路、旅顺和大连问题。东北问题很长一段时间内,始终困扰着中苏领导人,成为中苏同盟关系中最难处理的问题。对于斯大林来讲,东北问题的退让,涉及苏联在远东核心利益的重大损失。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港,对于苏联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俄国从彼得大帝开始,就在为出海口而战,打通波罗的海到大西洋的出海口,从黑海到地中海的出海口,以及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苏联在日本还有一个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但冬天结冰,并不是一个理想出海口。而旅顺口是天然良港,隐蔽险要,终年不冻,是理想的军港。根据中方的条约草案,俄国人很快将失去他们世代追求的太平洋出海口。同时关于大连和中长铁路,中方要求,苏联放弃在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并将上述所有权利和义务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对中方的条约草案,反复研究和修改,根据近来档案显示,文本删改之处非常多,几乎把中方草案的内容全部勾画掉了,字里行间透露着猜疑和愤怒。但最后,斯大林还是决定作出让步。
推动斯大林让步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际局势的变化。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布美国既无意使用武力干预现在的台湾局势,也不会卷入中国的内战。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又扔出了一颗重磅级炸弹,他发表了一个长篇演说,内容大意是:从古到今,中国的朋友是美国,我们对中国一向友好;并指出历史上侵害中国主权和利益的不是美国而是俄国。你们新疆是怎么乱起来的?你们外蒙古跑哪儿去了?你们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谁给拿走了?都是俄国人。艾奇逊还承认台湾和朝鲜半岛都不在美国太平洋的防御线之内。美国的从中挑拨推动了谈判的进程,在冷战环境下,与中苏同盟对抗美国的战略目标比起来,苏联在东北的经济利益自然要排在第二位。此外,在1月26日,周恩来突然提出要谈蒙古问题。斯大林不明所以,生怕在蒙古问题上节外生枝。不过周恩来的意思是,在中苏签署同盟条约并按照中方文本签署关于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的协定后,才会承认外蒙古独立。也就是说,如果苏联不接受中国的条件,不仅中苏同盟难以建立,连蒙古问题也要悬置起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利益的考量,以及蒙古问题的抛出最终促使了斯大林的退让。
一切都商讨完毕后,1950年2月14日,隆重的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周恩来和维辛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问题、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上签字。上述几个文件都是公开的。事实上,在它们签订之后,根据苏联方面的建议,双方还达成了一项秘密的《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其内容是:“无论是在苏联的中亚共和国和远东地区的领土上,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都不给外国人提供租让权,并不允许有第三国的资本或这些国家的公民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的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公司和团体的经营活动。”这个秘密协定既反映出苏联竭力维护它在中国东北和西北已享有的特权,又反映出中苏结盟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具有的排他性。
四、条约的评价中苏结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抑或现在的俄罗斯,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有比较积极的评价。对于苏联,把中国纳入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稳定了它的东部边境,保证苏联在与美国对峙中有一个牢固的盟友;在经济上,中国是苏联最重要的机械技术产品的销售市场及战略原料地。对中国而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对新中国的建设有极大帮助,而且在反对侵略,维护远东及全世界和平与安全上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中苏同盟条约虽然在形式上保证了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盟友关系,但实际上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猜疑和不满反而加强了。苏联被迫作出的让步和牺牲使斯大林心中充满怨气,转而支持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半岛(中苏关于旅顺港的协定规定战时苏联可使用旅顺海军基地;如果金日成统一了朝鲜,苏联就可以控制朝鲜半岛并获得出海口),进而阻碍了解放军解放台湾。而毛泽东尽管对《补充协定》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后来他常把东北和新疆称为苏联的两个“殖民地”或势力范围的说法,也表明他接受这个协定并非心甘情愿。所以,中苏同盟从一开始就笼罩在一种不祥的阴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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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两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缔结条约与协定的公告
一九五零年二月十四日于莫斯科
最近时期内,在莫斯科,一方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与政务院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另一方面由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大元帅与苏联外交部维辛斯基部长举行了谈判,在谈判期间,曾经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双方有关的重要的政治与经济问题。
谈判是在恳切与友好的互相谅解的气氛之中进行的,并确定了双方愿意多方巩固和发展他们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关系,同样确定了他们为保证普遍和平与各国人民的安全而合作的愿望。
谈判业经于二月十四日在克里姆林宫签订下列文件而告结束:(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根据此协定,在对日和约缔结后,中国长春铁路将移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所有,而苏联军队则将自旅顺口撤退;(三)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长期经济贷款作为偿付自苏联购买工业与铁路的机器设备的协定。
上述条约与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由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签字,苏联方面由维辛斯基外长签字。
由于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与维辛斯基外长互换照会,声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苏间所缔结之相当的条约与协定,均失去其效力,同样,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已因其一九四五年的公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同时,维辛斯基外长与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对苏联政府将苏联经济机关在东北自日本所有者手中所获得之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决定,以及苏联政府将过去北京兵营的全部房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决定,亦互换了照会。
上述条约与协定的全文公布如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具有决心以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亟愿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并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亲善邦交与友谊的巩固是与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符合的;为此目的,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特派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苏联外交部部长安得列·扬努阿勒耶维赤·维辛斯基。两全权代表互相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双方并宣布,愿以忠诚的合作精神,参加所有以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之国际活动,并为此目的之迅速实现充分贡献其力量。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经过彼此同意与第二次世界战争时期其他同盟国于尽可能的短期内共同取得对日和约的缔结。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第六条,本条约经双方批准后立即生效,批准书在北京互换。
本条约有效期间为三十年,如在期满前一年未有缔约国任何一方表示愿予废除时则将延长五年,并依此法顺延之。一九五零年二月十四日订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与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周恩来(签名)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安·扬·维辛斯基(签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确认自一九四五年以来远东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即:帝国主义的日本遭受了失败,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已被推翻,中国成为人民民主的共和国,成立了新的人民政府;这新的人民政府统一了全中国,推行了与苏联友好合作的政策,并证明了自己能够坚持中国国家的独立自主与领土完整,民族的荣誉及人民的尊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认为这种新的情况提供了从新处理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诸问题的可能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根据这些新的情况,决定缔结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本协定: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
在移交前,中苏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现状不变。惟中苏双方代表所担任的职务(如铁路局长、理事会主席等职),自本协定生效后改为按期轮换制。
关于实行移交的具体办法,将由缔约国双方政府协议定之。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一九四五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
在苏军撤退及移交上述设备前的时期,中苏两国政府派出同等数目的军事代表组织中苏联合的军事委员会,双方按期轮流担任主席,管理旅顺口地区的军事事宜;其具体办法由中苏联合的军事委员会于本协定生效后三个月内议定,并于双方政府批准后实施之。
该地区的民事行政,应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在苏军撤退前,旅顺口地区的苏军驻扎范围,照现存的界线不变。
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侵略因而被卷入军事行动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及苏联政府同意,中苏两国可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以利共同对侵略者作战。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在对日和约缔结后,必须处理大连港问题。
至于大连的行政,则完全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
现时大连所有财产凡为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者,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为进行上述财产接收事宜,中苏两国政府各派代表三人组织联合委员会,于本协定生效后三个月内议定财产移交之具体办法,此项办法俟联合委员会建议经双方政府批准后于一九五零年内完成之。
第四条 本协定自批准之日生效,批准书在北京互换。一九五零年二月十四日订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以中文与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周恩来(签名)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安·扬·维辛斯基(签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同意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请求,给予中国以贷款作为偿付苏联所同意交付给中国的机器设备及其他器材之用;据此,双方政府议定本协定,其条文如左:
第一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贷款,以美元计算,总数共为三万万美元;其计算法,系以三十五美元作为一盎斯纯金。
苏联政府鉴于中国因其境内长期军事行动而遭受的非常破坏,同意以年利百分之一的优惠条件给予贷款。
第二条 第一条中所指的贷款,自一九五零年一月一日起,在五年期间,每年以同等数目即贷款总数的五分之一交付之,用以偿付为恢复和发展中国人民经济而由苏联交付的机器设备与器材,包括电力站、金属与机器制造工场等设备,采煤、采矿等矿坑设备,铁道及其他运输设备,钢轨及其他器材等。
机器设备与器材的品类、数量、价格及交付期限,由双方以特别协定规定之,其价格将根据世界商场的价格来决定。
在一年期限中所未使用而剩余的款额,可移用于下一年期限内。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以原料、茶、现金、美元等付还第一条所指的贷款及其利息。原料与茶的价格、数量及交付期限将以特别协定规定之,其价格将根据世界商场的价格来决定。贷款的付还以十年为期,每年付还同等数目即所收贷款总数的十分之一,于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实施之。第一期的付还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实施之,而最后一次的付还,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实施之。贷款的利息系以使用贷款的实数并自其使用之日起实行计算,每半年交付一次。
第四条 为了对本协定所规定之贷款进行结算起见,苏联国家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各建立特别账目,并共同规定对本协定的结算与计算的手续。
第五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应经批准并在北京互换批准书。一九五零年二月十四日订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与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周恩来(签名)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全权代表安·扬·维辛斯基(签名)
附一: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在签字式上的演说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先生,外交部部长先生,诸位先生:
中苏两国今天签订了新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国的协定,并互换了照会。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缔结是根据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将成为中苏两国兄弟友谊和永久合作的标志。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缔结,也特别表现了苏联在斯大林大元帅的政策指导之下,热情地援助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毫无疑义,中苏两大国这样的亲密真诚合作,是具有极其深长的历史意义的,而对于东方与世界的人类和平与正义的事业,将不可免地形成重大的影响和结果。
我们两大国人民的伟大友谊是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就已建立了的。但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政府阻碍了我们之间的进一步合作。由于中国人民的胜利,已使形势起了根本变化。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之下,建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形成了空前统一的国家,这样也就使我们两国的真诚合作获得了可能。现在经过斯大林大元帅与毛泽东主席的会商,这种可能已变成了真实的东西,这种友好同盟互助已在具体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曾经千方百计,企图挑拨离间我们两国的友谊,现在这种无耻的企图已经彻头彻尾地失败了。
中苏这些条约和协定的意义,对于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说来,是特别重要的。这些条约和协定,将使中国人民感到自己是不孤立的,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的协定,关于苏联政府无偿地移交在东北从日本所有者手中获得的财产以及在北京的过去所谓兵营的房产及中国政府的换文,无疑地将使中国人民对于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大元帅的伟大友谊感到极大的兴奋。我在这里,代表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大元帅和苏联政府这种伟大友谊表示感谢。
由于中苏两国是为和平,正义与普遍安全而携手合作的,所以这种合作不仅是代表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是代表东方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利益。我相信,拥护我们的条约和协定的将不只是中苏人民,而且将是全世界的进步人类,而仇恨这些条约和协定的不过是那些帝国主义者,那些战争贩子。
近七万万人口的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将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中苏永久友好与永久合作万岁!
附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俄文版)末尾有周恩来签字手迹
【陈翠荣整理 :《爱周之家》】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推荐文章5:1949年,斯大林拒绝重签中苏条约,毛主席的回应非常硬气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第二个月,毛主席开启了他的第一次访问莫斯科之旅。但主席访问莫斯科的想法并不是临时起意,早在两年前就曾多次表示想要到苏联访问,只是无一例外地被斯大林谢绝了。因此,主席此次前行并不只是单纯地访问,他还带着三个重要的任务,而这其中就包括敲定中苏两国需要重新签订的条约。
然而,在重新签订中苏条约进行协商的时候,斯大林却以诸多理由拒绝了,对此毛主席的回应十分硬气。并在这之后,决意不能空手而归的毛主席,还巧用智慧让苏联在1950年的时候答应了这一要求。那么斯大林为什么会拒绝重签中苏条约呢?毛主席是如何回应的?最后又是如何让苏联“回心转意”的?
1949年10月1日,随着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至此中国大地上早先经历过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种种已经成为了历史。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已经说过要“消灭中国大地上一切不平等”,可是在过去近百年的中国大地上,人们遭遇封建主义思想以及帝国主义掠夺,官僚资本主义、以长期的战乱的迫害,再加上中国的革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且不同地区的革命发展进程有着很大差距。
不仅如此,在彼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围追堵截,妄图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中。所以中国虽然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却依旧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
因此,为了彻底结束中国在近百年来曾经遭受过的种种不平等,让中国真正实现独立自主。我党制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等等外交原则。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本书中,毛主席明确指出“我们在国际上是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上的,所以一切的友谊和援助只能从这个方面去找。”
但是,在这之前由蒋介石带领的国民政府曾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诸如在1945年之时国民政府与苏联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其中包含着中方被迫同意外蒙独立,中方同意苏联在旅顺港驻军,中方被迫同意长春铁路在资产各占50%的基础上共同经营与管理,且经营管理权归苏联所有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因此,在毛主席以及中央领导人决意要尽快将这些问题解决,可因为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毛主席的出行成为了全国人民乃至世界关注的重点,也正是因为如此,想要秘密访问莫斯科已经成为了不可能。
1949年12月21日,新中国成立两个多月,斯大林70寿辰即将到来,这一时期,来自全国各地的友好国家都纷纷赶赴莫斯科为斯大林祝寿,这时候一个顺理成章促成主席的首次访苏的机会到来了。
12月6号,主席乘坐着专列,与陈伯达、师哲等随行人员一起,带着送给斯大林贺寿的礼物动身了。
而此次出行主席带着3个十分明确的出访任务,一是给斯大林祝寿,二是与苏联重新签订中苏条约,三是向苏联借款。而为了让中苏关系扭转到正常的道路上来,所以必须要及时地扫清两国间的障碍,因此在这3个任务中,重点要处理的就是,1945年时国民政府与苏联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但在出发前,毛主席就已经预见到了此次出行的情况,并表示“最难办是第二项任务”。
经过长达10天的道路颠簸,毛主席乘坐的专列终于沿着漫长的西伯利亚铁路缓缓开进了莫斯科。12月16号晚6时,毛主席在克里姆林宫拜会了斯大林,两个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正式会见,他们紧紧握着对方的手,一个新的时代就此开始。
会谈中,斯大林再三询问毛主席“你来苏联一趟是很不容易的,对于此次出行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关于这次出行你有什么想法或愿望吗?”
在翻译将斯大林的话说出后,毛主席答道“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的。”而在主席所说的“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指的就是与苏联重新签订中苏条约。
在简单谈及中苏两国过去发生的事情,以及对当前中国目前是否存在和平威胁的问题后。紧接着,毛主席提出了中苏条约的问题,毛主席表示,“在刘少奇访问苏联回国后,中共中央对于中苏两国之间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作为苏联的领导人,斯大林哪里不知道毛主席的意思,因此在主席话音刚落,斯大林就表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讨论解决。但需要搞清楚的一点事,我们要确定,是否应该宣布保留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又或者是宣布在未来对它进行修改,亦或者是现在对它修改。”
紧接着,斯大林再次补充解释道“众所周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在其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关于千岛群岛、旅顺问题以及南库页岛等问题的相关条款。而关于这些条款,是经过美国和英国的同意下才签署的。所以基于这一点,我们建议是在小范围内决定暂时不对这一条款中任何一项进行改动。”
为了印证这一观点,斯大林还表示,毕竟如果改动哪一项条款都会给美国以及英国,提出修改最重要的几项条款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进而会动摇苏联在战后从日本手中取得的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的合法性。
很显然,这正如毛主席来时所想的一样,关于这一问题的谈判并不会顺利。虽然斯大林拿出英美两国可能会对此进行干涉,并搬出雅尔塔协定作为对此条约不改动的借口。可斯大林很清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本身就是美、英、苏三国趁着中国在日本发起侵略战争时的不备,而被迫签订的不平等的条约。但是他话里话外的意思很明显那就是,改动了这一条约会对当前苏联的利益存在损害,所以他想要延续这一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条约。
但在后续谈话中,主席的态度则是虽然照顾雅尔塔协定合法性是必要的,但在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想法,那就是因为原有的条约是与国民党签订的,现在国民党倒台了,原来的条约就失去了意义。
可对此,斯大林却依旧不愿意就此废除与国民党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更不想与新中国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然而,主席在来时就已经确信,自己此行有必要带会一个前所未有的、让中国就此可以树立独立自主形象的平等条约回国。
虽然首次会谈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在斯大林的祝寿活动上,斯大林还是邀请毛主席并排就坐在主席台中央,并作为第一个致辞的国家代表,给予了毛主席极高的礼遇。但是与其他党派与国家领导人贺信不同的事情是,在12月19号,主席发给斯大林的贺信中“内容简单,使用的官方语言,干巴巴的,正如常言所说的‘官气十足’”。
祝寿活动结束后,前来参加活动的各国领导人陆续回国,而毛主席依旧留在莫斯科,准备与斯大林继续商谈关于签署协定德尔相关问题。按照斯大林与毛主席的约定,12月24号是第二次会谈的时间,但这一次会谈只是谈论了一些关于越南、日本等亚洲国家的事宜,对于中苏条约却未曾提及,这让毛主席对此十分失望。
并且据毛主席在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起这段经历的时候,主席表示在这之后斯大林对毛主席避而不见,甚至在他打电话到斯大林的住所,那边接电话的人告诉主席,斯大林不在,并建议主席去见米高扬。
从12月24号到次年的1月1号接近一周的时间,毛主席都待在别墅中。对于这种做法,主席十分生气,因此在接下来的时间中,主席决定“呆在别墅里,什么也不干”。关于这一点,在国外的众多学者认为,毛主席在莫斯科这段时间受到的“冷遇”,这比“国民党外交部长宋子文”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受到的待遇还恶劣。
那么对于这一国际交往中极其罕见的现象,是为什么会出现呢?对于此,主要还是因为由大国沙文主义统治下的苏联,一直对中国态度并不能很好地摆正,“他们时常想要在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课堂上找一个位置”。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斯大林对毛主席的偏见,所以他对于我党一直存在着十分强的戒备心。而最为重要的事情是,他们不愿意放弃在1945年时,国民政府与之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尤其是在这一条约中,旅顺以及大连这两个不冻港是自彼得大帝开始就一直在不断找寻的东西。
但是很快,事情的转机出现了。因为毛主席在苏联受到的冷遇,这让主席在斯大林过寿活动后就再没消息。英国的相关媒体为了挑拨中苏两国的关系,开始“无端揣测”,新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啥时间该新闻的一经发出,瞬间掀起轩然大波,给斯大林带来十分大的压力。
在同一时间里,毛主席还告诉前来拜访的罗申,缅甸和印度这两国国家已经决定承认中国的合法地位,并准备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除此之外,英国及一大批英联邦国家在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采取了十分明显的动作。
最后,主席还告诉罗申,自己希望在新年后和斯大林谈一谈关于贸易的问题,然后就启程回国了。对于主席的决定,罗申十分吃惊,因为在这样的情形下,毛主席回国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十分清楚。
罗申当即就此事与苏联外长向斯大林汇,因为国际形势的转变以及毛主席想要提前返程的决定,这让斯大林开始正视其关于与中国重新签署协定的问题。
虽然,在第一次与毛主席谈论关于签订新约的时候,他曾以雅尔塔协议以及美英的反应,但是所有人都清楚,与中国签订新约并不会影响苏联的利益,那些话不过是他的托词。但是如果让毛主席就此回国,那么苏联很有可能会就此失去中国这个强大的盟友,并失去这个在东方可靠的屏障。
所以对此,斯大林正式下定决心,就此答应中国签订新约的请求。在澄清英国通讯社的“谣言”后,1月2号晚上8点,米高扬与莫洛托夫一起来到了毛主席在莫斯科的住所,询问主席关于中苏条约等相关问题的建议。
在这段时间里,主席心情十分舒畅地就签约的事宜两次致电中央,并在同一时间周总理一行人也动身赶往莫斯科。
1月20,周总理携东北人民政府李富春,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长等人到达莫斯科,并快速投入了会谈的准备工作中。
从近年来解密的俄罗斯档案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会谈刚开始之初,斯大林曾表示,虽然苏联曾经认为应该保留这些条约,但既然法西斯战争已经结束,日本已经投降,所以这个条约就已经过时了。在这之后,中苏两国经过漫长的讨论,对旅顺口问题、中长铁路等问题进行了细细磋商。
1950年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隆重地举行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3月4日,毛主席乘坐专列回到北京。至此,主席首次访苏行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更让中国成功在国际社会上树立起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中国正式走进了社会主义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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