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推荐文章1：一九六七年夏天“虎纠”小巷里发生的故事
叶剑凌
1967年的那一年夏天，一个传说“欲抢劫居民”的中年乞丐，被捆在福州市湖东路与鼓屏路十字路口东南角的电线杆上，时长一天一夜，任人围观欺辱，第二天死掉了。
小学刚毕业一年，平生第一次见到有人被当街打死。数十年过去，至今仍忘不了那乱发遮目半身赤裸皮肤黝黑瘦骨嶙峋的身子在众人击打中颤抖，还有微弱的乞求声：“我没抢”、“没抢”、“我冤枉……”
无人阻止，无人救助，众口说他抢劫，就是抢劫！反正他是外地人，与本地人素不相识，反正他是落水狗，只要你想动手，都可以上去锤两拳。那一刻，我看到的是少年，青年，还有中年人，拿拳头，拿石子，一拳一石砸向他，对方潺弱瘫软的躯体渐渐的没反应了。
那一年正是特殊时期里最动乱的日子，政府不上班了，警察也不爱管事了，人群分成好多派别，都想以革命的名义压制乃至征服对方。向来文弱温和的福州人也激昂起来，开始是口诛笔伐，将人家祖宗十八代都骂过，接着又棍棒乱石，以扫荡掉对方据点为快事，最后干脆刀枪相见，不消灭对方誓不罢休。
一批批讨乞者就在世道最混乱人心最多疑的时候来到福州，来了很多人，来的真不是时候。他们自诉从安微来，家乡闹灾揭不开锅了，只得背井离乡拖家带口逃往南方，只求个不被饿死。乞丐们也来过我们小巷，男女老少一大帮人，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操北方口音。在我的印象中他们颇有礼貌，还给居民看老家生产大队开具的盖了公章的外出乞讨证明，颇让居民们同情。我奶奶倒给他们饭菜时，他们会捧着陶瓷碗点头哈腰连声道谢，说老天保佑好人长寿，也保佑好人一家老小平安。有的居民没给他们食物，或给的很少，他们也不会坚持索要，掉头另寻下家去。
今天回想起来，我先是觉得当年那位死者可能不是丐帮的人，丐帮很团结，要知道自己的一个同伴大热天被捆在电线杆上，一定会设法营救的；后又觉得可能是丐帮中的一个落单者，一不小心脱离了队伍，在福州蛛网一般密集的街巷中迷了路，被警惕的市民当作劫匪捕获，又拖到大街上示众，又正巧受难在丐帮人不知道的那段时间里。
第二个猜想可能更接近事实。可怜的乞丐死后不久，就有传闻说，丐帮确认死者是他们同乡后扬言要复，要把木板房居多的福州城一把火烧了，半城人为此紧张起来。又时逢城内两大造反派龙争虎斗，激战正酣，其中一派还把沿海的武装民兵招来（那都是训练有素的长乐、福清前线民兵，枪法很准，故又有“老区进城”之说）。小巷居民既怕丐帮放火，也怕城外民兵入侵，纷纷采取自保行动，在小街设障，在巷道筑闸，又安排人日夜值守，白天开闸，见外人必要盘问，夜晚关闸，非熟面孔不得入内。各巷子之间还搞起了联防，一有动静便以“噹噹噹”的盆锣声为号，立即引来大片街巷的铁盆锣鼓阵呼应，好几回夜晚于草木皆兵中，只闻四处警声响，却不知哪儿有事，闹腾到天光即亮也不能安睡。
那一年夏天，防丐帮躲民兵弄得坊间一片惶恐，慌乱中一个劳改释放犯成了我们小巷自卫的领头人，他的挺身而出，他的果敢行事，让众人过去看他的鄙视眼神，在事变中渐渐转换出了一种好感和尊敬。
“劳改释放犯”是那时对出狱人员的一种通称，多少带点歧视，居民对其称呼更直截了当，背地里就叫他“某某号（他家的门牌号）的劳改犯”。我只知道他姓许，小两年前搬进小巷，在我家对面宅院租了间厢房。刚搬来时就有派出所段警老马到我家，专门交代当居委会治保主任的我奶奶：对门里新搬来的是劳改释放犯，多盯着点，有不对劲情况马上派出所。那时全国已开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育多年，劳改犯是阶级斗争的对象，虽刑滿出狱，但还是监督改造对象。既是监改对象，又不知道他名字，我和玩伴们干脆就叫他“许劳改”，当然是私下里这么叫的。
许劳改当年三十来岁，在区里一家建筑社做活，每天头扣藤帽，破衣搭肩，骑自行车上下班，平时与邻居基本不来往，也不打招呼，小巷人多鄙视他。尤其是他还带来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胸挺肤白脸嫩，说是他的老婆，与一脸凶相皮肤粗糙的许劳改一对比，更让小巷的男人女人们心里不平，这不明摆着一朵鲜花插到了牛粪上。又听说女子的父母曾寻到他家，向邻居诉说自己女儿中了这男人的迷魂药，偷偷拿走家里户口簿去和他结婚，这更增加了居民们的厌恶感，人家父母都没同意就把女孩偷娶了，这不是骗婚又是什么？
慢慢地许劳改更多往事也抖出来了，此人原住福州西湖南面一条巷子里，距我们小巷不过两里多路。他从小就不好读书，却好撒野打架，到建筑社工作后，对社领导有意见，几句不爽就一拳头把领导下巴打脱臼了，还打松了半边牙齿，可见这小子蛮力多大。蹲完两年班房回来又依改策回原单位上班，从新人再做起，也是街道的管制对象。这层老底一揭开，小巷人更不正眼看他，就连那些拉板车倒马桶扫大街的外来租户也一样不搭理他，当然这里面也有不想去惹他的考量。
在丐帮威胁放火和老区民兵要进城助战的那段时间里，民间自保活动兴起，城区许多坊巷几乎一夜之间纷纷筑起了闸门。我们小巷明显晚了半拍，一帮居民围住奶奶，要奶奶以居委会的名义号召大家出钱出力快快建闸。奶奶说我去动员可以，但大家要推出一个具体去做这事的人。那天围住奶奶的多家庭妇女，奶奶的问话一时没人接。这时，站在人群后面的许劳改开口了：弄两个闸门很容易，花不了几个钱，大家要是信得过我，就我来做。见大家迟疑，许又对奶奶说：赵主任，你慢慢去收钱都没关系，我可以先把闸门做起来，完了再算钱，你也可以去隔壁巷子问问他们刚建的闸花了多少钱，心里有个数。事情紧急，奶奶也没时间犹豫了，当场拍板将此事交许劳改去办。许劳改动作很快，第二天便拉来木料毛竹，叫来工人，自己更亲历亲为，全程监督，天把功夫就把两个闸门建好，巷里几个男人来验收，连着踹几脚大毛竹扎定的闸门，感觉牢固度很不错，原先的怀疑和不信任在认可中消弥了。
闸门一建好，全巷青壮年男丁都编入守闸排班表，许劳改又自告奋勇让他当守夜的总领班，还弄来几顶旧藤帽，一捆锄头柄，把值班人员全部武装起来。他更是一连几天彻夜不睡，扛着根大扁担在小巷里来回巡逻，不时提醒大家有动静即告他。这种吃苦奉公的精神有点让人感动，开始有人说许劳改好话了：多亏了这个热心能干的邻居，闸门说做就做好，又是值班积极分子，逢有“敌情”更是冲在前头，让大家心也踏实胆也肥硕。有人开始主动招呼他说话，还“老许”长“老许”短的叫，夸他能干，还热心肠。“老许”倒显谦虚，摆摆手：小菜一碟啦，你们叫我小许就可，我是巷里的晚辈，你们都是前辈。
外来丐帮和老区民兵的威胁很快过去，所有人都松了口气，不用日夜值班了，巷口闸门也不再关闭，恢复了自由通行。又过一段日子，闸口连门带框都被拆除，据说是因为那门框碍路，板车粪车出入都不方便，于是巷道两边墙上久久留下一对拳头大小的门框洞眼。“老许”那阵似乎也没怎么上班，抱着一岁大的儿子在小巷出出进进，不时同居民打打招呼，聊瞌几句。
这一年夏天，小巷负责倒马桶的清粪工老于头被造反派关进了“牛棚”，小巷立马狼狈起来。早年福州穷家富宅都没有冲水厕所，家家户户的排泄物都用马桶装着，每天天不亮就摆放在自家门口，由专门倒马桶的清粪工集中拉走，顺带还把各家的马桶拿清水刷洗一下。老于头在我们巷子已干了十来年，居民都熟悉他。突然进了“牛棚”，又没人接替，这即便刮风下雨都不能停下的事一下歇菜了，家家户户马桶无人倾倒，小巷里臭气熏天，居民们骂声一片。奶奶带着居民代表去老于头单位交涉，被造反派轰了出来。最后还是靠“老许”，那天他一身绿军衣红袖章打扮，提着自家马桶冲进了环卫所造反司令部，一进屋就掀开马桶盖，说我也是造反派，今天你不解决我这个造反派住家巷子倒马桶的问题，我这马桶就留在你司令部了。还说本来倒马桶就是你们的革命工作，难道你们现在不倒马桶不想革命了。造反派嘴虽强硬，但也知道这个来自建筑社敢打领导又被劳改过的家伙不好惹，更受不了那开了盖的马桶溢出的一屋子臭气，僵持一会后只好同意先放老于头回去，边劳动边交代问题。当“老许”陪着老于头回到小巷时，引来居民们一阵欢呼，“老许”的壮举，这回真让小巷人对他刮目相看了。
这一年夏天，经常在小公园纳凉时夸夸其谈的依姆伯被派出所段警老李带走了，依姆伯负责清扫的小巷口湖东路中山路那一片的垃圾几天没人清理，能闻到一阵阵垃圾的馊臭味。这回“老许”不敢抱打不平，因为带走依姆伯的老李是派出所管这片地的段警。
后来也知道了依姆伯被带走的原因，他被革命群众举：抗战时期依姆伯当过国军布雷兵，在闽江上布水雷，没炸着日本鬼子的快艇，却把自己人的船给炸了，这就留下了个有没有通敌当汉奸的历史疑案。依姆伯进去没几天，派出所让造反派接管了，老公安都去办学习班，伊姆伯不是造反派的菜，放回家去。依姆伯回家后当着众人的面大骂段警老李，说每天只给他三块小光饼当饭，差点没饿死，他那份牢饭的份量肯定是让老李贪污了。“老许”知道后跑去安慰依姆伯，有光饼吃已经不错了，起码还是增强面粉做的……
夏天很快过去，小巷又恢复了平静，但外部世面上依然乱轰轰的，后来在军队的协调下，造反派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成立了各级革命委员会，全国局势开始稳定，进入七十年代，又开展起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老许”就在那时被单位革委会收进了清理学习班，一去好几个月没回来，只让老婆送衣服进去换洗。小巷人又开始议论，这人八成有什么问题，或有前科坏事尚待查明，他老婆的父母又把骗婚的事告到了单位革委会去，听说革委会头头们听后义愤填膺。唉，这回不知怎么个过关，劳改犯的事真说不清楚！
一次次的议论中，居民们嘴里的“老许”渐渐又变成了“某某（门牌）号的那个劳改犯”，“那个劳改犯怎么怎么的”………后来也没注意许劳改什么时候放回来，不久后他就搬家离开了小巷。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推荐文章2：【民勤党史天天读】“五反”运动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地委的指示要求，民勤县 的“五反”运动从 1952 年 １ 月开始，8 月结束。首先，县委召开会议， 自上而下地传达“五反”政策，并抽调干部进入私营厂店，发动工人、店员，团结守法的或问题不大而能彻底坦白的工商业者及其他市民、各界民主人士，建立广泛的“五反”统一战线，使不法资本家陷于孤立。最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有重点地向不法资本家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揭发其罪行。
在“五反”运动中，县委始终坚持区别对待的政策，对情节较轻、自动彻底坦白、真诚悔过并能积极检举者，一律采取教育改造的方法， 孤立和打击少数有严重不法行为而又拒不坦白的不法商人。坚持“自动坦白者从轻，拒不坦白者罪上加罪”的处理原则。通过“五反”运动，打退了不法资本家的进攻，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在私营企业中建立了工人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改组和整顿了工商业者的各种组织，并实行民主改革，对工商业者普遍进行了守法经营教育，创造了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条件，起到了清除旧社会污毒和移风易俗的作用。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推荐文章3：血色海峡：1966年叛逃事件背后的时代镜像
一、暗夜惊雷：一桩叛逃事件的政治隐喻
1966年1月8日深夜，福建马尾港一艘编号F131的登陆艇悄然离港，船上10名官兵中暗藏杀机。吴文献、吴珍加、吴春富三人突然持枪扫射，7名战友倒在血泊中。这场精心策划的叛逃，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序幕拉开之际，成为特殊年代两岸角力的缩影。叛徒驾驶登陆艇穿越8海里波涛，历时3小时抵达马祖，而非民间传言的"游泳8小时"——这个细节的误传，恰恰折射出信息封锁年代民众对敏感事件的想象重构。
在台湾当局授意下，三人通过广播宣称："大陆百姓啃树皮吃观音土，我们宁愿葬身鱼腹也不愿饿死"。这种刻意营造的"饥荒叙事"，与大陆同期宣传的"精神富足"形成撕裂性对照。台湾《中央日》连续七日头版渲染"反共义士"事迹，却绝口不提叛徒劫走的机密文件与武器。
二、钢铁绞杀：两岸较量的空中博弈
福州军区当夜即截获台湾派专机接人的情。周恩来亲自批示："务必击落敌机，粉碎政治阴谋"。1966年1月9日15时38分，解放军雷达锁定HU-16救护机，李纯光机组驾驶歼-5战机实施截击。当1200发炮弹将敌机撕成碎片坠海，17名乘员（含3名叛徒）的死亡，创造了台海空战史上最迅捷的"4分20秒决胜"纪录。
这场空中猎杀具有多重战略意义：
1. 技术震慑：解放军首次在复杂气象条件下完成超低空截击，飞行高度距海面仅200米；
2. 政治威慑：打破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心理预期；
3. 情保全：被劫持的东南沿海布防图等重要文件随敌机沉入深海。
三、饥荒叙事：意识形态战争的传播密码
台湾当局精心设计的宣传策略，精准打击大陆社会痛点。1966年正值"三五计划"开局，虽然国民经济从三年困难时期恢复，但人均粮食占有量仍不足300公斤。叛徒控诉"公社食堂清汤寡水"，实则影射1959-1961年的集体记忆。台湾广播电台反复播放伪造的"饥饿录音"，甚至派人假扮渔民在东海撒播传单。
这种舆论战造成深远影响：
心理裂痕：东南沿海出现多起偷渡事件，仅1966年厦门就拦截178艘企图赴台渔船；
国际污名：美国《时代周刊》引用叛徒证词，称"红色中国正陷入新饥荒"；
内部整肃：大陆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沿海五省审查出2.3万名"可疑分子"。
四、血色档案：叛徒群体的生存悖论
吴文献等人的命运，揭示叛逃者的生存困境。台湾当局虽给予三人各500两黄金奖励，却将其软禁在台北芝山岩情局招待所。据1992年解密的台"国防部"文件显示，三人因知晓太多机密，始终处于24小时监控下，直至1975年相继"意外身亡"。
这种悲剧具有历史共性：
价值工具化：叛逃者往往在完成宣传使命后遭弃用，1960-1970年代抵台的127名"反共义士"中，68%死于非命；
身份撕裂：马祖渔民曾目睹吴文献深夜对海哭诉"想回家"，折射出政治投机者的精神困境；
代际创伤：吴文献侄女2001年申请赴台扫墓遭拒，台湾当局称"避免统战利用"。
五、时代切片：1966年的真实图景
叛逃事件发生的1966年，中国正站在历史十字路口：
经济双面：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7.3%，但三线建设耗用43%的财政支出，民生领域投入压缩；
精神亢奋：北京街头贴出217万张大字，上海工人文化宫日均接待3000名"革命群众"；
基层实态：山西农村仍用"工分制"分配口粮，山东部分公社人均日食不足400克。
这种复杂局面下，台湾的"饥荒叙事"虽属夸大，却精准刺中大陆发展不平衡的软肋。广州海关查获的走私录音带里，邓丽君歌声与"反共讲座"交替播放，显示意识形态渗透已转向文化维度。
结语：浪涛深处的历史回响
当福州平潭渔民2005年打捞起HU-16残骸零件，这段往事再度浮出水面。在两岸关系缓和的今天，重新审视1966年的叛逃事件，更能理解特殊年代的政治博弈逻辑——意识形态对抗如何制造认知黑洞，个体命运又如何被时代洪流裹挟。
吴文献们的血色选择，终被证明是条绝路。而那些在海峡两岸真实发生的饥饿记忆与发展阵痛，则化作民族前行路上永恒的警世钟。历史告诉我们：唯有直面真实、改善民生，才能消解敌对势力的叙事武器，让统一大业扎根于人民的真心认同。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推荐文章4：从平凡到不平凡，路遥究竟经历了什么？
从平凡到不平凡
- -对路遥再认知
许振超
2020年11月29日陕西省金融作家协会在西安莲湖路金桥酒店举办了“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推进文学创作”金融系统骨干作家培训会，会议邀请著名作家、柳青文学奖获得者、陕西省“四个一批”人才、《路遥传》、陕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曾与路遥在原陕作协共事七年的美女研究员张艳茜做“路遥与《平凡世界》精彩故事分享“。笔者有幸近距离聆听这位文学大咖对已故著名作家人生轨迹的叙说与评价。人如其名，气质非凡的张教授以她对路遥全方位、多视角、宽领域的了解，以扎实的理论功底、丰富的人生阅历、锐敏的见解、磁性的声音，超越时空与年代，用拂去对时间的封尘、掀开了神秘面纱的手法，向我们娓娓道来一位出身寒微却不屈命运压迫的人民作家复活于现实中，还原并显现了路遥平凡而伟大的人生轨迹。我虽信徒般拜读了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等著作，也亲赴延安路遥纪念馆拜祭了一代文学大师，自认为是路遥作品的拥趸、粉丝和路遥精神的崇拜者。但通过大师讲授，才自觉真正从精神上感观上认识了我所熟悉而又陌生的另一个路遥。现将张艳茜女士专题讲授知识整理如下，以飨自我并分享给大家，供大家一起认识一个出生在陕北贫寒家庭，如何一步一步走向外面世界并走完他辉煌而短暂人生的一位平凡而伟大的人物，当代陕西文坛奠基者之一--路遥。
- -青少年时期的路遥
1949年12月2日一个名叫王卫国（路遥）的人出生在陕北清涧县石嘴驿镇王家堡一个小村庄，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1956年，七岁的王卫国（当地人称呼他卫儿）因为两个弟弟的出生，家里困难实在没办法养活当时己有四个孩子的一家子人，父亲就决定把卫儿过继给远在延川县的他大伯家。秋季的一天，路遥的父亲带着平生第一次穿新布鞋第一次出远门的他一路乞讨，从清涧县王家堡村来到延川县郭家沟伯父家。年幼的路遥只知是走亲戚，父亲瞒着他回了老家，一个懵懂年少的他从此跟随养父母生活在一个更加贫困陌生未知的世界里，尽管养父母倾其所有百般呵护，但他还是受尽了同龄孩子的百般刁难和羞辱，然而贫寒与不屈造就了路遥与命运抗争的个性，成就了他勇往直前的性格。聪慧过人的他于1963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延川县中学，是养父母靠借贷和乞讨供他读完初中。上初中的那三年，吃饭问题成为他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在记忆当中，他几乎没吃过一顿饱饭，从家里带来的糠团子还是有上顿没下顿的，这就是他的一日三餐，饥肠辘辘，转移饥荒折磨打发时光最好的良方就是看书。延川中学阅览室里仅有的藏书《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就成为少年路遥的精神食粮。当同龄人还不知道《三国演义》是本什么书时，他却能在课堂上绘声绘色地讲述。
1966年初中毕业的他，本想考中专，却赶上了“文化大革命”爆发，使得继续读书求学的梦想化为泡影。时代好似为他提供了一条比读书更加快捷轻松的道路--只要敢于造反、敢于冲锋馅阵，就可以前途无量。狂热的年代造就了狂热的追随者，路遥狂热地投入滚滚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洪流中，对于没有吃几天饱饭的人来说，这种运动就是吃饭、就是做文章。1968年“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年仅19岁的王卫国被选为群众代表，跻身当时延川县最高权力机构，成为“新生红色政权”--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此时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从文斗转向武斗，局势逐步从混乱转向血腥，王卫国领导的‘红四野’在一场大型械斗中发生了一场人命案，这起发生在1968年3月17日的事件，成为王卫国人生命运的转折点，迫使这位有着政治情怀的年轻人从此转向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涉嫌武斗致死命案，迫使取消了带在他头上的冠帽--县革委会副主任职务。1969年冬天，“清理阶级队伍”，王卫国又从延川县城回到了郭家沟小山村，他又变成了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那段时间他情绪低落到极点，有一种被生活戏弄的感觉，政治与仕途的受挫，加之人生第一次刻骨铭心的恋爱变故伤害使他变得心灰意冷。当时的王卫国，经历了社会人生动荡与打击，已经不是当年奋力走出郭家沟的懵懂少年，他暗自发叹无论如何都不能在这个小山沟就此打发自己的一生。
路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和表现，客观地讲不能排除盲目狂热和个人动机，但投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动荡中的人，个人命运便不能按照自己的期待轨迹发展。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深入，各类政治事件演变，身在其境的路遥政治思想日益成长、政治敏锐性日益增强，迫使他重新思考未来，早早觉醒。
青年时期曾面临过很大生存和政治危机的路遥，因为当时生活剥夺了政治上的机遇，在遭受人生重大打击之后，开始与文学结缘。
- -平凡世界中的路遥
从青年农民王卫国到作家路遥的成功转变中，有过太多的困苦和艰辛，有过太多的辛酸与别愁，彷徨、失望、无助、冷漠这是别人难以想象的。但广泛的人脉、不平凡的生活工作阅历和不干平庸的心态以及偶然因素也是成就一代文豪的必然因素。时任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宣传组组长的曹谷溪、北京知青陶正、北京知青林达（后来成为他的红颜知己）三人在他生活中的出现，完全改变了他的命运。成为作家的路遥在他文学回忆历程中很认真谦诚的说陶正是他导师式启蒙者，更是他文学创作的领路人。正是因为陶正，让返乡知青王卫国知道了世界上还有一项营生叫写作。
在路遥人生最苦闷的时期，他转而面向别人的生活，重新埋头书案，阅读对于他始终是一种最美好的、持久不变的生活享受。在别人交织的成功和失败、悲哀与欢乐的故事中，他知道了如何克制那总是纠缠自己的对于失败的忧惧。阅读与写作成就了路遥，也改变了路遥的命运。对于路遥来说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就是他从农村到城市这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当年带着一身的陕北黄土地和窑洞气息，来到古城西安，所走过“从农村到城市”的漫长之路，其实也是许多陕西作家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
1982年3期《收获》杂志发表了路遥酝酿了两年又21天写完的中篇小说--《人生》，与此同时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小说单行本《人生》，立即轰动了整个中国文坛，被视为当代文学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力作。在广大读者津津乐道享受《人生》作品喜乐的时候，路遥却很快从读者视线中消失，又重复起艰难的跋涉与远行，又一次陷入了孤独。为了逃避繁杂的追捧，远离城市的喧嚣，一天早上路遥收拾行李悄无声息离开陕作协大院，搭乘开往陕北的长途汽车，逃离了城市，回到了生他养他、梦牵魂绕的故乡。开始了他更加艰难拔踄，以及苦行僧般炼狱的生活方式--拼命体验生命、拼命写作。
从1982年到1983年间，路遥“平静而紧张”地开始了《平凡的世界》写作的筹备工作。他将自己从名目繁忙的社会事务活动中抽身，开始了更高更难更具挑战的写作，从此文学圈中极少见到他的踪影。为了布写《平凡的世界》，他静下心来列具了一个近百部长篇小说阅读书目，有世界名著、中国古典名著，单是《红楼梦》他就阅读了三次，《创业史》阅读了七次。同时还不忘深入生活、体验生活，他体验生活是身体力行，不是走马观花，上山放羊、田野里过夜、延安东关劳工市场当小工、把自己关在狭窄的空间里任凭饥渴孤独折磨，经常与寒冷、阴凉、习风、老鼠为伴。从1985年秋天进入陈家沟山煤矿到1986年元旦前，路遥墙上的写作规划表一格格被完成任务后划掉。一部气势磅礴极具规模的书稿《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终于完成初稿。
1986年6期《花城》发表了路遥长篇小说作品《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但外界反响平平，并不如路遥所愿，甚至对他打击很大。上世纪80年代，受外国文艺思潮影响，一些现代主义、先锋派、意识派方兴未艾，现实主义写法似乎不受欢迎。在北京召开的作品座谈会上，二十几位评论家几乎全盘否定了该作品，只有文学评论家朱寨、曾镇南等少数人员给予积极评价。但路遥不屈的性格决定了他从一而终的决心，在烦困、彷徨、无助、失望中路遥以顽强的毅力，终于于1988年5月25日为自己计划中一部“规模很大的书"画上了完美句号。此时，《平凡的世界》第一、二部广播剧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受到热捧，第三部播出反应更是热烈，受广大听众要求，该书先后三次播出，直接听众达三亿人，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60多部古今中外名著中《平凡的世界》收听率排名第八，作品获得广大读者极高认可，被文学界评为史书般经典之作，作品独领中国当代小说之风骚。
- -路遥作品的现实意义
1992年11月17日路遥因积劳成疾去世，距今28年了，他的音容笑貌随岁月流逝变得越来越模糊，但他那恢宏大气、经久耐读的作品《人生》《平凡的世界》却留芳传吟，他那“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去奋斗。人们评论说，新时期以来，还没有一个作家过世多年之后，被人们越来越怀念；还没有一个作家随着他离开时间越久，他的作品愈来愈有生命力。一部《人生》《平凡的世界》为路遥生命画上了一个句号，但路遥没有留下遗憾，他的生命毅然延续在他创作的文学世界里，这就是一种长寿不朽、一种永垂青史。路遥无疑是文学沙场上一个夸父式勇士，他的人生价值有了灿烂的生命收获和回。
向经典学习是当代文坛一个共识，路遥因关注普通人特别是农民群体，是作品积淀了太多当代社会变革气息。路遥作品《平凡的世界》止2019年共印刷2000万套，创中国经典文学发行新高。
“路遥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也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干渴的路上”著名作家贾平凹对路遥高度评价和追忆。
阿里巴巴总裁马云感慨道：“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路遥。是路遥的作品改变了我，让我意识到不放弃总有机会的，否则我现在还在蹬三轮车呢？”
人生的旅途虽然短暂，但文学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只有无数个想成为托尔斯泰的人，才会有托尔斯泰出现；只有无数个想创作《红楼梦》的人，才会出现《红楼梦》；只有无数个想成为路遥的人，才会有路遥脱颖而出。大作家、好作品的出现都有一个深厚土壤，文学界是由无数个爱好者、追求者组成的。所谓高手在民间、英雄不问出处。
路遥，不但留下了经典作品，更留下了一种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遗产，是一个时代奋进的向征。他的精神像一面旗帜，永远飘扬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激励一代代文学人砥砺前行，争取更大胜利。
路遥永远活在人间！
（本文承陕西金融作家协会副主席白来勤先生倾情推荐）
《陌上风文艺》
主办：金穗文学社
主编：王新靖 杨新刚
主创：白来勤 亦凡 杨崇德 淡雾 王安之 苏银东 毕琼 孔凡勇 白春业 完颜蕙蕙
编辑：单连强 张建忠 吴杰明
信箱：
找记者、求道、求帮助，各大应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壹点情站”，全省600多位主流媒体记者在线等你来料！ 我要料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推荐文章5：毛主席内参批示研究 (1965-1976)
研究材料主要取自作为权威部门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年谱》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这两部书。我国的内参工作及其机制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造, 是整个新闻传播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届中央高层领导均极为关注内参。1引发本文写作的动因是这样几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历时十年、波及面广的错误运动, 毛泽东是如何通过内参了解情况的?他是否知晓内参的所有信息, 又是如何运用内参信息掌握局面的?内参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本文论述的历史起点是1965年11月10日, 这一天, 上海《文汇》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 史家公认该文是“文革”启动的导火索[1];历史终点是1976年10月6日, 这一天, 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 史家公认是“文革”结束的日子。
一毛泽东掌控局面的领导能力无与伦比, 掌控局面的方法和方式多种多样, 信息渠道广泛多元。对于“文革”这样空前未见的运动, 除了通过各种会议、日常工作、例行告外, 阅读各种内参是毛泽东了解“文革”进程及细节, 并作出重大决策的重要途径。
据《毛泽东年谱》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从1965年11月到1976年9月8日, 比较可靠的统计, 毛泽东阅读和批示过的各种内参有以下30余种: (1) 光明日社《情况简编》, (2) 文汇社《记者简》, (3) 中办机要室《文电摘要》, (4) 中办教育办公室《情况简》, (5) 中办机要室《情况告》, (6) 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情况简》, (7) 新华社电讯稿, (8) 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快》, (9) 全军文革小组《情况要》, (10)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要事汇》, (11) 新华社《内部参考》, (12)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快》, (13)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文化革命简》, (14)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信电快》, (15) 新华社《参考消息》, (16) 中办秘书局信访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 (17) 中办秘书局信访处《要信摘》, (18) 中央军委办公厅《群众来信摘抄》, (19) 《解放军》总编室《军生活》, (20) 中央对外联络部《简》, (21) 新华社《文化革命动向》, (22) 中央军委办公厅《信访摘》, (23) 人民日社《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 (24) 中央军委办公厅《内部情况》, (25) 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人民来信摘》, (26) 外交部《外事活动简》, (27) 《中苏边界谈判简》, (28)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河北省批陈整风会议综合简》, (29) 中办信访处《要信摘》, (30) 中办信访处《来信摘要》, (31) 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政工组《政工简》, (32) 外交部《新情况》, (33) 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 (34) 新华社《参考资料》, (35) 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要》, (36) 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组《文化大革命中涉外问题情况简》。
以上列举的36种内参不一定是毛泽东看过的全部内参, 可能有的内参因批示内容一时不便公开, 因而这种内参暂时没有公开。现在公开发行的另类纸《参考消息》, 当时都是内部资料, 不是一定级别的干部不能订阅。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 《参考消息》才放宽到允许科级干部订阅, 一般民众仍然不能看到。
从公开资料看, 以上内参, 有的毛泽东看得多, 批示也多;有的毛泽东看得少, 批示也少。这种状况, 既反映了毛泽东的工作兴趣, 也显示了毛泽东的工作重心。然而, 看得少不等于不重要。有的内参毛泽东平常可能看得少, 但批示却似雷霆万钧, 足以在政坛上刮起12级台风!所以, 从一定角度审视, 批示内容也揭示了毛泽东的主政心态、人事判断, 反映出政坛动向和国内趋势, 这位历史巨人的复杂思想在其中显露得更加真实, 更加真切。
二1966年6月10日, 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 谈到“文革”的源头时说:“我们最近这场斗争, 是从去年十一月开始的, 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 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 讨论清官问题。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 搞文化大革命, 搞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1]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姚文元发难”“讨论清官问题”, 就是指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长篇文章, 一时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由此, “文革”拉开序幕。
姚文发表几天后, 毛泽东看到《光明日》总编室11月15日编印的《情况简编》第362期等内参, 了解到姚文元文章刊出后的一些情况, 批示:“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这些都送江青一阅。看后, 着人送杭州。”[1]541-542能够让毛泽东“一夜无眠”, 可见此事在毛泽东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要和重大!毛泽东将这些材料批给江青, 表明了对江青的信任, 同时也授予江青在这个问题上的权力。譬如1966年2月5日, 毛泽东在武昌看到彭真2月1日送的有关《海瑞罢官》问题的七个材料, 批示:“江青:这批材料阅后, 暂存你处。”[1]556同年4月上旬, 毛泽东阅《光明日》总编室3月31日编印的《情况简编》第475期, 批示:“已阅, 退江青同志。”又阅江青送的《文汇》北京办事处编印的《记者简》, 批示:“已阅。退江青。”[1]575这些内参都是江青直接送毛泽东的, 内容均是反映《海瑞罢官》问题上知识界的一些动向。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从现在公开的文献来看, 面对即将掀起的政治风暴, 毛泽东的心思深刻而又曲折、详察而又复杂。1966年1月29日, 毛泽东复信周世钊:“数接惠书及所附大作诗词数十首, 均已收读, 极为高兴。因忙, 主要因懒, 未及早复, 抱歉之至。看来你的兴趣尚浓, 我已衰落得多了, 如之何, 如之何?”[1]554毛泽东与周世钊是早年好友, 几十年友情不断, 故毛泽东可在周世钊面前敞开心扉, 一些压抑许久的情绪也能宣泄出来。像此信说的“我已衰落得多了, 如之何, 如之何”之类的情绪话, 毛泽东一生中极少流露。问题是, 在这个时候流露出来, 说明了毛泽东怎样的心思呢?同年2月24日, 在给人民大会堂服务员罗丽华题词时, 毛泽东写道:“要注意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去分析自己和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1]561这个题词反映出毛泽东对“文革”将起后, 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与路径的初步思考。但以后的事态证明, “文革”引发的问题远比毛泽东此时设想的复杂, 许多问题超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
内参批示显示, 毛泽东对“文革”的认识, 也是逐渐清晰的。最初, 中央高层称这场运动为“文化革命”, 毛泽东于1964年7月提议设立“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由彭真、陆定一、周扬、吴冷西等组成。1966年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期间,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被冻结, 另成立由陈伯达任组长, 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 康生任顾问, 另有9名成员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1]573-574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中央文革小组”初版。同年4月23日, 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的一份内参上批示:“此件好, 发各同志看。各地区大学师生, 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 都应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1]581毛泽东此时设计的“文化革命”, 还只是限于教育领域的高中以上学生范围, 还没有想到是文化“大”革命, 连小学生也被卷入。同年5月16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 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 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会议通过和发布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铺开。然而, 该通知仍然讲的是“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真正突出“大”和强调“大”的来头, 可能源于同年6月2日《人民日》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从此“文化革命”演变为“文化大革命”。同年6月6日, 《人民日》转载同日《解放军》文章《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全称, 在中央主要媒体出现。同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文件叫《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这是由原先的题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改易而来, 表明中央高层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概念的认可和统一认识。[1]600-601毛泽东最初想在文化领域进行整治, 故叫“文化革命”, 后来却形成全社会动员的“革命”, 故改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以后简称“文革”。从“文化革命”演变成“文化大革命”的过程, 实际上也反映了毛泽东对这一概念的认识过程。
三毛泽东在“文革”期间阅读的内参, 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媒体内参, 即媒体送的内参;二是中办系统内参, 即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文革小组送的内参;三是部门内参, 即中央各部门送的内参;四是军队系统内参, 即军委办公厅及各军种送的内参;五是通过私人渠道反映的国计民生信息。下面分别叙述。
(一) 媒体内参及其作用媒体内参机制是毛泽东倡导设立的。毛泽东本人长期阅读各种内参, 尤其对新华社、《人民日》等媒体送的内参格外关注。这种长期养成的工作习惯, 在“文革”期间继续保持。媒体内参, 多数是毛泽东自己翻找的, 少数是他人转的。
譬如, 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大字《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于1966年5月25日下午在北大大饭厅东墙贴出后, 《红旗》杂志、《光明日》总编室5月27日编辑的《文化革命简》第13期予以刊载。康生随即将内参送毛泽东, 毛泽东于6月1日批示:“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 在全国各刊发表, 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 从此可以开始打破。”[2]62当天, 新华社全文播发, 《人民日》《北京日》等刊第二天刊载。毛泽东在6月2日的《北京日》空白处写下读后感言, 这就是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后来毛泽东做过两次修改, 并加了现在的标题。 (1) 2
毛泽东视此时的北大为“反动堡垒”, 很可能与前不久的一件事情有关。同年5月11日, 毛泽东不知从何渠道看到一则信息, 即北京大学哲学系原教员张恩慈写的一份材料。这份材料对北大“四清”工作队、北大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对北大“四清”运动的领导以及北大贯彻教育方针等问题, 提出一些尖锐看法。毛泽东将材料题目改为《张恩慈同志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 批示:“少奇同志阅后, 印发有关同志。”[2]57实际上, 这份材料一定程度上为毛泽东尔后批示聂元梓等人大字, 埋下了伏笔。
当时, 新华社为适应形势需要, 专门创立反映“文革”动向的刊物。新华社内参是毛泽东常看甚至必看的刊物, 它们送的信息常因毛泽东的批示而化为巨大的行政力量。“文革”期间的一些重大动作, 不少都是由新华社和《人民日》内参引发的。例如, 新华社1968年5月12日编印的内参特刊《文化革命动向》刊载的一篇电讯稿, 道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 开展对敌斗争的事迹。毛泽东于19日看后批示:“文元同志: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先印若干份, 分发有关同志, 然后在碰头会上宣读一次, 加以修改, 再加批语发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 此件是写得最好的。此厂情况, 我已从个别同志那里听过两次。你是否可以去那里看一看, 问一问?”[2]495 25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将这个经验转发全国, 要求各地参照执行。此后, 全国各地开展了震动一时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到同年8月24日, 新华社编印的《文化革命动向》已出至第1383期, 送的信息量还是很大的。
《人民日》曾有一篇内参也引发了全国性的震动。《人民日》总编室1968年9月29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第628期刊登一篇消息, 说今年5月7日是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 黑龙江省革委会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 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 定名“五七干校”, 为机关革命化, 改革上层建筑走出一条新路。毛泽东看后第二天即批示:“姚文元同志:此件似可在人民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 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 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2]573 10月5日《人民日》将这篇内参公开发表, 并在编者按语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批语。此后, 全国各地纷纷办起轰动社会的“五七干校”。
著名的“风庆轮”事件, 也是由新华社内参引爆的。因已有多篇讲述, 此处不再细说。尽管有些事情今天看来是错误的, 但绝不能因此责备和苛求媒体。反映问题是媒体的天职, 新华社、《人民日》和《光明日》这样的中央媒体更应如此。至于反映的问题应当如何看待和评价, 那是上面的事情, 而不是媒体的责任。当然, 媒体如果胡乱反映情况, 瞎基层信息, 那就是不负责任了。
由媒体内参引发的政治“地震”, 也是分等级的, 有强震、大震、中震、小震之分。震动的等级不同, 常常与那个年代特殊的“气候”条件有关。不是每一份内参都能起到作用, 实际上媒体内参也有许多是无声消失的。以上的几个例子, 不过是讲“文革”史回避不了的事件罢了。起到同等作用的媒体内参, 还可举出一些, 因限于篇幅, 不再赘述。
(二) 中央文革小组内参及其作用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 其下属机构办公室、办事组编印的内参有多种, 如《快》《信电快》《文化革命简》《要事汇》等。从《毛泽东年谱》提供的材料看, “文革”初期毛泽东阅批的各种内参中, 中央文革小组送的内参是他看得最多的之一。1969年4月, 党的九大召开以后, 成立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 中央文革小组事实上已不复存在, 其创办的内参也随之消亡。中央文革小组办的内参起于何时, 止于何日, 现仍无法得知。然而, 从毛泽东的批示情况分析, 送信息最多, 反映情况最快的当数《快》。据《毛泽东年谱》记载, 到1967年2月25日,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已编印《快》1334号;到4月21日, 已编到1940号;到5月20日, 已编到2213号;到11月5日, 已编到5290号;到11月13日, 已编到5414号;到11月21日, 已编至第5510号。按此天数和期数计算, 《快》平均每天编印15期以上。除《快》外,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还出过《文化革命简》, 到1967年3月26日, 已编至第435期;到5月5日, 已编至第470期, 平均每天出一期。还出过名叫《信电快》的内参, 到1967年5月21日, 已编至第131期;到6月19日, 已编至第234期, 平均每天出3.5期。而被叫作《要事汇》的内参, 则不知出过多少期。从作用上看, 《快》和《信电快》是以反映信息为主, 《文化革命简》和《要事汇》则是以对策建议为主。“文革”期间乱象丛生, 派仗纷呈, 各地时不时以发电方式上书中央, 故诞生《信电快》, 而《快》的主要内容是派出记者反映的情况。从《毛泽东年谱》看, 自1968年以后,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办的以上几种内参, 再也不见了。是停办了呢, 还是《毛泽东年谱》没有收录?我们无法判断。
杨银禄著《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一书中说:从1967年开始至1969年上半年, 江青给毛主席选送过大量参阅材料。“纸, 其中有《人民日》《解放日》《光明日》《参考消息》《解放军》《文汇》等;刊物其中有《参考资料》 (大参考) 、《红旗》《新情况》等;材料有《内部参考清样》, 各地记者站了解到的情况反映, 如文革小组记者站的《快》《文化革命简》《要事汇》, 总参二部、三部了解到的重要情;中央召开的会议重要简等。”该书还写道:“在党的九大以前, 毛主席对江青选送他的材料都很重视, 篇篇都看, 篇篇都画圈;不知为什么九大以后, 看得就少了, 退给江青时, 毛主席有的画圈, 有的不画。到1969年7、8月份之后, 就基本上不画圈了, 有时甚至连信封都不拆了, 原封退了回来。这个时候, 江青感到没有趣味儿了, 也就不再选送了。”[3]313-314可以肯定, “文革”初期毛泽东重视江青送的信息;同样可以肯定的是, 江青决不是毛泽东的唯一信息渠道, 以毛泽东的睿智, 他肯定会设立多个信息送渠道, 以便更全面地掌控全局。
虽然《快》《信电快》日均产量较高, 但毛泽东是不是每篇都过目, 这个不好说;即使阅读较多, 恐怕也不是都予以批示。给予批示的, 要么是情况比较特殊, 要么就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如1967年6月21日, 毛泽东阅看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6月19日编印的《信电快》第234期上登载的, 反映西安几个学校造反派庆祝革委会成立大搞铺张浪费的群众来信后, 即批示:“文革小组各同志:建议此件公开发表。是否妥当, 请在常委碰头会上一议。发时宜写一按语。”根据毛泽东批示, 同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节约闹革命、防止铺张浪费的通知》, 从而刹住了这股不良风气[4]94。
(三) 中办、国办内参及其作用“文革”后期, 尤其是“九一三”事件后, 毛泽东阅看最多的内参是中央办公厅编印的《要信摘》和《来信摘要》等。中央办公厅是中央中枢机关, 握有丰富的信息资源, 由中办主任汪东兴直接掌管, 是毛泽东信得过的信息渠道。
“文革”初期, 中办送的一些独特信息, 毛泽东也非常重视。如中办秘书局信访处于1967年7月4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第280期, 登载《全国各地群众正在积极塑造毛主席巨像》一文。5日, 毛泽东看后批示:“林彪、恩来及文革小组各同志:此类事劳民伤财, 无益有害, 如不制止, 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讨论一次, 发出指示, 加以制止。”[4]96同月13日, 中共中央颁发经毛泽东批示“照办”的《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 将毛泽东7月5日批示转发各地, 要求各级群众组织对建造一事加以制止。有意思的是, 同年6月28日林彪曾指示军队内部要广泛建造大型毛主席全身塑像, 总参和总政为此专门拟呈通知下发。7月12日, 毛泽东在林彪呈送的通知稿上批示:“退林彪同志。此件不发。中央已有指示。”[4]97
自1972年初, 主要是一些老干部, 还有少数老专家、老学者, 如中宣部原副部长李卓然、人民日社长吴冷西、海军政委苏振华、杨成武女儿杨俊生等, 开始通过各种渠道, 写信给毛泽东反映自身状况, 请求解决问题, 毛泽东均予批示。如对吴冷西1971年12月16日来信, 于1972年1月29日批示:“此件已阅。欢迎进步。退人民日存。”[4]425对苏振华1971年12月13日来信, 于1972年3月5日批示:“此人似可解放了。如果海军不能用他, 似可改回陆军 (或在地方) 让他做一些工作。可否, 请中央酌定。请汪印发各同志。”[4]429
中央办公厅内参也为解放和复出老干部工作, 做出了积极努力。如中央办公厅信访处1972年5月27日编印的《要信摘》第100号上, 刊登一机部原副部长白坚之子白克功给毛泽东的信, 毛泽东于5月31日阅后批示:“送总理阅处。白坚在我的印象里不错, 应为他做出政治结论。”[4]436作为中办内参的《要信摘》是何时创办的, 无从查实。《毛泽东年谱》曾透露1968年11月14日, 中办秘书局信访处将《要信摘》第408号送毛泽东阅批。可见, 此类内参1968年就已经存在, 从编号来看, 估计是一年一个起止编号。到1972年12月22日, 《要信摘》已编至316号, 差不多一天出一期, 总量可能比1968年全年要略少一些。既然是“要信”, 证明来信者的身份不低, 否则不会予以摘反映上去。
中央办公厅还创办了一种功能与《要信摘》近似的内参, 叫《来信摘要》。如1972年7月7日, 中办信访处编印的《来信摘要》1972年第465号上, 登载廖汉生子女反映其家庭情况的来信, 毛泽东阅后批示:“送总理阅处。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 都是未经中央讨论, 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4]438第二年年底, 廖汉生出任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到1972年12月2日, 《来信摘要》已编至第858号, 平均每月编印70余期。1973年1月6日, 《来信摘要》已编至1973年第27号, 仅开年6天, 就编印来信27期, 可见《来信摘要》反映的信息比《要信摘》还要多几倍!《来信摘要》登载的多是老干部家属和级别不太高的亲属来信。从《毛泽东年谱》看, 毛泽东在《要信摘》和《来信摘要》上的批示, 就有十余次。这在当时对老干部的复出和解放, 起了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与中央办公厅一样, 作为国务院系统中枢机关的国务院办公厅, 也办有反映各种信息的内参。如1969年1月11日, 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编印的《人民来信摘》刊登一封来信, 提议江青应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希望她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7日, 周恩来将此内参送毛泽东, 毛泽东批示:“徒有虚名, 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4]226这里的“代表”, 指准备召开的中共九大的代表。
除前面提到的一些老同志外, 还有一些老同志是直接写信给毛泽东反映问题。可能对有的老同志来讲, 利用中办内参《要信摘》和《来信摘要》的渠道, 不如直接给毛泽东写信更好更快。如陈云于1972年7月21日给毛泽东去信, 请求中央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 希望能参加北京老同志学习班, 提出可否破例给他一个能烧暖气的公务车, 以方便春秋季节到外地调研考察等。第二天, 毛泽东批示:“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请总理办。”[4]440不久, 陈云再次出山, 协助周总理工作, 同时参加了在京老同志学习班。这个“学习班”, 有哪些老同志参加, 是什么性质的学习班, 始于和止于何时?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还有一些老同志写给毛泽东的信是托人转毛泽东的, 如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妻刘淑清托王海容、唐闻生转送, 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莫文骅托汪东兴转送, 地质部部长何长工托江青转送, 都是恳请改善现状, 希望组织做出结论、重新安排工作等等。[4]459、356、464总之, 在1972、1973年这两年里, 毛泽东通过和运用内参渠道, 解放和重新起用了一大批老干部和老同志, 有的还迅速委以重任。如苏振华复出工作不久, 便参加了始于1973年9月的四届人大筹备工作。
中办除秘书局信访处编印了《文化大革命信访简》《要信摘》和《来信摘要》外, 下属的机要室还编印过《文电摘要》, 秘书室编印过《群众反映》《情况简》等不同渠道、不同平台的内参, 毛泽东对这些内参也曾阅读和批示, 有的批示成了历史文献, 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四) 军队系统内参及其作用按照当时的形势需要, 军队系统成立了全军文化革命小组, 相应地也随之设立了反映军队问题的内参机制。如1967年1月25日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编印的《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要》第5号, 反映部队一些已被夺权单位的情况, 并提出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毛泽东第二天看到这份内参, 迅即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反映群众提出, 究竟哪些机关可以夺权, 哪些不能夺权;夺了权的人们对待不同意见的群众应取什么态度 (应争取多数, 不能排斥) 。请加以研究。”[4]39根据毛泽东“军队不能乱”的思想, 同年2月16日, 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这个规定, 对稳定军队和尖端武器研制生产, 起到了积极作用。
同年3月2日, 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编印的《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要》第17号, 登载贵州省军区支援“左派”工作经验的材料。毛泽东看了这份内参后, 于3月7日批示:“戚本禹同志:此件看过, 不错。但有些问题写得不具体, 例如第一个问题没有举例, 究竟怎样解决的, 看不明白。是否请他们写一个较具体的可供发表的导送来, 请酌处。”[2]252毛泽东想把这份不错的内参, 再修改整理, 以便公开发表。不过, 从第5期到第17期的编号来看, 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只出了13期, 说明编者的积极性不高, 或者可反映的信息不多。
如同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一样, 中央军委办公厅也编印了反映社会问题的内参。如1967年7月4日中央军委办公厅编印的《群众来信摘抄》第55号上, 反映赣州武斗严重, 人员伤亡很大, 断粮断水, 交通全部堵塞等情况。赣州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战斗过的地方, 对他而言赣州是非常熟悉的符号。毛泽东看了这份内参后, 于6日批示:“林彪、恩来同志:赣州问题严重, 涉及整个赣南十多县, 调一个师去, 只能管南昌、吉安、宜春、抚州等处, 对赣南鞭长莫及。是否可从广州军区调一个师, 至少一个团进驻赣州, 将事情办好后仍返广东。此事请先考虑, 待面商。”[4]97
中央军委办事组一度是“文革”期间军队系统权力最大、地位最高的机构。按政治逻辑, 军委办事组也必须办内参。如1968年11月13日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呈一份情况简, 反映解放军某部五连收缴地方造反派武器时, 遭遇抵抗, 开枪打死打伤群众的严重政治事件和部队领导机关认真查证的情况。毛泽东第二天即看到此件内参, 批示:“军队领导不袒护部队所作坏事, 替受害人民伸冤, 这种态度, 是国家兴旺的表现。”[4]216在此之前的8月28日, 毛泽东看到军委办事组送的一份信访摘, 说云南个旧、四川内江、河北保定等地群众组织和当地驻军召开谈心会、座谈会, 群众组织代表称赞部队功绩, 主动检查了对待部队的一些错误态度, 部队则主动检查了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的缺点和对待群众的一些错误态度, 诚恳地向群众赔礼道歉, 由此双方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 加强了军民团结。毛泽东看后于9月4日批示:“建议将此件通全军, 普遍开谈心会。”[2]553同年10月4日,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将毛泽东批示和这份内参印发全军。
至于军队最权威媒体《解放军》所办内参的作用, 这里不再细述。
(五) 部门内参及其作用中国的内参机制是一个庞大的体系, 自上而下地延伸至中央属下的各个部门, 而各个部门也自下而上地呈自己握持的内参信息, 以便最高层由点及面、高屋建瓴地处理全局性普遍性问题。
例如, 1966年9月8日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组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中涉外问题情况简》第9期上, 登载一位奥地利人的来信, 信中批评中国驻维也纳使馆有些人员衣着和用车过于高级豪华, 希望中方“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次日, 毛泽东在这份内参上批示:“退陈毅同志:这个批评文件写得很好, 值得一切驻外机关注意, 来一个革命化, 否则很危险。可以先从维也纳做起。请酌定。”[2]128
外交部编印的《外事活动简》第29期上, 登载古巴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加西亚访问延安、南昌、井冈山等地后的几点看法。周恩来于1971年2月18日将此内参送毛泽东, 毛泽东阅后批示:“第四条 (1) 3提得对, 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4]370毛泽东的这个表态, 对当年南昌起义组织者和领导者周恩来而言, 是一个莫大的支持。同年3月10日《中苏边界谈判简》第108期上, 登载中苏边界谈判第16次全体会议的有关情况和建议, 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决不能掉进对方陷阱里去。”[4]372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政工组1975年10月9日编印的《政工简》第31期上登载文稿, 反映老知识分子如冯至、任继愈、严中平、何其芳等出席国庆26周年招待会的激动心情。胡乔木于10月13日看后转邓小平, 邓小平于15日呈毛泽东, 毛泽东看后于16日在这份内参上批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5]477不久, 毛泽东批示传向社会, 给当时知识界很大鼓舞。
有的部门呈的内参, 不经意间登载与毛泽东观点相左的消息, 毛泽东看后亦坦然对待。1967年11月25日中央对外联络部呈一份内参, 反映日本左派理论刊物《革命战士》编辑安斋库治等三人观点, 认为中国同志关于要日本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种种暗示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过分强调中国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的世界普遍意义, 实际上就是否定十月革命从城市到农村的道路;不能说十月革命道路只有特殊意义。没想到这个明显反对毛泽东经典理论的观点, 毛泽东于27日看后却这样批示:“康生同志: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你的看法如何, 望告。”12月1日, 针对姚文元对此文提出的一个问题, 毛泽东再次批示:“我认为安斋等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在一九三八年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的论述, 仍然有效。”[4]142-143毛泽东对外国左派不同意自己观点反倒持理解和支持态度, 是大政治家、大思想家政治开明、胸襟开阔的表现。
四据笔者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毛泽东年谱》的粗略统计, 毛泽东阅批过的内参有120余篇, 本文例证的内参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里的篇数是已公开的, 肯定还有没公开的, 可能没公开的篇数大大超过已公开的。一些老记者、老干部、老同志的回忆录里, 都透露过毛泽东的内参批示, 且均未收入权威出版物之中。应该说, 毛泽东的内参批示, 几乎篇篇都有特色, 篇篇都体现了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及策略方式。就此, 我们可以作出以下几点判断:
其一, 内参的形态有稳定的, 也有不稳定的。媒体和党政机关的内参, 多数是稳定的, 少数是不稳定的, 如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国内动态清样》等内参形态是稳定的, 一直存续至今, 而“文革”动态之类的内参则是不稳定的, 政治风向一变, 这类内参便消失了。还有一种情况, 因形势需要而设立的机构, 必定会随着形势的不需要而撤销, 这种机构创办的内参也必定会随之消亡。如中央文革小组撤销后, 其创办的《快》《要事汇》《信电快》等多种显赫一时的内参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无论稳定还是不稳定的内参, 都曾起过自己的作用, 或大或小, 或坏或好。
其二, 毛泽东的内参批示, 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研究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的重要方面。不研究毛泽东的内参批示, 肯定无法全面深刻理解和把握毛泽东的“文革”思路, 更不可能获得正确的结论。譬如, 他错在哪里?错误的信息从何而来?等等。
其三, 毛泽东阅批过的“文革”内参, 流露出毛泽东对高层人事的一些真实想法。毛泽东的内参批示, 有的很简洁, 如“同意”“请酌处”之类的短语;有的却写好几句, 甚至流露出一些真情关怀。如对傅连暲来信, 毛泽东批示要他“对自己的一生, 要有分析, 不要只见优点, 不见缺点”[4]26-27。傅连暲曾经救过毛泽东一命, 故毛泽东对他说话放得开。对莫文骅将军来信, 毛泽东批示中说:“莫文骅似乎不算坏人, 由于不会团结人, 所以得罪人不少。”[4]356看来毛泽东很了解莫文骅, 连他的性格特征都清楚。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1967年5月26日编印的《要事汇》上, 曾反映17个红卫兵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 抄走手表、照相机等物和现款、存折等, 在银行取款时被抓获。查实除两人外, 其余均是高干子弟。毛泽东阅后批示:“如不教育好, 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 多数还是较好的。”[2]358由此看出毛泽东对部分干部子弟的印象, 不是太好。罗瑞卿于1974年12月给毛泽东写了长达78页的来信, 毛泽东当时视力已出现问题, 只好让工作人员念给他听, 前后共5个半小时, 可见毛泽东对罗瑞卿是深有感情的!
对一些爱党爱国的知识分子, 毛泽东始终保持应有的尊重和礼数。复旦大学刘大杰教授于1975年8月3日写信给毛泽东, 中办信访处将其刊登在8月7日《来信摘要》第540期上, 直至六个月后的1976年2月12日, 毛泽东才批示:“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 一分为二为宜。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 暂时存疑可也。奉复久羁, 深以为歉。诗词两首, 拜读欣然, 不胜感谢。”[5]522从这份毛泽东最后的内参批示看出, 尽管当时毛泽东因眼疾而无法回信, 但他始终记着这件事;他与刘大杰之间的对话, 是两个文人之间的平等学术交流, 毛泽东丝毫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 对刘大杰非常客气, 真实而充分地体现了晚年毛泽东一贯的领袖人格魅力。
其四, “文革”期间的重大事件, 几乎都与内参有联系, 有的甚至是内参引发的。如交通部“风庆轮”事件、外交部“《新情况》之争”事件等等。内参也是“文革”各种政治势力表现的舞台, 是各种观点交锋的平台, 是各个政治人物利用的渠道。它的故事性强, 冲突性有时也烈。内参天然的保密身份, 使得我们今天对“文革”时期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 仍然感到扑朔迷离,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参考文献：[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5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3]杨银禄.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5.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6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注释：1 尹韵公:《论中国独创特色的内部参考信息传播工作及其机制》,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1期;《邓小平与“内参”》, 《党的文献》2012年第6期;《毛泽东与内参——基于〈基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搜索》, 《中州学刊》2013年第11期。
2 该篇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 1967年8月5日《人民日》公开发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第90、92页。
3 按, “第四条”内容是“访问井冈山时, 讲解的同志不提南昌起义和朱德上井冈山这两段历史”。
（：尹韵公；：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9期）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推荐搜索词：
1.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死了多少人
2.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队员
3.关于清理阶级的资料汇编
本文标题：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声明：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均为采集网络资源。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