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是谁写的

　　这里吴王面对的孙子是孙武，而与齐威王谈论用兵之策的则是孙膑。至此，《孙子兵法》的是孙武无疑，迷雾掩盖下的兵圣孙武在世人眼中也越来越清晰。

　　 ★：厦门卫视《两岸秘密档案》栏目

　　编辑：胡志强

　　责编：杨 青

　　编审：房慧萍

　　孙子兵法是谁写的推荐文章2：《孙子兵法》是一本伪书，并非孙武本人所作？

　　《史记》里为两位春秋时期的军事理论家列传，一位是司马穰苴，另一位是孙武；前者著有《司马穰苴兵法》，后者则有《孙子兵法》传世。

　　司马穰苴是“田完之苗裔”，与田氏齐国同宗共祖，他生活在齐景公的时代，正值春秋末期。《司马穰苴列传》说：“齐景公时，晋伐阿、甄，而燕侵河上”，为了应对晋、燕两国的入侵，晏婴向齐景公举荐了司马穰苴。齐景公与司马穰苴交谈过后，立即拜其为大将。司马穰苴甫一上任，就斩杀庄贾，在军中树立起威信。结果“晋师闻之，为罢去。燕师闻之，度水而解。”使得司马穰苴威名大震。到了战国之时，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

　　由此可知，《司马法》和《司马穰苴兵法》都不是司马穰苴的亲笔作品，是后人附会编辑而成的，就像《论语》、《孔子家语》并不出自孔子之手一样。在《汉书·艺文志》中，也没有《司马穰苴兵法》这本书，而《司马法》则列入礼部的书籍行列，并不视为兵书。

　　至于司马穰苴其人是否真的存在也很成问题。《司马穰苴列传》里说的晋燕侵齐之事并不见于《春秋》和《左传》，也不见于《史记·齐太公世家》。在齐景公时期，齐晋两国交好，景公曾分别朝拜过晋平公与晋昭公。当时燕国的国君被大臣驱逐，逃奔到齐国避难，齐景公请求晋国帮忙平定燕国内乱。得到允许后，齐国讨伐燕国，送燕君归位。这位国君《左传》写作燕简公，《史记·燕世家》则误以为是燕惠公。既然晋燕侵齐之事存疑，那么名不见《左传》的司马穰苴其人也就存疑了。

　　同样的，《孙子吴起列传》说孙武曾帮助吴王阖庐“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并有《孙子兵法》十三篇传世。然而孙武却像司马穰苴一样，并未被《左传》提及，就连战国时的诸子也只提到吴起，很少说到与其齐名的孙武——孙武可能也是个虚构的人物？

　　兵圣孙武

　　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提出一个观点，认为春秋时代并没有孙武这个人，孙武只是孙膑的原名而已。

　　《史记》把孙武与孙膑分为两人，二者相差百馀岁，后者是前者的子孙。《汉书·艺文志》中有“《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可见历史上存在两个“孙子”，并且有两部《孙子兵法》。

　　然而钱穆认为孙武这个人不见于《左传》，故而身份存疑，可能是后人把孙膑的事迹讹传成了另一个人。司马迁《任少卿书》里有“孙子膑脚”的说法，可知“膑”并非孙子的本名，只因他被庞涓迫害而导致双腿残疾，才以此为名，就如瞽叟、黥布之类，孙膑的本名可能就是孙武。

　　《史记·魏世家》里把魏哀襄王误分为魏襄王和魏哀王两人，《孙子吴起列传》中也有可能把“孙子”误分为孙武和孙膑两人。孙膑晚年随田忌奔楚，在吴地写出了《孙子兵法》，所以钱穆说：“后人说兵法者，递相附益，均托之孙子。或曰吴，或曰齐，世遂莫能辨，而史公亦误分以为二人也。”

　　然而钱穆忽略了《孙子兵法》这本书中的内容，《九地篇》写道：

　　“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虚实篇》又说：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

　　这显然是围绕吴越相争的问题而发表的议论，并且是站在吴国的立场，认为越国虽然兵马众多，但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败。如果《孙子兵法》是孙膑写的，那么当时已经是战国之世，吴国早就灭亡了，越国也已被楚国所吞并，孙膑为什么还要在书中发表这种怪论呢？

　　其次，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也最终证实《汉书·艺文志》里的《吴孙子》和《齐孙子》是两本不同的书，传世的《孙子兵法》并非孙膑所作。

　　对《孙子兵法》的成书年代，历来就有很多人怀疑过。例如南宋的叶适认为春秋之世，凡用兵作战的卿大夫《左传》都会记载其名字，然而吴楚之战时，《左传》和《国语》只提到伍子胥、夫概王等人，无一字提及孙武。倘若孙武是吴国重臣的话，不应没有记载。因此，叶适说：“凡谓穰苴、孙武者，皆辨士之妄相标指，非事实。”

　　然而事实上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没有说孙武是吴国称霸的关键人物，那个“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的人是指吴王，孙武只是“与有力焉”。后人理解错误，反而质疑说太史公既然认为孙武“显名诸侯”，为何却名不见于《左传》——既然不见于《左传》，便实无其人。这种逻辑真可谓牛头不对马嘴。

　　《左传》里缺失的人物其实并不少，例如辅助齐桓公称霸的宁戚、东郭牙等都名不见经传，只出现在先秦子书中；《左传》全书也只提到大夫种一次，而没有说及同样重要的范蠡。《左传》没有提到就不存在，这种逻辑不能成立。

　　孙武是个优秀的军事理论家，但他不一定也非得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家，就如《战争论》的克劳塞维茨一样。叶适想当然地把孙武类比孙膑，认为写《孙子兵法》的人必然也会有出色的实战成绩。然而《汉书·艺文志》里也有《丁子》、《景子》等兵书，其皆名不见经传，并非写兵书的人就都是名将。孙武因写出《孙子兵法》这本书而知名，《孙膑兵法》则因是孙膑这个人所写才受到关注，彼此不矛盾。

　　孙武活着的时候可能官位不高

　　《孙子兵法》一书提到“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和“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其所指的战争规模已经超过了十万众，引起后人的怀疑。如清人姚鼐认为“春秋大国用兵，不过数百乘，未有兴师十万也。是书所言，皆战国事耳。”章学诚也断言“春秋用兵，未有至十万者。”被钱穆引以为据。然而，这些言论反映了说者对春秋历史缺乏了解，并且多少有些书生气。我们只需理顺春秋各场战争的规模，便可将其论点攻破。

　　春秋之时，晋、秦、齐、宋联军在城濮与楚军交战时，《左传》说：“晋车七百乘”，杜预注曰：“五万二千五百人”。这是当时晋军投入的数量。杜预又说：“古者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所以我们可以据此来估算春秋时代各场战争投入的兵力。

　　春秋初年，郑庄公出兵二百乘伐大叔段，约投入一万五千人；楚成王初年，令尹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投入兵力约四万五千人；之后赵盾以诸侯之师八百乘平定邾国内乱，有兵约六万人。这是春秋初期大国的用兵数量。

　　到了春秋中期，鲁宣公二年之时，郑国与宋国交战，郑国俘虏了宋国的华元，斩杀乐吕“及甲车四百六十乘”，可知此战宋国损失三万四千五百人，小国间的战争规模已扩大。鲁成公二年，郤克向晋景公请兵伐齐，景公许之以七百乘，郤克嫌少，最终增兵到八百乘，再加上鲁、卫联军，最终击败齐国。

　　到了春秋中后期，鲁襄公十八年，晋国讨伐齐国，范文子对齐国的使者说：“鲁人、莒人皆请以车千乘自其乡入，既许之矣。”此役，晋军投入七万五千人以上的兵力，令齐国人胆寒。之后，郑国伐陈，投入了七百乘的兵力，与城濮之战时晋国相当，相比于春秋初年，各国的武装力量都出现增长。秦公子针奔晋时，竟然带走了秦国的千乘车马，华贵至极。鲁昭公八年，鲁国阅兵，“革车千乘”；五年后，晋国也进行了一次阅兵，“甲车四千乘”，参加检阅的士兵约有三十万人，故而叔向夸口说：“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虽以无道行之，必可畏也。”可见，到了春秋末期，诸侯用兵早已不是“数百乘”了。春秋即将结束的时候，吴王夫差北上伐齐，杀国书、公孙夏等，获革车八百乘，约六万人以上。

　　《孙子兵法》里提到的“兴师十万”正好反映的是春秋末期的战争规模，取十万为整数并非过分夸大，而且《孙子》是兵书又不是史书，并不需要非得严谨地说“兴师数万”不可。

　　春秋初期战争规模小，所以基本都是速决战、大会战，例如韩之战、城濮之战等都在一天内便可分出胜负；而到了中期，开始出现楚庄王攻宋不能下的情况，粮草后勤变得益发重要。到了孙武的时代，范氏与中行氏龟守朝歌，赵简子讨伐了五六年才将城门攻破；而越王灭吴、知伯讨伐晋阳也都持续三年之久，战争变得越来越长，规模也越来越大。所以《孙子兵法》中强调的因粮于敌、不战而屈人之兵，力求避免“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的情况，这正是对战争类型变化的反映。

　　至于《孙子》里的∶“主孰有道”、“主不可因怒而兴师”，称“主”而不称“君”，也正是反映宋之会（公元前546年）以后，诸侯政自大夫出的现实情况。这年鲁国的叔孙豹、晋国的赵武、楚国的屈建、蔡国的公孙归生、卫国的石恶、陈国的孔奂和郑国的良霄会盟于宋国，标志着诸侯会盟转变成大夫会盟。从这以后，国君领兵打仗的现象变得很罕见，接着楚公子围弑君、鲁三桓逐昭公、田氏专其国之政、赵氏为晋国正卿，真正掌权的早已不是作为诸侯的“君”了，而是作为大夫的“主”。

　　因此，说历史上没有孙武这个人，显得证据不足；说《孙子兵法》是战国时的作品，也失之于武断。

　　孙子兵法是谁写的推荐文章3：毛主席如何评价孙武？他的很多军事思想，都来自《孙子兵法》

　　【毛主席点评历代名将之孙武】

　　在中国军事史上，孙武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称为“兵圣”、“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

　　不过，研究孙武的军事生涯，我们找不到他打过什么重要的战役，能让他名垂青史的，就是因为他写的那本伟大的兵书：《孙子兵法》。

　　唐太宗李世民在与李靖谈论军事时，就曾高度评价说：“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

　　《孙子兵法》一共有13篇，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上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而且，这部兵书不但影响着后世的军事，还在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等领域同样影响深远，被译为多种语种版本，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

　　应该注意的是，在《孙子兵法》之前，我国古代也有军事上的著述出现，比如《曹刿论战》等等，但是，这些军事著述并没有对军事做具体系统的论述，而《孙子兵法》却是自成体系，所以说，《孙子兵法》应该是中国第一部成体系的兵书。

　　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也非常推崇《孙子兵法》，在一次和工作人员聊天时，就说：“在几千年前，中国就有这样的兵书，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实际上，毛主席对孙武的评价和认识，也大都是体现在对《孙子兵法》的评价上。

　　早在1913年，毛主席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国文老师袁仲谦讲《孙子集注序》时，毛主席就做过这样的学习笔记：“孙武子以兵为不得已，以久战多杀非理，以赫然之功为耻，岂徒谈兵之祖，抑庶几立言君子矣。”

　　可见，毛主席对孙武“止战”的军事思想是非常推崇的。

　　1936年，长征刚刚结束后，毛主席就致信叶剑英、刘鼎，说：“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

　　那么，毛主席为什么要着急买《孙子兵法》呢？

　　原来，长征胜利后，红军到达了陕北，毛主席有了一些相对安稳的时间，就想把中国的革命经验好好总结一下，既要总结土地革命战争，也要研究一下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而要完成这些研究，必须要借鉴参考一些资料，因此，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孙子兵法》等著作，就成为毛主席经常翻阅的资料。

　　1936年冬天，毛主席完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并在红军大学做了演讲，引起了学员们的热烈欢迎。后来，这篇演讲稿全文出版，顿时热销。

　　在这篇演讲稿中，毛主席就说，孙武是“中国古代军事学家”，并在文中引述了很多《孙子兵法》的观点。

　　毛主席不但自己熟读《孙子兵法》，还经常引导其他人读，他的军事参谋郭化若，就是深受其指导和要求，开始研究《孙子兵法》，后来写成了《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成为研究《孙子兵法》的重要权威著作。

　　1960年5月27日，毛主席接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再次提到了《孙子兵法》，对蒙哥马利说：“你没有看过2000年以前我国的《孙子兵法》吧？里面很有些好东西。”

　　蒙哥马利问：“是不是提到了更多的军事原则？”

　　毛主席点了点头，说：“一些很好的原则，一共有十三篇。”

　　众所周知，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博大精深，有很多非常实用的战略战术，其实有不少东西都是来自于《孙子兵法》的启迪和发挥。

　　首先，就是“知己知彼”的观点。

　　孙武在《孙子兵法》里讲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已，每战必殆。”

　　毛主席在《实践论》《矛盾论》里，都曾引述过这个观点，在《论持久战》中也强调说：“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

　　毛主席做出这样的论断，就是对“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战争精髓的深刻把握，而且，毛主席还做了更深入的发挥，不光要知道敌军和我军的情况，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全面辩证地看待战争双方，才能更好地指导战争。

　　第二，就是“以十击一”的观点。

　　孙武在《孙子兵法》里说：“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就强调说：“红军以集中为原则。”

　　1936年，毛主席又专门把“集中优势兵力”作为“十大军事原则”之一，强调说：“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五倍或是六倍）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

　　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毛主席再次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

　　“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是我军从开始建军起十余年以来的优良传统。……这种战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全歼，方能最有效地打击敌军，使敌军被歼一团少一团，被歼一旅少一旅。对于缺乏第二线兵力的敌人，这种战法最为有用。”

　　第三，就是“避其锐气”的观点。

　　孙武在《孙子兵法》里说：“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

　　这个观点，同样被毛主席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写道：“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人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主席经常带领红军指战员与敌军“兜圈子”，把敌人拖得一点脾气没有，等敌人泄气的时候，红军再果断出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还有著名的红军游击战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其实也是对“避其锐气，击其惰归”这一军事思想的发挥。

　　可见，毛主席对《孙子兵法》的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难怪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佩服地说：“《孙子兵法》问世已两千余年，这部含有对战略、外交和战争深刻认识的兵法在今天依然是一部军事思想经典，在20世纪中国内战时期，毛主席就出神入化地运用了孙子的法则。”

　　孙子兵法是谁写的推荐文章4：《孙子兵法》：百代谈兵之祖

　　《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联袂出土！

　　1972年，山东银雀山汉墓的这一惊人发现，证明了孙武和孙膑是两个人，从而打翻了一连串学者的研究成果。

　　从南宋的叶适，到清代的全祖望、姚鼐，再到现代的钱穆，都怀疑没有孙武这个人。有人考证《孙子兵法》应是孙膑所作。出土实物让孙武和《孙子兵法》牢不可破地联在一起。

　　不过，钱穆们的疑问并没有完全获得解答，比如记录了492起战争的《左传》，一次也没提过大军事家孙武，有些不可思议。的确，对于孙武本人，由于史料太少，翻来覆去就是《史记》里那几句话，只从操练宫女的故事，看不出他实际用兵有何奇妙之处，面目模糊不清。

　　但这并不妨碍《孙子兵法》清清楚楚地展示出中国军事学著作所达到的高度。英国战略学家利德尔·哈特认为，在西方，只有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可以和《孙子兵法》相提并论，而《孙子兵法》更深刻。此外，虽然比《战争论》早问世2000多年，但《孙子兵法》更理性，不像《战争论》那样强调暴力的无限作用。

　　这般推崇，并非溢美之词。

　　《孙子兵法》被称为“百代谈兵之祖”，共13篇，6000多字，是一个完整有机的体系，章与章的划分，篇与篇的排列，井井有条；逻辑严谨，层层递进，从战争的准备、战略的制定、战术的选择，到行军的门道、保障的重要、战法的运用，均有层次分明、贯通一致的阐述。正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所说，“其言甚有次序”。

　　以第一篇《计》篇为例，全篇可分为四段，第一段讲军事是国之大事，第二段讲定计的依据，第三段讲用计于实战，第四段讲通过计算可预知胜负。这四段，一头一尾短，中间详细，典型的橄榄型结构。开头点题，中间论证，收尾总结，前后呼应，结构严谨。先讲定计，再讲用计，相映成趣，逻辑自洽。整篇写法，简洁明了，榫卯相接。

　　全部13篇都是如此，就好像“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恰到好处。军事理论家蒋百里也说：“十三篇结构缜密，次序井然，固有不能增减一字，不能颠倒一篇者。”

　　行军打仗颇有一套的曹操很推崇《孙子兵法》，他说他看过很多兵书，要说道理深刻，还得属此书。不光读，曹操还给《孙子兵法》做注解，写了一本书叫《孙子略解》，对难懂的地方进行解释说明。今天我们看到的《孙子兵法》，最早的就是曹操的注解本。

　　按内容来看，全书可分为四组，前两组侧重军事理论，后两组侧重应用技术。

　　第一组，权谋组，包括《计》《作战》《谋攻》3篇，讲庙算、野战、攻城。庙算是开战前君臣谋划阶段，野战是打败敌人有生力量，攻城是拿下对方关键据点。这是完整的战争三部曲，是对战争的全景扫描。

　　第二组，形势组，包括《形》《势》《虚实》3篇，讲如何分配兵力，强调快速机动，灵活反应。形和势是一对矛盾，虚和实是一对矛盾，这两对矛盾如何调整，如何运用，如何转化，讲得精彩纷呈。

　　第三组，战斗组，包括《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5篇，是承接上一组文章思路，展开具体讨论，围绕“打”和“走”做文章。“走”是为了“打”，“打”要依靠“走”，主要讲“走”，“走好”才能“打好”。

　　第四组，技术组，包括《火攻》《用间》2篇，是更加具体的作战指导。一篇讲武器的使用，一篇讲间谍的使用，都具有很强的工具性、实用性、技术性。在古代，火是最厉害的武器，火攻是“高科技战法”；用人上，如何使用间谍，学问最大。

　　相比先秦时期的很多书都是由只言片语、零章碎句组成，像《论语》那样，东一言西一语，不成体系，《孙子兵法》厕身其中，鹤立鸡群，简直不像同一时代的产物。这就体现了《孙子兵法》的超越性，不为时代所限，不为国界所囿。

　　今天，先秦古书中，《孙子兵法》的读者群应该是数一数二的。从商业竞争、企业管理、金融投资，到政治统御、外交艺术、科技创新，再到医疗卫生、体育竞技、心灵鸡汤……各个领域都有人以《孙子兵法》来作为指导。最近的热播剧《狂飙》里，也有角色苦读《孙子兵法》以求成功。

　　如此读法，这样应用，实质是把《孙子兵法》读小了，读轻了，读窄了。《孙子兵法》是哲学书。要把哲学理论应用到实际，得从哲学的高楼，一层一层往下走，中间要有层次转换，千万别一头扎下去，不然就变成《三十六计》了。所以，对于《孙子兵法》，得老老实实读，先把书原原本本读好，再谈扩展应用，这才有可能读懂孙子。（熊 建）

　　： 人民日海外版

　　孙子兵法是谁写的推荐文章5：《孙子兵法》的孙武真是鬼谷子的老师吗？

　　军事家孙子真是鬼谷子的老师吗？

　　《孙子兵法》被称为镇国之宝，在中国被奉为兵家经典。诞生至今已有2500年历史，历代都有研究。李世民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兵法是谋略，谋略不是小花招，而是大战略、大智慧。

　　《孙子兵法》是是孙武，而孙子的后人孙膑又是鬼谷子的弟子。当然这并不能证明什么，但《鬼谷子》一书里却多次出现了《孙子兵法》的内容，比如《孙子兵法》里的致人而不致于人，到了鬼谷子里则成了制人而不制于人，这样的思想比比皆是。有时候不客观的说，鬼谷子其实是起着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上承孙子，下启孙膑。《鬼谷子》一度被称为文兵法，而《孙子兵法》则被称为武兵法。实则上读懂了孙子兵法也就读懂了鬼谷子，反之也是一样。有一点可以确定，鬼谷子必然读过《孙子兵法》。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纵横家鬼谷子的弟子孙膑和庞涓是通晓兵法，称为军事家的原因。

　　鬼谷子是一个操盘者，是一个布局者。对于每一盘棋，每一个人，鬼谷子强调一定要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人，这样才能任用。用人是门学问，鬼谷子在谋篇洋洋洒洒说了数百字，归根结底就是谋人谋事。

　　鬼谷子的主动权游戏

　　用那些我们了解的人，对于不了解的人，哪怕有一丝一毫不了解也不能任用。鬼谷子说谋者是不会任用那些不可知的人。所以关键在于制人，而不受制于人。凡事处于主动控制，而不能处于被动控制。兵法家孙武在《孙子兵法》里也说到，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以此论证，《鬼谷子》与《孙子兵法》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

　　制人就要掌握主动权，而被他人控制，则不得不被他人操纵。实则上游说也好，谋划也好，战争也好，拼的就是主动权游戏。圣人和愚人的区别在于，圣人之道的属性是阴，而愚人之道的属性是阳。这句话其实在讲一个道理，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阳谋，有的只有阴谋。有人肯定要问了，怎么会呢？你看诸葛亮不就是阳谋高手吗？实则是我们看到的所谓阳谋，归根结底也是阴谋的一种表现形式。正因为有了阴谋，所以圣人才会化难为简，化险为夷。而愚人则做任何事情都会遇到困难。所以鬼谷子在全书快要结束的时候，告诉后人这个道理。

　　智商不等于智慧

　　鬼谷子把归类分为圣人与愚人两种，实则遥相呼应了第一篇捭阖，还记得那句话“夫贤、不肖；智、愚；勇、怯；仁、义；有差。”

　　所以说智者能成事儿，愚者能败事儿。再推导下去，灭亡就不能再生存，而危险也不会转化成安全。这都是有定数的。这就是圣人与愚人的根本差别。

　　有人说，我是高智商，我的智商140以上，学历本科，硕士，博士。鬼谷子看来智商高当然是好事情，但并不能称为智慧，真正的智慧是无为的。圣人的智慧之用，众人既不会知道也不会发现。圣人用智，首先会思考可否，然后选择事情而为，是自为。发现不可行，选择事情而为是为他人。所以圣人之道的属性是阴的。

　　常言道，天地之变，在于天高地厚，圣人的制人之道在于隐匿。不是只为是了迷信忠信，仁义，是中正而已。心存大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能明白这个奥义的人，才可以与其沟通，行事。因此，利用制人之术，让远近制人无不臣服。

　　鬼谷子与伯乐

　　鬼谷子在谋篇里有一句话，大致分为两个版本，分别为陈蒲清，许富宏一版，陶弘景一版：既用，见可否，择事而为之，所以自为也；见不可，择事而为之，所以为人也。——陶弘景

　　既用，见可，择事而为之，所以自为也；见不可，择事而为之，所以为人也。——许富宏

　　见可：被认可。道藏本原作"见可否"，俞樾《读书余录》云："此以见可、见不可相对为文，不当云见可否也。否，衍字。"道藏本注："亦既用智，先己而后人。所见可否，择事为之，将此自为；所见不可，择事而为之，将此为人。亦犹伯乐教所亲相驽骀，教所憎相千里也。"陈蒲清与许富宏是认同这个版本，而南朝陶弘景的内容却与之不同。

　　可与不可,审明其计谋,以原其同异，《捭阖篇》里的这句话，不妨作为打开这句话的钥匙。《谋篇》的最后一段，其实是在讲圣人与愚人的关系。所以鬼谷子认为可以行之是为己。不可为而为之是为人。

　　就如伯乐教亲近的人相劣马，而教厌恶的人相千里马一般。皆是因人而异。伯乐尚且根据亲疏关系而教人相马，所以被称为智者。谋也同样如此，谋也有为己谋和为人谋。为己谋是指自己和周边的结盟者，所以必须知可为而行之。而为人谋，利在于他，不在于己，则见不可而为之。所以谋略施行的总纲依然是捭阖，依然是亲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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