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摇篮是

　　中华民族的摇篮是推荐文章1：黄河：中华民族的魂，中华民族的根

　　：葛剑雄（复旦大学资深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几千年前，中华大地形成了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众多的文明雏形，考古学家将此形象地比喻为满天星斗。其中，能延续并发展成为中华文明主体的都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这绝不是偶然。

　　何尊铭文中有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中国”二字。资料图片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黄河中下游地区绝大部分属于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平原，地形平坦，土壤疏松，大多为稀树草原地貌，是早期农业开发极其有利的条件。在尚未拥有金属农具的条件下，先民用简单的石器、木器就能完成荒地开垦、土地平整、松土、播种、覆土、除草、排水、收获等。

　　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平原地处北温带，总体上适合人类的生活、生产和生存。五千年前，这一带的气候正经历一个温暖期，三千年前后有过一个短暂的寒冷期，然后又重新进入温暖期，直到公元前1世纪才转入持续的寒冷。因此在五千多年前，这一带气候温暖，降水充沛，农作物能获得更多热量和水分，物种丰富，成为当时东亚大陆最适宜的成片农业区。

　　这片当时北半球面积最大的宜农土地，足以满足不断扩大的农业生产和持续增长的人口的需要。这片土地中间没有太大的地理障碍，函谷关、太行山以东更是连成一片的大平原。黄河及其支流、独立入海的河流、与河流相通的湖泊，形成天然的水上交通网。交通便利，人流、物流和行政管理的成本较低。这样的地理环境，使一些杰出人物萌发统一的理念，逐步形成大一统观念，并由政治家付诸现实。“中国”的概念由此产生。

　　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呈现多元格局，并在长期交流互动中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最终融汇凝聚出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明核心，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黄河文明是早期中华文明的核心和基础，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摇篮，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魂

　　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时期，政治中心都在黄河流域（包括历史时期黄河改道形成的流域）。宋代以前，全国的经济中心和大多数区域经济中心都处于黄河流域。春秋战国时的黄河流域是文化最发达的地区。齐鲁地区是儒家文化的中心，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是鲁国曲阜（今山东曲阜市）人，他曾周游列国，晚年回到曲阜，致力于儒家典籍的整理和教学，他的众多学生主要来自鲁、卫、齐、宋等国，主要传承人孟子、曾子等也都在这一带。战国时百家争鸣，几种主要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传播地区也集中在黄河流域。墨子（墨翟），道家的创始人老子，道家学派代表人物杨朱、宋钘、尹文、田骈，庄子，从道家分化出来的法家慎到，战国中期产生的黄老学派，法家商鞅，荀子（荀况），法家韩非等，以及其他各家的代表人物，都不出黄河流域的范围。

　　秦汉时代，黄河中游已是名副其实的全国政治中心，其影响远及亚洲腹地。黄河下游是全国的经济中心，是最主要的农业区、手工业区和商业区，黄河流域的优势地位由于政治中心的存在而有所加强。两汉时期见于记载的各类知识分子、各种书籍、各个学派、官方选拔的博士和孝廉等的分布，绝大多数跨黄河流域，“关东出相，关西出将”的说法反映了当时人才分布高度集中的实际状况。

　　从公元589年隋朝统一至755年安史之乱，黄河流域又经历一个繁荣时期。隋唐先后在长安和洛阳建都，关中平原和伊洛平原再次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唐朝的开疆拓土和富裕强盛还使长安的影响远及西亚、朝鲜、日本，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城市。尽管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已有很大的发展，但黄河流域在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国家财政收入中仍占据更大份额。唐朝这一阶段的诗人和进士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显示出文化重心所在。

　　从河源到出海口，中华各族人民在黄河流域生活、生产、生存。他们或农，或牧，或工，或商，或狩，或采；或住通都大邑，或居茅屋土房，或凿窑洞，或栖帐篷，或依山傍水，或逐水草而居。他们的方言、饮食、服饰、民居、婚丧节庆、崇拜信仰，形成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

　　总之，中华文明的源头是黄河文明，是中华民族的先人在黄河流域创造的。中华民族早期主要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行为规范、审美情趣、礼乐仪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思想流派、文学艺术、崇拜信仰，都是在黄河流域形成的，或者是以黄河流域所形成的为主体、为规范，然后才传播到其他地区。

　　黄河，不愧为中华民族的魂。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根

　　大量历史事实证明，黄河曾经哺育了华夏民族的主体，曾经哺育了中华民族的大部分先民，她的儿女子孙遍布中华大地，并已走向世界各地。

　　夏朝的建立和长期存在形成了由各个部族融合成的夏人，又称诸夏。在商、周时代，人口的主体是夏、诸夏，他们被美誉为华夏（华的本义是花，象征美丽、高尚、伟大），以后常被简称为夏或华。华夏聚居于黄河流域，通过周朝的分封和迁移，扩散到更大的地域范围，并不断融合残留的戎、狄、蛮、夷人口。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时，长城之内的黄河流域，非华夏族都已被融合在华夏之中。

　　秦汉期间，华夏人口从中原迁入河套地区、阴山南麓、河西走廊、长江两岸、巴蜀岭南、辽东朝鲜。在两汉之际、东汉末年至三国期间、西晋永嘉之乱后至南北朝后期、安史之乱至唐朝末年、靖康之乱至宋元之际，一次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使华夏人口遍布于南方各地。一部分人口主动或被动迁入匈奴、乌桓、鲜卑、突厥、吐蕃、南诏、回鹘、契丹、渤海、党项、女真、蒙古、满族的聚居区，在与这些民族融合的同时，传播了华夏的制度、礼仪、文化、技艺、习俗、器物，扩大了中华文明的影响范围，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逐渐形成。到了近代，成百上千万的内地移民闯关东，走西口，渡台湾，迁新疆，开发和巩固了祖国的边疆。至20世纪初，从黄河流域迁出的人口与他们的后裔，已经遍布中国大地。

　　在向各地输出移民的同时，黄河流域也在大量吸收其他地区的移民，特别是来自周边地区的非华夏移民。匈奴、东瓯、闽越、乌桓、鲜卑、西域诸族、昭武九姓、突厥、粟特、吐谷浑、吐蕃、党项、契丹、奚、女真、蒙古等先后迁入黄河流域，这些民族的整体或大部分人口在这里融合于中华民族的主体之中。

　　尽管今天全国各地的汉族人口并非都来自黄河流域，在南方一些地区和边疆地区其实是世代土生土长的人口占多数，但绝大多数汉族家族，甚至一些少数民族家族都将中原视为祖先的根基所在。显然，他们所认同的不仅是血统之根，更是文化之根，而这个根就在黄河之滨、黄河流域。

　　黄河，不愧为中华民族的根。

　　《光明日》（ 2022年04月06日11版）

　　： 光明网-《光明日》

　　中华民族的摇篮是推荐文章2：那些被忽略的济水文化

　　：侯仰军（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

　　济水（又名泲水、沇水）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很陌生了，只有专家学者或文人雅士才会偶尔提及她昔日的荣光。即便山东的几个地名如济宁、济南、济阳，是拜济水所赐而得名，年轻人知道济水的也不会太多。但在河南济源，这个因济水发源地得名的城市，人们没有忘记济水，有关济水的神话传说、诗词歌赋依然活在广大民众的口头上、心灵里。

　　济源市济渎庙内的清源门刘炳强摄/光明图片

　　历史上的济水：四渎之一

　　济水发源于河南省济源市西北的王屋山，东流至温县，南注黄河，与黄河同流，东行十余里，在荥阳北，出黄河，汇为荥泽（今已湮没）。此即所谓“南泆为荥”。再经原阳南、封丘北、菏泽南、定陶北，东入菏泽（今已湮没）；再由巨野县柳林镇北境出菏泽东北流，于巨野县西入大野泽（今已湮没）；再由巨野县东北出大野泽，过梁山东，北流至东阿县东，经平阴县北、济南城北，东流入海（故道大多成为今天的小清河）。当时在原阳和巨野之间，济水还分为南、北两个支流，一并汇入大野泽。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济水“过九郡，行千八百四十里”。

　　历史上，济水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大河。早在周朝，就被列入“四渎”，享受朝廷的高规格祭祀。据《史记·封禅书》：周代，“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四渎者，江、河、淮、济也”。就是说，济水与长江、黄河、淮河一样，被列入四大河流，享受周天子的祭拜。秦一统天下后，名山大川的祭祀常态化，崤山以东祭祀的大河只有济水、淮水。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东郡临邑县（今山东东阿县）有泲庙，设于古济水旁边。隋唐以后，济水流经的济源、荥阳、原阳、曹县、定陶、菏泽等地都建起了济渎庙。就连不是济水流域的山西南部，也有不少济渎庙。

　　考古中的济水：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

　　人们常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但在春秋以前，黄河自荥阳以下，大体沿着太行山东麓北流，在今天津一带入海，大陆泽以下，还是人烟稀少的地区，加上干流自古以来就多泥沙，“善决、善徙、善淤”；倒是济水，为古人生活的理想之地。“一派平流滋稼穑，四时精享荐蘋蘩。未尝轻作波涛险，惟有沾濡及物恩。”就是对济水水流平稳、惠济苍生的生动写照。《尚书·禹贡》说：“济、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灉、沮会同。”是说济水、黄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就是古代九州之一的“兖州”，济水、黄河在这里有众多支流，被疏导为九条河道，汇聚成了雷夏泽。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证明，济水两岸遍布先民生活聚落遗址，包括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以及商、周、秦、汉文化遗存，表明这里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近100年来，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大力发展，考古发掘资料的积累，古代典籍中关于大禹治水和夏商王朝的记载被逐渐证实。而这些资料，大多与济水有关。

　　王国维先生曾说：“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济水流域是大禹治水的中心地，夏商王朝的兴起地，研究济水，对于中华文明起源、夏商历史地理具有重大意义。

　　周、秦、汉、晋时期，济水沟通东西南北中，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研究济水，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研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先秦以来，济水两岸更留下了数不清的文化遗产，有着巨大的历史价值。

　　文学中的济水：四渎中的君子

　　古济水源远流长，水质清澈，水流平稳，是四渎中的君子，深得文人雅士的喜爱，自然也成为创作各类文学作品的绝好素材。从《诗经》开始，历代都有吟咏济水的诗词歌赋。《诗经·匏有苦叶》就以济水为背景，歌咏了一位年轻女子等待情人时又喜悦、又焦急的心路历程。以唐玄宗封济水“清源公”为标志，历代文人雅士赞美济水不与浊流合污、至清高洁的诗词不绝于史。唐代白居易《题济水》云：“自今称一字，高洁与谁求。惟独是清济，万古同悠悠。”宋代文彦博《题济渎》云：“导沇灵源祀典尊，湛然凝碧浸云根。远朝沧海殊无碍，横贯黄河自不浑。”更多的人，面对济水，托物言志，赞美其百折不挠、润泽万物，使济水成为文学之河、理想之河。

　　济水流域还有大量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说唱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古代建筑、遗迹、遗存等文化遗产，都有巨大的文化价值和文学价值。我们从小就知道“乌鸦与狐狸”的故事，并且知道这是俄国著名寓言作家克雷洛夫创作的《克雷洛夫寓言》里的故事。这个寓言故事创作的年代，应该不早于1806年，因为克雷洛夫1806年后专写寓言，1809年出版了第一本寓言集《克雷洛夫寓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我国明代就有了这个“乌鸦与狐狸”的故事，比俄国至少早了200年。济源市有一座阳台宫，在其保留至今的明代修建的玉皇阁石柱上，就雕刻了这个故事。画面中，乌鸦开口唱歌，肉掉在半空，狐狸仰头张嘴，即将吃到嘴。济水流域的文化遗产，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学宝库。

　　民间文化中的济水：信仰与崇拜

　　夏商以来，有关济水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不胜枚举，神话、传说、民俗、信仰口口相传，至今不衰。济水不仅是一条养育了两岸民众的水流，更是一条文化河，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和价值。在这些文化事项中，济水信仰、济水崇拜最值得关注。

　　早在春秋时期，从诸侯到民间，济水信仰已深入人心。据《左传》记载，僖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39年），邾国灭了须句（在今山东东平西北），须句君逃到鲁国。鲁国为此讨伐邾国，须句得以复国。鲁国之所以为了须句大动干戈，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这四个诸侯小国都在济水流域东部，共同负责太皞伏羲氏和济水神的祭祀，可见济水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隋唐以后，由于泥沙淤积，济水中上游逐渐断流，但朝廷对济水的祭祀规格却不断提高。隋文帝时期，建济渎庙，设济源县，唐玄宗封济水为“清源公”，宋徽宗封济水为“清源忠护王”，元仁宗封济水为“清源善济王”。每年立冬，朝廷在济源县祭济渎神和北海神，并派京城官员亲临现场。到了明代，明太祖朱元璋重新对天下五岳、五镇、四海、四渎神号进行命名，济水被改为北渎大济之神。清朝规定，每遇重大事件，都要派大臣前往各地祭告五岳四渎。据《济源县志》记载，康熙登基，离宫出巡，封其祖母博尔济吉特·布木布泰（即孝庄皇后）为圣文皇后；荡平漠北，封孝惠皇后为圣章皇后；以及康熙五十、六十大寿等几件大事时，都曾颁诏并派使臣到济渎庙祭祀济渎神和北海神。可以说，一座济渎庙，就是一座文化宝库。

　　济源的济渎庙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济水的庙宇，占地130余亩。庙内保存有唐、宋、金、元、明、清碑碣数十通，有很高的文化、艺术价值。如刊刻于元代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的“投龙简记”碑，记述了元仁宗时期钦差大臣周应极一行到济源祭水、王屋山祭天的详情。当时的祭祀程序是：先命道教大宗师在京城举行盛大的祭告活动，然后派出钦差大臣到济源的济渎庙和王母洞分别祭祀，并投沉玉符简、黄金龙各一对，以祭水、祭天。此记述对于后人了解、研究当时的祭祀制度大有裨益。

　　《光明日》（ 2021年04月25日12版）

　　： 光明网-《光明日》

　　中华民族的摇篮是推荐文章3：中国革命的摇篮

　　中国革命的摇篮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这里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孕育的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世代相传的红色基因。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他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自1959年建成开馆至今，一直承担着弘扬井冈山精神、传承革命传统教育的光荣职责和神圣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红色资源的重要价值，为我们全面推进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传承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

　　“坚定执着追理想”——铸就了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

　　90多年前，以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井冈山道路，在全党率先开始了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的战略转移。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序厅矗立着一座名为《八角楼的灯光》的青铜雕塑，它取材于毛泽东同志在茅坪八角楼时使用过的一盏油灯。在八角楼昏暗的灯光下，他孜孜以求、不断探索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不熄的灯光，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人点燃的彻底烧毁旧中国的星星之火。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尤其是在敌强我弱、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为了理想，不怕牺牲，排除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的革命精神显得弥足珍贵。

　　博物馆里，有一条红带子不断吸引着参观者驻足观看。这条红带子，长70厘米，宽4厘米，两端印有“遂川第五乡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字样。这是遂川县赤卫队队长王棣权用过的一条识别带。1928年，王棣权在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他的妻子怀着巨大悲痛把丈夫生前系过的这根红带子藏在了房屋的墙洞里，默默守护了几十年。识别带，又称牺牲带，是战争年代革命者的一种标记。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由于条件艰苦，部队中没有统一的军服。有的官兵穿着旧式军服，有的穿着学生服，更多的是一身普通老百姓的衣服。为了区分敌我，战士们便在脖子上系上红带子，只要系上它，就准备随时为革命献身。当年上战场之前，红军战士们都会系上识别带，他们互相交代的话通常只有两句：“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了，请记得告诉我家里的老母亲，她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牺牲的。”“等将来革命胜利了，请记得为我在革命烈士名册上也登上一个名字吧。”

　　“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为了心中那份崇高的信仰，广大军民在斗争中付出了巨大牺牲。普通却不平凡的识别带，凝聚着先辈们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甘愿为党和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革命斗志和不屈精神。博物馆展示的这一件件浸染着烈士鲜血的红色文物，无声地讲述着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为何可以燎原。老一辈革命家正是怀着坚定的革命信念，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引兵井冈山，创建了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把中国革命由失败推向胜利。

　　“实事求是闯新路”——夯实了党和人民军队的发展之基

　　实事求是、敢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质。井冈山斗争时期，在敌强我弱的战争形势下，根据地曾遭遇“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两次失败致使红军和根据地损失惨重。党和红军内有一些同志被暂时的挫折所困扰，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思想上犹豫彷徨，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以实物的方式陈列着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撰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稍后撰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三篇光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同志从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深入探讨了“工农武装割据”这个关系到中国革命能否赢得胜利的大问题。这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他论证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主客观条件，并以革命家的豪情和信心描绘了中国红色政权的胜利前景：“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这些重要论述，实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

　　为了再现这一革命历史，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按一定比例复原了宁冈茅坪的谢氏慎公祠，采用按真人1:1比例大小的幻影成像技术，并按原址1:1比例复制了八角楼的场景。参观者可以坐在条凳上看到当年毛委员的形象。毛委员的讲话内容，就是当年他对“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疑问的有力回答，就是他对中国革命道路的不懈探索。他的铿锵话语，让前来参观学习的人们仿佛回到了当年的井冈山，来到了当年的会场，来到了毛委员身边，触摸着真实的历史。

　　“艰苦奋斗攻难关”——造就了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

　　井冈山斗争时期，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和创业精神感动了无数后人。博物馆有一组这样的文物：“红军的伙食尾子”，“熬盐的锅、缸和硝盐”，“张子清用的手杖”。

　　这组文物真实反映了井冈山军民的艰苦奋斗精神。当年，国民党反动军队在对边界进行残酷军事“会剿”的同时，还实行惨无人道的经济封锁。井冈山军民没有粮、没有油、没有盐，一天只能吃两顿南瓜汤充饥。从军长到伙夫，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钱的油盐柴菜钱，还要节余一些作零用钱，称为“伙食尾子”。与“红军的伙食尾子”文物展柜相对应的是，这里还展示了一首红色歌谣：“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干稻草来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这首歌谣生动展现了红军在井冈山虽然条件艰苦，但官兵一致、上下同心，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率先垂范、廉洁自律，与大家“有盐同咸、无盐同淡”。

　　博物馆还陈列着一只棕色陶罐，里面装的盐表面已经结成灰黑色晶体。1928年，红军在打土豪中缴获了一罐盐，分发给当地老乡。后来红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敌人乘机窜进井冈山腹地，残杀根据地军民，抢夺物资。为防止这罐宝贵的盐落入敌手，村民李尚发将盐密封好藏在了屋后的树洞里。这罐盐，他还想留给红军战士。谁也想不到，这一藏，就是31年。直到1959年井冈山建立革命博物馆时，李尚发才从后山将盐罐取出来，献给了博物馆。对于他来说，这个罐子里装的不仅是盐，更是一种信念和希望：只有共产党才是老百姓的救星，革命一定会胜利。

　　虽然井冈山革命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但它所蕴含的艰苦奋斗精神仍然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法宝，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的根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奋斗精神的人民”，“中国人民自古就明白，世界上没有坐享其成的好事，要幸福就要奋斗”。现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更需要全党全国人民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革故鼎新、自强不息、不懈奋斗。

　　“依靠群众求胜利”——开创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之源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同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地站在一起，完全为了人民群众谋利益，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同甘共苦，是井冈山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党和红军克敌制胜的力量源泉。

　　我们党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力量那么弱小、条件那么艰苦，在开展军事斗争、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同时，仍然不忘关心群众，努力帮助根据地群众解决生产生活问题。毛泽东同志率领部队到达井冈山后，提出的最响亮的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为的就是把广大贫苦群众从地主豪绅的重重盘剥下解放出来。当时湘赣边界的土地占有情况是极不合理的：占人口5%以下的地主却占有60%以上的土地，其中江西遂川县的土地最集中，地主占有的土地达到了80%，永新、茶陵、酃县也达到了70%。广大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向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豪绅租地耕种，承受着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

　　为了唤醒广大民众的斗争意识，党和红军书写了大量的宣传标语：“农友们，工友们，快快联合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彻底实行分配土地！”……一个个简洁通俗的口号，清晰明了地向老百姓传递了共产党的宗旨是什么、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什么性质。

　　博物馆里展出的雕塑家吕品昌的雕塑作品——“插牌分田”，雕塑后面布置当年分田丈量土地时的老照片作为背景，充分展示了分到田地后的农民欣喜地站在田边的生动形象。1928年8月，井冈山地区群众“分田分地真忙”，每人平均分得了3亩土地、600斤稻谷。真正成为土地的所有者并从根本上翻了身的井冈山人民，发自内心地喊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

　　“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是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必须承担的重大责任。博物馆坚持“让文物发声，让历史说话”，找准新形势下红色场馆发展的新途径，打造“红色IP”、“艺术党课”、“党性教育课程”等党史宣传产品，吸引更多参观者接受井冈山精神的洗礼。自1959年开馆以来，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先后接待海内外观众5000多万人次。即使在疫情影响下，今年1月至8月，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仍然接待观众112万人次，提供党史讲解3304场。当前，党史学习教育正在深入进行，我们要发扬革命先辈们的奋斗精神，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井冈山精神弘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血脉永续、根基永固、优势永存。

　　：《求是》2021/19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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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伟民

　　考古学家喜欢用“满天星斗”一词，来形容我国新石器时期各地广泛形成各具地域特色的古文明的盛况。他们将那些已经被发现的数以千计的古文明遗址归纳成六大板块。在不同板块间，文明发展的速度是有差别的。

　　相对而言，位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无疑是中华文明的中心。因此，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将黄河比喻成中华民族的摇篮。典型地反映中华儿女对黄河这种自豪感情的文艺作品，自然首推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于1939年首次演出的《黄河大合唱》。这首交响乐以黄河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庄严地讴歌了中华民族坚贞不屈、顽强抗争的英雄气概，大大地鼓舞了当时全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志。

　　考古学家发现，在同样被归纳为古文化板块之一的长江下游地区，也早就有了相当发达的新石器文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是于1973年被首次发现于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河姆渡文化大致存在于距今7000至5000年，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发展出相当成熟的稻作文明。

　　二是早于20世纪30年代被发现、主要分布于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距今5300至4500年。良渚文化以其精美的玉雕器而闻名。近年考古学家还发掘出良渚文化时期的古城与大型水坝，更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

　　自从长江下游这些发达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被发现，就有学者提出，以前我们只讲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并不准确。事实上，长江与黄河这两条大河都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摇篮。

　　尽管如此，自从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时期，相比于黄河流域，长江地区的开发相对迟缓，却是事实。在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看来，江南“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因此“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经济开发明显落后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且“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自然环境也比中原地区恶劣。

　　本文摘编于北京日2019年11月18日《中国古代经济重心是如何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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