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四年是哪一年

　　光绪四年是哪一年推荐文章1：谭嗣同提出一个建议，如果光绪同意，那中国几百万国土就消失了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是一首绝命诗，1898年9月28日，北京皇城根下宣武门外的菜市场人潮涌动，如鲁迅先生笔下一般，这里挤满了好奇的老百姓来看“乱党”被杀头。

　　几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被推上刑场，为首的那一人在刽子手的屠刀前毫无惧色，他看着底下麻木愚钝的人们，留下了一首绝笔而英勇就义。

　　这便是晚清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为首那一人便是维新派代表谭嗣同。

　　在新政失败后，谭嗣同原本有很多机会可以逃走，但他选择了留下来，面对腐朽的旧政府，要用自己的鲜血去唤醒中国人，由此他成为了最广为人知的近代人物之一，这就是绝大多数人对他的理解。

　　但这种理解并不对，至少并不完整，正如他的慨然赴死一样，谭嗣同仍然为时代所深深局限着，譬如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死得值不值得？

　　很多人觉得不值，但实际上，其实这已经和他本人无关，从他死后一百年内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他死的的确不值得。

　　而在维新过程中，他还曾提过一个建议，后来被光绪否决，如果他同意，那么今天的中国将会失掉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谭嗣同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在当时那样新旧交替的思想环境中，他的真实想法究竟是怎样的呢？

　　1865年，也就是清同治四年，谭嗣同出生在京城，谭家世代为官，他的父亲谭继洵是清廷高官，后来一直做到湖北巡抚。

　　所以谭嗣同的成长环境非常好，不仅体现在物质上，而且从小追随名师学习，但他天性向往自由，在封建大家庭中成长的他十分厌恶八股文、三纲五常等旧社会的东西。

　　年轻时的谭嗣同并无心于政治，他作为一个不缺钱的官二代弟子，终日到处游历，游山玩水、求师访友，不过他的性格仍然十分突出，作为一个学识渊博、出身较高的文人，他却十分乐意与那些绿林好汉结交，因为倾佩他们那种仗义执言、锄强扶弱的秉性。

　　虽然其中他因为父亲的要求而连续参加了六次科举考试，但又因为他对八股文的厌恶导致他六次全都落榜了。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很多年，谭嗣同的积累也越来越深厚，他不仅遍览全国各地的风土人情，还同时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先进思想，文学、算数、科学、地理一概都有涉猎。

　　可以说在前半生，谭嗣同是个潇洒自由、不问世事的书生，纵然他也关注国家和国际时事的变化，但也从未想过参与进去。

　　而且当时的他对清政府其实还是持拥护态度的，在他早期写的文章中，仍然觉得当下的制度不能够变更，只是需要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地方加以改善。

　　但到了1894年，中国迎来了历史的巨大转折点，谭嗣同也迎来了自己人生思想天翻地覆的转折点。

　　因为在这一年，日本出兵朝鲜，清政府派军前往支援，其中就包括了大名鼎鼎的“北洋舰队”，双方的硬实力对比中，其实中国是占据优势的，但在陆军作战失利后，黄海海战中国再次战败，最终曾名震亚洲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随后便是臭名昭著的“马关条约”的签订，清政府被迫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赔偿两亿天价白银，还要开放港口通商，令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陷入了极度的耻辱之中。

　　谭嗣同愤怒了，他彻底失去了对清政府的一切期望，作为一个从小接收着爱国主义教育长大的人来说，这场战争和这纸条约让他几乎崩溃，巨大的刺激让他在短时间内从拥护者变成了清政府的坚决反对者。

　　“天下大局劈裂至此！割心沉痛，如何可言”

　　这是他在听到消息后第一时间的痛呼。

　　从这里开始，谭嗣同开始全面转变，他在老家大力提倡新学、呼吁变法，开办了百余家学堂，写文章、办纸，总得来说，他开始向着激进派的方向发展，全力呼吁彻底地推翻旧制度。

　　众所周知，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内忧外患已经达到了顶点，谭嗣同的思想转变其实代表的也是中国人的思想转变，以前大家都自认天朝上国，对其他国家不屑一顾，虽然后来接纳了一部分，但心里还是觉得那只是些“奇技淫巧”。

　　但随着甲午战争的失利，人们忽然发现连日本这么一个岛国竟然都能骑到中国头上来了，一股“亡国灭种”的危机感顿时爆发了。

　　谭嗣同在老家努力的时候，北京也开始被一场风暴席卷，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虽然最后失败了，但是影响非常大，让全国各地的维新变法运动开始如火如荼地进行。

　　一年后，谭嗣同正式从老家湖南回到北京，在救国热忱的激励下，开始和康、梁、翁同龢等人走得越来越近，自己也排上了江苏候补知府，逐渐迈入政坛。

　　在等着官做的过程中，谭嗣同写下了一部著作《仁学》，这是他一生最出名的作品，也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

　　但通过这本书里的一些言论，也能够看得出来，此时的谭嗣同被国仇家恨冲昏了头脑，他无法很清晰地看待、判断时局，一心只怀着对清政府、列强的仇恨，他不像一个理性的变法者，更像一个激进的复仇者。

　　比如在书中，他直接将汉人以外的少数民族（尤其是满族）称为“异族”，号召的只是汉人团结在一起，而且他几乎失去了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开始认为西方的东西更加优越，所以提倡“尽变西法”。

　　随着光绪帝暗中的支持，维新派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迅速占领了高地，这群急躁的年轻人开始积极筹划变化。

　　此时的谭嗣同已经成为了光绪帝最信赖的人之一，不久前，他在翰林学士徐致靖的推荐下被光绪征召入京，在皇帝面前一番高谈阔论之后很快将他折服，光绪直接册封他为四品的军机章京，负责主持变法的主要事宜。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谭嗣同给光绪上了一道奏折，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建议，其实这个想法早在不少年前，他就在给自己老师欧阳中鹄的书信里提到过：

　　“日：苟尽易以贤才矣，又岂有不可为之时势哉？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新编戊戌六君子集·谭嗣同集·兴算学议·致欧阳瓣姜师》

　　直白来说，谭嗣同想要把中国的新疆和西藏两块土地分别卖给俄罗斯和英国，他认为这两地分别和两国接壤，是他们十分想要的东西。

　　而当时清政府的力量又太过羸弱，就算不卖，自己也守不住，还不如换取大量白银来偿还之前不平等条约中的欠款，同时也就有充足的资金来支持变法了。

　　不仅如此，他甚至还表示，如果卖掉这两地还不够的话，外蒙古、青海乃至东北都可以一并卖掉。

　　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无用之地”。

　　这样的说法在现在看来似乎可笑之极，但在当时甚至有不少支持者，包括康有为本人也没有持反对态度，这其中有好几个原因。

　　一就是因为维新派的这批人大都是三十多岁的年轻人，阅历尚且，但一腔热血，所以做事非常激进，或者说极端，他们迫切地想要改变国家的现状。

　　二则是因为在当时的不少汉人眼里，真正的疆域其实只有汉地十八省，西北边疆偏远而蛮荒，不仅需要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守备，还随时可能被列强侵吞。

　　还有就是清政府的贫穷和积弱，他们背负着天价的外债，而剩下的钱还要被统治者私自挪用，比如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就花了一千多万两白银，维新派想要推行新政，急需资金的支持。

　　因为这一系列原因，所以在1898年，谭嗣同再一次亲自向光绪皇帝提出了这一建议，但是最后光绪自然否定了这种做法。

　　因为他一直以来想要的就是以自己的能力打破慈禧的束缚从而振兴国家，当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让祖宗的家业在自己手里丢掉一大半。

　　从客观来说，谭嗣同的这个提案太过于偏激，根据后来的分析，认为和他的“反满”情节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此时的谭嗣同明面上似乎是保皇党，但实际上想要彻底地打倒推翻清政府，并将很多国家衰败的问题都推到满人身上。

　　后面的故事大家就非常熟悉了，在1898年6月，光绪帝发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正式开始，维新派的成员异常兴奋，但却一点没有意识到，他们此时的行为已经彻底触碰了那批保守派的底线，尤其是那位看似没有动作，实际上牢牢掌控着全局的慈禧太后。

　　而天真的谭嗣同等人还向北洋军阀袁世凯发起了求援，但殊不知他们计划早已被袁世凯全部上给了慈禧，短短一百天的时间后，慈禧瞬间发难，直接将光绪软禁在中南海瀛台，同时对维新派展开全面围捕。

　　康有为、梁启超早已闻讯而逃，林旭、杨深秀、刘光第等人通通被清政府逮捕，而谭嗣同一开始没有被列入通缉名单，但他坚持不愿逃亡，还努力多次想要营救被困的光绪皇帝。

　　在连续失败之后，他陷入了彻底的绝望，决定用自己唯一所剩的东西——自己的性命，来和这恶毒的封建势力作一次最后的对抗。

　　于是在当年9月，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四天之后，清政府在北京城宣武门外菜市场将他和其他五人一并斩首示众，临死前他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句荡气回肠的绝命诗，而后慷慨赴死。

　　“性格决定命运”，谭嗣同无疑是这句话的代表人物，从少年游学，到青年立志国，再到参与变法，最终壮烈而亡，这一路走来，他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在前进，和维新派的许多人一样，太过于着急。

　　站在后来人的角度，很容易看出，“戊戌变法”是准备非常不充分的，几乎可以说注定会失败，所以谭嗣同也注定是一个悲壮的人物，因为他仍然受限于时代，就像他提出卖边疆的方案一般，在多个方面都很不成熟。

　　不过后世并非是因他的成功而歌颂他，就像没有人能够质疑一个牺牲于战场的老兵一样，因为他本可以置身事外，但却选择了用性命去唤醒国人。

　　他作为一个单纯的思想家，和几十年后从湖南走出来的那位老乡不同，他无法凭自己的能力去改变国家和社会的现状，但他作为一个思想家，在大难面前已经尽全力去奋斗，乃至最后献出了自己的所有。

　　这便是真实的谭嗣同，他拼命想要唤醒国人麻木的意志，他激进变法却被敌人轻松击败，他钟爱这个国家，宁可身死来自证心意......

　　儿子因变法死后，时任湖北巡抚的谭继洵默默写下了一副挽联：

　　“谣风遍万国九洲，无非是骂，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

　　光绪四年是哪一年推荐文章2：不晓哩你知道不，石家庄那些村名曾经这样念

　　石家庄这座火车拉来的城市，据说是省会城市里普通话使用频率最高的城市，整个市区456平方公里分布着大大小小一百多个村庄，这些历史或长或短的村庄承载着石家庄连绵不绝的历史文化传统，它们从远古走到现在继承延续着很多，发展进步的更多，保留下来的一些村庄地名与普通话迥异的念法读音成了我们剖析认识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话已至此，咱就找出几个有代表性的村庄试着分析一下。石家庄这三个字用普通话读来很是清晰明了，如果用石家庄方言说出来就会令庄外人士大惑不解，“石介庄”还算勉强能听出些眉目来，那简化成“舍庄”的念法那些初来乍到的外地人就不大明白了吧！石家庄原是获鹿县属下的一个小村庄，清光绪四年的记载，石家庄，县东三十五里，街道六，庙宇六，井泉四。看来，当年的石家庄是如此的不起眼儿(不起眼儿也是石家庄方言，太平凡不引人注目的意思)，一百多年前操着方言土语的石家庄村民料想不到仅有六百多人的蛋丸小村会发展成两百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吧！

　　一九四七年石家庄解放以前叫石门市，取当时市区范围内两个最具实力的村庄石家庄、休门首尾两个字组成城市名字，这其中休门的村名在当地方言里叫做丘门，休门曾是远近闻名的大集镇，留下许多诸如煤市街、花市街、盐店胡同、龙王庙街、北四巷、南三条等透着古老市井风情的古老地名。

　　城区北部还有两个村庄的名字也比较独特，一个是义堂，另一个是庄窠。义堂光听村名就透出些古老的味道，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墓及祠堂曾建在村里，村名也由原来的“行军庄”改称义堂，以示对戚继光的怀念。可义堂在当地方言里被称为“蜜糖”，也许是后世先民在缺衣少食的年代对美好生活的另外一种向往吧！庄窠被当地村民念做“装货儿”，相传村庄北部为古运粮河的装货码头，故称为装货。但可以想象与货同音的字有很多，为什么村名里却使用了与货字相去甚远的“窠”字?而窠字也就是鸟兽昆虫的窝，货、窠、窝几个字都发鹅音，而窠字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是窠臼，窠臼两个字说出来那就更加文雅高古了，看来，庄窠这个村名还是很有来历的。

　　白佛和岳村这一东一西两个村庄的念法也很有意思，在石家庄生活了三五年的外地人想必都知道白佛村，白佛在市区范围内颇具知名度，“金谈固，银白佛，玉石高家营”，这句石家庄约定成俗的民间谚语就能说明白佛在石家庄的影响，但白佛在方言里念做“白伏”，白佛村名缘自建于北齐天保元年(公元550年)的兴宁寺内的汉白玉石佛像，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还有附近的白佛口仰韶时期文化遗址，这些都显示着白佛村历史文化的源远流长。市区西北部的岳村被附近的村民称为“耀村”。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些老年人称民族英雄岳飞为“耀飞”了，可能在古汉语里岳字在一些地方一直就称为耀吧！岳村因岳姓得名，但使岳村远近闻名的却是史姓，元朝开国元勋史天泽因久在真定为官死后葬于岳村附近的太保庄，其子孙在岳村已繁衍四五十代了。

　　随着旧城改造速度的进一步加快，这些古老的村庄以及极富特色的村名也将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静下来想一想，真琢磨不出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不过，从这些村庄流传至今不同寻常的叫法中是否也能体味出一些农村和城市发展嬗变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些许踪影和轨迹？

　　光绪四年是哪一年推荐文章3：上海1883，中国第一次金融风暴，大佬都倒台，若不内斗或许会好点

　　#头条创作挑战赛#

　　光绪九年（1883年），一场规模浩大的金融风暴席卷上海滩。短短时间内，上海78家钱庄度日如年，最终只剩10家苟延残喘，行号受牵累而停业者，高达三四百家。在严峻的形势之下，当时的商业巨鳄纷纷设法以自保，上海的商业市场迎来一次大洗牌……

　　光绪八年（1882 年）是上海著名的大商人徐润最为志得意满的时候，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茶叶出口商和房地产商，他在商界可是大名鼎鼎。徐润常常先把房屋抵押给票号或银行，换取资金之后再购置房产，然后继续抵押。他是个特别有商业眼光的人，每次都能看中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地段，然后以低廉的价格买下，经开发后再高价卖出，一来二去，就积累了大量资产。

　　上海优越的经济地位也为徐润的崛起制造了绝佳条件。彼时的上海可谓商贾云集、贸易繁盛，来来往往的商船把港口堵得水泄不通。在这样的基础上，外国银行、钱庄还有票号在上海遍地开花。以这三者为基础，一个新的东方“魔都”崭露头角，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适合他们的金融服务。

　　这里就像一个沸腾的红海，是冒险家和投机者的乐园。光绪四年（1878年），李鸿章开办了开平矿务局，要在上海招股100万两。轮船招商局的经验告诉商人们，洋务企业盈利的可能性很大，所以大家都踊跃响应，很快便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事实也证明，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新式企业的建立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回。

　　有了先例，上海的商人对招商集股充满了热情，每次有新公司开市，都会围上来一圈想要入股的商人。在这种热烈的气氛下，上海的股价一路攀升，进一步刺激了更多人投资入股。可就在这时候，一个巨大的危机到来了。

　　1883 年初，一家叫作金嘉记丝栈的大商号因亏损 56 万两白银而倒闭。这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金嘉记的倒闭让上游的 40 多家钱庄贷出的钱收不回来，为了弥补亏损，它们只好暂停发放新贷，并尽量收回旧贷。这下被收回贷款的商号就麻烦了，正常来说，商号并不会预留太多流动资金，一旦资金链断裂，下场就是倒闭。

　　果不其然，很快，上海的商号就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倒下，倒闭的商号没办法归还钱庄的贷款，所以连带着钱庄也倒下一大片。谁能想到，一家商号倒闭，竟会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本来高涨的股市瞬间被打入冰点，整个市场陷入混乱。作为上海房地产龙头的徐润损失最为惨重，由于大部分房产都是靠抵押贷款而来，他的固定资产在这场风潮中瞬间蒸发大半，手上的股票几乎成为一张废纸，而且此时的徐润还身负 250 多万两白银的债务。他苦苦挨到光绪九年（1883 年）十一月，不得不宣布破产，并拿出全部资产抵债。一个在上海叱咤风云多年的商界巨子就这样倒下了，但危机带来的后果还远没有结束。

　　胡雪岩也是一位清代的著名商人，他原本是一名普通的徽商，靠着帮左宗棠的湘军办后勤起家，在各省开办了 20 多家阜康银号，是当时有名的“红顶商人”。可就是这么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却在晚年吃了大亏，甚至以一个悲剧的姿态从政治舞台上黯然退场。

　　1882年，胡雪岩在上海开办蚕丝厂。当年浙江蚕桑叶遇到虫害，而且气候不好，出现生丝减产。胡雪岩以为国外也是如此，便花了2000万两银子买光了国内的生丝，据估计折合 15000 担，打算借此机会卖个好价钱。没想到意大利没受到气候影响，生丝丰收。洋人可不想让胡雪岩坐地起价，于是控制海关阻止中国生丝出口，胡雪岩进退两难，最后只能低价处理，亏损了整整800万两。损失之巨，强如胡雪岩这般的大商人也难以承受。

　　胡雪岩没有意料到的是，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投资失败，而是他商业生涯的终点。胡雪岩帮左宗棠办后勤起家，从此得其赏识，后来左宗棠组建洋枪队“常胜军”，创立福州船政局，西征阿古柏叛军时，胡雪岩都出力不少。因此他官运亨通，平步青云，成为人人艳羡的红顶商人。

　　左宗棠

　　但麻烦也随之而来。左宗棠与李鸿章两人不和，作为左宗棠的得力助手，胡雪岩自然也不招李鸿章待见。此时李鸿章也有自己的钱袋子，那就是积极参与洋务的官办商人盛宣怀。李鸿章要扳倒左宗棠，必先拿掉胡雪岩，而这次上海金融风暴，就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因开办蚕丝厂而元气大伤的胡雪岩，只好从自家的阜康银号调款来应对危机。但在李鸿章势力的刻意渲染下，正常的调款却被说成是挪用存款，于是生怕自己财产有失的民众，纷纷到阜康银号取款兑现，一场规模浩大的挤兑风潮就此爆发。盛宣怀的商帮也行动起来，他联络各家与自己有业务关系的商号，共同参与这场对胡雪岩的阻击战。他们一方面散布对阜康银号不利的消息，一方面暂停自家商号与阜康的业务往来。

　　作为一个声名显赫的商业人物，胡雪岩的能力毋庸置疑。但如今，事态的发展已超出了他的掌控范围，前来取款的民众几乎踏破了银号的门槛。另外，在盛宣怀的授意下，各大商号纷纷表示财力不济，不能向阜康银号抽借资金。而且外界各种不利消息充斥着大街小巷，有的说阜康银号日不久矣，如今已在大批抽逃资金。有的则言之凿凿，说是各地分店都在转让，有的已经人去楼空。内外交困，再加上恐慌情绪的无止境蔓延，阜康银号举步维艰。

　　盛宣怀

　　就在这个当口，法国人也跑来凑热闹。中法战争爆发之后，法国军舰跑到吴淞口，声称要进攻江南制造局，整个上海人人自危，商业进一步陷入严重萧条，物价急剧下跌，各钱铺赶紧收回贷款。这让胡雪岩的处境雪上加霜。

　　光绪十年（1884年）的冬天，可能是胡雪岩人生当中最为难熬的一个寒冬。那一年，阜康银号分号在短短几个月里便纷纷倒闭。再然后，一纸“贪污挪用国家粮饷”的举信飞至朝廷，给胡雪岩以致命一击。

　　到了 1885 年，胡雪岩不得不宣布破产。

　　阜康银号的倒闭震惊了全国。这可不是一家普通的银号，而是一家规模庞大、辐射全国的巨型银号。全国许多钱庄商号都与阜康有紧密的业务关系，这个庞然大物的倒下必然会砸死一大片钱庄，连京城有名的恒兴、恒和、恒利、恒源这“四恒”钱庄也没能逃脱厄运。

　　1885年9月5日，左宗棠在福州病逝。4个月后，胡雪岩也郁郁而终，此后盛宣怀崛起，缔造起自己的商业帝国。

　　胡雪岩

　　

文史君说

　　这场风暴并不限于上海，还波及全国乃至与清朝有业务关系的洋商，影响极大。无数普通商人和钱庄掌柜纷纷宣布破产。中国人可能是第一次体会到金融风暴的恐怖，在这场风暴中，传统的钱庄弊端暴露无遗。当时的钱庄仍然习惯靠信用贷款，很多时候并不需要抵押物。可当风暴真的到来，没有压舱物的巨轮很容易失去控制，并引发连环碰撞事故。而钱庄相较于票号本来就势单力薄，资本和规模都不足，更容易在风暴中沉没。从这之后，传统金融机构的处境变得愈发恶化了。

　　

参考文献

　　曹流：《1883年金融危机中的商人与政府》，《上海经济研究》2001年第7期。

　　姜新,周宝银：《浅析1883年金融危机中的中国商人——以徐润和胡雪岩为例》，《晋中学院学》2009年第5期。

　　（：浩然文史·昕冉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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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四年是哪一年推荐文章4：前门关帝庙有什么特别，光绪皇帝竟拜了64次

　　

为什么关帝庙建在城楼下？

　　上期结束的时候，给群里朋友们出了道题：为什么北京都城九座城门中，有七座城门里有关帝庙？关帝庙建在城楼下面，不像两座真武庙建在箭楼后边，或其他的地方，为什么？

　　后来群里没有应答，我估计这道题可能有点冷门。下面我就说一下，大家听听有没有道理：

　　首先这七座关帝庙在东直门、朝阳门、崇文门、正阳门瓮城的西北角；宣武门、阜成门、西直门的关帝庙建在瓮城东北角。看起来没有规律章法，但仔细分析，还是有章可循。

　　明成祖朱棣在永乐年间建关帝庙。当时都城东侧的东直门，当时叫崇仁门是元朝的叫法；朝阳门叫齐化门，老北京人口语是“齐活门”。

　　东边崇仁门，西边齐化门；西侧是西直门，那会儿叫和义门；阜成门叫平则门。这4座城门还是元朝至元四年（1267年）刘秉忠安排建的老城墙和老城门。在元朝的至元十九年（1359年）冬，又修筑了瓮城和箭楼。这四座城门在明朝永乐年间有瓮城，朱棣决定把关帝庙建在瓮城里的。

　　为什么没有像安定门、德胜门的真武庙那样建在城门对面？德胜门箭楼底下没门洞。在箭楼后边建真武庙不影响交通。前门有门洞，东西两侧还有闸楼，闸楼下面有门洞。可东直门、朝阳门、西直门、阜成门四座门在明朝永乐年间，不是这种情况。如果是这种情况，也可能就把关帝庙建在箭楼后边了。

　　根据历史记载，在元朝至正十九年冬季，建瓮城和箭楼时，箭楼下面有城门洞。1969年拆西直门发现的元朝和义门箭楼也证实了这一说法。

　　1969年拆除西直门露出的千斤闸。

　　1969年拆除西直门露出的元代和义门

　　从照片可见，上面的箭楼已经看不见了，明朝建西直门箭楼时，拆完后给压上了，但在箭楼下面有城门洞。这四座城门瓮城中间是进出城的道路。不可能在道路中间建关帝庙。

　　在瓮城中间不适合建关帝庙，就剩瓮城4个犄角了。哪个犄角建？靠箭楼的两个犄角的土城墙是元朝至正19年用夯土建起来的，到明朝永乐年间，刚过50多年，下大雨就往下冲泥土，稳固程度差。靠城楼的两个犄角的城墙是元朝至元四年建的，到明朝永乐年间接近150年了，稳固程度要好得多，所以这四座城门的关帝庙都建在瓮城里挨着城楼的犄角。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北京90%的关帝庙都有一个特点：坐北朝南，面南背北，以示正统。中国北方，除关帝庙的其他庙宇、寺院，也普遍有这个规律。

　　看一下这7座关帝庙的照片：

　　东直门的瓮城。关帝庙在瓮城西北角，坐北朝南。

　　朝阳门的瓮城，关帝庙也在西北角，坐北朝南。

　　崇文门瓮城，关帝庙在西北角的。坐北朝南。

　　正阳门瓮城里，西北角的关帝庙，坐北朝南。东北角是观音寺。

　　宣武门瓮城东北角的关帝庙，坐北朝南。

　　阜成门瓮城东北角的关帝庙，这张照片看不见城楼，从南往北拍的。虽然看不见城楼，仍然能看出是坐北朝南；旁边能看见瓮城北侧闸楼下面的城门洞。

　　乾隆时期的地图。标着西直门瓮城东北角的关帝庙。

　　这7张照片能清楚地看到，这7座关帝庙，全是坐北朝南。

　　那么为什么没把关帝庙建在瓮城的西南角、东南角？城墙比较高，如果建在瓮城里西南角或东南角，就是阴山背后、无冬立夏都看不见太阳，又冷又暗，不适合建关帝庙。

　　而且坐北朝南，是中国北方建筑庙宇、寺院的普遍规律。假如把关帝庙建在靠瓮城南墙的位置，就不是坐北朝南了。

　　当然，在北京也有特例，关帝庙不是坐北朝南的也有。老百姓管这种特殊情况叫倒座庙。比如海淀区苏州街那边，原来就有一座关帝庙是坐南朝北的，就叫倒座庙。这是特殊性。

　　结论是：东直门、朝阳门、西直门、阜成门这4座关帝庙所在位置是最佳或唯一的选择。都城南边的3座城门，以及南半部整个城墙，都是在永乐年间南移过来的。原来元朝老的南城墙不在这趟线。建关帝庙的时候，还没建瓮城和箭楼，所以南边这3个城楼下建关帝庙坐北朝南，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这就是我对这道题的解释。

　　

灵验的前门关帝庙

　　根据历史记载，光绪皇帝在位期间，曾先后64次到正阳门瓮城里关帝庙参拜烧香。为什么要去这么多次？他一共在位34年，平均一年都要接近两次了。光绪帝在位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慈禧太后大权独揽。前15年他年龄还小，只能当傀儡，18岁亲政之后，从名义上来说，慈禧太后就把政权交给光绪帝了。可实际上，大权还是掌握在慈禧太后手里。光绪帝始终没能摆脱慈禧的压制和掌控。

　　光绪非常想成为一位有作为的皇帝，可是在慈禧强势控制打压下，没办法挣脱。他去正阳门关帝庙参拜关老爷，不是想借助关羽的声势维护清朝统治，而是希望关老爷能够保佑他真正掌有国家权力、施展才华抱负。我觉得这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他听下人们说，正阳门关帝庙的关老爷最灵验，有求必应。他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能把希望寄托到了关老爷这里了，但局势一如既往的没有任何改变。他逐渐把满腔热血化作了满眼泪水和满腹惆怅。这是我对光绪帝64次参拜关老爷的一个看法。

　　1902年1月8号，光绪和慈禧从西安回銮北京。在马家铺下火车，坐轿回紫禁城。路过正阳门的时候，慈禧太后去瓮城里东侧拜观音菩萨。光绪帝就到西侧的关帝庙拜关公。据说这是唯一留下来的一张关于光绪帝的照片。低着头在从轿子里头迈出来，看不见正脸。听说他拍了不少照片，但按慈禧太后的意图给销毁了。现在确实很难找到光绪帝的照片。

　　七座关帝庙里的关老爷塑像，并非全都一致。其中6座里有塑像，东直门的那座里只有牌位。6座庙里的塑像现在看不见了；但当初老人们曾经看过，是不一样的。

　　不仅是塑像不一样，其他方面也有区别，包括庙的面积、里面的贡品、祭祀的东西等。下面说一说正阳门瓮城里的关帝庙。

　　明朝嘉靖皇帝把宫里供奉的关老爷塑像，请到了前门瓮城关帝庙。这有个小故事：据说在嘉靖年间，世宗皇帝有时候让算命大师给大臣们看手相、批八字。他在旁边观察，估计他想看看这些大臣里是否有对他不忠的人。一天算命大师给大臣们算完命后，他让算命大师给宫内供奉的关老爷批个八字。批八字是中国封建社会根据人出生的年、月、日、时，8个天干地支，来推断这人一生的祸福、善恶、吉凶等情况。给关老爷的神像怎么批？谁也说不出关老爷生辰的八字。可这位大师有办法。他问这尊塑像雕刻完成的年月日时。根据雕刻完成的时间来推算。算来算去说这尊塑像主凶，必遭雷邪。他对哪个大臣们也不敢说不好的词，就把不好的词用到塑像上了。说得嘉靖皇帝哈哈一笑，没过几天，他安排下面重新雕刻一尊关帝像，且要在黄道吉日完工。新关帝像摆上，把原来这尊抬走，敲锣打鼓送到前门瓮城的关帝庙了。没过多少天，全城老百姓传，皇上赐了一座关帝像给前门瓮城的关帝庙，而且做这尊关帝像是原来皇上的御用之物，那是有求必应，非常灵验。结果一传，全城的老百姓蜂拥而至到正阳门瓮城里的关帝庙来求拜，求福求寿求子求平安求功名的络绎不绝，香火非常盛，所以前门瓮城关帝庙的塑像和别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清朝末年，北京城流传正阳门关帝庙非常灵验。主要有两件事儿：

　　其一，清顺治年间，有个著名诗人王士祯参加科举，考前到正阳门关帝庙求签。他求的签语是，“今君更深为宏通，且向江头作钓翁，玉兔重生应发迹，万人头上逞英雄”。后来王士祯中了进士！本来应该留在京城做官，可他没在京城，去了扬州。几年后，康熙年间，他被提拔为国子监的祭酒，后来官至刑部尚书。老了之后，他回顾自己一生沉浮，认为完全应验了关帝庙的求签签语。后来在京城就流传说，“灵签第一推关庙，更去前门庙里求”。

　　其二，咸丰年间，有个到京城会试的举子李若侬，也到前门关帝庙求签。他抽的签是：名落孙山外。他一想这回考试肯定没戏了。可他还是考了，结果考中了，得了进士。他觉得前门关帝庙这签不灵啊。中了进士后，要参加皇上亲自面试的殿试；一举中了探花，就是第3名。在他前面第一名状元叫孙家鼎，第2名榜眼叫孙念祖。他这个第3名恰好就在姓孙的后面，和关帝庙抽签说的“名落孙山外”合上了。他觉得前门关帝庙这签可真灵。这个消息也传遍了京城。

　　前门瓮城关帝庙里，有一匹明朝永乐年间的汉白玉石马，被列为关帝庙三宝之一。

　　一个关老爷的一轴画像。据说这是唐代画圣吴道子的亲笔画，现在看不见了。1900年八国联军闹北京的时候，被德国兵抢走了。

　　还有一件宝贝是三把大刀，最大最沉的一把长有2丈，重400斤；小一点的是120斤，还有一把是80斤。这三把大刀都是清朝嘉庆十五年（1810年），陕西绥德的承守营都司马马国义在前门外打磨厂三元刀铺专门定制的，铸铁的真刀。

　　相传关老爷单刀赴会是农历五月十三，每年这天前门关帝庙都要举行一次磨刀典礼。安排人把三柄大刀抬出庙门，同时请来三元刀铺的工匠，按照正常磨刀的方法，把这三把大刀磨光。同时举行一个仪式，放回原处。每年农历五月十三，全城的老百姓都到关帝庙来观看磨刀典礼，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磨刀需要蘸着水，所以老百姓说，农历五月十三必定下雨；而且有一句谚语叫“大旱三年，忘不了农历五月十三”就这么一句话。

　　很遗憾，1967年关帝庙被拆了，三把大刀也不知去向。

　　

永乐年间北京三大变化

　　基本用了5期时间和朋友们分享了，我对明朝永乐年间，北京都城变化研究的3大重点，再总结一下：

　　1、永乐年间，朝廷安排在丽正门外盖了一大片房子，涉及到大栅栏起源。

　　2、明朝永乐年间迁都开始，朝廷在都城的安排八座城门，以打点来通知开关城门。一座城门是以敲钟来通知。这就是老北京的俗话“九门八点一口钟”。研究这句俗话产生的真正原因。

　　3、明朝永乐年间，朝廷安排在九座城门旁各建一座庙。明成祖朱棣想通过建庙，达到什么目的？明末又增建了一座庙，成了十座庙，其中一座庙没有塑像，就是老北京俗话说的“九门十座庙，一座无神造”。研究这句话包含的全部的信息。

　　：北京日?旧京图说

　　主讲 | 赵振华（一把驳克枪）

　　文字整理 | Margaret Li

　　录音整理 | 马玉明

　　编辑 | 黄加佳

　　流程编辑：郭丹

　　光绪四年是哪一年推荐文章5：李鸿章为何要整倒首富胡雪岩？

　　话说，西晋首富石崇临死前被装在囚车里，他感慨地说：“这帮害我的奴才，是想吞我的家产啊！”负责押送他的人便问他说：“早知道是家财害了你，干吗不早点散财呢？”石崇答不上来。

　　因为他至死都没看明白，他的死，固然与财富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政治——他所倚靠的贾后家族倒台了，赵王司马伦要清除异己，作为外戚贾家党羽的石崇，当然得跟着死。

　　这个首富，死得太不明不白了。

　　石崇死后1500多年，有一个帝国首富因政治而兴，也因政治而败，身家一度达上千万两白银之巨，最终却落得家财散尽、含恨而死。

　　他，就是大清帝国的首富胡雪岩。

　　1

　　大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大清帝国与法国为了争夺越南的宗主权开始干架了。这时，远在江浙一带的帝国首富，从放牛娃出身的巨贾胡雪岩刚好60岁。没读多少书却聪明绝顶的胡雪岩没想到，这相隔几千里的一场战争，即将把他卷入一场毁灭的漩涡。

　　60岁，身家至少上千万两白银，作为帝国亦官亦商的首富，胡雪岩还身兼着布政使、江西候补道的官职，同时被御赐二品顶戴、赏穿黄马褂。他能得到这些官职和御赐的荣恩，与晚清重臣、湘军名将左宗棠的推荐深有关系。

　　胡雪岩会钻营，能做上帝国的首富，跟他会巴结浙江巡抚王有龄、闽浙总督左宗棠关系很大。

　　作为一个从放牛娃、钱庄伙计出身，来自古徽州的小伙子，胡雪岩学习徽商的经营方法很有一套。

　　他先后依靠着王有龄、左宗棠的关系，经办浙江全省钱粮、军饷，又为左宗棠筹办军饷，购置军火，帮助开办企业，主持上海采运局，兼管福建船政局。加上操纵江浙商业，专营丝、茶出口，经营药业，收取清政府跟洋行的借款回佣，一时间，胡雪岩要说自己是首富，大清国还没人敢说比他更富裕了。

　　可就在这时候，政治的漩涡也离他越来越近了。

　　当时，剿定太平天国后，湘军势力坐大，尽管曾国藩主动裁撤湘军，但左宗棠等湘军将领势力仍然不断壮大；同时，李鸿章的淮军势力也不断崛起。

　　对于清朝的主子来说，太平天国虽然已经平定，但北方捻军仍在叛乱，天下纷扰，剿灭乱匪需要汉人的军队，但坐视他们壮大，也是帝国心中的隐痛。因此，清廷想出法子，让湘军与淮军的势力相互牵制，如此，既可维系帝国的安宁，又可制衡汉人的势力。

　　由此，湘军的后起之秀左宗棠，自然与淮军的领袖李鸿章，杠上了。

　　2

　　帝国首富胡雪岩，是左宗棠的人。

　　早在大清同治元年（1862年），胡雪岩就获得了当时新任闽浙总督左宗棠的信赖，被委任为总管，主持浙江全省的钱粮、军饷，使得他手下的阜康钱庄大获其利。

　　作为官商，胡雪岩还经常帮助清军经办粮台转运、买办军火等生意，不仅如此，他还曾帮助左宗棠训练了一支1000多人、全部使用洋枪、洋炮装备的常捷军。

　　同治十二年（1873年），调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要西征新疆、平定阿古柏之乱，西征钱粮紧缺，又是胡雪岩出面，帮助清政府以江苏、浙江、广东海关收入作担保，先后六次出面借到了外债1595万两白银，从而保证了清军军费，顺利平定新疆。

　　胡雪岩则从借款中赚取利息差，例如跟洋行1厘借的，就跟清政府说是1.1厘，有研究者指出，光是平定新疆的“西征借款”，胡雪岩从中赚取的利差就达288万两之多。

　　作为左宗棠和清政府几乎是半公开的“财政大臣”，大清国的官员和各地富商们，自然对胡雪岩青睐有加。早在1864年湘军从太平军手中夺取浙江后，大小将官们便纷纷将掠夺的财物等寄存在胡雪岩的钱庄中。

　　胡雪岩也借助着帝国官员和各路富商的存款，将自己的钱庄、当铺、生丝、药局等生意越做越大，可以说，依托着帮助清政府借款、买办等特殊的政商生意，加上胡雪岩多元化经营有方，到了帝国末年，胡雪岩的名声之大，已经震撼了整个帝国。

　　《异辞录》就记载说，胡雪岩“藉官款周转，开设钱庄，其子店遍布于南北，富名震乎内外。官商寄顿钱财，动辄巨万，尤足壮其声势”。

　　但作为依托左宗棠和大清而生的帝国首富，胡雪岩没有忘本。

　　对于他起家发迹的杭州，胡雪岩为当地百姓免费提供了钱塘江义渡，他还义务收敛了几十万具战争遗骸，设立粥厂、善堂，修复名寺古刹，并多次向直隶、陕西、河南、山西等涝旱地区捐款赈灾，仅仅到光绪四年（1878年），他向各地捐赠的赈灾善款就达到了20万两白银。

　　此外，他还协助清廷开办了福州船政局，并为左宗棠调度军费、收复新疆、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贡献。

　　3

　　但胡雪岩名声越大，离左宗棠越近，他的政治风险就越高。

　　当时，大清国上上下下都知道，湘军和淮军矛盾由来已久。作为湘军后起之秀的左宗棠和淮军领袖李鸿章的碰撞，明里暗里都在进行着，因此淮军方面的人都知道，“倒左必先倒胡”，如果将胡雪岩这个左宗棠的“财政大臣”干掉，那左宗棠他还哪来的军费，又拿什么打仗？

　　在西征新疆、顺利平定阿古柏之乱后，左宗棠在清廷内外的名声越来越大，这不，都压到淮军头上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之战爆发。

　　淮军的机会，终于来了。

　　这一年，

本文标题：光绪四年是哪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