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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co音乐术语推荐文章4：专访钢琴家薛颖佳：用纯粹的心，还原当年的美

　　钢琴家薛颖佳最近频繁亮相沪上。今晚，他将与大提琴家王健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合作演出，不久后还将举行个人独奏会。

　　从贝多芬、勃拉姆斯到德彪西……作为一位曲目涉猎十分广泛的钢琴家，薛颖佳在接受解放日·上观新闻专访时畅谈了他对音乐的理解。

　　互相妥协，互相激发

　　上观：你即将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与大提琴家王健同台演奏，这是你们的首度合作吗？

　　薛颖佳：是的。我和王健老师原本计划2020年在国家大剧院合作演绎贝多芬《钢琴与大提琴奏鸣曲》全集，这次的演出可以说是迟到了三年的合作。能与前辈同台，我觉得非常开心。

　　这次演出上半场的曲目是贝多芬和德彪西的《大提琴与钢琴奏鸣曲》，这两位都是我非常喜爱的作曲家。下半场的肖邦《g小调大提琴奏鸣曲》是大提琴文献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肖邦非常喜爱大提琴，晚年在他的好友、大提琴家弗朗肖姆的建议与帮助下完成了这首作品。这是肖邦的65号作品，而60号前后都是他最好的作品，比如58号《第三钢琴奏鸣曲》、60号《船歌》、61号《幻想波兰舞曲》。

　　《g小调大提琴奏鸣曲》对两位演奏家都有很高的要求。大提琴的旋律非常美，钢琴则负责音乐的织体与和声，钢琴所有的复杂技术都有所体现。这是一首能直达人心深处的作品，它会搅动我的情绪，演奏时有一种被牵扯的感觉。

　　上观：你近年来一直活跃在室内乐舞台，与弦乐演奏家、声乐家频频合作。你怎么看待室内乐演奏？

　　薛颖佳：能与优秀的艺术家合作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我们能从对方身上获得灵感与启发，并且互相激发。室内乐合奏与独奏最大的区别在于演奏者之间需要互相倾听、互相理解。尽管彼此的大方向是一致的，但总有一些细节需要讨论、磨合，这是一个互相妥协的过程，也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

　　2021年5月，薛颖佳与国内顶尖弦乐演奏家在上海音乐厅首演三部贝多芬《钢琴协奏曲》的室内乐版

　　踌躇也是一种美好

　　上观：5月6日，你即将在上海音乐厅举行独奏音乐会，曲目安排很特别。为什么会选择贝多芬、舒曼和勃拉姆斯的这几首作品？

　　薛颖佳：贝多芬的《升F大调第二十四号钢琴奏鸣曲》是献给他的恋人特蕾莎的，舒曼《升f小调第一号钢琴奏鸣曲》是献给他的妻子克拉拉的，勃拉姆斯的118号钢琴小品也是题献给克拉拉的。我曾经想把这场音乐会命名为“克拉拉与特蕾莎”，她们都是作曲家生命中很重要的女性，大家可以感受到爱情给作曲家们带来的灵感以及对于创作的激励。

　　上观：勃拉姆斯与克拉拉的故事流传很广，他暗恋克拉拉四十多年，在舒曼去世后一直与她保持距离，并终身未婚。他写给克拉拉的这部作品与舒曼的有何不同？

　　薛颖佳：勃拉姆斯与舒曼都把各自所能想到的最美好的旋律用在了对克拉拉的描绘与赞颂上，但两人的音乐性格完全不同。

　　勃拉姆斯118号、119号钢琴小品是他最后两部钢琴作品，非常精简、凝练，可谓洗尽铅华，是他钢琴独奏的“天鹅之歌”。作品118号包含4首间奏曲及浪漫曲、叙事曲。间奏曲最早出现于歌剧的两幕之间，勃拉姆斯是第一位把间奏曲作为钢琴独奏的作曲家。

　　尽管这两部作品被称为钢琴小品，因为其中每首曲子只有三五分钟的长度，但是音乐中所蕴含的能量远远超过了小品，它们包含了勃拉姆斯晚年对人生的回忆与思考，尤其是作品118号的第五首“浪漫曲”，仿佛是对克拉拉的素描画像。

　　勃拉姆斯晚年的音乐比较深沉，甚至有一些晦涩，这与他的情感经历有关。他与舒曼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他对克拉拉的情感也是复杂的，舒曼去世后，他一直照顾、守护着克拉拉以及她与舒曼的孩子。克拉拉去世后的第二年，勃拉姆斯才“放心”离去。对勃拉姆斯来说，情感可能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因此他的音乐有一点忧郁。但勃拉姆斯又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他的旋律常常能让你感受到温度。

　　上观：指挥家海丁克曾说，贝多芬的音乐像高山，勃拉姆斯的音乐如大海。

　　薛颖佳：勃拉姆斯音乐中的高潮往往会铺垫很久，如海浪一样起伏，默默积聚着力量，然后给人强烈的满足感。他曾经深受贝多芬的影响，立志要做贝多芬音乐的继承人。最终他成了自己，成了独一无二的勃拉姆斯。

　　勃拉姆斯的音乐忧郁、温暖，带着一点纠结。你能在他的旋律里听到徘徊，听到他的犹豫不决，有时候踌躇恰恰是人生美好的状态，他的音乐因此而丰满。他是习惯进三步、退两步的人，他在谱子中使用最多的音乐术语是“poco”，意思就是渐渐地，他喜欢用渐强、渐弱、渐快、渐慢，也喜欢用中强、中弱。而在贝多芬的谱子里很少看到这样的记号，他的音乐强就是强，弱就是弱，黑白分明。勃拉姆斯似乎很怕自己会过头，他一直是谨慎、保守的，把自己束缚在一个框架里，不让自己出格。

　　钢琴家薛颖佳

　　在音乐面前保持纯粹

　　上观：贝多芬是你最钟爱的作曲家，这首写给特蕾莎的《升F大调第二十四号奏鸣曲》有何特别之处？

　　薛颖佳：这首作品里的贝多芬并不是大家所熟悉的那个愤怒、悲怆、不屈的贝多芬，而是一位浪漫、甜蜜的恋爱中的作曲家。尤其是第一乐章中那充满歌唱性的旋律，提醒着我们贝多芬的音乐也可以这样抒情、优美。这首作品的另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它是升F大调，有6个升号，这在钢琴奏鸣曲中是非常少见的，演奏时会用到大量的黑键，难度不小。

　　这部柔和、宁静的作品只有两个乐章，加起来不到10分钟，这在贝多芬的奏鸣曲中是很短的。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当一位重要的女性出现在作曲家生命中时，会对他的创作带来哪些影响和变化。

　　上观：最近同时准备两场重要音乐会，对你来说是一种挑战吧？

　　薛颖佳：是的，一天可能会练八九个小时，虽然苦，但是很开心，可以有机会学习这么多伟大的作品。沉浸在音乐中时，会发现贝多芬也好、勃拉姆斯也好，他们的爱与痛与现代人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就是古典音乐的魅力，尽管它非常抽象，但通过听觉可以让我们领悟到通过其他方式都难以理解的东西。听音乐的某一刻，可能对某件事就释然了。听完音乐会，你就不再是刚才走进音乐厅的那个人了，说不定得到了某种解脱。

　　上观：所以，演奏音乐需要一定的想象力，去共情作曲家当年的喜怒哀乐。

　　薛颖佳：这或许和演员有共通之处，必须进入那个角色，成为那个人。当我们演奏两三百年前的作品时，要理解那个时代，尽力把当年的美感还原出来。

　　上观：你是怎样体会并还原当年的美感的？

　　薛颖佳：阅读、学习、旅行……可以通过各种音乐之外的积累去想象、体会作曲家当年的生活与心境。他们的生活中没有任何电子产品，甚至连照明都要用蜡烛，文学、艺术是他们最主要的精神享受。因此，他们在创作中有一种很专注的状态，而且听众也很专注。我们在学习这些经典作品的时候也要有一种专注的状态，在音乐面前保持一种纯粹。学音乐最怕心不纯净，在音乐中如果静不下来，是很难真正深入作品的。

　　当然，时代在进步，演奏者有自己的阅历与理解，在演绎的时候一定会注入新的东西。而好的作品是永远不怕注入新元素的，就像贝多芬的奏鸣曲永远可以注入新的解释——只要能够说服听众。

　　上观：今年6月，你将与上海爱乐乐团合作，在张国勇的指挥下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你的曲目涉猎一直很广泛，为什么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

　　薛颖佳：我每年都会逼着自己换曲目，不能永远只弹自己擅长的作品。除了独奏音乐会，我还喜欢演奏室内乐作品，并且保持与大乐队的合作。

　　有时候确实会问自己，为什么把自己“逼”成这样，生活中除了教学之外，几乎就是演奏。我觉得人的一生很有限，而钢琴的曲目库又如此巨大，一辈子也弹不完，我想尽可能地去探索更多作曲家的音乐，我一直保持着这种好奇心。我想，从事艺术可能就需要一些“吃力不讨好”的精神，轻轻松松的状态是很难呈现真正的精品给观众的。

　　栏目主编：龚丹韵 题图：受访者提供

　　：：陈俊珺

　　poco音乐术语推荐文章5：跨越四十年的音乐之旅：费城交响乐团2019访华巡演上海收官

　　2019年5月26日，美国费城交响乐团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举行了2019中国巡演的最后一场演出，为上海观众带来了西贝柳斯的《第二交响曲》，与中国钢琴家张昊辰联袂演奏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以及与中国女高音歌唱家雷佳合作，全球首演由作曲家谭盾创作的声乐协奏曲《敦煌壁画：九色鹿的故事》。

　　此次费城交响乐团的2019中国巡演之旅历时两周，行程涵盖北京、天津、杭州、南京、上海五座城市。作为美国乐团中来华次数最多的团体，这也是费城交响乐团第12次访问中国。

　　1973年9月，受到周恩来和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邀请，费城交响乐团到中国进行了为期两周的演出，这也是1949年后第一支来华演出的美国交响乐团。此前的一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开启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也为接下来涉及文化、体育、教育、贸易等各个领域的中美民间交流奠定了基础。

　　在今年费交访华巡演中，三位当年曾参加1973年访华之行的乐手依然在乐团当中，而当时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官员并负责接待费城交响乐团的美国著名外交官Mr. Nicholas Platt尼古拉斯·卜励徳此次也随团来到中国。

　　当年费交的访华，被看作是为刚刚开始破冰的中美关系继续搭桥铺路，带有浓重的政治意味。“当我听到费城交响乐团要访华这个消息时，第一反应就是焦虑。”卜励徳回忆称，“我们联络处只有11个工作人员，我被安排负责接待具体事务，要接待一个上百人的交响乐团，压力可想而知。何况是在当时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所以每个人都很紧张。”

　　而在大洋彼岸，费交的音乐家们对于此次出访则充满了兴奋和期待。至今仍在乐团担任小提琴手的Davyd Booth达维德·布思回忆称，“那时我仅仅20岁出头，甚至还不算是费城交响乐团的正式成员。直到出访前两周，一名乐手突然生病，我才被临时征调担任替补。当时简直觉得自己被幸运之神击中了，因为之前媒体已经在大肆道费城交响乐团的这次历史之行，不管是我还是其他的团员都很兴奋，不仅仅是因为这肩负着一定的历史意义，更重要的是有机会去中国，一个如此遥远神秘的国家！ ”

　　同样参加了1973年那次中国之行的小提琴手Renard Edwards伦纳德·爱德华兹也表达了相同的期待，“当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很惊讶。那时我所知道的关于中国的一切全部来自历史书本，我知道这个国家有着悠久的文明与历史，为人类贡献了许多发明创造，而现在终于有机会去揭开它的神秘面纱了。”

　　1973年9月10日，费城交响乐团及随行人员共130人登上飞机从费城出发，在经历旧金山、檀香山、东京三次中转后，终于抵达了上海。从他们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起，眼前见到的一切都令他们感到新鲜，而这群外国人的出现同样令街头的中国老百姓感到无比好奇。

　　“那个时候还很少有外国人出现在中国的街头，因此我们显得那么与众不同”伦纳德说道，“我记得在北京街上走时，我和几个团员连同他们手中的傻瓜相机都成了大家争相围观的对象，总之对于我们的一切大家都充满了好奇。”

　　当然，对于完全陌生的中国，所目睹的一切也同样令这些来自美国的音乐家们震惊。达维德回忆说，“最惊叹的肯定是食物，我们那趟来简直就是被上了一课！还有就是自行车，每天都会在街上见到上百万的自行车在骑行，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总之是令我大开眼界。”

　　最终，消除陌生感和隔阂的还是音乐。费城交响乐团那次访华安排了六场演出，四场在北京，两场在上海。曲目中还包括由时任费城交响乐团的指挥尤金·奥曼迪指挥当时中央乐团（现为中国交响乐团）与钢琴家殷承宗合作的钢琴协奏曲《黄河》。

　　“尽管大家此前都很紧张，但所幸乐队的演出非常精彩，观众们的反馈很好。尤其是在上海的演出，相比起北京，无论是乐团还是观众都更加地投入和放松。”卜励徳回忆道，“更令人欣喜的是，中美两国的音乐家们不仅仅只是在一起演奏音乐，他们更乐于彼此交上朋友。”

　　虽然语言不通，但音乐家们总有办法让对方明白自己的意思。卜励徳记得在一次接待晚宴上，大家欢聚一堂混坐在一起，中国的音乐家们自然是对美国朋友热情款待，不停地递酒布菜，有位费城的乐手实在吃不下了，急中生智地说了一句“Poco pianissimo”（音乐术语，意味：轻一点），引得哄堂大笑。

　　对于与中国音乐家们结下的友谊，达维德·布思将其视为自己中国之行最大的财富，“至今我与许多人还保持着联系。都说音乐无国界，我觉得我们用行动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之间的交流非常好，我想这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件让人高兴的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中国的日益开放，费城交响乐团再次回到中国，相比于20多年前的破冰之旅，中国的变化令人惊叹。

　　“继1973年那次中国之行后，我们再次来到中国已经是90年代，”达维德·布思全部参与了费城交响乐团每一次的中国巡演，“那个时候中国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73年的时候还能在北京看到大片的农田和牲口拉的车，90年代已经完全没有了，更不用提现在已经变成了巨大的现代化都市，我也算见证了四十多年来中国在各个方面日新月异的变化。”

　　当然，对于中国的发展和变化，费城交响乐团也以自己的方式起着作用，1973年那次历史性的演出为不少中国人打开了西方古典音乐之门，这其中就包括当时年仅16岁，还在农田里插秧的谭盾。正是在那时从广播里听到费城交响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第六交响曲，受到震撼的谭盾立志追寻自己的音乐梦想。而20年后的1993年，谭盾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了音乐艺术博士学位后，得到的第一份指挥邀约也来自费城交响乐团，两者仿佛命中注定有缘。

　　此后，谭盾与费交的合作不断，2013年费交委约了谭盾以湖南民间女书文化为题材创作的曲目《女书》，并在第二年于湖南稻田中演奏了这一作品。2018年底，费交再度向谭盾发起委约，这一次谭盾交出了过去五年多次在敦煌莫高窟采风后灵感迸发出的作品《敦煌壁画：九色鹿的故事》。

　　而除了演出这部新作，在2019中国巡演中，费交在北京还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驻地合作活动，内容包括两场音乐会、一场公开彩排、一场专题讨论会、一场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室内联袂演出。此外，乐团还与中国音乐学院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音乐（钢琴）大赛上进入决赛的三名选手同台演出。

　　在结束天津、杭州、南京等地的巡演后，乐团在上海进行了最后一站的演出，并在演出前走进上海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进行了弦乐四重奏的大师课，另外还在上海油罐艺术中心进行了一场免费向公众开放的室内音乐会。

　　实际上，自2011年费城交响乐团聘请卜励徳担任特别顾问后，其在中国的巡演频率和城市就不断扩大。这当然得益于卜励徳为其重新规划访华方案——包括每年来华一次，以及不限于北京上海，更深入内陆省份进行巡演并开展驻地合作，通过开展大师班、共享音乐人才、从事音乐教育，在历史遗址中演出等一系列方式，增进双方的交流合作。

　　谈到为什么费交能够成为来华演出最多的美国交响乐团，深谙中国文化的卜励徳笑言：“费交是第一个访华的美国交响乐团，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还是更愿意和老朋友打交道。”

　　同时，他也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发展，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有能力去欣赏古典音乐、观看音乐会。很多家长也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学习音乐。除了北上广外，也有更多的中国城市建造了新的音乐厅，成立了新的乐团，这些都为双方的合作奠定了客观基础。

　　“能够通过自己的演奏，让观众爱上音乐，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最大的满足。”达维德·布思谈及费城交响乐团近些年在中国开展的交流时说，“其实不管40年前还是现在，不论是在中国、美国还是其他地方，在音乐面前大家都是一样的。无论何时何地，音乐作为一种共同语言总是能将大家连接在一起。”

　　而尽管已到耄耋之年，卜励徳还是坚持每年随乐团一同访华，但今年和往年不同的是，这一次他带上了自己的孙子同行，“我想带他到我曾经待过的老地方转转，比如老锦江饭店，我会指给他当年尼克松访华时是住在哪个房间，乐团1973年来时住哪些房间。我自己每次来上海也都会选择住在老锦江，不光是历史的原因，住在这里让我觉得最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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