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福无门惟人自召

　　祸福无门惟人自召推荐文章1：古人两句话，道尽人生大智慧

　　为什么古人教学都是从读经典开始？就是因为经典所讲的都是万古不变的真理，是人性智慧的流露，是让人终身受益无穷的。圣贤的经典，不是一遍两遍就能读懂的，是越读越有味道，人生经历越多，体会就越深刻。今天分享古人的两句话，与大家同沾法喜。

　　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这是《道德经》上的一句话，这一句话，我们就能感悟到很多做人的道理，下面简单分享一下。

　　第一，真正大智大慧的人，已经通达无碍，心静如水，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回归自然，没什么话好说。比如释迦牟尼佛、老子，都是别人问他才回答，别人不问，他就归于寂静，他自己没什么想法，不会想着让别人怎么怎么样。

　　第二，学问越深的人，就越能发现自己的不足，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为人处世就越谦卑谨慎。所以他也不会轻易发言，四处张扬。

　　第三，有些人虽然智慧未开，也没有什么学问，但他深信因果，相信圣贤的教导，有所敬畏，也不敢随便乱说。

　　第四，最后就是无知者无畏了，这些人没有智慧，也不相信圣贤的教导，毫无畏惧。一切顺着自己的习气来，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好像无所不知的样子，其实是在暴露自己的愚蠢和无知，让别人看笑话。

　　我们大多数人都属于后两类，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少说话，少发表自己的看法，就是最大的智慧。

　　二、祸福无门，惟人自召。

　　这是出自《太上感应篇》上的名言，这句话告诉我们，祸跟福没有一定的形迹，不是上天要降给谁祸，要降给谁福，而都是我们自己感召来的，根源都在我们自己这里，怎么能怪得了比人？这句话真正体会了，从此以后，就会心平气和，不再怨天尤人了，

　　祸福是怎么“自召”的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身、口、意三业。这里面最根本的，还是意业，因为我们有了念头，才有所言所行。如果我们能够守住念头纯净纯善，那就不会在言行上造业了。所以六祖惠能大师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感无不通。”一切祸福的源头，都在我们的一念之间。

　　老子说“祸福相倚”，我们一旦福气来了，就容易生贪着心、傲慢心，就开始享受，然后放纵欲望，祸就紧跟着来了。祸来了，我们不怨天不尤人，痛定思痛，反观自省，然后忏悔改过，福就又随后而来了，所以说祸福虽然不停地转化，但起源都是我们自己的心念变化。如果遇到灾祸了，我们不知道反省，还在怨天尤人，那就祸上加祸，祸不单行了。

　　所以我们只要把这句话理解透彻了，再肯下功夫，就一定可以改造命运。为什么古圣先贤都劝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是在帮我们转祸为福，这是为我们好。我们真正明白了，再看到“惟人自召”这句话，就不会感到恐惧了，还会积极地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以后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恶缘和逆境，都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无怨无悔，处之泰然，烦恼越来越少，快乐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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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祸福无门惟人自召推荐文章2：古代劝善书中的慎刑观

　　□ 殷啸虎

　　劝善书是中国古代劝诫世人去恶为善的书和文章，自宋代以来在民间广为流传，其中比较著名、影响较大的有《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了凡四训》（又名《阴骘录》）等，内容多兼融儒、佛、道三教的因果应、忠孝节义、积善济世等思想，涉及家庭伦理、为人处世、社会生活以及为官之道等多个方面。由于司法办案是古代衙门的一项主要活动，因此，慎刑观也就成为劝善书中为官之道的重要方面；而劝善书中有关慎刑观的内容，也是中国法制史和中国法律思想史的重要史料。

　　《太上感应篇》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劝善书，它的开篇就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刑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这可以说是古代劝善文的基本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也是劝善文所倡导的慎刑观的核心依据。

　　劝善书的慎刑观，立足于人们的主观动机，即“心”。《太上感应篇》中说：“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因此，善有善业，恶有恶业，这就是佛教所说的“因果”。也正是基于这种善恶的因果观，作为鼓励和督促衙门官吏慎刑的评判标准和要求。

　　首先，就“善”的弘扬而言：劝善书明确将慎刑作为“善”的要求，并且鼓励衙门官吏努力遵循。清人熊弘备（勉庵）在其《宝善堂不费钱功德例》中，将慎刑列入“官长不费钱功德”的内容，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如：“不节外生枝骚扰，不依样葫芦（防冤抑也）”“不轻重用刑（体好生之德，免难受屈招）”“不徇情屈法，不受私滥刑”“不执法太苛”，并要求“矜原错误，罪疑从轻”。清人李日景的《醉笔堂三十六善》中的“居官三十六善”中，也列举了“审理公平，不得任性作聪明；用刑详慎，不致皂隶受赂，有所重轻”作为办案的要求。

　　其次，就“恶”的防范而言：在《太上感应篇》中，列举了“赏及非义，刑及无辜”“凌孤逼寡，弃法受赂；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等“非义而动，背理而行”的行为，并指出：“如是等罪，司命随其轻重，夺其纪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责，乃殃及子孙。”

　　在古代衙门办案过程中，最常用的审讯和取证手段，就是刑讯；但刑讯又往往是屈打成招，导致冤假错案的主要原因。因此，刑讯不可不用，又不可滥用。在劝善书中，就提出了“刑者，圣人无可奈何之法”，并说“古云：刑官无后，不可不慎也”。在《传家宝全书》中有一篇“官业债”，开篇就提出“圣人治世不得已而设刑”“每见官长坐于法堂之上，用刑惨酷，虽施当其罪，犹不能无伤于天地之和。况以贪酷为心，或问事未实，或受人贿嘱，即错乱加刑，甚至拶夹问罪，枉屈愚懦，其还自昭彰”。为此，劝善书中对慎用刑讯提出了不少具体的要求。

　　明朝刑部侍郎吕坤专门有一篇《刑诫》，提出了“五不打”“五莫轻打”“五勿就打”“五且缓打”；以及“三又莫打”“三怜不打”“三应打不打”“三禁打”等。清朝著名的劝善书《文昌帝君功过格》中的“居官”功过格，也对慎用刑讯的“功”与滥用刑讯的“过”作了明确的列举，如“老幼勿打（一功）”“醉病弗打（一功）”“妇女不轻用拶子（一功）”；而“罪情未按，杖死一人（百过）”。这种功过“所以应随之，不及其身，必及其子孙耳”。

　　值得注意的是，劝善书中的这种慎刑观，并不仅仅是一种“说教”，而是有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些真实的事例为支撑的。其中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太上感应篇》等劝善书多提到的西汉于公治狱的事迹。于公是西汉丞相于定国的父亲，据《汉书·于定国传》记载，于公为东海郡决曹（协助太守办案的官吏），有孝妇被诬杀死了婆婆，于公据理力争，但太守不听，于公愤而辞职。孝妇被冤杀后，郡中大旱三年。新太守上任后，于公说服太守替孝妇平反，并进行旌表，结果“天立大雨，岁熟”。于定国由一个县衙小吏一直做到丞相，后人认为是于公办案积德的缘故。宋人倪思的《劝积阴德文》就说：“于公治狱不冤，而子孙以兴。”

　　明人袁黄的《了凡四训》（《阴骘录》）的“积善之方”中，也记载有两起因慎刑而福佑子孙的事例。

　　一起是鄞县人杨自惩，他“初为县吏，存心仁厚，守法公平”。县令一时发怒，鞭挞囚犯，杨自惩劝解说：“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哀矜勿喜；喜且不可，而况怒乎？”县令听后，转怒为喜。杨自惩两个儿子，分别为北京礼部侍郎和南京礼部侍郎；长孙也做到了刑部侍郎，据说都是由于他积德的缘故。

　　另一起是嘉兴人屠勋，他任刑部主事时，办案审慎，“宿狱中，细询诸囚情状”，平反释放无辜者十余人。并建议“五年差一减刑官”，核实平反冤狱。屠勋一直做到刑部尚书，据说他曾梦一神告之曰：“汝命无子，今减刑之议，深合天心，上帝赐汝三子，皆衣紫腰金。”后来他的三个儿子屠应埙、屠应坤和屠应埈“皆显官”。

　　这些人物和事例尽管都是真实的，但显然夹杂着后人的附会，不过在当时这种因果应观的影响下，依然有很强的说服力。因此，古代劝善书的慎刑观虽然是以因果应的福祸观为支柱，但对于劝诱官员慎刑恤刑、鼓励他们秉公司法，无疑有着积极的一面，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 法治日

　　祸福无门惟人自召推荐文章3：福祸无门，惟人自召。

　　放平心态，关关难过关关过。

　　祸福无门惟人自召推荐文章4：

　　祸福无门惟人自召推荐文章5：祸福无门，惟人自召

　　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太上感应篇》中有言：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命由己造，福自己求。福气和灾祸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一切都是你自己招来的。祸福同门，利害为邻。是福是祸都藏在一个人的日常行为举止中。

　　《二十四孝》中有一个故事：东晋时期吴郡人陈遗在家里非常孝顺，他母亲喜欢吃锅巴。陈遗在郡里做州郡主簿的时候常常带着一个口袋，每逢煮饭就把锅底焦饭储存起来，等到回家就给母亲。后来遇上孙恩贼兵进攻吴郡，太守袁山松当天就发兵征讨。

　　这时陈遗已经积攒了几斗焦饭，来不及送回家便带着随军出征。双方在沪渎开战，袁山松的军队被打败了，四处溃逃逃跑到山林沼泽地带，多数人饿死了，唯独陈遗靠焦饭活了下来。当时的人都认为这是对他纯厚的孝心的答。

　　其实善有善不是一句空话，一个人做了善事，结了善缘福气自会萦绕在他的身边；反之祸事终有一天要降落到他的头上。福靠修，广行善事，广结善缘，广布善施，福气会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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