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毛女的作者是谁

　　白毛女的是谁推荐文章1：重庆作家罗学蓬，写书污蔑《白毛女》"喜儿"茅惠芳：毫无道德

　　1972年，芭蕾舞台剧《白毛女》火遍全国，女主角"喜儿"的两位饰演者——茅惠芳和石钟琴也随之名声大噪，家喻户晓。

　　饰演者之一的芭蕾舞演员茅惠芳，却在安度晚年时，遭人诬陷，被说是"借色上位"，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她的一生，然后自己判断流言是真还是假。

　　

一 没有"青春"的"喜儿"

　　1965年，18岁的茅惠芳进行了大型芭蕾舞剧《白毛女》的公演，人们被这个婀娜多姿，亭亭玉立的芭蕾舞演员深深吸引。

　　1972年，电影制片厂决定把这个深受人喜爱的舞台剧搬到荧幕上，25岁的茅惠芳将"喜儿"演绎的善良而美好，借着电影的推广，她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女神。

　　拥有着灿烂笑容、曼妙身姿的茅惠芳在当时被人们称赞为"芭蕾舞明星"，然而这个光环是茅惠芳日夜练习，不知浸湿了多少件衣服的汗水换来的。

　　为了能够跳出惊艳的舞蹈，茅惠芳每天就是两点一线——在舞台和练功房之间不断转换，正值妙龄的茅惠芳每天都被练习包围着，几乎没有任何社交。在结束表演后，久久不能从舞蹈情境中脱离出来，失眠已渐成常态。

　　对于芭蕾舞演员来说，就和现在的电竞选手一样，职业生涯很短，只有年轻时的短短十几年。

　　为了能够练好舞蹈，茅惠芳无怨无悔地把自己的青春都留在了那个枯燥无味但是充满了她拼搏的汗水的舞蹈房。

　　当时总理的要求芭蕾舞演员30岁以后才可以结婚，所以30岁前社交经验几乎为零的茅惠芳只能在符合年龄后，经别人介绍，进行相亲。

　　1979年，32岁的茅惠芳和对物理颇有研究的沈维滇结婚了，她与同龄人相比至少晚了七八年。

　　在如花似玉，贪玩的年纪，茅惠芳没有拥有过甜甜的恋爱，也没有机会和朋友一起肆意狂欢，陪伴她的只有练功房内镜子里的自己。

　　

二 横空出世的离谱流言

　　1984年，茅惠芳37岁，在这一年，因为丈夫要到美国继续学习攻读博士，茅惠芳不舍得与丈夫儿子分开，就随他们一起去了美国，舞蹈能力突出的茅惠芳还得到了美国大学芭蕾舞系的聘请，后来茅惠芳又被升为了系主任。

　　在茅惠芳的孩子考上美国的麻省理工大学后，她们一家人才彻底在美国定居下来。年轻时吃了不少苦的茅惠芳以为自己的晚年生活可以过得丰富多彩，幸福安逸。

　　但是令人没想到的是，在2000年，茅惠芳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被中国的重庆作家罗学蓬的一篇文章无情地打碎了。

　　茅惠芳在退出娱乐圈随丈夫出国求学后，就一直沉稳低调，完全消失在大众的视野中。谁也没想到，低调生活的茅惠芳却被人钻了空子。

　　在当时声望极高，名誉优良的罗学蓬发表了一篇名叫《"喜儿"茅惠芳浮沉录》纪实文学类的文章，在文章中，罗学蓬声称茅惠芳能出演"喜儿"这个角色，是因为她用长相换来的，还造谣茅惠芳最后因为政治问题被关入了监狱。

　　罗学蓬就这样将恪尽职守的茅惠芳，贬低成了一个毫无道德的"社会毒瘤"，可悲的是，因为茅惠芳已经很久没有活跃在大众的面前，所以一些愚昧无知的人便信以为真。

　　更荒唐的是，很多权威性极强的媒体，一时被罗学蓬的"权威性"唬到了，没有经过任何的调查核实，就跟风转发，茅惠芳就被扣上了这么一顶"脏帽子"。

　　委屈愤怒的茅惠芳在当年8月份便飞回国，将罗学蓬告上了法庭，在法庭上罗学蓬还"正襟危坐"地言之凿凿地说自己没有污蔑她，所写的一切都是以史实为基础的，而罗学蓬口中所说的"史实"，就是浙江作家胡月伟1986年出版的小说《疯狂的上海》。

　　罗学蓬说他周围的所有读者都认为这本小说中的"芳芳"指的就是茅惠芳，然而当联系到胡月伟时，他说自己根本不认识茅惠芳，"芳芳"只是他虚构的一个人物而已。

　　最终，经过公正的审判，被告罗学蓬以及转载文章的媒体，需赔偿茅惠芳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共计人民币23万余元。

　　至此，芭蕾舞蹈家茅惠芳终于洗刷了自己的冤屈。

　　

三 深刻反思

　　茅惠芳的遭遇值得我们反思，21世纪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尤其在微博这种社交软件的推动下，各种各样的信息向我们扑面而来，这其中不乏有对某些公众人物正面或者负面的评价。

　　在面对这些信息时，我们应该学会甄辨信息的真实性，不在不了解一个人的情况时，就仅凭自己获得的一些碎片信息，就对他人妄下结论，尤其注意不要跟风"黑"。

　　希望我们不要成为不明是非、不了解真相的"喷子"，要努力做到"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创造一个和谐美好的"绿色"网络环境。

　　每年因为网络暴力而抑郁自杀的人不在少数，也许我们一句盲目跟风、不分青红皂白的话，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的一棵稻草"。

　　所以在此我想呼吁大家要理智上网，做到"谣言止于智者"，不要再让无辜的人像茅惠芳一样，遭受横空出世的流言蜚语，蒙受不明的冤屈。

　　白毛女的是谁推荐文章2：第1433期：《白毛女》写“大”了5岁

　　文/ 孙延宜（山东）

　　《白毛女》被誉为民族歌剧的里程碑。1950年，歌剧《白毛女》被拍成电影。后来，又改编成芭蕾舞。这部1940年诞生于解放区的文艺作品，被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久演不衰。

　　这是20220106某省第12版《贺敬之与延安的缘分》一文中的一段话，其中的“1940年”应为“1945年”。

　　理由有三：一是歌剧《白毛女》的主要贺敬之，是1940年4月与3名同学相约到延安投考鲁迅艺术学院的，这时他还不满16岁呢，而贺敬之开始写《白毛女》时已经满20岁了。二是歌剧《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首演，时值中共七大召开期间，而党的七大是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召开的。三是百度《民间故事：白毛仙姑》，发现有这样一段话：1945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的《白毛女》，是根据1940年流传在晋察冀边区一带”白毛仙姑“的民间故事加工改编而成的。

　　上述三点都说明歌剧《白毛女》是诞生于1945年，而非1940年。至于其1940年的由来，不知是笔下误，还是误看了网络上的相关信息。

　　

善待高危老人

　　——读《她们知道我来过：中国首部高危老人深度关怀笔记》

　　那还是儿子在泰山医学院求学的时候，给我网购来了《她们知道我来过：中国首部高危老人深度关怀笔记》一书，读后获益匪浅。

　　我和爱人双方父母已先后去世，岳母大人是最后一位走的，且也是唯一的脑萎缩老年痴呆患者，一时间，让我们措手不及。记得在最后的一两年里，她尽管饭量未减，但体重却持续下降，枯瘦如柴，面部也变了形。更让人难受的是，她已失去了记忆，不认得人了，见谁都喊“哥”或“姐”。在这种情况下，去看望她时没有了嘘寒问暖的交流，只有面面相觑和扭头流泪的份儿。

　　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有人竟在十年前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而且还出了书。《她们知道我来过》这本书就是（志愿服务者）深入北京松堂关怀医院，历时十年，对近百位高危（高龄、有生命危险）奶奶的关怀的真实记录。所面对的是世界上最无助的一群人，八十岁以上，身体极度衰老，许多人脑萎缩老年痴呆，甚至没有记忆和理性。在一般人看来，她们不过是死了没埋而已，其生存已毫无意义了，但在看来，她们则是有生命的，有生命，就该留下痕迹。这不仅是对她们的尊重，而是对生命本身的一种敬意。更何况，“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是美德，更是责任。关爱她们，就是关爱整个生命，关爱未来的我们。

　　基于此，不是把关怀这些临终老人当作简单的志愿服务来做，而是自觉跟一两千万有老人的家庭联系起来，将其当作“志愿工程”来做。他试图发现更多的问题，然后找出更多的关怀方式，最终把它整理出来。这样的话，只要家里有80岁以上的老人，当他们记忆力减退的时候，老年痴呆的时候，精神抑郁、精神分裂的时候，就可以按照这个方法来做了。《她们知道我来过》即归纳出了一条条关怀高危老人的技巧与方法，会让人受用不尽的。

　　比如，请细心去找能让高危老人高兴的一句话，而这样的话还是对他（她）一生的一种“肯定”，以后的日子可以反复地说，老人不怕重复！

　　作为子女，请为高危老人至少做一件让他（她）特别感动的事情，这样他（她）就不会在心灵脆弱时再去怀疑亲情。

　　小孩，老歌曲，这是高危老人生命力以及记忆力的刺激源，如果可能，让老人经常接触这些刺激源吧。

　　这就是能让高危老人幸福的一把把金钥匙。掩卷沉思，我觉得这本书里的奶奶们是幸运的，她们在人生的最后时光里能遇到这样的志愿者，用最真诚的关爱去陪伴她们；那些我们即将去陪伴的人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会更加懂得如何与他们沟通，懂得珍惜与他们相处的时光；未来的我们更是幸运的，因为在我们陪伴更多老人轻松地走完最后的时光，也将会有更多人用同样的爱心来陪伴我们去经历那些终会到来的时刻。

　　注：图片于网络

　　白毛女的是谁推荐文章3：山东诗人贺敬之与歌剧《白毛女》

　　□郑学富

　　近日，枣庄市台儿庄区贺敬之文学馆馆藏的斯大林文学奖章及证书原件被山东省文物鉴定中心评为一级革命文物。歌剧《白毛女》1951年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2004年由贺敬之捐赠给贺敬之文学馆。《白毛女》是我国歌剧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高度的艺术性，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堪称永恒的经典。

　　剧本中融入家乡情感

　　贺敬之于1924年11月5日出生于山东省峄县贺窑村(现属台儿庄区)一个农民家庭。他自幼聪明好学，虽家境贫寒，但在亲友的帮助下，小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山东滋阳(今兖州市)第四乡村师范学校，后因日军侵入山东，他先后流亡到湖北、四川求学，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贺敬之于1940年春奔赴延安，先入自然科学院中学部读高中，后考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

　　1945年1月，贺敬之受命执笔创作《白毛女》剧本，刚过20岁的他被这个故事深深地感动了。

　　贺敬之

　　关于《白毛女》剧本原型，贺敬之在1946年撰写的《的创作与演出》中说，源于晋察冀边区的一个民间新传奇“白毛仙姑”的故事，“这故事表现了积极的现实意义及人民自己战斗的浪漫主义色彩。”

　　关于“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剧本主题的提炼，贺敬之说：“认识与表现这一主题是经过了一个不算太短的过程的。才开始，曾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神怪’故事，另外有人说倒可以作为一个‘破除迷信’的题材来写。再后来，仔细研究了这个故事以后，我们没有把它作为一个没有意义的‘神怪’故事，同时也不仅把它作为一个‘破除迷信’的题材来处理，而是抓取了它更积极的意义——表现两个不同社会的对照，表现人民的翻身。”

　　由于贺敬之没有去过晋察冀边区，对故事流传地的生活不熟悉，他“找了许多对该地生活熟悉的同志请教，又尽量回忆个人过去农村生活的材料。”也就是说，“白毛女”的原型是一个“综合体”，尤其是融入了贺敬之家乡的一些细节和情感。

　　笔者曾到贺敬之出生地贺窑村实地考察，村南不远处有一座山叫寨山，据当地《峄县志》(清光绪版)记载，此山“形势高峻，状如覆釜”，上有鸦鹊寨，传为梁武帝所筑，还有当地人建于明万历十七年的“奶奶庙行宫”，旁侧有名为“勺泉”的山泉和仙人洞。我登上了山顶，确有奶奶庙遗址，在残垣断壁间有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摩崖石刻，详细记载了发生于清康熙七年的郯城大地震的时间、范围和震情，已由当地文化部门建亭保护。在遗址一侧有一干涸的山泉和一个山洞，洞口不大，里面倒还开阔，有残留的香烛和供品，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白毛仙姑洞”。

　　贺敬之在创作中被喜儿的悲惨遭遇所打动，他是一边流着热泪，一边创作的，家乡的寒夜、财主的逼债、父亲的去世、弟弟的夭折、母亲的辛劳一一浮现在他的眼前，《夏嫂子》《小兰姑娘》《五婶子的末路》等作品中的人物也进入他的脑海，他以诗人的情怀和戏剧家的表述力，夜以继日地创作剧本。由于长时间夜间写作，贺敬之的身体累垮了，他提出最后一场戏由作家丁毅来完成。

　　集体创作出来的经典

　　贺敬之在总结《白毛女》的创作过程时，特别强调了《白毛女》是集体创作的，“这不仅是一般的意义——舞台的艺术本就是由剧作、导演、演员、装置、音乐等各方面构成的，《白毛女》是比这更有新的意义，更广泛的群众性的集体创作。”

　　《白毛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民间的口头集体创作形成了新传奇“白毛仙姑”。《白毛女》原型“白毛仙姑”故事，在流行过程中经过众人的口口相传，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新传奇故事。文艺工在搜集整理中又是一次创作的过程，一路上不断演绎和完善才带到延安。

　　专业集体创作的新形式。专业创作组对剧本的主题和故事情节进行讨论后确立。为加快创作进度，剧组采取流水作业的方式开展工作，即编剧贺敬之写完一场立即交给作曲者谱曲，由张庚、王滨审定后，交丁毅刻写蜡纸印出，再由导演和演员试排。每幕排完后总排，请鲁艺师生、干部群众和桥儿沟的老乡观看并评论，边写作、边排演、边修改，这确实是一种独特的集体创作新方式。

　　群众加入集体创作队伍。贺敬之说：“特别应该提出的，是许多老百姓和学校的勤务员、炊事员常常热心地来看排演，他们提出许多好意见，甚至许多细微的地方，他们也发表了意见。当写最后一幕时，我们还请来了在晋察冀工作的同志指教。”《白毛女》在延安演出一个多月来，很多群众看完后纷纷来到剧组，发表自己的意见。有一次，贺敬之去食堂打饭时,炊事员一直跟着他说黄世仁不枪毙不行。

　　跨越不同时代的集体创作。1945年10月，剧组来到张家口市，当地文艺工提出不少意见，贺敬之又从四个方面作了修改。丁毅在《1947年再版前言》中说：“《白毛女》这个剧本已经在张家口、承德、齐齐哈尔、哈尔滨，还有其他的地方出版过几次了，但每个版本都不相同，都有修改的地方，这说明了它还不成熟，也说明着我们在努力使它走向完善。”1950年，根据将近六年的演出经验，主创人员将原先的六幕改为五幕，并且在音乐上进行调整和完善。1964年，上海舞蹈学校将《白毛女》改编成芭蕾舞剧，成为芭蕾舞和民族舞蹈结合的典范。

　　后来在丰富多样的版本和艺术形态演变中，再次证明了《白毛女》是由不同时代的艺术家和人民群众共同集体创作和磨炼出来的经典。

　　故事和音乐旋律家喻户晓

　　1946年1月，《白毛女》在张家口市演出。贺敬之说，前后演出三十余场，但还未能满足观众的要求，在最近停演期中，群众纷纷要求出演。《晋察冀日》1946年1月3日道说：“此次于张市人民剧院演出，其布景、灯光等各种条件，均较延安为佳，所以演出效果更好。每至精彩处，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每至悲哀处，台下总是一片唏嘘声，有人甚至从第一幕至第六幕，眼泪始终未干。剧本和演出的感染力，不说也可想而知了。散戏后，人们无不交相称赞。”

　　1951年至1952年，歌剧《白毛女》赴东欧七国及奥地利演出，巡回152个城市，演出437场，观众达242万多人。女高音歌唱家、《白毛女》中喜儿扮演者王昆曾回忆说：“在反抗压迫和剥削、同情和支持弱势人群这些大的方面，《白毛女》是能够被国外人民认同并引起共鸣的。”

　　1945年4月，在延安首演时的《白毛女》剧照

　　1951年7月，《白毛女》获得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的第一个特别荣誉奖。苏联和东欧还翻译出版了《白毛女》剧本，将它搬上话剧舞台。

　　2015年，恰逢《白毛女》在延安首演70周年，自11月6日起，由文化部主办的歌剧《白毛女》全国巡演活动在延安启动，之后先后赴太原、石家庄、广州、长沙、杭州、上海、济南、长春等城市巡演，12月5日回到北京中国剧院连演3场，总行程超过1万公里，共计演出19场，现场观众近3万人。每场演出，都是座无虚席、一票难求。

　　历经近80年的风风雨雨，《白毛女》的故事和音乐旋律曾经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何火任在《贺敬之评卷》中写道：“《白毛女》是中国现代歌剧史上一座巍峨的光辉灿烂的里程碑。所有为《白毛女》的诞生奉献过心血和智慧的人们的功绩，都镌刻在这块碑上。”

　　（为山东省枣庄市政协文史馆馆员、贺敬之文学馆特邀研究员）

　　白毛女的是谁推荐文章4：先后8稿修改20余次！87岁作曲家羊鸣回忆《红梅赞》是这样诞生的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87岁的著名作曲家羊鸣哼唱着家喻户晓的《红梅赞》时，数枝梅花在客厅的一角不知疲倦地盛放。羊鸣的客厅里，人造的装饰品很少，仿真梅花就是其中之一，羊鸣的愿望很朴素、很简单，他希望这些梅花能常开不败。

　　半个多世纪来，作为民族歌剧《江姐》的主题曲，《红梅赞》代代传唱，影响深远。而除了《江姐》，羊鸣还写下过《我爱祖国的蓝天》等家喻户晓的作品。对党与国家的热爱，始终赤诚地流淌在他的音乐中。

　　13岁虚年龄只为参加解放军

　　初次看到作曲家羊鸣的名字，很多人都不免好奇。这个更像是笔名的名字，有一段可以追溯至几十年前的来历。

　　1943年，9岁的杨培兰收拾行囊，离开家乡山东省长山岛，跟着在外闯荡的父亲来到东北边城安东宽甸县。那时，宽甸处于伪满洲国的辖域内。杨培兰正是读小学的年纪，本该无忧无虑的年岁，却被日寇铁蹄践踏得提心吊胆。

　　“每天上学，走到十字路口，必须要向北方敬礼，因为那里有个神社。”但究竟是什么神、什么社，杨培兰不得而知。他和同学们最怕上体育课。日本教官下令齐步走，而前方就是一个大泥沟，哪怕趟过了泥巴，教官也会对着学生头上猛地打过去，直接打倒在地。头破血流的孩子们必须咬牙爬起来，否则又会被教官用脚狠踹。教室也不是避风港，犯了错的学生要互抽耳光，没人动手，教官就亲自“示范”，一巴掌下来，打得“脑袋都大了”。学校的门洞里还常有人罚跪，“尊严、体力完全是崩溃的。”

　　1947年，解放军进入宽甸，建起工会、农会，“没当过人”的日子终于告一段落。对于解放军，杨培兰充满了单纯炽热的向往。日军投降后，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都曾到过宽甸。借住在老乡家时，解放军总是要打扫得干干净净，国民党军队却把人家养的鸡宰了吃，还有人支起桌子在门口打麻将，鲜明的反差在孩子们白纸一样的心底留下了深刻的印痕。

　　解放战争打响前后，青年们可以自愿参加解放军，杨培兰瞒着父亲，偷偷来到了参军名处。询问年龄时，杨培兰发现，15岁以上的站在一边，15岁以下的站在另一边，他很快明白，年满15岁是参军的硬性条件。13岁的杨培兰虚了2岁，再加上个子长得高，如愿“混”进了部队。行军路上，杨培兰觉得自己的名字像女孩，不够有军人气概，于是改名为“杨明”，“明”正是“光明”的寓意。

　　向位于通化的军医大学出发时，虚年龄的“谎言”才由杨明自己坦白。首长着急了，可几百公里的路走过来，此时把杨明退回，这么小的孩子又能到哪儿去呢？“只要让我参军，干什么都行。”杨明的决心异常坚定。首长看他机灵，最终把他派到当时的安东军区文工团。

　　在热闹的文工团里，杨明如鱼得水。拉下弦乐，嘚儿响了，吹吹笛子，滴滴答答，各种奇妙的声音听得他高兴极了。乐队队长是杨明最佩服的人，他不仅小提琴拉得好，写出的曲子也特别动听。出于好奇和敬佩，杨明开始跟随队长学习作曲，到解放区去收集鲜活的民间音乐素材。对劳苦大众，队长满怀敬意。“小杨明，音乐在哪儿？音乐就在人民当中。”队长的话，在杨明心中扎了根。1949年，15岁的杨明创作的第一首歌曲《庆新年》，就脱胎自民间唢呐曲。《庆新年》发表在东北军区的《部队文艺》上时，杨明第一次使用了笔名“羊鸣”，因为曾有人打趣，说他写的曲子像小羊叫。这个在杨明看来很有诗意的名字，至今已伴他走过大半人生。

　　《我爱祖国的蓝天》唱出飞行员的情怀

　　1958年，羊鸣从沈阳调至北京，来到空军政治部文工团。

　　“不要急于写作，先好好深入部队体验生活。”带着首长的嘱托，1961年，羊鸣和著名剧作家、词作家阎肃到广东空军的一支战斗部队“当兵”，积累素材。他们从种菜做起，每天挑水施肥，晚上和战士们一起睡大炕。连着种了几个月的菜，羊鸣和阎肃终于能去机场当基础的机械兵，每天天光未亮，他们顶着天际线的鱼肚白，给做保养的机械师递工具、打下手，晚霞辉映时，再把飞机送回“机窝”。

　　飞机开拉到停机线，电瓶车驶来，点火的瞬间，巨大灼热的气流喷薄而出，像要把人的头发都烧着，紧接着飞机“唰”地起飞，直上云霄——几十年过去，羊鸣依然能用各种拟声词活灵活现地描绘这个令人血脉倴张的过程，那是他第一次走上机场，震撼得起了满身鸡皮疙瘩。慢慢地，羊鸣、阎肃和飞行员们熟络起来，打成一片，大家还相约去树林里野餐。“飞行员潇洒，帅气，智慧。”从彼此倾诉的知心话里，羊鸣体会着他们潜藏的细腻柔情的一面。那时，羊鸣的孩子还很小，他托人从北京捎来照片，随身带着，时常拿出来看上几眼。设身处地地思念，让他更加理解长期坚守在基地的飞行员和地勤战士们的内心世界，他们可以坚强如钢铁，更是有血有肉的人。

　　一年左右的时间很快过去，告别前，羊鸣和阎肃彻夜未眠。回到北京后不久，阎肃把《我爱祖国的蓝天》歌词交给羊鸣，蓝天、晴空、白云、东风、朝霞……回忆翻涌，澎湃的激情从羊鸣胸中倾流到笔下，不到两小时，曲谱完成，他把飞机点火起飞的轰鸣化作歌曲的前奏，把飞机像风筝般忽远忽近的翱翔轨迹融进错落有致的“一句大调一句小调”，“总的形象，是要写飞行员的情怀。”羊鸣还运用了军歌中不常见的三拍子，圆舞曲的味道一如飞行员骨子里的浪漫情调，但更有英武、豪迈、坚强的气概在其中。

　　后来，空政歌舞团手风琴演奏员任世荣偶然发现了这首歌。歌舞团到上海演出时，经由男高音秦万檀首唱，《我爱祖国的蓝天》收获了观众的热烈回应，并很快唱响大江南北。自1962年创作至今，《我爱祖国的蓝天》经过时间长河的大浪淘沙，已经成为空军的代表性曲目。

　　一曲《红梅赞》“把心交出来”

　　同样是在1962年，羊鸣遇到了另一部极为重要的作品。重要到什么程度？羊鸣曾说，60年创作生涯中，唯有它最难忘、最动情。

　　1962年夏天，在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长篇小说《红岩》的基础上，阎肃只用了18天便完成了歌剧《江姐》的剧本初稿，作曲任务则交给了羊鸣、姜春阳、金砂，羊鸣负责统管音乐总体设计，主写核心人物江姐的唱腔。顶着巨大的压力，三位作曲家先赴四川采风，走访江姐生前的战友，并参观了渣滓洞、白公馆、华蓥山等旧址。在关押过先烈的牢房里，羊鸣见到了老虎凳、竹签等刑具，“一想就掉眼泪。”一位柔弱女子的躯体中，怎么能包裹着如此坚强的意志？作曲家们下定决心，“我们写不好这部作品，对不起江姐。”

　　在音乐创作上，羊鸣决定从江姐故乡的川剧中寻找灵感，“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然而，因为“靠”得太过，第一版“筋骨有余，柔情不足”的音乐被领导们完全否定了，“一个音符也不要留。”不留情面的批评当头砸来，羊鸣和姜春阳都流泪了，这意味着，他们前后历时一年的创作要彻底推倒重来。痛定思痛，再度启程去采风时，除了四川，作曲家们还去了江南一带，吸收越剧、杭剧等当地音乐的元素。民间戏曲的表现手法、板腔、民族音乐的“软硬”，融汇成了《江姐》的音乐基调。

　　一般来说，歌剧创作要先有主题，后有咏叹调，但《江姐》的主题迟迟定不下来。“没有主题歌，就提不起神。”始终关注《江姐》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将军希望，主题歌一定要成为《江姐》的点睛之笔。阎肃曾写过一段“行船长江上，哪怕风和浪，风吹雨打也平常，心中自有红太阳”的歌词，大家看了，都不太满意，因为它“只有概念，没有形象和艺术语言”。此后，歌词又几易其稿。阎肃有时大半夜兴冲冲地拿着剧本来找羊鸣，又被挑了毛病后，气得他“咣”地关上门，抱怨道：“真难伺候！”

　　舞台歌剧艺术电影《江姐》，杨维忠饰演江姐

　　数度反复后，“走投无路”的阎肃从兜里掏出两个月前写的一段关于梅花的歌词，傲雪凌霜的红梅意象，一下子抓住了羊鸣，这不正是江姐的化身吗？羊鸣的兴致来了。在那些只睡两三个小时的深夜里，他先后写了8稿，修改过20余次。以“红岩上红梅开”一句为例，羊鸣觉得最初的旋律有些简单，于是把“红梅”提高小二度，又来回拓展，让音符如待放的花苞层层展开，直至凌寒盛放。《红梅赞》写完了，但它真的能传唱开来吗？羊鸣不敢保证。有一天，他无意间听到一位炊事员在切菜时哼唱《红梅赞》。原来，文工团每天排练，听过几次后，炊事员就学会了这首歌。对即将到来的公演，大家有了更多信心。

　　1964年9月，歌剧《江姐》在北京首演，轰动一时。当年10月，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江姐》。据悉，毛主席一生中只看过两部歌剧，一是在延安看过的《白毛女》，另一部就是《江姐》。后来，《江姐》南下，到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巡演，所到之处，场场爆满。仅在上海，从1964年11月至翌年初，《江姐》就演出了43场。电台循环播放《红梅赞》，小孩子们跳皮筋也唱着《红梅赞》，连商店里卖的暖壶都印着江姐的形象……

　　近60年过去，《红梅赞》仍然活跃在观众的耳边心上。在羊鸣看来，写一首好作品，窍门无他，“只把作品当作任务来完成，是行不通的。创要真正投入，要把心都交出来。”

　　 北京日客户端 | 记者 高倩 方非

　　编辑：金力维

　　流程编辑 吴越

　　白毛女的是谁推荐文章5：《白毛女》茅惠芳：最红时随丈夫出国，后被人泼脏水打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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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惠芳与石钟琴）

　　197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芭蕾舞影片《白毛女》在全国公映，引发全民观影。

　　著名芭蕾舞演员茅惠芳在片中饰演“黑发喜儿”，石钟琴饰演“白发喜儿”，两人都成为一代偶像。

　　茅惠芳成名后还主演了《吉赛尔》《蝶双飞》《苗岭风雷》《春江花月夜》等芭蕾舞剧。

　　1984年，茅惠芳在最红的时候，随丈夫远赴美国，后在那边定居。

　　2000年，茅惠芳遭人诬陷，引起了很多人的误解，她陷入痛苦和屈辱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打赢官司了吗？

　　

01

　　《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沂蒙颂》《草原儿女》，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四大经典芭蕾舞剧。其中《白毛女》的影响最广，是经典中的经典。

　　（茅惠芳芭蕾舞电影《白毛女》剧照）

　　1972年，芭蕾舞电影《白毛女》在全国公映，茅惠芳饰演“黑发喜儿”，她从恶霸地主黄世仁家逃出来，躲进了深山里。

　　喜儿跨溪水，摇树木，拣野果，用石块击退野兽。茅惠芳在片中有大跳、旋转、疾走，扎着红头绳的黑发散开了，岁月风霜下，黑发变成了灰白……

　　茅惠芳塑造的黑发喜儿，深深地刻在观众的记忆里，她连同影片一同家喻户晓。

　　茅惠芳1948年出生于上海，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有兄弟姐妹多人。她从小喜欢舞蹈，爱唱爱跳，是一位明眸皓齿的活泼少女。

　　（茅惠芳剧照）

　　1960年，茅惠芳小学毕业前，恰逢上海舞蹈学校创办。有一天，班主任找到茅惠芳，说上海舞蹈学校的老师来招生了，让她去试一试。

　　茅惠芳随班主任来到礼堂，老师量她腿的长度，与身体的比例，还让她原地起跳，手指并拢，查看茅惠芳的肌肉力量。

　　一系列考试下来，茅惠芳的初试算是通过了。

　　随后，北京舞蹈学校也来学校招生，招生老师看中了茅惠芳。但班主任对茅惠芳说：你家在北京没有亲戚，你一个人去北京学舞蹈父母不放心，还是进上海舞蹈学校吧。

　　茅惠芳觉得老师的话有道理，接受了她的安排。

　　1960年9月，茅惠芳正式成为上海舞蹈学校芭蕾舞科的一名学员。她甜美娟秀，梳着两条粗黑的辫子，被老师作为重点苗子培养。

　　练芭蕾很苦，茅惠芳的10根脚趾每天都是肿的。入学时学制定为3年，后因形势需要，改为6年。

　　芭蕾舞演员特别强调重心，站直了身体要呈一条垂直线，训练格外单调枯燥。每天训练结束，茅惠芳脱舞鞋时，袜子都是红色的，与脚趾粘在一起，一脱就疼痛钻心。

　　在丁培玲、程代辉等老师的打磨下，茅惠芳脱颖而出。

　　（1972年秋，上海市舞蹈学校《白毛女》剧组的演员们来到上海市郊参加劳动锻炼期间坚持练功）

　　1964年茅惠芳还未毕业时，学校排演现代舞剧《白毛女》，只有20分钟。然而茅惠芳没有被安排角色，老师让她排演芭蕾舞剧《包身工》。

　　舞剧《白毛女》不断发展，由20分钟拉长到30分钟，后又拉长到1个小时。当时扮演“喜儿”的蔡国英患有严重的肾病和坐骨神经痛，不能再跳芭蕾舞。

　　老师便让茅惠芳顶替蔡国英，因为她根正苗红，扮相俊美，芭蕾功底很好。

　　

02

　　随后，学校安排学员去农村体验生活，为塑造角色打基础。茅惠芳与农民一起劳动，她还听讲座，反复观看田华主演的故事片《白毛女》。

　　（茅惠芳剧照）

　　这年5月，八场大型芭蕾舞剧《白毛女》在“上海之春音乐舞蹈月”上公演，茅惠芳饰演的“喜儿”让人眼前一亮。

　　1966年，茅惠芳从上海艺术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芭蕾舞团工作。

　　同年年，《白毛女》被改变成大型芭蕾舞剧，茅惠芳又被安排挑大梁。有人羡慕有人嫉妒，但谁演“喜儿”都是领导安排的，茅惠芳根本不知道。

　　喜儿本来是一个天真淳朴的农村姑娘，后被吃人的旧社会逼成了一位坚强的女性。

　　茅惠芳用心体验角色的心理感受，喜儿一手拿着油灯，一手推门进去看父亲是否回家时，茅惠芳用灵巧可爱的足尖舞，来表现“喜儿”的喜悦心情。

　　茅惠芳在片中还有小跳、中跳、大跳、旋转等，通过腿部动作的变化，来反映角色的内心世界。

　　1970年，上影厂决定将芭蕾舞剧《白毛女》拍成电影，由桑弧执导。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相关部门经过商量后，决定由茅惠芳饰演“黑发喜儿”，石钟琴饰演“白发喜儿”。

　　这部影片一共拍了13个月，茅惠芳一直承受巨大压力。拍电影跟在舞台上跳芭蕾舞完全不同，拍电影是跳跃性的，不按舞蹈顺序来拍，有很多分镜头。

　　由于不连贯，茅惠芳有时很难进入角色，经常要酝酿情绪。还有反复走位，与大春的双人舞蹈等等，都是挑战。

　　1972年，芭蕾舞剧电影《白毛女》在全国公映，茅惠芳与石钟琴红遍全国。

　　此后，茅惠芳与石钟琴成了上海芭蕾舞团两位最红的女演员。茅惠芳出去演《白毛女》时，台下观众的呼声山崩海啸。

　　当时剧院里卖票的工作人员最吃香，很多观众为了买到票，给他们说好话赔笑脸，还给他们递烟。

　　（上海芭蕾舞团去日本参加交流活动）

　　1972年7月，《白毛女》剧组赴日本公演，受到日本观众的热烈欢迎。日本的松山芭蕾舞团的领导全程陪同，两国演员的关系相当融洽，媒体称之为“芭蕾外交”。

　　茅惠芳还随《白毛女》剧组赴加拿大、美国等多国演出，所到之处收获的都是鲜花和掌声。

　　

03

　　茅惠芳最红的时候，每天都要收到多封求爱信。这些求爱信来自全国各地，有的条件还相当优越。

　　茅惠芳朴实善良，淡泊名利，她觉得自己出身普通工人家庭，还是找个普通家庭的男友更靠谱。

　　因此她拒绝了众多富家子弟，选择沈维滇做男友。

　　沈维滇也是上海人，比茅惠芳大两岁，当时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沈维滇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上海一所高校工作。

　　芭蕾舞演员的青春很短暂，团里要求女演员30岁之后才能结婚，因此茅惠芳与男友将婚事一推再推。

　　1979年茅惠芳31岁时，才与沈维滇在上海组建家庭。

　　1981年，他们的儿子降生了，夫妇了给儿子取名沈翰斐。做了妈妈后，茅惠芳依然活跃在芭蕾舞台上。

　　（电影《苗岭风雷》剧照）

　　为了保持身材，她每天都要练功，控制饮食。结婚生子后，茅惠芳又主演了《吉赛尔》《苗岭风雷》《蝶双飞》《春江花月夜》等多部芭蕾舞剧。

　　1984年，沈维滇去美国的底特律维恩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丈夫不想与茅惠芳分居，希望妻子陪他一起出国。

　　这时茅惠芳已经36岁了，已过了芭蕾舞女演员的黄金年龄，再过两年也得改行，还不如提早出去跟丈夫学点东西。

　　经反复考虑，茅惠芳从上海芭蕾舞团辞职，带着儿子随丈夫远赴美国。

　　（永恒的经典）

　　沈维滇读博时，助学金不足以养家，于是茅惠芳在丈夫就读的底特律维恩大学芭蕾舞系任教，后还被提升为芭蕾舞艺术系主任。

　　茅惠芳的专业很出色，可英语不过关，刚开始教学很吃力。为此她一边教学，一边进入语言学校接受培训。她随着带着英语单词卡片，一有空闲就拿出来读。

　　在美国不会开车寸步难行，人到中年的茅惠芳又考驾照。

　　沈维滇取得博士学位后，在美国的密歇根州立大学当物理教授，于是一家人又搬到密歇根州定居。

　　茅惠芳要重新找工作，面临着很多困难。她学习现代舞，后进入一所舞蹈学校当老师。

　　华人在美国打拼并不容易，不仅当地白人歧视，同行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后来茅惠芳换过多份工作，经历了很多艰辛。

　　由于父母、兄弟姐妹都在上海，茅惠芳想念家乡，想念亲人。受各种条件的困扰，茅惠芳出国8年后，才于1992年第一次回到上海探亲。

　　

04

　　2000年5月，河南文艺出版社下属的《名人传记》杂志刊载一篇纪实作品，名字叫《“喜儿”茅惠芳沉浮录》。

　　文章指名道姓，称茅惠芳是二流芭蕾舞演员，利用自己的名气和美貌，与特殊年代的反面风云人物勾搭，从芭蕾舞台跳到政治舞台，最后跳进监狱。

　　文章还编造茅惠芳的情夫是徐景贤，对茅惠芳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国有十多家媒体进行了转载，不明真相的读者还以为茅惠芳真是这样的人。

　　其实这篇文章除了茅惠芳的名字和跳舞的经历是真实的，其余全是编造的。茅惠芳的亲友看到后非常愤怒，将消息告诉了茅惠芳。茅惠芳陷入愤怒和屈辱中。

　　很快美国《新世纪》、新加坡《半岛晨》等海外媒体也做了转载，有人用异样眼光看待茅惠芳。

　　（昔日同事义愤填膺，纷纷主动要求为茅惠芳出庭作证）

　　茅惠芳认认真真跳舞，清清白白做人，从未做过出格的事；现在无端被人泼脏水，她愤懑不已。

　　茅惠芳失眠、食欲不振，整个人很快变得憔悴。丈夫也很愤怒，支持妻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

　　2000年6月，茅惠芳在丈夫的陪同下回到上海，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诉状。

　　原来该文的姓罗，用妻子的名字发表的。撰写这篇文章时，没有采访任何人，而是根据小说《疯狂的上海》改编的。

　　这部小说是浙江籍作家胡月伟1986年出版的。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名字叫“芳芳”，罗姓便认为指的是茅惠芳。

　　胡月伟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不认识茅惠芳，也没有见过这个人，“芳芳”是虚构的人物。

　　

05

　　2001年4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茅惠芳胜诉，被告罗某及11家媒体立即停止对原告茅惠芳的名誉权的侵害；罗姓及河南文艺出版社向茅惠芳赔礼道歉，并赔偿95746元经济损失，《广州日》赔偿41034元。

　　罗姓和河南文艺出版社赔偿茅惠芳精神损失7万元，《广州日》赔偿3万元。

　　官司赢了，想到遭受的委屈和误解，茅惠芳泪洒法庭现场。

　　（石钟琴退休后照片）

　　在茅惠芳最痛苦的一年多里，丈夫一直用爱温暖她。茅惠芳昔日的老同事和朋友，也给她精神力量，茅惠芳在心里感谢他们。时光流逝中，茅惠芳渐渐走出了被人泼脏水的阴影。

　　随着父母年龄越大，茅惠芳经常回国。

　　她与石钟琴情同姐妹，几十年过去了，两人依然情深意重。每次回上海，只要石钟琴没出去，两人都要聚一聚。

　　很多华人移民后，夫妻因种种原因离婚了，但茅惠芳与丈夫一直相亲相爱，他们的儿子已年过不惑，在美国组建了家庭。

　　（茅惠芳、史钟麒（“大春“”的扮演者）接受电视台采访）

　　一向低调的茅惠芳在美国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很多人不知道她是国内的芭蕾舞明星。见她气质出众，身材笔挺，有人问她是不是学过舞蹈。茅惠芳微微一笑表示默认，但没有说出曾经的辉煌。

　　2023年5月，茅惠芳已经75岁了，她气质如兰，优雅娴静，眼神柔和。茅惠芳的兄弟姐妹全部退休了，都在上海定居，她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多，越来越感受到亲情的重要。

　　很多老观众喜爱茅惠芳，惦记茅惠芳，只是不知道这些年她在干什么。“细品名人”为大家还原了一个真实、立体的茅惠芳。

　　年轻时红极一时，出国后沉寂了，但茅惠芳心态平和，早已在心理上将自己当成了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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