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人物

　　红星照耀中国人物推荐文章1：红星照耀中国主要人物 常考事迹有哪些

　　《红星照耀中国》的主要人物有：张学良、邓发、贺龙、林彪、杨虎城、刘志丹。林祖涵、林祖涵、徐特立、彭德怀、刘晓、徐海东等。年少时贺龙便以胆略及才智声誉名满湘地，有很强的个人感召力。

　　

1、红星照耀中国中的代表人物

　　1、贺龙：

　　在《红星照耀中国》第2篇里介绍贺龙形象，大个子，像只老虎一样强壮有力。年过半百，但仍很健康，他不知疲倦。他仇视有钱人。贺龙在哥老会中的名声遍及全中国；他的口才很好；有很强的个人感召力，许多部下宁可与他一起在路上死去，也不愿意离去。他生活跟他的部下一样简单。他不计较个人财物——除了马匹。他喜欢马。性格很急躁，但是很谦虚。

　　2、朱德：

　　在《红星照耀中国》第10篇里介绍朱德形象，他貌不惊人，沉默谦虚，说话轻声，有点饱经沧桑。眼睛很大，眼光非常和蔼。身材不高，但很结实，胳膊和双腿都像铁打的一样。他已年过半百，也许已有五十三四岁，究竟多大，谁也不知道。

　　3、彭德怀：

　　在《红星照耀中国》第8篇里介绍彭德怀形象，原以为他是个疲惫的、板着脸的狂热领袖，身体也许已经垮了。结果彭德怀是个愉快爱笑的人，身体极为健康。

　　

2、红星照耀中国的主要常考事迹有哪些

　　贺龙二三事

　　在前往保安的路上,斯诺听一个红军指挥员李长林介绍了贺龙的革命经历。贺龙曾效忠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党)政府,“农民大屠杀”激起了他的愤怒,使他毅然投向共产党。传说贺龙用一把菜刀在湖南建立了苏区。

　　长征时,他带领红二方面军过雪山,在雪山上死去的战士成千上万,但由于贺龙的个人感召力和在中国农村的影响,他的许多部下宁可与他一起在路上死去,也不愿意离开。最后,他率众约两万人,到达西藏东部,与朱德会师。

　　感悟评价:通过李长林的介绍,斯诺了解了贺龙充满传奇性的革命经历。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贺龙同情民众,爱护部下,还可以看出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大渡河英雄

　　红军来到大渡河,靠渡船用三天的时间将一个师的人员由南岸运到了北岸。但是河流越来越湍急,渡河越来越困难,做出了让红军战士占领泸定桥的决议。泸定桥是大渡河上西藏以东的最后一个可以过河的地方。

　　泸定桥是一条铁索桥,当红军到达时,他们面前到河流中心之间的木板已经被撬走了,只有空铁索。在北岸的桥头堡有个机枪阵地面对着红军,后面是敌军据守的阵地。

　　为了在敌人援军到达之前把桥占领,三十个红军战士背着毛瑟枪和手榴弹,冒着敌人的炮火和枪林弹雨,爬上了桥板,向敌人的碉堡投掷手榴弹,为后面的红军开辟道路。敌军在红军的强有力进攻下,纷纷窜逃,一两个小时之内,全军就渡过了大渡河,进入了四川境内。

　　感悟评价: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是长征中的重要事件,不仅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勇敢的意志、崇高的奉献精神,还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会合和长征的结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红星照耀中国人物推荐文章2：斯诺：注射5种疫苗去陕北，被毛泽东折服，遗言一半骨灰葬在中国

　　周恩来、毛泽东、博古在延安

　　1935年秋天，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抵达陕北。红军终于有了一块相对比较安全的歇脚之地，毛泽东想请记者将一些重要事情记入史册。当时找中国记者的成功性很小，国民党不仅会封杀他们的言论，而且还可能对记者本人带去杀身之祸。

　　毛泽东思虑再三，决定请远在上海的宋庆龄帮忙，邀请“一位公正客观可信赖的外国记者”和一位外国医生来陕北访问。当时宋庆龄在国共双方都有崇高的威望，她邀请的人，国民党特务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接到毛泽东的请求后，宋庆龄立即答应了。宋庆龄立即想到了两个人，1931年采访过自己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以及早就对苏区向往的美国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中文名马海德）。这里插一句，乔治·海德姆去了陕北后一直没有离开，还娶了延安第一美女，最终他成为第一位加入新中国国籍的外国人。

　　在宋庆龄的安排下，斯诺和马海德历经艰辛抵达陕北。斯诺在陕北前后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考察、采访，期间多次与毛泽东秉烛夜谈，他被毛泽东的人格魅力所折服，还为毛泽东拍下了著名的照片，以及后来出版的在西方造成巨大轰动书籍，《红星照耀中国》，中文名《西行漫记》。

　　埃德加·斯诺在陕北

　　这是一篇关于埃德加·斯诺的文章，作为第一个进入陕北采访的西方记者，斯诺客观如实道了红军并指出红军的贡献，受到了中共领导人的尊重，建国后三次来到中国，都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如果大家想了解斯诺的故事，不妨认真读一读，一定会有所收获。

　　埃德加·斯诺，1905年7月19日生于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斯诺的父亲在当地经营一家印刷厂还承担当地纸的印刷工作，生活在这样的家庭，斯诺逐渐对新闻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读完中学后，斯诺考入了当时美国著名的密苏里新闻学院深造。大学的生活很惬意，斯诺在新闻学习中逐渐对遥远的中国产生了兴趣。1928年春，斯诺登上了去中国的远洋轮船，开始了环球旅行。当年8月，斯诺终于来到中国，第一站是上海。

　　按照斯诺原先计划，他准备在上海玩上几周就离开中国。然而，一次意外改变了他的想法，从此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至于跟毛泽东成为了挚友。初到上海，斯诺带着新闻学院院长威廉斯的介绍信找到老校友，时任上海英文周刊《密勒氏评论》主编鲍威尔。

　　年轻时的斯诺

　　见到学弟不远万里来到上海，鲍威尔高兴之余，表达了希望斯诺留在社工作，而《密勒氏评论》在当时的上海影响力很大。斯诺同意了，不久他成为了《密勒氏评论》的助理编辑。

　　斯诺果然有当新闻记者的天赋，作为《密勒氏评论》的助理编辑，他很快又兼任《芝加哥论坛》驻中国华南地区的记者。这样的身份使得他足迹遍布中国很多城市，目睹了苦难的中国人，斯诺产生了强烈的同情心。

　　在上海期间，斯诺结交了很多好朋友，宋庆龄对他的影响最大。正如斯诺后来所说：“在这些会见接触中最主要的是，我同孙夫人宋庆龄建立起来的友谊。”1931年9月，斯诺和宋庆龄在上海初次见面。斯诺拜访宋庆龄，是接受了纽约《先驱论坛》的任务，撰写一篇关于宋庆龄的人物传记。

　　宋庆龄的人格魅力，深深感染着斯诺，也正是这次会面让两人成为了好友。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斯诺以战地记者的身份道了淞沪抗战的全过程，他再次被中国军民浴血抗战的精神所打动。

　　1933年春，斯诺去了北平，应聘担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并相继担任美国《星期六晚邮》驻远东撰稿人、纽约《太阳》及英国《每日先驱》特派记者。通过对中国时局的观察，斯诺逐渐对西北地区的神秘部队红军产生了浓厚兴趣，希望早日能去陕北实地采访。

　　1936年春，斯诺再次拜访宋庆龄，希望宋庆龄能给予帮助，后者欣然同意。不久，宋庆龄接到中共方面的请求，希望她能邀请一名“公正客观可信赖”和一名外国医生去陕北考察，于是宋庆龄就推荐了斯诺和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

　　斯诺夫妇

　　一切来得如此之快，斯诺又兴奋又紧张。国民党把红军和中共“妖魔化”，斯诺出发前也有一点担心，为此他注射了5种疫苗。斯诺写道：

　　“在我的臂部和腿部注射了天花、伤寒、霍乱、斑疹伤寒和鼠疫的病菌。这五种病在当时的西北都是流行病。此外，最近还流传着令人吃惊的消息，说淋巴腺鼠疫正在陕西省蔓延开来，陕西省是地球上少数几处流行这种风土病的地方之一。”

　　1936年6月3日，斯诺乘火车从北平南下，次日在郑州和海德姆汇合，随即结伴前往西安。在两人出发前，宋庆龄已经通过上海地下党的“王牧师”（即董健吾）告知中共方面这一消息。

　　斯诺回忆说：“通过她（宋庆龄）的安排，我同北京的一位教授取得了联系，这位教授给了我一封致毛泽东主席的介绍信，与此同时他还告诉我同西安的地下工接头的办法。”

　　斯诺和海德姆抵达西安后，很快与董健吾见面，之后在董健吾和东北军等人的帮助下，秘密进入陕北。7月8日，斯诺在保安（今志丹县）见到了骑着马前来迎接他们的周恩来。初次见面，周恩来就让斯诺大吃一惊，他发现眼前这个留着胡须的人，竟然会说英语。

　　斯诺初次见到的周恩来

　　周恩来说：“我接到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还说：“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

　　7月11日，斯诺来到保安。当时毛泽东居住在一处很破旧的窑洞，7月16日晚，斯诺终于见到了毛泽东。对于初次见面，斯诺后来详细描述了自己对毛泽东的印象，“他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

　　当时毛泽东工作非常繁忙，每天工作至少14个小时左右，经常熬夜到两三点钟才休息。斯诺与毛泽东有10多次的交谈，基本上都是在晚上进行。在斯诺看来，毛泽东精力旺盛，见解独特，“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

　　这些都让斯诺印象深刻。毛泽东向斯诺详细介绍了自己的经历，还把自己童年、少年、青年生活毫无保留地介绍。尽管当时红军武器装备落后，处境并不好，可毛泽东对革命胜利信心十足。

　　斯诺和毛泽东

　　多次的交谈中，斯诺彻底被眼前穿衣朴素的高大形象深深折服，他评价说：“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

　　在保安采访期间，斯诺还采访了很多天才红军将领。斯诺发现一个现象，大家对毛泽东由衷的佩服。在简陋的窑洞和微弱的煤油灯光下，毛泽东回答了关于对当前局势的看法，澄清了外界对自己的种种猜测等。

　　除此之外，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斯诺一路开绿灯，对他的对红军的采访不加任何限制。斯诺深入到红军战士当中，向他们详细了解长征情况，指战员们向他介绍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一个个故事，他深受感动，称赞长征是“军事史上的伟大业绩之一”以及“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

　　采访期间，斯诺拍摄了一张著名的照片。一天早上，当斯诺刚迈进毛泽东居住窑洞的院子里时，迎着阳光，他发现毛泽东魁梧的身材显得格外高大，于是就立即决定给毛泽东拍一张照片。毛泽东欣然同意，斯诺刚举起照相机准备按下快门，发现他没戴军帽。

　　毛泽东经典照片

　　一位红军最高领导人，怎么能不戴军帽呢？斯诺就提出毛泽东戴上军帽，但是毛泽东只有一顶洗得褪色发白旧军帽，而且帽檐已经软软地耷拉下来。这时一边警卫员把自己的帽子给毛泽东，可是不适合，斯诺灵机一动，顺手把自己刚发的新军帽递给毛泽东，于是一张毛泽东最经典的照片诞生了。

　　照片中的毛泽东身穿红军军装，头戴八角红军军帽，他斜侧着身体，面容有一丝丝憔悴，略有思考，但是目光坚定。同时，照片中毛泽东眉头微皱，给人有一种心事重重的感觉，可又英气十足，给人一种很强的力量感。

　　这张照片于当年11月14首次刊登在《密勒氏评论》上，很快轰动全国，粉碎了国民党新闻纸对红军的种种抹黑污蔑。但是，毛泽东直到1937年5月才看到这张照片，当时斯诺的第一任夫人海伦·福斯特将当年丈夫拍摄的照片，亲自交到毛泽东身上。

　　海伦·福斯特说：“这张照片在上海刊上一发表，就吓坏了蒋介石，轰动了全世界。”毛泽东笑着说：“没想到我的照片会有这么大的威力。斯诺先生让世人看到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并不是红毛绿眼睛、杀人放火的‘土匪’，我们非常感谢他！”

　　斯诺在陕北

　　斯诺在陕北采访4个月后，乘坐由张学良安排的一辆大卡车转道西安回北平。斯诺此行收获很大，他是带着大量采访素材、拍摄的胶卷等回到北平的。一回到北平，斯诺就开始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采访。

　　1937年2月的一天，斯诺在燕京大学校园内未名湖畔召开大会。斯诺在200多名学生参加的大会上首次介绍在陕北采访情况，并播放了红军纪录片等。为了让西方更多人了解中国北方还有一支军队以及它的领导人情况，1937年10月，斯诺把《红星照耀中国》书稿交给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首次出版。

　　出版商起初认为这部书不会受欢迎，未曾想第一版就大卖，到了11月就已经发行了第五版。1938年2月，《红星照耀中国》的中文版在上海出版，因担心国民党当局封锁，于是改名《西行漫记》。

　　当时很多人都读了这本书，甚至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读了。在该书的影响下，外国医生、记者、华侨等陆续来到延安，包括后来的援华资金和医疗物资。白求恩就是其中一员，他前往延安后在给友人信中写道：“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

　　《红星照耀中国》

　　与此同时，斯诺还撰写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红军情况的道，寄给英美各国的纸公开发表。很快，这些文字又出现在国内很多纸上，这让蒋介石很是愤怒。

　　皖南事变爆发后，斯诺客观如实地道了这起事件的真相，这让蒋介石更加不满，当时斯诺在香港，结果被迫离开中国，在东南亚游历一段时间后，取道欧洲回到美国。宋庆龄当时也在香港，斯诺向她告别时，宋庆龄真诚邀请他留下来。

　　斯诺深受感动，他说：“我以后还会回来的，我的精神留在中国，我将依旧支持中国的事业。”资料显示，1942年、1943年斯诺又再次来到中国。不久，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斯诺遭到了迫害，护照被吊销，全家于1959年被迫迁到瑞士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斯诺分别于1960年、1964年和1970年三次来到中国。1960年7月，斯诺访华，当时斯诺生活陷入困难，吃饭都成问题。事无巨细的周恩来获知老朋友近况，给予了妥善安排。

　　斯诺和周恩来、邓颖超

　　比如经费问题，周恩来提议给他5000元或者一万元。为了让斯诺接受这笔经费，周恩来指示黄华以通过斯诺购买电影拷贝。这次访华，斯诺和周恩来、毛泽东分别进行了会谈。回到瑞士后，斯诺出版了系统介绍新中国的书籍。

　　1964年10月19日，斯诺再次访问中国。斯诺这次访华意义非凡，因为当年10月发生两件震动世界的大事。一是、10月15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意味着他的反华活动失败；第二、10月16日，中国首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极大地振奋了国人自信心。

　　这次访问中国期间，斯诺应邀去人民大会堂观看《东方红》的演出，现场有很多人。当演出正式开始前，斯诺注意到舞台背景的一张毛泽东照片，竟然是自己当年给毛泽东亲自拍摄的，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拍摄的照片用在如此重要的场合。

　　10月31日，周恩来接见了斯诺，期间还展示了原子弹爆炸的照片。会谈结束后，周恩来把总共12张照片交给斯诺，提醒他是第一个外国人见到这些照片，建议他回瑞士发表在纸上。斯诺回到瑞士后，立即刊发，直接轰动了全世界。

　　首颗原子弹爆炸

　　1970年8月，这是斯诺最后一次访问中国，这次他是接到了毛泽东的邀请。此时邀请斯诺来中国，毛泽东有着自己深谋远虑的考虑，当时正值特殊时期，中国在国际上比较“孤独”，与美国因抗美援越走向对抗，与苏联因“珍宝岛事件”弄得双方剑拔弩张。

　　毛泽东等人认为要解开这个“死结”，可以与美国搞好关系。如何打开美国这个大门呢？毛泽东想到了自己的老朋友斯诺。作为特殊时期第一个被允许进入中国的记者，斯诺带着一个重要使命，通过他去敲开美国的大门。

　　10月1日，国庆，斯诺夫妇受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跟毛泽东站在一起，这一幕被照相机拍摄下来。毛泽东后来说：“这是放个试验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12月18日，毛泽东和斯诺进行了生平最后一次长谈。

　　这天，斯诺接到毛泽东请他吃早饭的消息，斯诺很早就来到毛泽东住处，两人一直谈到中午，真正的主题是关于中美关系问题。毛泽东说：“尼克松早就要说派代表来，他对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了……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总之，都行。”

　　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城楼上

　　12月25日，《人民日》给美国政府发出信号。在纸头版位置刊发了12月18日毛泽东跟斯诺会谈的消息，同时还刊发了10月1日毛泽东和斯诺站在天安门成立上的合影。1971年2月，斯诺结束了对中国的最后一次访问，回到了瑞士跟家人团聚。

　　遗憾的是，美国政府对这个信号理解的不深入。后来，基辛格回忆时说：“中国领导人对我们敏锐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至于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

　　回到瑞士不久，斯诺就患病了，走投无路的妻子向早已加入中国国籍的马海德求助。马海德立即将这一情况告周恩来，很快一支由马海德组成的医疗小组来到日内瓦，大家尽全力抢救，奈何斯诺已经是胰腺癌晚期了。

　　1972年2月15日凌晨，这天是中国大年初一，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在瑞士家中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享年67岁。消息传到北京后，毛泽东动情地对周恩来说：“我们将永远记得他曾为中国做过一件巨大的工作。他是为建立中美友好关系铺平道路的第一个人啊。”

　　斯诺去世第6天，尼克松乘坐专机从美国安德鲁空军基地出发，前往万里之遥的中国。2月28日，中美两国发表了指导两国关系的《中美联合公》，中美关系开始解冻，而斯诺在里面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毛主席和尼克松

　　宋庆龄得知老友病逝后，也无比悲痛，他在自己创办的杂志上撰写了悼念文章，《纪念埃德加·斯诺》。宋庆龄写道：“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斯诺这位致力于中美两国人民友好的不知疲倦的活动家，太平洋两岸的子孙后代将会感谢他，因为他留下了供他们研究中国历史的遗产。”

　　斯诺在世时跟中国很有缘分，他渴望去世后继续延续这段特别的缘分。斯诺在临终时留下遗嘱：“我爱中国。我希望我死后我有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生前一贯的那样。同时，我也希望我有一部分安葬在赫德逊河畔，也就是它就要流入大西洋到欧洲和人类的所有海岸去的地方……”

　　斯诺的妻子遵从了他的意见，遗体火化后，将一半骨灰送到中国安葬。当年10月19日，斯诺的骨灰运抵北京，随后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斯诺墓地位于原来的花神庙遗址上，墓碑为一长方形的白色大理石。

　　墓碑上镌刻着叶剑英题写的碑文：“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汉字下方备注了英文以及生卒年。在中国政府发布的讣告中，对斯诺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斯诺墓地

　　谨以此文纪念国际友人斯诺先生。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岁月静好，有的只是他人替你负重前行。如今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更应铭记历史，不忘先烈！

　　红星照耀中国人物推荐文章3：《红星照耀中国》人物整理——八上名著阅读复习

　　八年级上册必读书目《红星照耀中国》

　　

周恩来

　　1.外貌、性情

　　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

　　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

　　2.主要性格

　　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

　　3.相关情节

第一次见面用英语和斯诺打招呼。为斯诺规划采访行程。拦着“红小鬼”胳膊在乡间散步。叙说自己的从军经历。

　　

贺龙

　　1.外貌、性情

　　 他是个大个子，像一只老虎一样强壮有力。他已年过半百，但仍很健康。他不知疲倦。他不计个人财物——除了马匹。他喜欢马。

　　2.主要性格

　　 性格很急躁，但是他很谦虚。

　　 3.相关情节

用一把菜刀在湖南建立了一个苏区。不止一次把地方的哥老会全部成员收编进红军。参加共产党后一直忠于党，总希望别人提出批评，听取意见。行军神出鬼没。

　　

毛泽东

　　1.外貌、性情

　　 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

　　2.主要性格

　　 质朴纯真，说话平易，生活简朴，身体素质佳，博览群书，涉猎广泛，一丝不苟，不知疲倦，果决有魅力，是一位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同时他又是一个感情深邃、爱军爱民的共产党领导人。

　　3.相关情节

他的财物只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伙食也同每个人一样。谈及已死的同志和饥荒的死人事件，他眼睛湿润。将自己的上衣脱给战士穿，长征中和普通的战士一样步行。对当前世界政治惊人地熟悉。

　　

彭德怀

　　1.外貌、性情

　　他是一个愉快、爱笑的人，身体极为健康。他的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动作和说话都很敏捷，喜欢说说笑笑。

　　2.主要性格

　　很有才智，善于驰骋，又能吃苦耐劳，是个很活泼的人。很喜欢孩子，身后常常有一群孩子跟着。

　　3.相关情节

长征中经常步行，把马让给其他同志骑。司令部陈设简陋，伙食也很一般，与部下一样。喜欢孩子，尊重少先队员，将棉衣披给小号手。将国民党的悬赏通缉传单搜集起来印刷红军宣传品。童年时在私塾奋起反抗欺负他的地主孩子、老师，将祖母的鸦片烟踢掉。青年时带领农民攻打囤粮的大地主。善于总结战术经验，巧妙运用游击战取得胜利。

　　

徐海东

　　1.外貌、性情

　　 他打仗十年，负伤八次。他烟酒不沾，身材仍很修长，四肢灵活，全身肌肉发达。他的每条腿、每条胳膊，他的胸口、肩膀、屁股都受过伤。有一颗子弹从他眼下穿过他的脑袋又从耳后穿出。

　　2.主要性格

　　 他的自豪的热情未免有点幼稚天真，但是及其真诚，他的部下对他的拥戴的秘密也许就在这里。

　　3.相关情节

为自己的无产阶级出身很自豪，笑称自己是“苦力”。他是国民党重金悬赏的中共军事领导人。带领红军轻松攻克预旺县。组织湖北第一支“工农军队”。在学堂回击富家子弟的欺压，参加反对克扣工资的罢工。

　　

朱德

　　1.外貌、性情

　　 他貌不惊人——一个沉默谦虚、说话轻声、有点饱经沧桑的人，眼睛很大，身材不高，但很结实，胳膊和双腿都像铁打的一样。

　　2.主要性格

　　 天性极端温和，对一切大小事都失分负责，喜欢和一般战斗员生活打成一片，乒乓球打的很好，篮球打个“不厌”。喜欢运动也喜欢读书，读书会仔细定出读书计划。

　　3.相关情节

指挥全军打过大大小小几百次小仗，几十次大仗，经历过敌人五次“围剿”。 与战士讲话往往脱下帽子，与部下同甘共苦。定出自习读书计划，熟读政治、经济书籍。坚持寻找并加入共产党，寻找新的革命道路。在长期的作战中形成自己带兵的特殊战术。积极主动戒脱鸦片烟瘾。在柏林参加共产党，为声援五卅运动被捕。

　　红星照耀中国人物推荐文章4：这位美国记者曾采访毛泽东、周恩来，安家北平写下《红星照耀中国》

　　1928年，23岁的美国记者斯诺来到中国，广袤美丽的中国大地和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给他的内心带来极大的震撼与冲击，令他放弃了原本在中国只停留6个星期的计划。

　　1933年斯诺来到北平，古都的美丽，普通百姓生活的艰难和随处可见的社会不公，激起了斯诺的正义感。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中国急需一名改革领袖，一名极具卓越力量的支柱人物，一名实事求是的理想家。他必须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摆脱一切腐朽桎梏……”

　　不久，斯诺发现了这位领袖。他从北平出发前往陕北，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上百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普通士兵。结束采访后，他回到北平，完成了鸿篇巨制《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向全世界道了真实的红军。

　　1930年前后的东交民巷，在京外侨聚集于此。

　　埃德加·斯诺和妻子海伦·斯诺。

　　生活在北京的外国人酷爱去北京周边游玩。

　　“一二·九”当天，学生们手打横幅走在北平街头。

　　陆璀手拿扩音器发表演说的照片登在《大众生活》杂志的封面上。

　　被称为“狐狸塔”的内城东南角楼。

　　安家北平

　　1933年初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与新婚妻子海伦·斯诺来到北平，出任联社驻平记者。

　　几年前，斯诺曾因采访来过北平，但是那次来去匆匆，没有体会出这座城市的韵味。这回他携妻安家北平，被古都的壮观与古朴震撼了。在自传《复始之旅》中，他这样描述对这座城市的初印象：

　　北京是亚洲无与伦比的、最雄伟、最吸引人的都市。它是一个具有将近三千年连绵不断历史的文明古国的中心。市内的紫禁城宽敞美丽。有几分像巴黎，而有着玫瑰色墙壁的寺庙宫殿却又给人以古色古香的感觉。站在高大的内城城墙上眺望，你可以看到北海四周槐树夹道的大路，金碧辉煌的琉璃屋顶和园林，长年蔚蓝的天空倒映水面的人工湖；目光掠过油漆的牌楼、高大的石砌城楼，一直可以望到远方苍黄的西山。

　　事实上，自从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等国签署《北京条约》允许各国在北京设立公使馆后，以外交人员和传教士为主体的外国人小群体便在北京出现了。虽然外国人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受到很大冲击，但运动平息不久，他们又涌回北京。

　　特别是“一战”后，欧洲人引以为豪的工业文明被战火击得粉碎，“昨日的世界”杳如黄鹤一去不返。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对自己笃信的物质主义产生怀疑，他们开始转向东方，希望通过古老的东方文明求得医治世界的解药。此时，外国学者、作家、艺术家，成群结队来到北京。古老的北京城俨然成为西方人维持“旧秩序”的桃花源、一个还没有受到现代世界污染的城市。

　　与生活在上海等港口城市、从事商业活动的外国人不同，住在北京的外侨大多是外交官、知识分子、艺术家和靠老家汇款过活的闲人。他们居住在东交民巷或附近的胡同里，体会着老北京独特的风土人情。穿梭在北京城大街小巷的人力车，翘起的古建筑檐角，停在树上的乌鸦，以及夜空中闪亮的星星……这些都深深地吸引着外国侨民们。

　　1928年北伐成功，中华民国立南京为首都，北京不但失去了国都的地位，而且连名字也被改成了平民色彩极重的“北平”。英国汉学家蒲乐道在《老北京奇闻录》中抱怨道：“北京就像个被废黜的皇后，依旧穿着留下来的皇袍，徒劳地摆出一副普通家庭主妇的姿态。”

　　即便如此，外侨们仍然选择居住在这里，甚至许多外交人员都不愿意把使馆立即搬到南京。他们抱怨南京“既没有中式奢侈品，也没有能令外国人感觉舒适的居所”，甚至连自来水供应都成问题，“在绵延的城墙之内，只有小米地、芦苇沼泽、污浊的水塘和打滚的水牛。”

　　北平对外国人产生巨大吸引力，除了这里有浓郁的古都特色和便利的配套设施之外，物价低廉也是一大因素。1933年，斯诺夫妇抵达北平后，很快就感受到了这一点。

　　到北平几周后，斯诺夫妇在煤渣胡同21号租了一处小院。煤渣胡同位于王府井大街东侧，呈东西走向，东起东单北大街，西止校尉胡同，南与北帅府胡同相通，北邻金鱼胡同。明代称“煤炸胡同”，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在胡同中段路北设立神机营衙门，负责守卫紫禁城和三海，并扈从皇帝巡行。

　　煤渣胡同21号小院不大，但是很新。穿过红漆的大门，有一个圆形月洞门，门后是一道影壁，影壁上画着一条威风凛凛的龙。影壁后面是一个小巧玲珑的小园子，园子里栽着各种花卉和果树。斯诺夫妇搬进去的时候，园子里生机盎然。

　　小院里共有二十间房，厨房、餐厅、卧室、浴室、起居室、会客厅、书房一应俱全，另外还有一排厢房，包括三间下房和一个浴室。这么多房间住宅月租只要60元。除此之外，斯诺夫妇还雇了厨师、杂役和车夫。这些佣人的月薪也低得离谱，只要15元。

　　1933年，社会学家陶孟和曾做过一系列关于北平人生活支出的调查。据《北平生活费之分析》记载，当时北平普通小学教员的月薪在40至50元之间，普通家庭大多只租三五间房子，房租在5至7.5元之间。与之相比，在华外国雇员的收入则高得令人咋舌。1928年，担任《纽约时》驻平记者的阿班，每个月稿费达300美元，折合中国银元约900元。虽然斯诺并没有提到自己刚刚定居北平时，薪水几何，想来与阿班也差不多。难怪他会感叹：“驻北平的外国记者要习惯于过银行行长一样的生活。”

　　外国人的小圈子

　　北平物价低廉，配套服务成熟，各种外国货也很容易买到，许多外国人即便靠着微薄的退休金，也能在北平过上在母国难以想象的贵族生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平成为外国侨民的天堂。久而久之，外侨之间形成了一个不太被本地人了解的小圈子。这个小圈子等级森严，繁文缛节，而且充满着各种无聊的鄙视链。

　　甫到北平，便有人提醒斯诺，“第一桩要紧的事就是要准备足够数量的名帖”。曾经有一名长居上海的美国商人卡尔·克劳，因为印制的名帖尺寸比公使的还要大，受到美国公使馆三等秘书的呵斥。他这才意识到，在北京狭小的外国人圈子里名帖尺寸比良好的举止更重要，而且新进入社交圈的人必须登门拜访他们想结识的“前辈”，并留下自己的名帖。“先生给先生留名帖，太太给太太留名帖”，夫妻俩还要留下一张具着夫妻二人名字的名帖。

　　一些好心的“老居民”曾经提醒斯诺夫妇，千万不要搞错投名帖的次序。“如果一位主妇认为自己是这个社交圈子中的第五号人物，那么当她发现新邻居先去拜访第七号人物时，她就会进行复，不给回帖，把她排斥在小圈子之外。”反之，如果新人愿意遵守这套游戏规则，他们可能很快就会收到大使、司令官或使馆秘书的邀请，去参加他们的家宴、舞会或观看各种表演。

　　初到北平的一段时间里，斯诺夫妇也未能免俗，他们经常在煤渣胡同21号举行聚会。不过与浮华、虚荣的外国人社交圈不同，斯诺夫妇的聚会并不在乎“绝不允许混进杂人”的社交死规矩，他们的客人形形色色，无所不包。

　　在那一年，后来被誉为“头号中国通”，并一手创建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的汉学家费正清，刚刚来华不久，还是清华大学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讲师；从小在中国长大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刚完成她的代表作《大地》，虽然这部小说十分畅销，但估计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几年后她会凭借此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将一只名叫“戈壁”的白色小狗送给斯诺夫妇，因为他正在筹划再次踏上丝路探险之旅；参与过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考古发掘的法国古生物学家泰尔亚·夏尔丹，成为海伦·斯诺最好的朋友；而刚从英国留学归国、后来享誉文坛的大翻译家杨宪益夫妇，则对斯诺家的酒会赞不绝口，称这是他“有生以来参加的最好的酒会……”

　　这些后来在各自领域做出卓越成就的人，风云际会一般聚集在斯诺家的小院子里，也成为他们了解中国的一扇窗。

　　不过，与组织和参加酒会相比，斯诺夫妇更热衷于骑马。来北平不久后，斯诺夫妇就买了一匹健硕的蒙古种赛马，并且参加了一个赛马俱乐部。

　　中国传统的赛马活动古已有之，不过斯诺迷上的是自清末传入中国的西式赛马。1860年之后，西方列强先后在北京设立公使馆，各国使节和外侨为了排遣单调的生活，在西郊开辟了一个赛马场。义和团运动中，这座赛马场一度被烧毁。不过战事平息后，赛马活动又活跃起来。

　　宣统年间，顺天府将西便门外莲花池附近200多亩土地拨给北京西绅俱乐部修建赛马场。重建的跑马场为环形，跑道周围设有两圈木制白色栏杆，跑道北侧有一座两层的看台，楼内干净、整齐，透过走廊前面的玻璃窗，整个赛马场一览无余。

　　1913年出版的《京汉旅行指南》中记载，“（赛马场）距前门站十四里，自西便门车站至此计程二里，因站西南为西人赛马之区得名，车行过站之后，遥见四围乔木蔚然深秀者即跑马场也。”赛马活动每年春秋两季的星期日进行，每到赛马日这里便人山人海，不但外国人热衷此道，中国人也趋之若鹜。

　　当年曾与父亲一同观看过赛马的杭思源记得，看台后面有个厨房，由西餐名师制作餐点。“一局跑完，获胜者呼酒唤菜，觥筹交错，欢笑不已。失利者有的垂头丧气，大呼负负，有的晃动拳头表示非挽回败局不可。”也许你想不到，当年斯诺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员。

　　斯诺到北平不久，供职的联社倒闭了。刚刚在北平置办了新家，他口袋里的钱已经所剩无几，往后的日子怎么办呢？此时，美联社驻北平特派记者吉姆·米尔斯向他伸出橄榄枝，只要斯诺同意跟美联社签两年合同，就可以成为美联社驻北平记者，而且米尔斯承诺，两年后任命斯诺为美联社上海分社社长。

　　美联社待遇优厚，但是斯诺却犹豫不决。他曾在上海做过一阵子美联社的兼职记者，深知这是份苦差事，“事事都得道，生怕别的通讯社抢先一分钟，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拴在电话旁”。而斯诺不愿意困在事无巨细的新闻道中，他希望从感兴趣的事情中发掘新闻，去认识形形色色的中国人，通过与他们的接触了解真正的中国社会。

　　到底要不要为一份“按时发放的支票和养老金，而出卖自己的自由岁月？”斯诺犹豫不决。此时，他天生爱冒险的性格再一次显露出来。斯诺将仅剩下一些钱分成两份，一份押在障碍赛马上，另一份押在“独赢”赛马上（即只限跑第一的马匹获奖），心想，如果输了就跟美联社签合同。

　　“真像小说里写的故事情节那样不可思议”，斯诺在《复始之旅》中感叹，他押的障碍赛马得了第二名，而另一匹“独赢”的赛马竟然真得了冠军。斯诺一下子赢了1000多美元，这些钱足够支撑斯诺在北平继续按照自己的方式研究和道中国。

　　有道是好事成双。不久，斯诺收到美国《星期六晚邮》一张750美元的支票。几个月前斯诺曾给《星期六晚邮》投过一篇稿子，后来没收到回音，他也就把这事给忘了，没想到《星期六晚邮》不但给他寄来丰厚的稿费，而且主编乔治·霍勒斯·洛里默还亲自向斯诺发来约稿信。

　　《星期六晚邮》是世界上稿费高的媒体之一，此后斯诺便与这家纸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斯诺夫人海伦·斯诺认为，《星期六晚邮》在某种程度上资助了他们在中国的活动，而斯诺则变成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桥梁。

　　任教燕京大学

　　在煤渣胡同21号的日子富足而闲适，用海伦·斯诺的话说，如果不是她和斯诺都有一层“闪光的保护壳”，他们真要被北平的安逸生活所“化掉”了。虽然他们喜欢这样的生活，但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社会，静下心来写书，1934年初斯诺决定接受燕京大学新闻系的聘请，讲授“新闻特写”“旅游通讯”等课程。

　　燕京大学位于北平西北郊的燕园，即今日之北大校园，距离进城最近的西直门也有八九公里的路程。在缺乏公共交通的上世纪30年代，每天从城里往返于燕园上课，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斯诺夫妇决定搬到燕园附近居住。此时，位于海淀军机处8号院的一处小别墅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这座小别墅位于在今天北京大学西南门一带，房子中西合璧，宽敞的院子里有一个占地一英亩的花园，甚至还有一个小游泳池，站在起居室的窗边，可以看到颐和园和西山风景。这处小别墅的主人是燕大毕业生、银行家庄占美。他本打算退休以后住进这座小别墅，但是经历了一次袭击后，庄吓坏了，他希望能把房子租给外国人，哪怕房租低一些也无所谓。于是，斯诺夫妇以每月40美元的低廉价格租下了这座房子。

　　1934年3月的一天，斯诺夫妇带着在北平置办的全部家具，搬进海淀军机处8号院。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斯诺与学生们建立起非常紧密的联系。在第一堂课上，他就对学生说，自己到中国来不是为了教书，而是为了学习。

　　1934年5月，他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我努力在燕京大学做一个中国青年记者班的老师，每周教两个小时。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益的体验，我正在寻找各种新的观察中国人生活的视角以及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的视角。我认为燕京大学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从斯诺的新家步行到燕京大学只要十分钟，不远处还有清华大学，许多中国学生和教授都居住在这一带。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斯诺夫妇隐约感觉到，看似平静的中国大地正酝酿着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北三省。此时，日本鲸吞中国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可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一门心思扑在内战上，竟然幻想通过国际社会的干预阻止日本侵略的脚步。对于日本人的野心，西方列强表现得出奇的无动于衷。他们大多认为，既然日本已经占领了中国东北广大的领土，大概会放过其他省份，因此都不愿意多管闲事。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日军得寸进尺。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6天以后，在日本的扶持下伪满洲国成立。1933年2月，日军将战火烧向热河，北平岌岌可危。连身处东交民巷，整日纸醉金迷的外国侨民都感到了战争的威胁，可主政华北的何应钦和身在南京的蒋介石却依然强调着他们一贯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蒋、何二人认为，对于日寇的侵犯行径，最好的办法就是退让，只有满足了日本人的野心，才能让心满意足的日本人退兵。

　　在中国生活5年的斯诺，对蒋介石的法西斯行径和对日本的不抵抗态度越来越感到不满。斯诺认为，如果不是日本人过于贪婪，迫不及待地想鲸吞中国，国民党和日本人之间很可能会找到共同点。

　　“从思想上看，两个政权的差别不大。无论是法西斯意大利还是希特勒德国都给国民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蒋介石选择德国军官训练他的陆军，请意大利人训练他的空军。德国人以盖世太保为模子帮他组织了政治宪兵队‘蓝衣社’。国民党军校教育其学员要像法西斯分子对待元首一样，绝对忠于领袖蒋介石，而这一方针很快就通过三青团在公立学校贯彻。”斯诺在《复始之旅》中这样写道。

　　不得不说，作为一名洞悉世界格局的西方记者，斯诺的见解一针见血。

　　1933年，德国总统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纳粹党不费吹灰之力便夺取了政权，臭名昭著的第三帝国由此诞生。上台后，希特勒马上开始推行其迫害犹太人的政策。就在全世界对希特勒的反人类行径感到震惊时，蒋介石却表现出对希特勒的倾慕之情，感叹道：“希特勒乃当今世界伟人也！”

　　在蒋介石的提倡之下，1930年代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盛行一时，希特勒、墨索里尼像高悬于各处。国民党元老张继曾公开表示说：“蒋中正先生就是中国的希特勒。”

　　此后国民政府与纳粹德国往来日益频繁。蒋介石还邀请了一批德国将领来华当军事顾问，其中就包括帮助蒋介石制定第五次“围剿”红军策略的德国国防军前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

　　在国民党的宣传中，1927年至1937年被标榜为民国的“黄金十年”。然而，在当时身处中国的斯诺看来，“在那个时期里，年年都有数百万人死于饥荒、水灾、时疫和其他一些本可以预防的灾难，年年都有数百万农民失去土地。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老是宣布补救计划，但总是不付诸实施，大量的国家预算都被他用于持续不断的战争之上，以便把军阀归于他的指挥。”

　　“如果不是日本人的入侵，蒋介石极有可能把中国拉入轴心国的队伍中。”不单是斯诺，许多在华外国人都持有相同的观点，其中就包括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1934年，司徒雷登请斯诺为学校里的师生做一次有关法西斯主义的演讲。

　　与此同时，斯诺夫妇开始第一次系统地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虽然斯诺在回忆录中一再强调，自己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是他显然对共产主义以极大的同情。

　　吸引青年学生的小客厅

　　与那些置身事外的外交人员不同，斯诺时刻关注着日本人在东北的动态。1935年初，他只身前往日本控制下的东北，发现“日本人就像面粉厂里的象鼻虫大军一样人丁兴旺”。事实上，自从1932年全面控制东北以后，日本就连续不断地加大对东北三省的投资和移民。

　　结束这次考察后，斯诺为《星期六晚邮》写了一篇道并预言：“（伪）满洲将很快在财政上控制中国，这不仅是想象，而是可能。”

　　文章发表不久，斯诺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斯诺夫妇感到了明显的威胁，他们认为还是搬回城里比较安全。恰好此时，英国《每日先驱》向斯诺伸来橄榄枝，聘他为驻平特派记者。于是，斯诺夫妇结束了为期一年的中国乡村生活，搬回城里，租下了崇文门附近的盔甲厂13号。

　　1935年的北平有一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窒息感。这一年，日本侵略军先后侵入热河、山海关、唐山、天津，对北平形成包围之势。面对日军的铁骑，国民政府却下了一道所谓的“邦交敦睦令”，禁止一切抗日团体和抗日言论。7月份，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天津驻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把包括平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拱手让与日本，眼看北平就要沦为第二个东北。

　　海伦·斯诺在《我在中国的岁月》中这样写道：“1935年底是中国极度消沉的时刻，是活地狱般的时刻。我感到窒息，似乎空气停止了流动，充满了一氧化碳和植物腐烂发出的沼气”。

　　不单斯诺夫妇感到窒息，青年学生们更感到窒息。此时，斯诺夫妇虽然已经从海淀搬到盔甲厂13号，但是学生们仍从燕京大学追到这里，其中就包括后来曾经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的陈翰伯。

　　1935年10月的一天，陈翰伯第一次来到盔甲厂13号斯诺家的小院。他记得，院子不大，但清静幽雅。院中落叶点点，几盆菊花，陈设得错落有致。阳光透过明亮的大窗子，把斯诺家的小客厅照得暖洋洋的。

　　其实，陈翰伯与一同前往的同学张兆麟、王汝梅，都没上过斯诺的课，但是斯诺消息灵通，又支持学生们的爱国活动，而且军警们不敢轻易闯入美国人的私宅，因此他们经常拜访斯诺，并把他的小客厅当成了一个重要据点。

　　身为记者，斯诺能获得许多外界难以知晓的秘闻，甚至包括“红军正在向陕北进击，也许还要进入华北，以阻止华北特殊化”。虽然这些消息并不一定完全可靠，但学生们得知确实有这样一股抗日力量存在，就像是在黑夜中看到了一丝光亮。

　　进入11月，日本人已经下定决心要占领华北。斯诺听说，曾一手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土肥原贤二，将一千万元中国钞票放在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面前，逼他脱离南京政府。一天晚上，宋哲元的秘书马云汉情绪激动地来到斯诺家说：“老宋已准备向土肥原屈服了。他曾一再致电南京，提出如果他起来抵抗日本，望予支援，但是蒋介石只含糊其辞地做了答复。面对日军的入侵，宋哲元独木难支，已经决定要宣布在华北成立‘独立’政府了。”

　　第二天，斯诺将这个坏消息告诉给来访的学生张兆麟。身为东北人的张兆麟感到，发生在东北的历史就要在华北重演，不由得流下泪来。

　　斯诺说：“哭有什么用？我们要行动起来。”

　　要怎么行动呢？海伦·斯诺提议：“用稻草扎一个假人，在它身上写上‘华北’二字，把它放在棺材上抬去埋葬，用这个办法告诉群众，华北即将灭亡！”大家觉得这个办法太“美国味”了，不够严肃。

　　其实，学生们早已讨论过“怎么办”的问题，而且成立了一个组织——北平市学生联合会。

　　1935年12月初，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召开全体同学大会，通过决议，并由平津十五校联名签署《十五校通电》，向全国发布。海伦·斯诺将这个《通电》打成电讯稿，由斯诺向国外发出。这时斯诺说：“我的住所已成了地下工的工作总部了，我再也不是中立者了。”

　　直到1971年海伦·斯诺重访中国时，仍以为“一二·九运动”是在他们家的小客厅里发起的。陈翰伯等当事人一再解释，其实“一二·九运动”一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进的。斯诺家小客厅中的常客，如北大哲学系学生俞启威（即后来曾任天津市市长的黄敬）、清华经济系学生姚克广（即后来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燕大学生王汝梅（即后来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黄华）……当时都已经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也在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建立了党团，彭涛（原名刘定乾，后来曾任化学工业部部长）为书记。

　　见证一二·九风云

　　12月6日，学生们得知，在日本侵略者逼迫下，国民政府同意于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极为震惊。第二天，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下，北平学联决定于9日举行学生大请愿，反对“华北自治”。

　　12月8日下午，燕京大学的学生骨干们躲进未名湖东岸的男生体育馆，拿着一份北平地图，划定各校的游行路线——燕大、清华沿西郊大道向西直门进发。随后，陈翰伯等人来到海淀布店买了几尺布，制作了几幅大标语。为了防止坏人破坏，学生们还特意选定同学担任纠察队和自行车交通队。陈翰伯回忆，为了防止走漏消息，这些准备工作都是在两三个小时内完成的。

　　万事俱备，当晚学生们把宣言、口号、游行路线和集合地点都告诉给斯诺。斯诺夫妇连夜将学生们要求抗日的通电译成英文，以便第二天供外国纸发表。

　　12月9日清晨，燕大和清华的学生按计划从西郊前往西直门，一路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响彻云霄。与此同时，北平城里的五六千学生也打着横幅走上街头，游行队伍所到之处，不时有人加入队伍中。一直跟踪道的斯诺看到，“商店老板、家庭主妇、手艺人、和尚、教员和穿着缎袍的商人都站在街旁向游行的学生喝彩，或走出去捡传单看，甚至人力车夫也喊起了被禁止的口号：‘打倒伪独立运动！逮捕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拯救中国！”

　　目睹了这一切的斯诺夫妇感叹，他们还是第一次在国民党统治区看到这种景象。

　　“一二·九”当天的抗日怒吼，震撼了北平，并随着新闻道很快传遍国内外。可国民党当局竟然无视人民反对的声浪，悍然决定在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于是，中共北平市临时工委、北平市学联决定于16日组织第二次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这一天，国民党当局显然有备而来。斯诺和合众国际社记者麦克·费尔希在宣武门看到，荷枪实弹的宪兵身着皮外套，头戴钢盔，驻军已经上好刺刀，消防队已将水管全部拉出对准学生们。

　　这是一场对峙。一名身材矮小的姑娘突然从学生队伍中冲出，径直冲向宪兵的刺刀和毛瑟枪，而宪兵像打牲口一样疯狂地殴打着她。那姑娘突然避开宪兵，扑倒在石板路上，然后乘机滚到城门下面，抽掉了城门上的门闩。不等她打开城门，宪兵又开始疯狂地殴打她。斯诺和费尔希连忙跑上去制止，但是宪兵根本不理睬，将姑娘抓回警署。

　　斯诺追到警署采访了这位姑娘。一问之下，他才知道姑娘名叫陆璀，是清华大学的学生。12月9日，当游行队伍被军警堵在西直门外时，陆璀站在一个小板凳上，举着简易的扩音器，慷慨激昂的向人们发表演说。这一幕恰巧被人拍摄下来，并寄给了当时在上海的邹韬奋。邹韬奋将这张照片选为那一期《大众生活》杂志的封面。陆璀举着话筒大声疾呼的画面，从此成为“一二·九运动”的象征，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斯诺深深被陆璀的英勇行为感动，回到家写了一篇道《中国的贞德被捕了》，这无疑是对陆璀的极高评价。

　　这篇道在国外引起很大反响，陆璀也成为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一二·九”运动后，她一度遭到通缉，在斯诺夫妇家躲避了很久才躲过风头。

　　全程见证“一二·九”运动之后，斯诺感到，在中国面对最危险的时刻，国民党根本起不到领导、鼓舞的积极作用，反而成为悲观、停滞、镇压的象征。大批爱国青年正前赴后继地聚集到中国最后的希望——红旗之下。

　　突破封锁线

　　斯诺早有前往红区，会一会真正共产党人的想法。然而，当时红军正在长征之中，他的采访计划显得有些遥不可及。1936年初，斯诺得知红军已经抵达陕北，并与张学良、杨虎城达成了停火协议。于是，他重启了采访计划。

　　“一二·九”运动之后，许多进步学生都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中就包括与斯诺夫妇交往颇为密切的俞启威（即黄敬）。俞启威离开北平时，斯诺向他表达了自己想去苏区采访的意愿。1936年3月，斯诺收到一封俞启威言语含糊的来信，提到他已经向K·V先生汇了斯诺的情况，让他耐心等待回音。斯诺不想把宝押在俞启威一人身上，他决定去上海请宋庆龄帮忙。

　　宋庆龄刚好接到中共中央的电，请她协助选一名西方记者和一位有经验的医生到苏区去。于是，宋庆龄把斯诺想去苏区采访的信息转告给地下党组织。

　　1936年6月，斯诺从上海回到北平不久，一位名叫徐冰的东北大学教授找上门来。他将一封用隐色墨水写的信交给斯诺。这封信是中共北方局负责人K·V指示北平地下党负责人戴维（即柯庆施）写给毛泽东的介绍信。20多年后，斯诺才知道这位K·V先生就是刘少奇。

　　斯诺能够去陕北采访，到底是得益于宋庆龄的帮忙，还是得到了刘少奇的首肯，亦或二者兼而有之，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总之，1936年的夏天，斯诺开启了神奇的红色之旅。

　　在北平生活的几年中，斯诺虽然一直都在努力学习中文，而且据他自己说已经学会了1500个汉字，并且能阅读白话文，但是中文对于西方人而言还是太难了。于是，启程前他向王汝梅（即黄华）发出邀请，问他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陕北采访。

　　黄华在回忆录中提到此事时，兴奋地写道：“真是喜从天降，我不假思索，立即高兴地一口答应了。”

　　斯诺对黄华说，自己先去西安，安顿好后，用密语电告妻子海伦，黄华再动身前往西安。黄华不露声色，应付完考试、照了毕业照后，带着一只皮箱，悄然离开学校，“宿舍内的一切原封未动，也未告诉任何同学和亲友。”

　　黄华在事先约定好的西安西京招待所找到斯诺，当时与斯诺在一起的还有宋庆龄介绍到陕北的美国人乔治·海德姆医生，也就是后来献身苏区和新中国卫生事业而举世闻名的马海德大夫。

　　在西安玩了几天后，斯诺和马海德大夫在一名东北军上校军官和一名中共驻东北军联络军官的陪同下，乘东北军军车前往苏区。黄华则又在西安呆了好几天才被允许前往陕甘宁苏区东部的前沿指挥中心——安塞县的白家坪。

　　在陕北，斯诺采访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上百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普通红军战士，全方位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人。眼前的一切超乎他的想象，共产党的领袖生活俭朴，和普通士兵一样，与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完全不同。后来，他在著作中写道：“如果要中国人对国民党统治作一估价，几乎没有人会认为在道义上国民党比共产党更得人心。”

　　10月中旬，与红军相处了四个月后，斯诺踏上返回北平的行程。

　　《红星照耀中国》问世

　　1936年10月25日早上，海伦·斯诺正像往常一样伏案忙碌，忽然传来一阵敲门声，一个胡子拉碴的人风尘仆仆站在台阶上——斯诺回来了。

　　回家后的两三天，斯诺兴奋地对妻子谈个没完。海伦在书中写道，一般来说斯诺对任何事都不过分热烈，除了孙夫人宋庆龄，从不崇拜任何人，但是“他现在发现了毛泽东，不仅为他自己，而且为中国人民发现了这个人，这是真正的新大陆。”

　　斯诺从陕北带回许多珍贵的资料，其中包括一张他为毛泽东拍摄的照片。照片中，毛泽东在窑洞前，头戴八角红军帽，倔强地看着镜头，一个不屈的革命者形象跃然纸上。这张照片成为毛泽东在陕北的经典形象。

　　海伦·斯诺看着丈夫带回的资料感叹：“这是经典著作，是无价之作。”

　　在盔甲厂13号的小院中，斯诺夫妇夜以继日地誊写采访笔记，整理思路，开列大纲，就当一部杰作一点一点出现时，盔甲厂胡同发生了一起命案。

　　1937年1月8日清晨，内城东南角楼下发现一具女尸。死者是一名年轻的白人女孩，她衣衫不整，肢体严重损坏，手腕上昂贵的手表指针正好停在午夜时分。经过调查，死者是斯诺夫妇的邻居、退休的英国前外交官倭讷的养女、19岁的帕梅拉·倭讷。

　　1937年的北平岌岌可危。日军已经步步紧逼，1937年初他们甚至在距紫禁城几公里的地方建起大本营。受雇的日本浪人在北平贩卖鸦片、寻衅滋事，随时都想寻找借口占领北平。

　　如果

本文标题：红星照耀中国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