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惊鸣:应对经济危机,关键是做好6个“正确事”
文 / 夏惊鸣,华夏基石高级合伙人、副总裁,首席战略与变革专家:华夏基石e洞察本文根据夏惊鸣在华夏基石“百家管理讲谈”第13期(春节特别直播——《潜替2025:咨询师眼中的增长机遇与挑战》)上的主题分享整理,文章仅代表本人观点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虽然经济一直在增长,但大家年年都在说困难,年年都在谈转型,另一方面,对如何管理经济,有人说交给市场就行,有人极力反对产业政策,有人说市场会失灵,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众说纷纭。
那么,到底什么是对的,经济增长规律是什么?
今天的课题就是这个疑惑引起的,那么,主要演讲的内容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疑惑出发。根据现实的困境现象,似乎没有谁说的对,那么正确的是什么——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
二、经济增长空间由什么决定——理想经济增长饱和量。要弄清楚这个疑惑——研究经济增长规律,首先就要知道经济增长的潜力空间是由什么来决定的?有多大。我把这个定义为理想经济增长饱和量。
三、经济危机与经济增长方式。但现实世界似乎始终没有实现经济增长的饱和量,而且经常波动,甚至周期性出现危机,这是为什么?波动和危机的底层逻辑,就是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去搞清楚现实中经济增长是怎么发生的,也就是经济增长方式,只有搞清楚了经济增长方式,我们才能有理解经济危机为什么会发生,这也是理解经济增长规律的基础。
四、破解经济危机的逻辑和难点。经济管理的核心就是如何应对波动和危机,理解破解经济危机的逻辑和难点,是理解经济增长底层规律的第二个关键。
五、应对经济危机的根本之道——重新定义“增长”和“正确的事”。基于以上分析,根据应对经济波动的三条路径,都有问题,那么,解决经济危机的正确路径在哪里呢?回到根本,第一个,是要对“经济增长”重新定义,当然,这不是为了要创造一个新概念,而是要确立一种思维;另外一个,就是基于经济增长的底层规律,要做的“正确的事”是什么。
六、总结: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基于上述内容,对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做一个小结。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
01
从疑惑出发
有两个事件引起我对经济增长规律的疑惑:
第一个是我们当下所处的世界经济环境与1929年的大萧条前相似?还是70年代开始的滞涨期更相似?
产生这个疑惑,是因为看到原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先生的“关于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的课题,对1929年大萧条和2008年金融危机做了一个比较。春节假期我就学习了一下美国经济危机的历史,通过对这个历史过程的学习,我发觉单纯对比这两个时期,还不够准确。而是应该从美国1929年大萧条到2008年金融危机(1929年开始一直到1939年的大萧条;1939年二战带动美国经济;-二战后1945年一直至1965年或1969年的20年黄金期;1969年到 1983年的20年滞胀期;1983年至2008年又是一个20多年繁荣期,尽管其中2000年有互联网经济泡沫破灭),这一段长历史周期去理解经济发展规律,可能更能体会到当下经济,更能把握经济发展和经济管理的规律。这是我的一个学习体会。
第二件事是国内外经济学家各种观点总说纷纭,如张维迎老师崇尚自由主义,一切交给市场,林毅夫老师提出“市场为基础,但政府也要有为”,肯定政府的作用,还有一位老师甚至拿光伏和新能源汽车说,认为产业政策毫无作用,显然这个有点睁眼说瞎话。
再比如讲。
如果我们否定“自由主义,一切交给市场”是错误的,那么1893-1914年美国经济黄金二十年,就是自由主义状态,以及1921年至1929年前美国经济的咆哮二十年代,基本上也是自由主义发展模式。
如果,我们认为“自由主义,一切交给市场”是对的,那么1873-1893年,美国经济发生了长期衰退,1929年发生了大萧条。
如果我们认为“政府调控”是错误的,二战后,一直到7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美国政府基本上是按照凯恩斯的理论进行施政的,比如,连崇尚自由主义的艾生豪威尔也采取农业补贴、教育补贴、扩大福利保障人群,提升保障额度,加大公共设施建设等等。甚至连把美国经济带出滞胀期的“里根新政”也被称为披着自由主义外衣的凯恩斯主义。
如果我们认为“政府调控”是对的,那么从1969年开始,美国又迎来了20年滞涨期。
后面调整为既不是自由主义,也不是凯恩斯主义,强调“有限政府”的新自由主义,里根时期,是这一理论实践的代表。同样,也带来20多年的繁荣期,但也同时到2008年,开始了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海啸。
从这一长周期历史来看,无论采用什么理论、什么政策,它都有作用也都有问题。
那么什么是对的?有没有基本规律呢?
02
经济增长空间由什么决定——理想经济增长饱和量
经济增长潜力空间决定了经济增长。因此,要理解经济增长的真正规律,我们首要是要弄清楚经济增长空间是由什么决定的,理解了这些决定性因素,就可以根据这些因素的情况,我们就可以对经济增长是否有潜力,以及对潜力可以做一个定性的大致判断。
这个问题就埋在了我脑海中,突然有一天脑洞大开,经济空间决定因素可以从生产力三要素演化而来。
生产力三要素分别是:劳动者、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
劳动者是什么?人口!因为人口的基数大,经济增长空间就大。这些年,国家鼓励生育,就是提升人口数量,另外一个,通过一带一路,推动全球化,也是为了拓展人口数量,基于国内市场,只有国内人口数量,如果基于全球市场,那么就是全球人口数量。
生产资料的核心是劳动工具,背后是技术和知识。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带来了经济的飞速发展。
劳动对象是什么?资源!所以你看,中东一些国家没什么产业,但有石油,也能够富得流油。
所以,我们判断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区域经济增长空间时,从人口、技术/知识以及资源这三个要素出发,去判断这个国家或者区域经济增长的潜力。
从经济发展潜力角度讲,这三个要素最核心的,我认为是技术和知识。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是技术和知识水平。
有人认为我们人口多,能够带来很高的GDP,也是增长,但单纯依靠人口数量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没什么质量的增长。
我个人认为,鼓励生育不是根本,因为这带来的是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不是人口质量提升带来的人均收入增长。人口质量背后也是技术与知识。
而资源是上天给的,没有办法,当然,技术可能会对资源产生重新定义。就像石油,技术没到一定的水平,他在现实中就不是有价值的。
我所讲的技术知识水平,是一个抽象出的概念,指社会一个总的技术知识水平,而非某项具体的技术。而且这个总的技术知识水平,是持续动态变化的,其实每个时点都有一个对应的总的技术知识水平。每个技术知识水平,都会有一个经济空间的饱和量,我把它叫做经济增长饱和量。
怎么理解?打个比方,我们在一杯水里放盐,这杯水的容量是既定的,把他比喻为一个总体的技术知识水平,那么,它能够溶解盐的量有个最大值,达到这个量后,再放盐也溶解不进去了,那么这个能溶解的盐总量比喻为“理论经济增长饱和量”。
另外一个,一定的技术知识水平,会决定一个既定的增长结构。当然,技术知识水平在不断变化,这里就有量变和质变的区别,没有革命性技术变化时,增长结构是没有本质变化的,只有技术水平发生革命性变化,增长结构才会产生质的变化。
从美国经济发展周期可以非常显著的看到技术的决定性作用和经济增长结构。
甚至,大家津津乐道的“里根新政”——把美国经济从滞胀中解救出来,以及为后面繁荣的二十多年打下基础,我认为言过其实!
美国经济走出滞胀期以及后期的繁荣真的是因为里根新政吗?当然,里根新政有一定的作用,但根本上是因为里根命好——因为他恰好赶在了那个时段上——一个新的技术增长结构进入成长期了!
我们来回顾下历史。
以蒸汽机技术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 1760年左右,直到1860年后以内燃机、电力、化工为基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到1947底晶体管技术突破,进入了以半导体、电子、通信等为基础的第三次科技革命;2000年,人类进入了互联网时代,现在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每一次革命性的技术突破都会带来一个周期的经济增长。
里根任期是1981到1989年,恰逢第三次工业革命技术突破进入了“成长期”。因为,新技术都不是一开始就带来大量的增长,也会经历一个孕育期、成长期、成熟期、转型期的过程。我们看看,尽管巨型电脑、半导体晶体管技术是四五十年代,但电脑通信产业真正高速发展,是80年代开始。我记得英特尔成立在1975年,苹果应是1976年,微软是1977年。所以,里根前滞胀期的总统们,怎么努力都不怎么管用,到了他的任期,当然,他在减少政府开支、放松管制、减税和刺激军工,这些政策还是有作用的。但,繁荣程度的本质上是由技术发展决定的。
03
经济危机与经济增长方式
假设我们现有技术水平不变,中国全部人口都要过上有电、有路、有房、有车、有空调、有病看病,有学上学,可以旅游度假,或者健身、美容、欣赏音乐、脱口秀和哪吒电影等等生活,中国的GDP会怎样?我估计至少得翻十倍!
所以,理论经济增长饱和量是远超现实的。但这个理想经济增长饱和量,我们没有实现,美国也没实现。为什么现实中我们没有实现经济饱和量,而且还会发生经济危机呢?
解决这个疑惑有助于我们找到理解经济增长底层规律的第二把钥匙。
为什么没有实现饱和量,为什么还会不断有危机发生,这是经济增长的特点。那么,要理解经济增长特点,我们必须了解经济增长方式是怎么样的。
如果我们能够把经济一般是怎么发展的,把这个一般性的过程刻画出来并理解它,我们就有可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所以我们对经济增长问题理解的核心是理解经济增长方式。
我来对经济增长方式做一个一般的梳理和思考。这个思考不适用于 1825年以前,因为早期经济发展和现在具有巨大的质的不同。
17、18世纪的经济危机基本上是由投机造成的,比如郁金香泡沫是对郁金香的投机炒作,后期的南海泡沫、密西西比泡沫等,都是炒股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因为没有形成工业化大生产,没有形成全球化的经济联系,经济危机具有随机性。直到1825年之后才有了周期性的发展规律,尤其是从1929年大萧条开始,后面的全球经济发展过程,我认为有一定的稳定性的特点了。
我把“经济增长方式”总结如下:
非同步——引擎增长(并不一定就一个,也有大有小)——增长带动/增长渗透——形成增长结构——吸附资源粘度不同(煮鱼理论)/能力不均等——资源投放惯性/话语权不均等——发展速度不适配/收入结构非理想——结构失衡——竞争困境/投资变现周期/贫富差距过大——崩塌式过剩(透支)——失速——负反馈(产销、收支、资产负债表)——新结构转型刚性——激发未饱和量/持续透支/新技术增长结构孕育——时间赛跑失败:危机/时间赛跑胜利:新增长结构
首先,经济系统不可能每个部分同步发展,比如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以及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每个部分不可能按照一个理想的比例进行同步增长。在一个时代周期,由于技术创新,形成了一个增长引擎。
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引擎是蒸汽机和机械制造,所以那时纺织、铁路、钢铁、煤炭是引擎产业。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引擎是内燃机、电气和化工,汽车、电力、家电、化工等行业就发展出来了。里根上台之后,第三次工业革命电信、原子能、航天、生物科技等正好进入上升期,所以围绕电脑、通信、航天还有生物科技带来新的增长。自2000年以来第四次科技革命出现,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又带来新的增长。
我们可以看到,每个时代都有一个或多个引擎,有大有小。这种形式带来的增长有两个,一个是基于技术本身带来的增长,叫“增长带动”,比如汽车的增长带动汽车配套产业链的增长。另一个,我把它定义为“增长渗透”,比如汽车产业的发展,不仅仅带动汽车产业链,由于收入的增长,哪怕和汽车没有关系的领域也会增长起来,比如美容、旅游等等。并由此形成一个特定的增长结构。
就像你在湖面打水漂,快速运动的石子会带起一圈圈的涟漪,第一圈,是石子直接带动的,这叫增长带动,外圈是增长渗透。
在一个增长结构下,每个部分吸附资源的能力是不同的。借助经济学有“粘性”这个概念,一个经济结构的不同部分粘性不同,吸附资源的力量和速度就不同,那么,就一定会带来有的部分会吸附资源更多,会发展的更快。就像你把青菜和鱼放在一起煮的时候,青菜会更快更多的吸附到食盐。如果,时间较短,结构畸形,青菜会吸附过多的盐,齁咸,而鱼才刚刚开始有点咸味。当然,如果时间久了,就会渗透均匀开来,青菜和鱼的咸度基本一致了。
所以,一个更赚钱的高速发展行业,一定会更快、更容易吸附到资源如人才资金等。现实的经济世界与我前面讲的“煮鱼”场景不同的之处在于,不会有一个理想状态,有足够时间均衡渗透,让经济结构的各部分达到“咸度均衡”时刻,一旦引擎行业不吸盐了(赚钱效应没有了),基本上这个行业进入了过剩,因此该引擎带动的增长结构,就会进入失速,也就是盐本身就会减少了,鱼也缺乏机会吸到足够的盐了。如果没有其他足够的引擎带动的增长来填补失速下的减量,而且影响面广,影响力大的话,就会产生全局性的影响,危机就产生了。
另一个是,各类人群或者各种要素,由于重要性不同,能力不同,话语权就不同,相应的酬就不同,随着时间推移,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也是一个必然。
由于以上原因,经济结构失衡就会必然发生。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无论怎么做经济结构都会失衡。
在资源有限性和人性安全感和贪婪的天性的前提下,在现代社会,就必然导致竞争,由于竞争困境的存在,谁也不想下牌桌,即使大家都知道结构失衡,许多玩家,尤其是头部玩家不得不继续加大投入,结构失衡就会越来越严重,“透支”越来越严重。这些年我国房地产行业就是一个缩影。
这是结构失衡后的第一个现象特点。
第二个现象特点是“投资变现的周期性”让问题反馈滞后。比如房地产今年出现问题,但在此之前,从开始规划到拿地,再到建设可能需要4-5年的周期,投资时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甚至热火朝天,但到变现时,过剩出现了!
另一个现象就是贫富差距。其实贫富差距一直存在,而且随着经济发展,收入/购买力差距会拉大,如果再发生群体的结构性过度失衡如中产阶级没有发展起来,必然制约经济增长
基于以上特点,也就是讲,即使结构失衡,但还会继续透支,由于投资变现的周期性,会出现崩塌式过剩。一旦出现崩塌式过剩,增长就会突变式失速,一旦引擎发生失速,就会带来连锁反应,进入负反馈(引擎增长带动失速,收入减少,增长渗透也会减少,收入更大面积的减少,资产价格如股票、房产也会发生变化),而一旦进入负反馈就是灾难的开始。
减量发生,就需要增量来填补。但问题是,原来的增长结构是既定的,它就在萎缩,我们必须要靠新的增长来填补。而从原有增长结构(需求结构、能力结构、资源配置结构,这里关键是能力结构)转到一个新的增长结构是需要时间的,也就是说新结构转型具有刚性。
这要怎么办?难道就让灾难发生吗?一方面,我们还是要相信人的智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人性是在危机时,会采取行动,因此,不管政府的行动管不管用,一般会采取行动。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行动呢?
只有三条路径!
第一条路径,首要的是激发经济未饱和量。前面提到过,经济的增长空间很大但却没有实现,我们能否通过激发经济增长潜力,激发未饱和量来实现?当出现危机时,在增长结构中,引擎“增长带动”部分必然是过剩的,因此,激发未饱和量,关键是激发增长渗透部分。
第二条路径,持续透支。还是沿着原有的增长结构继续刺激增长引擎吧,这样来的快,就像房地产政策一样,明明已经过剩但还要继续刺激。目的,以空间换时间,一方面提供激发经济未饱和量潜力的渗透基础,另一方面,为向新增长结构转型赢取一定的时间。那么,这个副作用就是增长结构越来越畸形,透支会越来越严重。
第三条路径,新增长结构转型。当等到技术进步形成了一个新的增长结构,不仅会带动新的增长,新的增长渗透,还会带动原有增长结构未饱和量的潜力的激发。
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和时间赛跑,失败了,我们透支过度,泡沫就捂不住了,发生经济危机。如果和时间赛跑胜了,未饱和量不断被激发,新技术不断孕育新的增长出来,实现新的增长结构,经济危机就不会出现了,就实现了软着陆。
上面描述的是一个一般性的经济增长方式,理解了上述经济增长方式之后,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
结论一,“经济增长非理想态”具有常态性。
经济结构失衡的必然性、新增长结构转型刚性以及透支的倾向性,就决定了无论怎么进行经济管理,现实中不可能存在一个永恒、持续、均衡的理想增长状态。也就是讲,“经济增长非理想态”具有常态性。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不会被增长绑架,为了增长而增长,反而让局面进入更加困难状态。
结论二,应对经济波动/经济危机只有三条路径。
释放未饱和量的潜力,持续透支,加速孕育新技术增长结构。
04
破解经济危机的逻辑与难点
既然经济波动是必然的,搞清楚如何应对波动,破解经济危机的逻辑和难点,就是我们理解经济增长底层逻辑的第二把钥匙了。
应对经济波动,破解经济危机的本质还是如何实现经济增长。
那么还是要回到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上下功夫:人口(数量和质量)、技术与知识、资源三个要素。
从破解经济危机全周期来说,上述因素都是解决方案。
但就应对短期危机来说,资源具有产权属性,不可能发挥短期支撑解决经济危机的作用,人口质量、生育以及孕育新增长结构也不是短期的事情。因此,只有两条路径:重新定义“人口数量”;释放经济未饱和量潜力和新增长结构转型。
(一)先讲讲核心问题——释放经济未饱和量潜力
有没有一个理想经济饱和量呢?如果没有,也就不存在所谓的释放经济未饱和量潜力了,因此,首先我们要确认,这种理想状态是否有存在的逻辑,我认为是有的。
我们来看产业结构,农业、工业、服务业。农业、工业、服务业的生产服务业的效率可以说是由技术来决定。
我简单的做一个假设。整个社会是10个人,在某个时点技术水平和经济增长结构状态下,农业是1个人,工业是2个人,服务业中生产服务业2个人,就够供应所有人的需求了,在这个时点的经济状态下,生活服务业只需要2个人,那么问题来了,有3个量的未饱和量就业状态或者社会缺乏3个购买力状态。这是,经济增长未处于一个理想饱和状态,这3个未饱和的就业量或购买力就是即使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的增长潜力。
那么,有没有一个理想状态呢?
这个关键是人的工作生活时间可以调整,同时,需求是有弹性的。比如讲,充分量就业7个人,只有3个人消费按摩,看脱口秀,旅游度假等,现在变成6个人或者7个人都消费,或者,7个人,只有5个人带手表,现在变成7个人戴手表,而且其中5个人,既有机械表也有智能手表,这剩余的3个未饱和就业的人都实现了饱和就业状态,就业结构变成了:农业1人,工业2人,生产服务业3人,生活服务业4个人,经济处于一个理想的饱和状态了。
理想态是存在的,但是为什么达不到?难点在哪里呢?
上文已提到应对经济波动/经济危机,只有三条路径,激发经济未饱和量潜力、持续透支、进入新增长结构。我们来看看,当发生经济危机时,采取这三条路径会发生什么。
我们知道,持续透支,以空间换时间,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只会让经济增长结构更加畸形,更加透支。
进入新的增长结构是根本之道,但又有新增长结构转型的时间刚性。
那么激发经济未饱和量的潜力会怎么样呢?
前文我谈到,经济增长有由于引擎型技术或产业带来增长,这叫增长带动,还有一类尽管和引擎产业没有关系,但由于引擎产业的发展,会增加需求,渗透到其他行业的发展。既然引擎型产业产生的增长带动在萎缩,那么,刺激经济增长潜力,就是激发增长渗透那部分了。
但问题来了,增长渗透的发生,也是因为有引擎带动增长,再渗透到其他部分,现在引擎带动增长出问题了,那么,基于原有增长引擎带动的增长渗透的前提基础就出了问题,他也在萎缩!
那么,唯一快速的办法就是外部力量——政府,诸如发消费券、公共设施建设等方式去刺激这部分未饱和量的潜力。但要注意的是,这是一种债务,如果过度透支,也会发生债务危机。
这个办法也是持续透支!
看来这些办法都有副作用,都有问题,那么,接下来就有两个问题
1,该怎么办?
2,还要不要透支的办法?
该怎么办?
没有副作用的办法,就是我们听到的深化改革!不断完善机制和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让他们百花齐放,一方面可以释放未饱和量的潜力,另一方面,加快孕育新增长结构转型。
就像我们在一个池塘打水漂,一个石头马上要停止运动了,涟漪在萎缩,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就像池塘到处有运动的小石子冒出来,整个池塘到处在增加涟漪,这样一来,才是真正激发经济未饱和量的潜力!也释放了创造力,加快了向新增长结构转型的孕育,同时,为向新增长结构转型赢得了时间。
要不要再透支?
既然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是没有副作用的办法,那现实中为什么老是出现透支性经济刺激来应对经济危机呢?
所有的经济危机本质上都是流动性危机,而一旦发生流动性危机,经济就处于停摆半停摆状态。这样一来,必然大大抑制市场主体的创新。只有经济体系中的生产流通、资金流通保持一种较为正常的状态,才能更好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正常释放经济未饱和量的潜力,促进新技术增长结构的孕育,以空间换时间。
比如说,我们前年、去年经济困难的真正导火索是什么?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是根本原因,但导火索是后期疫情的过度管控。疫情期间的不断地“停停停”,打断了产业链的流通,经济处于无规则的停摆状态。为什么房地产业这么大面积的出问题,连谨慎的万科也不能幸免,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导火索。
因此,政府刺激政策的本质是什么?不是为了增长,而是尽量避免流动性危机,避免经济进入负反馈的灾难状态,营造一个最大可能的良性环境,让更多的市场主体发挥作用。
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如果为了增长去刺激,可能会产生不必要的刺激,让经济结构更快、更加的畸形,明确刺激是为了避免流动性危机的思维,可以清晰刺激的必要性范围,减少不必要刺激,尽量减轻经济局面的难受程度。
(二)再来讲讲“重新定义人口数量”
重新定义“人口数量”就是扩大自己经济活动范围。比如,二战后,美国基于战时增长结构处于过剩状态,1947年,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欧洲复兴计划),以及扶持日本和东南亚,将经济活动范围扩大到全球。我们国家的一带一路计划,也是如此。这相当于重新定义了新人口范围的经济总量
对于人口或者重新定义人口数量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我主要讲三个关键要素:文化、教育和国家竞争。
我们看那些经济发展很好的国家或地区,最底层是由这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所决定的。
我们中国能够发展起来,我认为跟中国两千年来儒家文化的烙印是有关系的。一个是“入世”的文化,中国人民实用主义,勤奋劳作,追求幸福的“入世”文化。另一方面是中国精英阶层的“士大夫”精神。从孟子开始就说,“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等,包括近代涌现出来同盟会、共产党以及钱学森,杨振宁,吴敬琏等人,也包括现在很多学者、企业家和科学家等等,底层都是家国情怀的“士大夫”精神,近、现代没有涌现这一批批具有“士大夫”精神的中国人,我相信中国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另一个,我们的发展还与重视教育有关。我们今天的发展红利当然与人口有关,但如果不把教育搞好是不行的,人口素质的提升背后是教育,改革开放之后放开高考,我们的文化也重视教育。没有教育的重视,就没有今天的工程师红利,就没有今天和未来的创新涌现。
第三个要素,就是国家竞争,必然是的全球化发展,不像一国发展的预期确定性高,贸易战、关税壁垒、甚至阵营对立皆因如此。同时,我们不仅仅是替代,更是需要创造增量,这才是全球化发展的关键。中国是有高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全球老二拿来忽悠老大的话,而是发展的必然之路。
(三)新增长结构转型——迎接新技术时代的到来
进入新的增长结构是解决经济危机的终极办法。
大家通常认为,伴随每次技术革命会带来很多人失业。不要恐惧新技术时代,每个技术时代都会有减法,汽车出现马车的生意就没了,但原有的产业被替代之后,会有新的产业体系出现,这是增量。同时,由于新技术革命,以及经济引擎的增长,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新产品新消费场景,这是无法想象的增量。
我认为人类技术进步一直是在突破三个限制——突破时空限制、突破资源限制、突破生命限制。在这三个方面发生革命性变化都会带来巨大的增量。
比如能源革命,假如一个火柴盒大的电池能让汽车行驶1万公里,你认为还会发生什么?以一个我们能想象的到例子讲,原来电池能量密度不大的时候,移动的手提电脑和移动的手机是无法实现的,电池密度加大之后,就都能实现了。
所以我们要等待新技术时代的到来,我们已经看见了。
谈新技术时代,谈新增长结构转型,必须要谈谈产业政策。
有个教授居然以光伏为例,以批评产业政策没用。实际上中国光伏产业能够发展起来,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能够发展起来,产业政策都是功不可没的。现在光伏产业和新能源产业出现的过剩问题,其实跟体制没多大关系,过剩、波动,是必然,无非是不同的原因和推手。大萧条,一个特点就是生产过剩。
产业政策具有牵引新增长引擎的作用,他的作用和重要性已得到实践的证明。不是产业政策有没有用的问题,可能有人担心的一个问题是——能否做出正确的产业政策?原因比如信息是不完全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等等。但引擎方向也是有限的哦,是完全可能作出正确决策的。另外,就像一个企业也是一样,你必须做出战略决策,但谁敢说做的战略决策一定是对的?谁又会说,由于战略决策存在失误或者错误的可能,所以就不要做战略决策了?
产业政策和激发市场主体创新不是矛盾的,是互补的,是相互促进的。甚至,产业政策会减少新结构转型的痛苦,试想,如果中国没有新能源行业的增长,新能源车的增长,房地产过剩带来的冲击程度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从上述分析我们对经济危机的破局应对可以得出一些什么结论?
1、应对经济波动/经济危机只有三种路径。
2、释放经济未饱和量潜力失去了原有引擎增长带动的基础,只能靠刺激政策和激发市场创新活力
3、所有的刺激政策本质还是“透支”,都有副作用。
4、所有的经济危机本质是“流动性危机”,所有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都是“过度透支”。但在应对经济危机时,还要采取“透支”的方式,是因为在危机来临时,没有更好、更快的办法,避免经济进入流动性危机,否则,所有市场主体创新活动将受到大大的抑制。
5、透支不是为了增长,透支的核心是避免流动性危机,营造较为良性的市场经营活动环境
6、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是减少经济波动/经济危机的痛苦,而且没有副作用的最有效方法。
7、产业政策非常重要,也有做好的可能,就如一个企业战略决策一样,不能因为存在失误的可能,就否定要做业务组合的战略决策
但从上述论述来看,似乎对经济危机破局也没有新办法,好办法,尽管经济波动/经济危机在所难免,有没有破解经济危机的根本知道呢?
05
应对经济危机的根本之道——重新定义“增长”与“正确的事”
我的结论,经济波动/经济危机是必然的,那么怎么还有应对经济危机的根本之道呢?
应对经济波动/经济危机,并不是消灭经济波动/经济危机这种现象(马克思经济危机根本原因的理论也是有问题的,在此不表),就像人一定会生病一样,医生或者自己对健康管理的目的,不是消灭疾病这一现象,而是努力避免疾病让人死亡,形成抗病和长寿的体质。
因此,应对经济危机的根本之道,首要的还不是上述那些方法,而是重新定义“增长”!
增长不是GDP,也不是人民幸福,这些都是结果,我不是反对GDP增长,更不是反对人民幸福增长,借用一句“佛语”——“因上努力”,才是正确之向。
因此,我们要定义增长,不是指GDP总量的增长,而是指决定GDP增长的要素禀赋的成长,这才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根本。只有如此衡量我们的增长,我们才能更大概率行进在正确的方向上。
那么,要素禀赋成长是什么呢?前面已述,人口质量、技术知识、资源。
我可以用下图来表达。
定义了“正确的增长”,我们就能定义“正确的事”。好的结果是做“正确事”的积累。
只要我们在做正确的事,一切交给时间即可。那管他风吹浪打,潮起潮落,这是一种人生常态,也是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的常态。关键是无论风吹浪打,还是潮起潮落,我们都在做正确的事。
那么什么才是“正确的事”?
1,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是核心。应对危机要在危机外——激发市场活力,全面开花,持续开花!
2,做好了教育,就做好了一切。今天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多年前我们的教育,但现在新阶段,教育应有新逻辑,同时有新情况,也要有新办法,比如,现阶段部分教育资源过剩,那为什么不能全民上大学呢?
3,产业政策是有战略性作用,牵引作用的。应对危机要在危机前——提前牵引结构转型。
4,要明确透支的根本目的是避免流动性危机,避免不必要透支,造成不必要麻烦。
5,全球化,创造增量的开拓与合作,实现双赢。
6,最后是文化,营造企业家精神、专业主义、工匠精神和新士大夫精神。
这些是我们要做的最底层的“正确的事”。只要在做这些正确的事情,任它怎么波动,我们都可闲庭信步。
06
总结:经济增长方式的底层逻辑
基于上述分析内容,对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进行一个总结:
第一,生产力三大要素决定了经济增长空间的饱和量,也就是说我们的经济增长潜力有多大是由人口、技术知识和资源决定的。
第二,技术知识是经济增长空间饱和量的决定性因素,技术知识水平决定了相应的增长结构,我们只有等待革命性变化带来新的增长结构,也会有更大的经济饱和量。
第三,现实往往达不到应有的经济增长空间饱和量,原有增长结构向新的增长结构转型升级也不是无缝衔接。
第四,了解了经济增长方式,就了解了为什么达不到饱和量,为什么有经济危机。
第五,从经济增长方式可以得出结论:经济波动/经济危机是必然的。
第六,应对经济危机的三条路径:激发经济未饱和量潜力,持续透支,新增长结构转型。
第七,任何透支是有副作用的应对方法,没有副作用、核心方法是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
第八,但往往还是要采取透支的办法,目的不是为了增长,而是避免进入流动性危机,为增长营造较为良性的环境,以空间换时间。
第九,应对经济危机的根本之道,是重新定义增长——“因上努力”,决定经济增长的要素禀赋成长。
第十,那么,正确的事,核心是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教育、产业政策、避免流动性危机和全球化的增量合作。
—————————
华夏基石e洞察:由我国著名人力资源管理专家、咨询业开拓者、《华为基本法》起草人之一的彭剑锋教授领衔,资深媒体人及企业文化咨询专家宋劲松先生联合创办,我们努力提供最具原创性、思想性和实践意义的管理文章,是中国顶尖管理智库平台和原创中国管理思想策源地。权威、理性、睿见,高级管理者必读
本文标题:夏惊鸣:应对经济危机,关键是做好6个“正确事”
声明: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均为采集网络资源。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