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母忧是什么意思

　　丁母忧是什么意思推荐文章1：《元音遗响》张达新考

　　：向志柱（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元音遗响》被收入《四库全书》卷一百八十八，并获得四库馆臣很高评价。又因关涉遗民、隐逸文学研究及地域文学研究等，一直受到学界关注。《元音遗响》系胡布、张达、刘绍三人合撰。学界结合地方史志及各类诗集和碑刻，对胡布、刘绍作了较翔实的生平考证（参见王媛《〈元音遗响〉考》、《元人总集叙录·元音遗响》），但对张达的研究，却一直付诸阙如。笔者新近检得新资料，恰好可以推进《元音遗响》的相关研究。

　　《元音遗响》目前通行本是四库全书本，卷一至卷八题元胡布撰，卷九题元张达撰，卷十题元刘绍撰。对生平仕履，《四库全书总目》云：“三人皆元之遗民，而他书罕称其诗者，且亦罕称其人者，故其出处莫之能详。”仅提及“布字子申，达字秀充，皆盱江人；绍字子宪，黎川人也”。但国家图书馆藏钞本三册(12行21字)，卷一至卷八题“盱江胡布子申撰述，后学张烈光启校刊”；卷九题“古盱张达季充遗稿，盱江胡福元泽类集”；卷十题“黎川刘绍子宪遗稿，盱江胡福元泽类编”。上海图书馆藏抄本同。对张达之字，《总目》作“秀充”，但钞本作“季充”。杨绍和《楹书隅录续编》卷四、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八、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等著录钞本时均未指出四库本和钞本的此处异同。又抄本未受到学界的充分关注，缺少“张达”“字季充”“张季充”的过渡，问题一直没有突破。

　　笔者发现国家图书馆藏本《续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二十四收录王英《张氏族谱序》：“建阳知县张君光启，修其家谱成，谒予请序。张氏其先居京兆郿县，至宋横渠先生式倡道学于关右，师表百世，屹为儒宗。先生之四世孙选，为京西团练使。靖康末，扈从南幸，因从居盱江。选生一俊，监广州都作院。一俊四子：震雱雲霖，皆贵显。而震为皇城司检法、舍人检法，三子：日明，淛江帅干，号梅庄；日靖，湖广制干；日中，通判守兴化军，起兵应文丞相，死王事。日明之子克己，克己生士元，士元生玄玮，二世皆弗显，然亦读书为士。玄玮子季充，洪武初以明经荐授济南府教授。季充三子：曰庠、曰序、曰雍。庠以孝廉征入朝，凡两迁，为石首县主簿致仕。序有隐德，二子，长曰履道，孝感县丞；次即光启也。自光启泝而上至横渠，凡十有七世。”王英(1376-1450)，字时彦，号泉坡。江西抚州府金溪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正统初进礼部左侍郎。南京礼部尚书致仕。《明史》卷一五二有传。该序系王英应江西南城张光启所请而作，然现存《王文安公诗文集》十一卷，未见该文。《续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五还收有邹矩《张子字说目》：“旴江张君季充既父，有三子而命之名。于是长曰庠，而字以孟虞；次曰序，而字以叔夏；幼曰雍，而字以孺文。”邹矩洪武初以通经儒士，荐任南城县学训导。邹矩与张季充交游较久，为张季充的三子“命名”之义予以阐释。

　　王英和邹矩二文的发现，可以藉此厘清张达家世的基本情况。张达字季充，或号既父，系著名理学大师张载横渠先生的裔孙。其祖士元，父玄玮，皆读书不仕。张达有三子：长子张庠，字孟虞，以孝廉征辟，两迁为湖广荆州府石首县主簿致仕；次子张序，字叔夏，因诖误谪戍辽海，早逝；次子张雍，字孺文，亦早逝，其妻刘氏以节妇在正统三年受到旌表。其孙男可知者有三：张序长子张理，字履道，孝感县丞；次子张烈，字光启，以字行，以贤良荐任上杭县知县，再迁建阳县知县；张孺文遗孤张熺，字履善。

　　遗憾的是，张达生平事迹不详。据邹矩《虚直轩记》，张达在盱江曾建书斋“虚直轩”。《谱序》提及张达“洪武初以明经荐授济南府教授”，《（正德）建昌府志》卷十四“选举·荐举”载：“张达，字季充，以明经荐任山东济南府学训导。”但无论是“教授”还是“训导”，张达由元入明，乃不争之事。张达不宜再称元遗民。

　　张达入仕新朝的发现，使得原有的相关论断需要修正。如《四库全书总目》“三人皆元之遗民”，朱彝尊《曝书亭书跋》“及洪武初，此邦隐居之士犹撰《元音遗响》一编”，曾燠辑《江西诗征》卷三十六“达字秀充，南城人。入明，抗志不仕，与胡布刘绍齐名”，《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七“三人皆元遗民，而他书罕见。故其出处莫详”等等，皆为误判。现在《元音遗响》的三位，至少有刘绍、张达在洪武初仕明，那么《元音遗响》当不属于元遗民诗集。陈田《明诗纪事·甲籖》卷十二曾予以辨正：“布字子申，达字季充，皆以隐居终。惟子宪入明，曾通仕籍。《提要》云‘三人皆元遗民’，缘编辑者既题《元音》。而子宪在明初，名不甚著。故误称遗民耳。”题名“元音”二字，或有他意。四库本题《崆峒樵音》，钞本题《悾恫樵音》，值得注意。

　　因张达家世的厘清，笔者发现《元音遗响》中胡布有多首诗赠张达父子。《元音遗响》留存多篇胡布题注或序赠刘绍之诗，可知胡布与刘绍系姻亲关系，但二人与张达关系如何，学界无考。《元音遗响》卷三《张子玄画梅诗》，题注“为季充先生赋”，即胡布题赠张达。“清河之子铁石肠，寒玉为操冰为裳。湘帘风静小窗夜，月澹梨云飞梦长。梦中仿佛孤山下，西湖处士知我者……补之写手近代奇，清河独帅王会稽。平生自得冰玉骨，脱略毫素回天机。闽南十九征挥翰，万幅瑶花苍铁干。”卷四《君子行》，题注“奉寄玄玮张先生”，即胡布题赠张达之父；卷一《南山秋灏轩》，题注“为张孟虞作”，即胡布题赠张达长子；卷三《题画》，题注“为张孺文作”，即胡布题赠张达第三子。赠送张达次子张叔夏的诗，现确定的有二诗，即卷四《归隐图》，题注“为张叔夏作”；卷五《有道写寄叔夏隐士》。另卷五《偶题四首寄张隐士》（耕凿此山中），此“张隐士”是否就是张叔夏，待考。但该组诗与张叔夏相关可能性很大。可见胡布与张达家庭的关系非同一般。可惜的是，胡布的题赠诗未透露出较多的可供考辨的生平信息。

　　因张达家世的厘清，《元音遗响》的刊刻问题亦得到合理解释。《续真忠文公文章正宗》卷三十九连续收录“张季充”诗21篇（均见于《元音遗响》），仅在首篇署名“盱江张季充”，严重破坏《续真忠文公文章正宗》作为选本篇下署名的通例，实与张达之孙张光启在建阳知县任上“捐俸刊刻”时“入私”相关。而钞本《元音遗响》卷一至卷八卷端题“后学张烈光启校刊”，由其署名可知，张光启系张达之孙。《江西诗征》卷三十六“张达”条：“张启尝辑三人诗为《元音遗响》”。虽然把张光启误作“张启”，但也说明了《元音遗响》是由其编辑。张光启生年不早于洪武五年，卒年不迟于正统十二年。永乐十五年（1417）至二十二年（1424）任职上杭知县，因丁母忧去职；宣德二年（1427）至正统二年（1437）三月任职建阳知县。张光启校刊《元音遗响》，不按照常理校刊其祖张达的诗，似乎与卷九、卷十署名的“盱江后学胡福元泽”有意交换，似有隐衷。校刊很有可能在其未荐任之时，即永乐年间。（详参拙文《张光启家世及相关问题考略》，待刊）《元音遗响》所记胡福应是名福字元泽，当属胡布后人。待考。

　　《光明日》（ 2022年08月22日13版）

　　： 光明网-《光明日》

　　丁母忧是什么意思推荐文章2：清史四书·康熙奇局丨帝师之子疯狂坑爹，吓死超级学霸

　　：向敬之

　　出版：上海三联书店

　　1

　　清初“昆山三徐”，系亲兄弟，皆有文名，都是超级学霸。老大徐乾学和老二徐秉义为康熙朝探花。老幺徐元文少小沉潜好学，考取功名最早，成绩也最好，二十五岁高中顺治十六年（1659）的状元。

　　顺治帝在乾清门召见徐元文，抚慰有加，回宫后兴奋地向孝庄太后告：“今岁得一佳状元。”（《清史稿·徐元文传》）赐冠带、蟒服，封翰林院修撰。

　　顺治皇帝多次召见大自己三岁的徐学霸谈心。某日，徐元文扈从到西苑，顺治赐他乘御马。他写下“空传枚马金门侍，只倚雕虫事武皇”，纪念如此殊荣。

　　浙江天童寺住持道忞禅师奉诏进京，顺治帝带着“学士王熙、冯溥、曹本荣，状元孙承恩、徐元文，至方丈问法”。事毕，徐元文没有对方丈表示谢意。喜好佛法的顺治帝也没有难为他，反而介绍：此人大有见解，是朕亲自选拔的状元。

　　顺治帝很喜欢这个御用文人，但因过早驾崩，没有及时重用他，给予高位。或因徐大人陪同（未必是赞同），顺治帝爱佛法不爱江山，康熙冲龄践祚，四辅臣对徐状元并不礼遇，在同意他对有人奏停乡试副榜提出的反对意见后，借着江苏巡抚朱国治搞出的奏销案，将拖欠钱粮的徐元文降职调任銮仪卫。

　　按理，徐元文是先帝宠臣，先帝留下的四辅臣本可以干预，但索尼等人并没有出面，而是批准徐元文请假回家，分辩事情原委。

　　解释不是难事，徐元文却花了四年时间才得以澄清。康熙八年（1669），鳌拜倒台，幼主亲政，结束了四辅臣的执政时代，也结束了徐元文的蹉跎岁月。好学的康熙帝对于徐元文久仰大名，分派他到陕西担任乡试正考官，迁任秘书院侍读、国子监祭酒，充经筵讲官。徐帝师“闲雅方重，音吐宏畅，进讲辄称旨”。

　　少年天子对三十五岁的老师很满意，就连不服管教的八旗子弟都很敬畏徐师傅。康熙帝说“后人不能及也”，升其为内阁学士，改翰林院掌院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徐师傅在朱子《通鉴纲目》中选择有关国君品德、治国理民的事例为康熙帝讲读。

　　康熙帝称赞他讲得很精当，对自己的学问和处理政务大有裨益。为表尊师重教，他特令徐元文进讲结束后，免于行礼。

　　徐元文奉命教习庶吉士，恰好二哥徐秉义会试得中，须参加学习。徐元文须按规定请辞教习任务，康熙帝做出特别批示：徐秉义就不参加了，徐元文继续组织教学。

　　康熙十八年，徐元文丁母忧还未服孝期满，就被充任《明史》监修总裁官。他到任后，推荐前明遗老李清、黄宗羲、曹溶、汪懋麟等共同编纂，吏部没有批准。康熙却批准了他的建议，但李清、黄宗羲、曹溶三人因年事已高，没能参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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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年，徐元文任左都御史。他遇事敢言，从不阿谀奉承。平定三藩后，有大臣歌功颂德，请求康熙帝登封泰山。徐元文独持反对意见，说国家的当务之急不是搞那些礼仪活动，而是重振纲纪、整顿吏治、推崇清议、厉行廉耻、端正教化等。

　　同僚们觉得他的言辞太直，劝他不要上奏。徐元文坚持己见，毅然上奏。康熙皇帝对徐元文的建议颇为称赞，认为是合理的，于是免除了登封大典。

　　有大臣主张应以将军为主，和督抚共同处理地方民政。徐元文直言不讳：应当以督抚为主，会同将军去处理。双方争论不已。最后，康熙皇帝听从了徐元文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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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母忧是什么意思推荐文章3：那桐 晚清权贵，漠对时局

　　在三千多名北京大中学校学生激于爱国义愤，打着“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取消二十一款条约”“取消中日卖国协定”“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旗号在天安门前集会，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打驻日公使章宗祥的时候，那桐并没有任何察觉。

　　对这起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那桐不过用些许笔墨，作寥寥数语，于次日概括了事件当日的情景：以“各学堂学生二、三千人因交涉事到曹润田寓滋闹”起笔。除此之外，那桐没有过多提及，却也少有地发表了一点自己的看法“此诚不了大案也”。但显然，这位历经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八国联军犯京、辛亥革命等重要历史的晚清重臣，并没有意识到这点星星之火，将影响百年。

　　如果说五四运动的主题之一，是新时代的主角登台，与旧时代作别。那么，以那桐等为代表的清朝遗民，毫无疑问已成为旧时代的象征物，不得不宣告退场。

　　风云变幻，只言片语

　　那桐何许人也？

　　那桐出自叶赫那拉氏，与慈禧太后属于同宗。清王朝尚在时，那桐初入官场，进入户部，追随帝师翁同龢，官至银库郎中。这一职位虽然肥美，却非高官，不过是正五品。那桐自然也有其升官的门路，他虽无政治智慧，却结交有术，又善于纳贿理财，一路官运亨通，历任内阁大学士、户部尚书、外务部尚书、编纂官制大臣、曾办税务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军机大臣、皇族内阁协理大臣等职，是清末一位宦运通达，职高位显的政坛高官。

　　之所以那桐能在晚清一众大臣中留名至今，有两件事不得不提：一是著名高等学府清华大学校内的标志性建筑“清华园”牌楼，门额上的“清华园”三个大字即为那桐在1911年题写。之所以由他题写，是因为在辛亥革命后，那桐曾一度出任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的校长。二是因为那桐留下了长达八十万字的《那桐日记》，对于研究晚清民国社会变迁，以及王公贵族的日常生活有很高价值。

　　等到五四运动发生时，那桐已经步入晚年，避离时事数载。1919年5月4日，学生们聚集在天安门的时间，是下午一点前后。《晨》刊发于次日的新闻中亦有提及，“至天安门，见有大队学生，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可见当时场面之大，群情之激荡。

　　从那桐宅园到五四运动当天的事发地点天安门和东交民巷，不过二三公里，距离上不可谓不近。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那桐在做些什么呢？

　　这天早上，那桐的两位女婿到访，与那桐交谈不过片刻，两位女婿便告辞离去，“早五婿、六婿来，稍谈即去”，这里边的五婿，即为振贝子长子溥钟。接下来，他在日记中写道：“午后大女、二女、四婿、四弟来，均留晚饭，吃梁厨菜，尚佳。亥正后散。王福晚车去津。”从这一天的午后，直至晚上九十点钟，那桐均和家人在一起，还不忘记品评一下当天厨师的水准。只有管家王福在晚上去往天津——这当然也是寻常的活动，自1912年后，那桐就在天津英租界孟庄购买了一处地皮(即今新华路176号那桐旧居)，并于次年搬入，自此长居天津，并常往返于京津二地。

　　终其一天，对院墙之外的风云变幻，那桐并无只言片语。

　　同北京城里大部分旁观者一样，直到第二日，那桐才风闻了前日的事件。这似乎也从侧面印证着，无数重要历史时刻，在发生的当时，其实并不会波及旁观者太多。在次日的日记中，他才难得提及此事：“……曹避而未见，将其房间焚毁，遇章仲和，群殴之，次日毙于医院，此诚不了大案也。或云章未死，不知确否。”

　　这里边有一个颇为有趣的事实，虽然《晨》在5月5日刊发了题为《山东问题中之学生界行动》的文章，提及章宗祥“到医院时，神智昏迷，不省人事。医谓其流血过多，势颇险恶，未知确否。”但那桐当时得到的传闻，却是“次日毙于医院”或者“或云章未死，不知确否”。可见，即便在次日，那桐得知的消息亦为风传。这和他曾经是权臣政要的身份颇为不符——似乎在1912年夏天的那次中风之后，这位京城百姓口中的“那相”“那中堂”便渐隐于时事背后，既不参与，也鲜少评议。

　　尽管只是这样匆忙数语的记述，在那桐晚年的日记中，其实也并不多见。不管是对时下政治的“懵懂不觉”，还是自觉“大势已去”，明哲保身，退守宅园，这位曾经的权臣要员，俨然已成了“又痴又聋的家翁”。

　　转过天去，也就是5月6日，那桐的笔墨已经回归到“园中牡丹盛开，藤萝亦甚娇艳”的赏花、听书、会友、借园子、办堂会，间或往返京津的庸常记录中。

　　识得时务，保得己身

　　不管是这场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还是家国天下的烦忧，似乎都很难再在那桐的生活中激起任何涟漪。令他感到不好受的，只有反复发作的足疾。在那桐的日记中，这令他痛苦和烦恼多年的足疾，恰好开始在这一年。

　　1919年4月16日，那桐写道：“右脚修破，弗良于行，未下楼。”第二天，那桐又提道，“午后请王延年治足疾。”这之后，足疾让他饱受折磨，隔三岔五便会在日记中提到诸如“足疾仍痛”“足略见效”“足疾见愈”“左足又疼痛”“不能著履”“左足痛尤甚”“痛楚加倍”“左足病微瘥”“左足旧疾复发”等。在8月8日，那桐少见的多记录了数行，其中提到：“自三月半至七月半四个月，疼痛流脓血，不堪其苦。津京洋、华医生延请数人。”比起被火烧的赵家楼，抑或是被痛打到浑身是血让人误以为于“次日毙于医院”的章宗祥，痛楚不已的足疾更能占据他的笔墨，因为这才真是自己身上的“切肤之痛”。

　　等到那桐再次提及学生运动，已经是一个月以后。这次的笔墨更加稀薄，只提及“学堂学生街市游行演说，军警弹压解散，人民观望，市井骚然”，附着在“左足仍痛……”之后。这次事件的起因，是6月1日，北京下令责成教育部及各省教育厅约束学生即日上课，并嘉奖曹、章、陆三人。激愤之下，北京各学校学生决定再次上街游行演讲，导致千余人被拘留在译学馆和马神庙，直至工商界群起罢工罢市，拘捕学生才得以被释放。作为旁观者，那桐注意到两点：一是军警弹压解散，二是市井骚然。

　　从晚清到民国，那桐曾深处历史漩涡之中，却又因病痛和“见机行事”的圆滑处世风格而置身事件之外。与很多清朝遗民的不甘不愿不同，对于历史的演进，那桐总是处之以一种“识时务”的态度。

　　1912年2月12日(辛亥年腊月二十五日)，清帝退位，宣布共和。那桐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述说：“昨日呈进皇太后、皇上如意二柄，今日蒙恩赏还。风定天晴，气象甚好。此后遵照临时大总统袁通告，改书阳历。”不可谓不轻描淡写。

　　等到1917年，张勋带辫子军入京复辟帝制，7月1日，身在天津的那桐提及“接到北京电，清帝宣统已经复辟矣，奉有皇上谕旨数道，北京市面人心极其安静。”从次日起，那桐改用阴历记日记，记录至第十天， 那桐提及“闻昨日取消帝制”，隔天重新阴阳历并用，提及“车夫董四由京回，知宅中尚无损失”，并于7月13日重新改用阳历书写，提及“张军败逃，京中秩序稍复”。

　　在桑兵所著的《走进共和：日记所见政权更替时期亲历者的心路历程(1911-1912)》中，也有提及那桐对民国政府平息满汉意见、保护旗人公私财产的政策颇为赞赏，对孙中山也尊称为先生，五族共进会以及皇族公宴孙中山，都是借那桐的京宅西院。无论是昔日皇族、前清遗贵，还是军阀要员、民国政要，那桐总能与之相交，左右逢源，保得己身。

　　这里边提到的京宅西院，便是那桐在北京的宅院，他那横向并联七跨大院落的庞大宅第，是这一时期少有的珍贵私家园林，根据张寿崇的《那家花园话旧》记载，这一宅园“东起金鱼胡同东口，西止现在台湾饭店的东墙，正门(南)开在金鱼胡同，北墙一直到西堂子胡同，有两个随墙后门。”

　　在清末民初，那宅和宅院之东的花园——怡园，是朝野政要和各界名流聚会的重要场所。贾珺在《北京私家园林志》表示，在所有于此地举办的政界聚会中，除了1912年北平各界三次在此招待孙中山先生，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等都曾是那家花园的常客。有记载，1914年4月段祺瑞嫁女，曾借花园行结婚礼，1917年1月，徐世昌在此宴请国会议员。同年，段祺瑞在此办堂会，欢迎桂系军阀陆荣廷，谭鑫培抱病演出《洪羊洞》，回家后不过七天即病逝。除此之外，冯耿光、冯国璋、张作霖等都曾借园子宴客。

　　即便是在1919年，借园子的事情也并不鲜见，比如5月17日、26日均有记载。这场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学生运动，也并未耽误园子中的赏花、看戏、宴客。

　　若无其事，竟有回音

　　反观1912年2月北洋军哗变，京城大乱时，那桐的消息还颇为灵通，他提到哗变者为陆军第三镇某某营“因索饷焚抢”。此次事件虽那宅无恙，但3月2日，那桐就携家眷乘车抵津，在“德界租寓”，之后又租借马场道一处洋房，并于当年7月买原山海关道周长龄、甫寿臣位于天津英租界孟庄的一块地皮，计六亩七分地。

　　次年1月16日，那桐同家眷移居新屋。而这也意味着，这位曾经位极人臣的权臣“那相”，已经淡出权力角逐，赋闲在家，进入了养病和养老的状态之中。《清史稿》中，这样记录着那桐的晚年：“宣统元年，命为军机大臣。丁母忧，请终制，不许。出署直隶总督，请拨部款修凤河。寻还直。三年，改官制，授内阁协理大臣，旋辞，充弼德院顾问大臣。国变后，久卧病。卒，年六十有九。”

　　除了足疾，那桐还患上了老年性便秘和肺病，在记录家常琐事之余，有关病情和看病的记载越来越多。直至1925年6月26日，那桐去世前两日，日记至此全部结束。在最后一天的日记中，那桐写道：“夜睡欠稳。巳刻克力来诊。申刻张午樵来诊，仍服克力药水。”

　　从这个角度来看，五四运动映照于那桐日记中的寥寥数语，似又在情理之中。不过，作为曾经的晚清重臣，他也绝非全然置身于事外。

　　与五四运动相关者，曹汝霖首当其冲。在当时流传于市井之间的时文之中，一篇名为《一日三迁之曹汝霖》中写道：“游历归来，清德宗升遐，宣统嗣位，袁世凯已为隆裕后所摈弃，曹即投拜徐世昌、那桐二人门下，以保己之地盘。曹素工媚术，徐、那均为所惑。那与曹之感情，尤为融洽。此所以外间谣传，曹妻曾与那私也。”这些言论，明显带有穿凿附会及加工的痕迹。其中所传的“曹妻曾与那私”，当时见于一种小本书籍，名曰《金刚卖妻记》。不过，据其他消息佐证，并无此事，应“系痛恨卖国贼，著此以泄愤”。

　　1917年3月19日，那桐在日记中言及“又早曹润田来，午茂如弟来”。可见二人私交甚著。当然，那桐颇善结交，私谊甚广，袁世凯、徐世昌等也都与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17年1月15日，那桐就提道：“又优待皇室条件宜规定宪法公民意见书，那桐列名具呈参众两议院以待公决。今日世、徐两太保领衔在桐金鱼胡同家内公宴议员，到者一百七十六人，亥正尽欢而散。”

　　在五四事件之时，徐世昌正为时任民国大总统——1918年10月10日，在安福国会的操纵下,徐世昌当选为第二任民国大总统。据罗家伦回忆，五四运动爆发时，曹汝霖宅邸“门口站着一大队荷枪实弹的警察”，在曹宅火起之后，“徐世昌便下了紧急命令，叫军警抓人。”待到1919年6月10日，徐世昌连发三道大总统令，宣布免去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职务。尽管徐世昌所作所为被有些人认为是段祺瑞的“政治花瓶”，但纵观整个事件，徐世昌的角色不可谓不重要。

　　然而，在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与徐世昌互有往还、同为经由晚清进入民国时代的大人物，那桐的选择是谢幕和隐居。但有意思的是，历史又总会拨正回去，让二人颇有些殊途同归的意味。在被曹锟、吴佩孚逼下台之后，徐世昌亦选择寓居天津，过上了文人式的晚年生活。

　　迁入天津，似乎成了这些清朝遗民、民初权贵退居幕后，沉寂于时事的一个标志。只是那桐要早了许多年。

　　自清朝覆灭以后，那桐就已经过上了避居生活，会友、赏戏、下馆子成为他的全部，晚饭后到马场道一游也时常出现在日记之中。借园子、办堂会等宴乐赏玩之事，无一不是清朝遗民的旧习——他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过去的事情，为自己制造出一个时空气泡，将自己包裹入其中。在行将逝去的旧时光里，有他熟悉的空气，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让他们若无其事地继续生活下去。时代的巨响，经由这层隔膜，便成了遥远的回声。

　　但在另外一个方面，以那桐为代表的清朝遗民依然生活在这个属于所有人的时代。即便他自我避离于宅园之中，仍会对这场新时代的浪潮表现出罕见的些许关心，不能不说是他们游园弄花、宴饮悠游的庸常生活中的一个“奇迹”。也从侧面表现出这场运动的震撼性之大，甚至让这些早已掩埋在历史尘埃之下的过时人物也惊起了些许浮尘。

　　午后瑞鹤庄、三侄、四侄、二姑太太、达亲家来，旋去。大、四、六女来，晚饭后去。昨日午后各学堂学生二、三千人因交涉事到曹润田寓滋闹，曹避而未见，将其房间焚毁，遇章仲和，群殴之，次日毙于医院，此诚不了大案也。或云章未死，不知确否。——《那桐日记》，1919年5月5日

　　撰文/新京记者 何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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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庆涛　王鸿杰

　　丁，象形字，读作dīng，zhēng，现代汉语一级常用字。

　　丁字演变（《字源》）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第7版）丁字有四个义项：成年男子；天干的第四位；蔬菜、肉类切成的小块；遭逢，碰到。

　　《说文解字》：“夏時萬物皆丁實。象形。”

　　《字源》：“象形字。所像之物不明。传统认为是“钉”的初文。丁字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有中空与填实两种写法……像钉帽的俯视图。在战国及西汉时分别出现像侧视图的写法……将上面像钉帽的部分简化成一横，就是今天见到的楷书‘丁’。”

　　丁字甲骨文字形（《国学大师》）

　　上述解释都不正确。从甲骨文字形看，丁字应是远古时期人们创造的砍砸石器。丁字的两个读音，都与使用这种砍砸器时发出的声音有关。

　　旧石器时代的砍砸器（网络图片）

　　甲骨文是一个小石块的形状，有的字形是线条轮廓，有的字形填实，或许是远古人用来砸坚果的工具。小石块形状不规则，人们记录它的符号也不规则。后来人们发现砸坚果的小石块如果带尖，效果更好，于是反映在文字符号上，金文就变成上边平，下边尖的三角形，或许这个时候的丁，已经是青铜制作的。篆文整齐化，隶变后，楷书写作丁。本义砍砸用的石器。泛指一切形状像小石块的物体，如，肉丁，萝卜丁，宫保鸡丁，补丁，一丁点儿。因为砍砸石器不是很大，引申为小块。

　　远古人在打制砍砸器（网络图片）

　　由砸坚果用的小石块，发展演变为用竹子、硬木、金属制成的呈条形的、可以打入他物，起固定作用的物件。如，丁子，丁履。此义后来因为更多的使用金属材料，遂写作钉。

　　用砍砸器砸坚果也好，伐木、劈柴也好，都是力气活，一般由成年男性承担，引申为男子，又指家里生男孩，叫做添丁。唐·白居易《新丰折臂翁》：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后延伸为所有成年人，包括女子，如，丁女，丁力，丁奴，家丁。

　　引申为从事某一行业的人，如，庖丁，园丁。

　　引申为达到服兵役年龄的男子。如，兵丁，抓壮丁。古代士兵身上写着丁字，负责后勤保障。身上写着兵字的，是打仗的战士。

　　手握小石块砸坚果或者砸石刀伐木，会发出声音，就用丁字表示，变成象声词。如，丁当，丁冬。《诗经·小雅·伐木》：“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咚咚作响伐木声，嘤嘤群鸟相和鸣）。”有注解说伐木、下棋、弹琴的声音，都可以用丁丁表示，读作zhēngzhēng。其实，象声词，怎么说怎么算。为区别词义，作象声词时，写作叮。

　　成年男子一般都是身强力壮，引申为壮盛，强壮。如，丁丁(壮健的样子)，丁人(壮健的男子)，丁夫(壮健的男子) 。汉·王充《论衡·无形》：“齿落复生，身气丁强。”

　　要砸开坚果，就需要小石块（丁）和坚果相撞，引申为相逢，遭遇，赶上。如，丁兹盛世（赶上这个盛世）。丁忧（遇到父或母去世），又称丁艰。丁内忧（遇到母亲去世），丁母忧。丁外忧（遇到父亲去世），丁父忧。《晋书·袁悦之传》：“始为谢玄参军，为玄所遇，丁忧去职（开始给谢玄作参军，为谢器重，因为家中老人去世，辞职回家守孝）。”

　　丁字写起来简单，认起来容易，因此人不识字，叫做“目不识丁”。

　　没有官职的人，称为“白丁”，指平民百姓。唐刘禹锡《陋室铭》：“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天干第四个，甲乙丙丁，和地支结合，用于记录时间。

　　远古时代，在采集狩猎时代，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人捡起地上的小石块砸碎坚果的外壳，吃到了坚果仁，他或许是第一个使用工具的人。大家向他学习，吃了营养丰富的果仁，人人身强力壮。他们建立方国丁国，把丁作为氏族部落的图腾标识，人称丁氏。

　　《后汉书·郡国志》载：“商时丁侯叛，武丁讨之。”另，吕尚《太公金匮》云：“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画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病大剧，使人卜之，祟在周；恐惧，乃遣使者请之于武王，愿举国为臣虏，武王许之。”看来，丁国早在商代就存在，曾经被商王征讨。后因不参加周武王伐纣，被周所灭。古丁国的具体位置不详。

　　总结：丁字，本义是远古时期人们用的砍砸器，其他字义都是引申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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