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讲的是什么

　　国富论讲的是什么推荐文章1：《国富论》中描述的古代中国经济

　　欧阳峣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第十九届国际熊彼特学会主席，国家“万人计划”首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三项，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两部著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获全国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

　　亚当·斯密像 资料图片

　　苏州博物馆新馆展出的清代瓷器。阙明芬摄/光明图片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内展出的清朝“石铺路”。新华社发

　　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京杭大运河北京段。新华社发

　　亚当·斯密作为近代著名经济学家，其作品《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称《国富论》），这部著作于1776年首次在伦敦出版，然后多次修订再版，译为多国语言，影响广泛，被视为开山之作。我们这次讲座，主要是在学习《国富论》的经济思想的同时，特别介绍一下其中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阐述。

　　《国富论》及其思想理论价值

　　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谈到亚当·斯密的思想贡献：“似乎有必要看一看他的《国富论》，该书不仅是最为成功的经济学著作，而且也是或许除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外迄今出版的最为成功的科学著作。”（《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283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关于《国富论》在经济学理论贡献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现代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国富论》通过梳理市场经济产生、发展和运行的逻辑，解析国民财富的源泉及其增长的原因，构建了比较完整的现代经济学体系。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雅各布·维纳是这样评价《国富论》的：“在那本无所不包的书中，人们能想到的每一种学说都能在其中找到痕迹，一个经济学家如果不能够引用《国富论》来支持他的论题，那他一定有很特殊的理论。”（维纳谈斯密的广泛性：Jacob Viner,‘Adam Smith and Laissez Fair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35.2, April 1927）英国经济学家杰西·诺曼则指出：在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很少有人不欠他的“知识债”，“微观经济学仍然在斯密建立的对市场动态的分析框架中运作，而宏观经济学家则在他的利润、储蓄和投资理论中运作。”（《亚当·斯密传》，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版，序言）

　　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马克思认为：“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他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已经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6卷第181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阐述了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创立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体系。列宁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时指出：马克思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通过对经济制度的研究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他严密地论证了并且彻底地发展了这个理论。”（《列宁专题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页）

　　市场化机制的理论基础。亚当·斯密是“第一个把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换视为经济学核心问题的思想家，他意识到通过公开竞争和自愿交换达成的市场可以发挥类似自然选择的作用”。（《亚当·斯密传》，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版，序言）斯密指出：人们往往“受着一支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4年出版）也就是说，在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里，个人追求自我利益可以在市场中很好地发挥作用，从而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益。这实际上就是以自我利益为动机、以价格信号为指导的经济模式，即依靠市场机制调节资源配置的模式。这种市场化机制为英国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其他不同类型的国家构建市场化机制提供了理论支撑。

　　《国富论》最早的中文版本是严复先生翻译的《原富》，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1880年英文版翻译，1901—1902年由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译书院出版；1931年由郭大力和王亚南先生重新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改题为《国富论》，1965年校订时改为原著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并成为国内的权威版本。到目前为止，中文版本已达20余种，其中翻译比较规范的有南开大学杨敬年、北京大学唐日松、浙江大学贾拥民翻译的版本。

　　随着《国富论》在中国的传播，斯密经济思想对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影响日益扩大和加深，具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严复翻译《原富》出版到改革开放之前，斯密经济思想在知识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二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斯密经济思想的影响由知识界扩展到经济改革的实践领域，有力地推动了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三是进入21世纪以后，斯密经济思想的影响在知识界和实践领域出现新的热潮，知识界和政府对市场经济机制有了更加全面和准确的理解。

　　《国富论》涉猎的中国经济问题

　　实际上，不仅《国富论》阐述的经济思想在中国知识界和实践领域发生了深刻影响，而且斯密在《国富论》中具体论及中国经济问题共30余处，总结和概括《国富论》中对中国经济问题的阐述，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用中国传统经济案例描述大国经济发展的典型模式

　　《国富论》几乎涉猎了所有的现代经济学命题，而后来的经济学家主要是对这些命题进行细化、深化和系统化的研究。比如，《国富论》通过描述当时古代中国经济繁荣的景象，提出了大国经济发展格局的雏形。斯密写道：“中国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是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够支持很大制造业。”“假设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国外市场，那么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

　　这两段话蕴含着三个假设：一是大国人口众多和幅员辽阔，拥有极为广阔的国内市场，可以支撑制造业的分工和专业化；二是国内各区域间改善交通条件，特别是重视水运交通，有利于形成广阔的国内市场；三是通过发展对外贸易利用国外市场，可以扩大市场范围，从而增加制造业发展空间。显然，第一个假设是讲以国内市场为主体的国内经济循环；第二个假设是讲改善国内市场和国内循环的交通条件；第三个假设是讲发展对外贸易的国际经济循环。综合起来，就是一幅以国内市场为主体，同时利用国外市场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图景，这也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典型模式。

　　斯密对于中国传统经济繁荣的描述和赞扬，散落在《国富论》的各个篇章里，概括起来包括：

　　其一，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国富论》第一篇就写道：“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斯密认为，“一国繁荣最明确的标识，就是居民人数的增加”，那时的中国不仅人口众多，土地肥沃，而且人民勤勉，耕作技术好，这是对古代中国的客观评价。同时，斯密将中国与欧洲进行比较：“中国比欧洲任何国家富裕得多，而中国和欧洲生活资料的价格，大相悬殊。中国的米价比欧洲国家的小麦价格低廉得多。”由于生活资料的价格低廉，更加有利于人口增长。“中国比欧洲任何国家都富得多，但贵金属价值在中国，却比欧洲各国高得多。”由于皇室和富豪储藏大量的金银，致使贵金属价格高。

　　其二，中国当时的国内交通便利，水运发达。《国富论》写道：“中国的公路，尤其是通航水道，有人说比欧洲著名的水道公路要好得多。”当时中国的交通条件超过欧洲，公路很发达，水运交通更加发达。“中国东部各省也有若干大江大河，分成许许多多支流和水道，相互交通着，扩大了内地航行的范围。”由于自然条件好，加上政府组织修缮，形成了便利的交通，从而降低货物的运输费用。“在中国和印度斯坦，则因内地河港纵横，货物常由水运。所需费用，既较欧洲为少，其大部分制造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就更加降低。”斯密认为，行政当局负责是中国交通便利的重要原因，在中国，“修建公路及维持通航水道这两大任务，都是由行政当局担当。”朝廷要求各省疆吏努力沿河修路，官吏在这方面的作为和绩效成为升迁的一大标准。

　　其三，中国当时的传统农业和手工业发达。农业是传统社会经济的重要基础，“中国的政策，就特别爱护农业，在欧洲，大部分地方的工匠的境遇优先农业劳动者，而在中国，据说农业劳动者的境遇却优先于技工。在中国，每个人都想占有若干土地或是拥有所有权或是租地”。中国的君主，收入的绝大部分都是得自地税或地租。中国“虽然没有比较丰富的金银矿山，在其他方面却比墨西哥或秘鲁更为富裕，土地耕种得更好，一切工艺和制造业更为进步”。中国的陶瓷业发达，特别受欧洲的上流社会青睐，在欧洲的消费额增长迅速。

　　2.用制度因素解释中国经济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

　　《国富论》不仅描述中国古代经济繁荣的状况，而且指出了中国古代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问题，从制度因素分析了停滞不前的原因，主要是从分配不公和闭关锁国两个方面作出解释。“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程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么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不但受到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制约，而且受到政治、法律和文化因素的制约。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解释，旧的生产关系将会阻碍新生产力的发展，但它总是被一种新的生产力所打破。

　　在斯密看来，贫富悬殊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那时中国劳动工资低廉，劳动者难于赡养家属，“中国耕终日劳作，所得酬若够购买少量稻米，也就觉得满足。技工的状况更恶劣。欧洲技工总是漫无所事地在自己的工场内等候顾客，中国技工却是随身携带器具，为搜寻，或者说，为乞求工作，而不断在街市东奔西走。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但是，中国封建王朝的“高宦巨豪，比欧洲最富裕的人，都有多得多的隶奴。而且这些大官富豪，持有过剩食物，于是能够支付较大数量的粮食来交换那些产额甚少的珍奇物品，例如富翁竞求的金银宝石”。中国封建王朝的帝王更是掌握巨额的财富，“中国帝王的主要收入，由帝国一切土地生产物的十分之一构成。不过，这所谓十分之一，从宽估算，以致许多地方据说还没有超过普通生产物的三十分之一”。用经济学原理分析，当时中国的这种贫富悬殊的现象，既不利于人口的增长和消费规模的扩大，又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自然会阻碍经济发展。

　　《国富论》认为，当时的中国执行闭关锁国政策阻碍经济发展。由于近代国外通商原则以一切邻国陷于贫困境况为目标，所以使国外贸易陷于不被人注意和不被人重视的地位。“近代中国人极轻视国外贸易，不给予国外贸易以法律的正当保护。”中国和古埃及、古印度三个被一切记载推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主要擅长农工业，他们的国外贸易并不繁荣。“中国的对外通商，向来就不发达。”他们的剩余生产物，主要是由外国人运到外国去，换回他们需要的白银等物品。本来可以通过对外经贸活动，学习世界上其他各国技术上、产业上的各种改良。“在今日中国的情况下，他们除了模仿他们的邻国日本以外，却几乎没有机会模仿其他外国的先例，来改良他们自己。”封建王朝的闭关自守法律制度和政策，也成为长期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

　　3.用经济理论揭示古代中国经济运行机制的特殊现象

　　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源于对商业社会的研究，而商业社会应该是追求物质利益，讨价还价和自由贸易的社会，因而需要通过自我利益为动机、以价格信号为指导的市场机制去调节经济资源的配置。在《国富论》这部著作中，斯密谈到一些古代中国违背价格和价值规律的现象，特别是劳动者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酬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实际上是用市场经济原理揭示了古代中国经济运行机制存在的特殊问题。

　　一是劳动者酬低，难以支撑经济发展。斯密多次提到，古代中国劳动者酬过低，古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但是劳动者终日劳作，所得酬却很少。“在中国和印度斯坦这两个大市场，劳动的真实价格，即劳动者得到的生活必需品的真实量，却不如欧洲劳动者。”斯密认为，如果一个国家长期“陷于停滞状态，我们就不能希望在那里找到极高的工资”。他将中国与欧洲做比较：“就生活资料价格说，中国与欧洲有很大的差异，而就劳动货币价格说，则有更大的差异。这是因为欧洲大部分处在改良进步状态，而中国似乎处在停滞状态，所以，劳动者在欧洲的真实酬比中国高。”根据经济学原理，如果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劳动的真实价格，必大大增高，但必要劳动量的大减少，一般是以补偿劳动价格的增高而有余”。

　　二是古代中国的技工酬更低：不利于制造业发展。《国富论》认为，“中国和印度农村劳动者的地位与工资，都比大多的技工和制造工人高。”与欧洲比较，“在欧洲，大部分地方的工匠的境遇优于农业劳动者，而在中国，据说农业劳动者的境遇却优于技术”。斯密指出，这种工资结构与产业结构相联系，它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却不利于制造业的发展。这里讲的是劳动者酬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这种情况应该是真实的，中国古代到近代的工匠和手工业者，生活状况和工作环境往往是非常差的，特别是采矿工人和冶炼工人，往往是做最辛苦的事情，却获得最低的酬，这应该是中国古代制造业没有形成大产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斯密认为：“近代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学，比较有利于制造业及国外贸易，即城市产业，比较不利于农业，即农村产业；其他各国的政治经济学，则采用不同的计划，比较有利于农业，比较不利于制造业和国外贸易。”这就深刻地揭示了经济思想影响经济政策的作用，以及经济政策影响产业结构的作用。

　　对斯密所论中国经济问题的理解

　　综上所述，斯密在《国富论》中从诸多方面阐述和分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现象。接下来，我们应该进一步理解三个问题，即斯密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经济现象，斯密对中国经济现象的描述是否客观真实，以及斯密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相关论述的意义。

　　《国富论》写作的时代是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所以斯密不仅要利用英国和欧洲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背景材料，而且要利用当时的中国和印度等传统经济发达国家的背景材料。斯密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的柯科迪，这是一个活跃的国际港口，聚集着各种经贸信息，他后来到过格拉斯哥大学和牛津大学，伦敦和爱丁堡城。1763年，英国财政大臣查尔斯·汤鲁德请斯密伴随年轻的巴克卢公爵游历欧洲，在图卢兹和巴黎度过了一段时间。斯密的这种经历为他了解英国和欧洲的社会经济状况提供了条件。中国是作为传统经济极为发达国家的典型而进入斯密的研究视野，他了解中国经济情况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图书馆查阅资料以及传教士和旅游者的传闻。斯密多次谈及：“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关于那里的水道公路工程的告，大都得自少见多怪的旅行者和无知好谎的传教士。”

　　《国富论》对中国经济状况的描述，从总体上是符合事实的，而且是在重农主义思想框架下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体现了他对当时中国农业社会的肯定以及对封建王朝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抨击。斯密多次谈到，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测算，在公元10—15世纪早期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就高于欧洲；从13—18世纪，中国长期保持人均收入的稳定增长。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和牛津大学史蒂芬教授的合作研究表明，中国在北宋的生活水平世界领先，但在公元1300年之前已经落后于意大利，公元1400年前后被英国超过，公元1750年之前中国的生活水平整体上已经落后于西欧。所以，斯密认为，十八世纪中叶的中国与马可·波罗的十三世纪末期到中国的记述几乎没有区别。斯密在第九章论重农主义中对中国重视农业和经济繁荣的状况进行了描述。斯密分析中国经济停滞不前的原因，主要是闭关锁国和劳动者酬低，也是比较客观的。马克思也曾经批评过中国历史上的闭关锁国和安于现状：“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从而演奏了一曲“奇异的悲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卷第716页）。

　　学习《国富论》中对中国经济状况的描述和分析，对于我们客观地认识古代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兴盛以及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斯密在《国富论》中描述了中国古代经济繁荣的景象，揭示了人口众多、土地辽阔、交通便利和以广大国内市场支撑制造业发展的大国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他强调了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国外市场提升制造业的生产力。这就说明，以国内市场为主体，同时利用好国外市场的“双循环”，乃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典型格局，它体现了大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古代中国在唐宋时期是比较开放的，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渐渐封闭了，从而导致经济停滞不前。所以，斯密在描述中国古代的大国繁荣景象之后，转而批评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封闭，认为“但在今日中国的情况下”，中国除了模仿邻国日本以外，没有机会模仿其他外国。他认为，如果中国人经营国外贸易的话，“通过更广泛的航行，中国人自会学得外国所用各种机械的使用术与建造术，以及世界其他各国技术上、产业上其他各种改良”。可见，开放是大国经济崛起和大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古代曾经依托大国市场优势创造了唐宋经济繁荣的局面以及清代的康乾盛世，但封建王朝的经济封闭也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开放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重新崛起，在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应该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选择。

　　国富论讲的是什么推荐文章2：啃不动原著怎么办？这本书带你2小时读完《国富论》！丨读书者说

　　上周为大家推荐了一本励志书《不如去闯》（点击阅读原文），戏称它是一碗“鸡汤”。

　　本周就给读者们上一道“硬菜”——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即《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

　　财富是什么？是金银财宝，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财富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应该怎样分配？

　　一个国家怎样才能聚集更多的财富，变得越来越强大？……

　　两百多年前，有一个人花了毕生的精力去思考这些问题，并写下了这本书，想必聪明的小伙伴们都知道它的，那就是鼎鼎大名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 。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之于经济学，就好像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之于物理学，是这门学科的奠基之作。

　　但是恐怕大多数人都只闻其名，而未读其书，因为从原题目的复杂程度就能看出来，这本书确实不好读。

　　对自己的英文十分自信的同学，在挑战自己之前，先读读全书前言的第一句：

　　The annual labour of every nation is the fund which originally supplies it with all the necessaries and conveniencies of life which it annually consumes, and which consist always either in the immediate produce of that labour, or in what is purchased with that produce from other nations.

　　不好读原因在于，这本书在1776年出版，斯密那时用的英语是颇有咱们文言文风格的。这个文风可以对照1902年的第一部中文译本《原富》，古文好的同学也可以来试读严复的译文。

　　凡一群生事之所需，皆于其民力是出，是故国之岁费与其岁殖，有相待之率焉。

　　即便是读现代人的译本，譬如著名经济学家杨敬年翻译的版本，依然不是那么好懂。

　　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是最初供应他们每年消费的全部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资源，这一资源总是由这种劳动的直接产品或用这种直接产品从他国换来的产品构成的。

　　不知道小伙伴们懂了没懂，反正我是懵了……

　　这时，我的同事递给了我一本《少儿彩绘版》。少儿……彩绘版？我带着最初略有鄙夷的心态翻开了书，两个小时读毕全书后，觉得它的难易程度真的合适我这个在经济学领域刚刚启蒙的“少儿”。

　　这本简化版《国富论》的叫李晓鹏，他曾是2000年重庆市的文科高考状元，先后取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2009年到剑桥大学作访问学者，2010-2011年间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任研究员。

　　周四下午，我这个学外语的“经济学小白”在人大商学院楼下的咖啡厅采访了李晓鹏。

　　“我第一次接触这本书是大二的时候，”李晓鹏回忆道。“当时那个卖书的店员还说我看不懂这本书，我不相信。但是买回来之后，它就被我在书架上放了很多年，直到我读完硕士，要读博士时才慢慢看懂它……”

　　去年接力出版社想出一套给青少年读的世界名著，编辑找到李晓鹏时，他就选择写一本通俗化的《国富论》。

　　“它很多难读懂的地方是不必要的，譬如它介绍罗马的经济发展历史，在今天来看就是太偏了。另外，亚当·斯密当时想解决的关于欧洲行会、手工业等属于那个时代的问题，在今天已经不存在了。把这些不必要的内容去掉后，这本书有价值的思想部分就变得通俗易懂了。”

　　李的博士导师、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叶裕民在本书的序言中评价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经济学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系统而完整的论述。”

　　具体来说，“它对劳动分工和自由交换的论述，成为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石；它关于财富和劳动价值的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思想；它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批判和绝对优势学说，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它关于货币发展和银行体系的论述，也对货币银行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写这本书时，李晓鹏对照了原著和国内的几个译本，还研究了有关亚当·斯密的专著，最终断断续续用了一年时间完成。

　　李晓鹏

　　全书用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亚当·斯密的生平和《国富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因为在李晓鹏看来，了解亚当·斯密的思想历程，是读懂《国富论》的关键。知道了他为什么会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那再看他是怎么解答的就容易多了。

　　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中，有两个重要的经济思潮：重商主义（mercantilism） 和重农主义（physiocracy） 。

　　一个商人怎么样才能致富呢？那就是尽可能地多赚钱，同时尽可能地少花钱。赚到的越多，花出去的越少，财富就会增加得越快。

　　在重商主义思想家们看来，这个标准也适用国家。一个国家要富强，核心就是尽可能多地赚取金银，然后尽可能少地购买别国的产品——因为那样会花费自己挣来的财富。

　　而以法国思想家魁奈 （Fran?ois Quesnay） 为代表的重农主义则认为商业并不能创造财富，只能为财富流动提供帮助而已。真正的财富只能从生产——也就是当时的农产品生产——中创造。因为重农主义认为经济活动都是先生产，有了产品才有买卖，没有产品哪里会有商业呢？

　　亚当·斯密的老家英国重贸易，倾向于重商主义。但是曾在法国游学3年之久的斯密，也在拜访各位大师、学者的过程中受到重农主义的启发，最后超脱出两者的圈子，认为财富是靠劳动创造的，并提出了劳动分工的论点。

　　于是，他写在《国富论》正文第一句中就写道：

　　The greatest improvement in the productive powers of labour, and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skill, dexterity, and judgment, with which it is anywhere directed, or applied, seem to have been the effects of the division of labour.

　　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劳动熟练程度、技巧性、判断力的提高，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

　　于是，从劳动分工为起点，亚当·斯密考察了人类社会的利益交换，并写下了那句传颂百年的名言：

　　It is not from the benevolence of the butcher, the brewer, or the baker that we expect our dinner, but from their regard to their own self-interest. We address ourselves not to their humanity but to their self-love, and never talk to them of our own necessities, but of their advantages.

　　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我们不是向他们乞求仁慈，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心；我们从来不向他们谈论自己的需要，而只谈论对他们的好处。

　　亚当·斯密还带我们进一步考察了由运输条件而决定的世界贸易与经济版图，以及为了方便交易而产生的金属货币。

　　再往下进一步，亚当·斯密提出了由劳动量衡量产品的“自然价格”（price in labour / real price），和由交易双方供需来衡量产品的“市场价格” （price in money / nominal price）。由此就衍生出了两个不同的经济学派系：即强调劳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强调市场的现代西方经济学。

　　书中还讲到产品成本与价格的关系，也就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分化，也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入探讨的重点；同时还在讨论当时各国经济政策后，提出了那个著名的市场机制是一双“看不见的手”的概念——即每个人在经济生活中好像都被一双看不见的手牵着追求个人利益，但其最终结果反而会促进公共的福祉。

　　Every individual necessarily labours to render the annual revenue of the society as great as he can. He generally, indeed, neither intends to promote the public interest, nor knows how much he is promoting it. By preferring the support of domestic to that of foreign industry, he intends only his own security; and by directing that industry in such a manner as its produce may be of the greatest value, he intends only his own gain, and he is in this, as in many other cases, led by an invisible hand

　　每个人都试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产品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来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清楚增进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个人的利益，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有一双看不见的手

　　“现在大学里讲的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体系，基本就是《国富论》搭建起来的，”李晓鹏说。当然，亚当·斯密的理论溯源于当时的历史脉络，影响波及其后的思想家，但其理论也隅于当年其个人所处的时代，“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富论》又是不完整的。”

　　于是，李晓鹏特意将亚当·斯密未能论及的经济学议题一并写入了他的简化版《国富论》的最后一章中，包括：

　　? 由于亚当·斯密所生活的时代还是金银货币的时代，所以他对其后由于货币的发展所带来的，诸如通货膨胀（inflation） 、电子货币的问题，没有进行深入论述。

　　? 由于《国富论》写于工业革命爆发前夜，欧洲经济以手工业和农业为主，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很小，所以原著对于经济对环境的影响，也就是对市场机制解决不了的“外部性问题”（ externalities）缺少论述。

　　? 当时的社会并没有“企业家精神” （entrepreneurship） 这一概念，它是由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在1800年首次提出的，所以亚当·斯密在书中并没有论述现代经济当中“企业家”这一要素。

　　其实阅读《国富论》只是学习经济学的一个开始。李晓鹏建议对经济问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阅读更多的经济学名著，并且列了个小书单。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

　　萨缪尔森的《经济学》

　　……

　　而他本人在写完这本书后，接下来准备写《资本论》的简化版。

　　“我提倡大家读名著，先知道这个领域的最高水平在哪里，虽然你可能没法达到它，但是知道它在那里，以后努力的方向就不容易跑偏了。”

　　最后，还要为热爱英语学习的童鞋们提一句，《国富论》英文版是公版书，在网上随处都可以免费下载。

　　另外英国的亚当·斯密研究院（Adam Smith Institute） 网上还有英国经济学家Eamonn Butler所编写的英文简明版《国富论》，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读一读。

　　亚当·斯密研究院

　　中国日网双语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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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富论讲的是什么推荐文章3：《国富论》中描述的古代中国经济

　　欧阳峣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第十九届国际熊彼特学会主席，国家“万人计划”首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三项，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两部著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获全国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

　　亚当·斯密像 资料图片

　　苏州博物馆新馆展出的清代瓷器。阙明芬摄/光明图片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内展出的清朝“石铺路”。新华社发

　　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京杭大运河北京段。新华社发

　　亚当·斯密作为近代著名经济学家，其作品《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称《国富论》），这部著作于1776年首次在伦敦出版，然后多次修订再版，译为多国语言，影响广泛，被视为开山之作。我们这次讲座，主要是在学习《国富论》的经济思想的同时，特别介绍一下其中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阐述。

　　《国富论》及其思想理论价值

　　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谈到亚当·斯密的思想贡献：“似乎有必要看一看他的《国富论》，该书不仅是最为成功的经济学著作，而且也是或许除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外迄今出版的最为成功的科学著作。”（《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283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关于《国富论》在经济学理论贡献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现代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国富论》通过梳理市场经济产生、发展和运行的逻辑，解析国民财富的源泉及其增长的原因，构建了比较完整的现代经济学体系。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雅各布·维纳是这样评价《国富论》的：“在那本无所不包的书中，人们能想到的每一种学说都能在其中找到痕迹，一个经济学家如果不能够引用《国富论》来支持他的论题，那他一定有很特殊的理论。”（维纳谈斯密的广泛性：Jacob Viner,‘Adam Smith and Laissez Fair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35.2, April 1927）英国经济学家杰西·诺曼则指出：在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很少有人不欠他的“知识债”，“微观经济学仍然在斯密建立的对市场动态的分析框架中运作，而宏观经济学家则在他的利润、储蓄和投资理论中运作。”（《亚当·斯密传》，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版，序言）

　　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马克思认为：“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他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已经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6卷第181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阐述了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创立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体系。列宁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时指出：马克思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通过对经济制度的研究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他严密地论证了并且彻底地发展了这个理论。”（《列宁专题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页）

　　市场化机制的理论基础。亚当·斯密是“第一个把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换视为经济学核心问题的思想家，他意识到通过公开竞争和自愿交换达成的市场可以发挥类似自然选择的作用”。（《亚当·斯密传》，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版，序言）斯密指出：人们往往“受着一支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4年出版）也就是说，在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里，个人追求自我利益可以在市场中很好地发挥作用，从而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益。这实际上就是以自我利益为动机、以价格信号为指导的经济模式，即依靠市场机制调节资源配置的模式。这种市场化机制为英国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其他不同类型的国家构建市场化机制提供了理论支撑。

　　《国富论》最早的中文版本是严复先生翻译的《原富》，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1880年英文版翻译，1901—1902年由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译书院出版；1931年由郭大力和王亚南先生重新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改题为《国富论》，1965年校订时改为原著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并成为国内的权威版本。到目前为止，中文版本已达20余种，其中翻译比较规范的有南开大学杨敬年、北京大学唐日松、浙江大学贾拥民翻译的版本。

　　随着《国富论》在中国的传播，斯密经济思想对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影响日益扩大和加深，具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严复翻译《原富》出版到改革开放之前，斯密经济思想在知识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二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斯密经济思想的影响由知识界扩展到经济改革的实践领域，有力地推动了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三是进入21世纪以后，斯密经济思想的影响在知识界和实践领域出现新的热潮，知识界和政府对市场经济机制有了更加全面和准确的理解。

　　《国富论》涉猎的中国经济问题

　　实际上，不仅《国富论》阐述的经济思想在中国知识界和实践领域发生了深刻影响，而且斯密在《国富论》中具体论及中国经济问题共30余处，总结和概括《国富论》中对中国经济问题的阐述，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用中国传统经济案例描述大国经济发展的典型模式

　　《国富论》几乎涉猎了所有的现代经济学命题，而后来的经济学家主要是对这些命题进行细化、深化和系统化的研究。比如，《国富论》通过描述当时古代中国经济繁荣的景象，提出了大国经济发展格局的雏形。斯密写道：“中国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是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够支持很大制造业。”“假设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国外市场，那么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

　　这两段话蕴含着三个假设：一是大国人口众多和幅员辽阔，拥有极为广阔的国内市场，可以支撑制造业的分工和专业化；二是国内各区域间改善交通条件，特别是重视水运交通，有利于形成广阔的国内市场；三是通过发展对外贸易利用国外市场，可以扩大市场范围，从而增加制造业发展空间。显然，第一个假设是讲以国内市场为主体的国内经济循环；第二个假设是讲改善国内市场和国内循环的交通条件；第三个假设是讲发展对外贸易的国际经济循环。综合起来，就是一幅以国内市场为主体，同时利用国外市场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图景，这也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典型模式。

　　斯密对于中国传统经济繁荣的描述和赞扬，散落在《国富论》的各个篇章里，概括起来包括：

　　其一，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国富论》第一篇就写道：“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斯密认为，“一国繁荣最明确的标识，就是居民人数的增加”，那时的中国不仅人口众多，土地肥沃，而且人民勤勉，耕作技术好，这是对古代中国的客观评价。同时，斯密将中国与欧洲进行比较：“中国比欧洲任何国家富裕得多，而中国和欧洲生活资料的价格，大相悬殊。中国的米价比欧洲国家的小麦价格低廉得多。”由于生活资料的价格低廉，更加有利于人口增长。“中国比欧洲任何国家都富得多，但贵金属价值在中国，却比欧洲各国高得多。”由于皇室和富豪储藏大量的金银，致使贵金属价格高。

　　其二，中国当时的国内交通便利，水运发达。《国富论》写道：“中国的公路，尤其是通航水道，有人说比欧洲著名的水道公路要好得多。”当时中国的交通条件超过欧洲，公路很发达，水运交通更加发达。“中国东部各省也有若干大江大河，分成许许多多支流和水道，相互交通着，扩大了内地航行的范围。”由于自然条件好，加上政府组织修缮，形成了便利的交通，从而降低货物的运输费用。“在中国和印度斯坦，则因内地河港纵横，货物常由水运。所需费用，既较欧洲为少，其大部分制造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就更加降低。”斯密认为，行政当局负责是中国交通便利的重要原因，在中国，“修建公路及维持通航水道这两大任务，都是由行政当局担当。”朝廷要求各省疆吏努力沿河修路，官吏在这方面的作为和绩效成为升迁的一大标准。

　　其三，中国当时的传统农业和手工业发达。农业是传统社会经济的重要基础，“中国的政策，就特别爱护农业，在欧洲，大部分地方的工匠的境遇优先农业劳动者，而在中国，据说农业劳动者的境遇却优先于技工。在中国，每个人都想占有若干土地或是拥有所有权或是租地”。中国的君主，收入的绝大部分都是得自地税或地租。中国“虽然没有比较丰富的金银矿山，在其他方面却比墨西哥或秘鲁更为富裕，土地耕种得更好，一切工艺和制造业更为进步”。中国的陶瓷业发达，特别受欧洲的上流社会青睐，在欧洲的消费额增长迅速。

　　2.用制度因素解释中国经济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

　　《国富论》不仅描述中国古代经济繁荣的状况，而且指出了中国古代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问题，从制度因素分析了停滞不前的原因，主要是从分配不公和闭关锁国两个方面作出解释。“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程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么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不但受到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制约，而且受到政治、法律和文化因素的制约。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解释，旧的生产关系将会阻碍新生产力的发展，但它总是被一种新的生产力所打破。

　　在斯密看来，贫富悬殊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那时中国劳动工资低廉，劳动者难于赡养家属，“中国耕终日劳作，所得酬若够购买少量稻米，也就觉得满足。技工的状况更恶劣。欧洲技工总是漫无所事地在自己的工场内等候顾客，中国技工却是随身携带器具，为搜寻，或者说，为乞求工作，而不断在街市东奔西走。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但是，中国封建王朝的“高宦巨豪，比欧洲最富裕的人，都有多得多的隶奴。而且这些大官富豪，持有过剩食物，于是能够支付较大数量的粮食来交换那些产额甚少的珍奇物品，例如富翁竞求的金银宝石”。中国封建王朝的帝王更是掌握巨额的财富，“中国帝王的主要收入，由帝国一切土地生产物的十分之一构成。不过，这所谓十分之一，从宽估算，以致许多地方据说还没有超过普通生产物的三十分之一”。用经济学原理分析，当时中国的这种贫富悬殊的现象，既不利于人口的增长和消费规模的扩大，又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自然会阻碍经济发展。

　　《国富论》认为，当时的中国执行闭关锁国政策阻碍经济发展。由于近代国外通商原则以一切邻国陷于贫困境况为目标，所以使国外贸易陷于不被人注意和不被人重视的地位。“近代中国人极轻视国外贸易，不给予国外贸易以法律的正当保护。”中国和古埃及、古印度三个被一切记载推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主要擅长农工业，他们的国外贸易并不繁荣。“中国的对外通商，向来就不发达。”他们的剩余生产物，主要是由外国人运到外国去，换回他们需要的白银等物品。本来可以通过对外经贸活动，学习世界上其他各国技术上、产业上的各种改良。“在今日中国的情况下，他们除了模仿他们的邻国日本以外，却几乎没有机会模仿其他外国的先例，来改良他们自己。”封建王朝的闭关自守法律制度和政策，也成为长期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

　　3.用经济理论揭示古代中国经济运行机制的特殊现象

　　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源于对商业社会的研究，而商业社会应该是追求物质利益，讨价还价和自由贸易的社会，因而需要通过自我利益为动机、以价格信号为指导的市场机制去调节经济资源的配置。在《国富论》这部著作中，斯密谈到一些古代中国违背价格和价值规律的现象，特别是劳动者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酬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实际上是用市场经济原理揭示了古代中国经济运行机制存在的特殊问题。

　　一是劳动者酬低，难以支撑经济发展。斯密多次提到，古代中国劳动者酬过低，古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但是劳动者终日劳作，所得酬却很少。“在中国和印度斯坦这两个大市场，劳动的真实价格，即劳动者得到的生活必需品的真实量，却不如欧洲劳动者。”斯密认为，如果一个国家长期“陷于停滞状态，我们就不能希望在那里找到极高的工资”。他将中国与欧洲做比较：“就生活资料价格说，中国与欧洲有很大的差异，而就劳动货币价格说，则有更大的差异。这是因为欧洲大部分处在改良进步状态，而中国似乎处在停滞状态，所以，劳动者在欧洲的真实酬比中国高。”根据经济学原理，如果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劳动的真实价格，必大大增高，但必要劳动量的大减少，一般是以补偿劳动价格的增高而有余”。

　　二是古代中国的技工酬更低：不利于制造业发展。《国富论》认为，“中国和印度农村劳动者的地位与工资，都比大多的技工和制造工人高。”与欧洲比较，“在欧洲，大部分地方的工匠的境遇优于农业劳动者，而在中国，据说农业劳动者的境遇却优于技术”。斯密指出，这种工资结构与产业结构相联系，它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却不利于制造业的发展。这里讲的是劳动者酬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这种情况应该是真实的，中国古代到近代的工匠和手工业者，生活状况和工作环境往往是非常差的，特别是采矿工人和冶炼工人，往往是做最辛苦的事情，却获得最低的酬，这应该是中国古代制造业没有形成大产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斯密认为：“近代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学，比较有利于制造业及国外贸易，即城市产业，比较不利于农业，即农村产业；其他各国的政治经济学，则采用不同的计划，比较有利于农业，比较不利于制造业和国外贸易。”这就深刻地揭示了经济思想影响经济政策的作用，以及经济政策影响产业结构的作用。

　　对斯密所论中国经济问题的理解

　　综上所述，斯密在《国富论》中从诸多方面阐述和分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现象。接下来，我们应该进一步理解三个问题，即斯密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经济现象，斯密对中国经济现象的描述是否客观真实，以及斯密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相关论述的意义。

　　《国富论》写作的时代是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所以斯密不仅要利用英国和欧洲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背景材料，而且要利用当时的中国和印度等传统经济发达国家的背景材料。斯密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的柯科迪，这是一个活跃的国际港口，聚集着各种经贸信息，他后来到过格拉斯哥大学和牛津大学，伦敦和爱丁堡城。1763年，英国财政大臣查尔斯·汤鲁德请斯密伴随年轻的巴克卢公爵游历欧洲，在图卢兹和巴黎度过了一段时间。斯密的这种经历为他了解英国和欧洲的社会经济状况提供了条件。中国是作为传统经济极为发达国家的典型而进入斯密的研究视野，他了解中国经济情况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图书馆查阅资料以及传教士和旅游者的传闻。斯密多次谈及：“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关于那里的水道公路工程的告，大都得自少见多怪的旅行者和无知好谎的传教士。”

　　《国富论》对中国经济状况的描述，从总体上是符合事实的，而且是在重农主义思想框架下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体现了他对当时中国农业社会的肯定以及对封建王朝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抨击。斯密多次谈到，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测算，在公元10—15世纪早期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就高于欧洲；从13—18世纪，中国长期保持人均收入的稳定增长。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和牛津大学史蒂芬教授的合作研究表明，中国在北宋的生活水平世界领先，但在公元1300年之前已经落后于意大利，公元1400年前后被英国超过，公元1750年之前中国的生活水平整体上已经落后于西欧。所以，斯密认为，十八世纪中叶的中国与马可·波罗的十三世纪末期到中国的记述几乎没有区别。斯密在第九章论重农主义中对中国重视农业和经济繁荣的状况进行了描述。斯密分析中国经济停滞不前的原因，主要是闭关锁国和劳动者酬低，也是比较客观的。马克思也曾经批评过中国历史上的闭关锁国和安于现状：“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从而演奏了一曲“奇异的悲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卷第716页）。

　　学习《国富论》中对中国经济状况的描述和分析，对于我们客观地认识古代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兴盛以及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斯密在《国富论》中描述了中国古代经济繁荣的景象，揭示了人口众多、土地辽阔、交通便利和以广大国内市场支撑制造业发展的大国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他强调了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国外市场提升制造业的生产力。这就说明，以国内市场为主体，同时利用好国外市场的“双循环”，乃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典型格局，它体现了大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古代中国在唐宋时期是比较开放的，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渐渐封闭了，从而导致经济停滞不前。所以，斯密在描述中国古代的大国繁荣景象之后，转而批评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封闭，认为“但在今日中国的情况下”，中国除了模仿邻国日本以外，没有机会模仿其他外国。他认为，如果中国人经营国外贸易的话，“通过更广泛的航行，中国人自会学得外国所用各种机械的使用术与建造术，以及世界其他各国技术上、产业上其他各种改良”。可见，开放是大国经济崛起和大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古代曾经依托大国市场优势创造了唐宋经济繁荣的局面以及清代的康乾盛世，但封建王朝的经济封闭也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开放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重新崛起，在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应该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选择。

　　：光明日

　　国富论讲的是什么推荐文章4：若没系统阅读亚当·斯密，可能会误读“看不见的手”

　　提到亚当·斯密，许多人或许马上联想到如雷贯耳的“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也是在经济学的两方阵营的激烈辩论时，被偏自由市场派学者搬出来镇场的“神祇”。或许亚当·斯密在生前从未想过自己将以这种形象和立场流传后世。斯密从来没有把市场机制偶像化，也没有把市场交换看作解决经济弊端的灵丹妙药。在某些方面，他的理论甚至跟凯恩斯是很类似的。“看不见的手”也并不是斯密的《国富论》中的核心概念。

　　其实，亚当·斯密的思想非常复杂。他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哲学家、思想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将斯密附会为某一派别的思想家，其实也片面化了斯密的思想遗产。全面重新认识斯密的思想遗产，也是我们现代人需要做的功课。以下经出版社授权，摘选自经济学家朱嘉明为《亚当·斯密传》所写的序言，略有删减。

　　《亚当·斯密传》，[英] 杰西·诺曼著，李烨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2月版

　　不了解当时的苏格兰，就很难理解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的一生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是平淡无奇，他的个人信息极为有限和模糊。但是，其人生中的五个重要节点却是清晰的，这使他最终成为亚当·斯密。第一，格拉斯哥大学。这一部分的大背景是18世纪的苏格兰，亚当·斯密“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铭于斯”，如果不了解当时的苏格兰，则很难理解亚当·斯密是如何成为亚当·斯密的。

　　1723年，亚当·斯密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的柯科迪，这里距离爱丁堡仅十多英里。本书中写道：那时的柯科迪规模不大，却是精彩和多元化的，柯科迪的市场就开在亚当·斯密的家门口。柯科迪还是一个活跃的国际港口，聚集各种贸易信息，对法夫郡经济影响很大。柯科迪盛行走私，还有其附近的制钉厂，很可能启发了亚当·斯密后来关于走私成因和劳动分工论的思考。1737年，亚当·斯密像“命中注定”一样，来到格拉斯哥上大学。当时的格拉斯哥和格拉斯哥大学恰恰都处于快速变化中。

　　1707年，苏格兰议会通过了与英格兰联合建立大不列颠王国的《联合法案》，苏格兰受益于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单一经济实体，以及共同市场的形成过程，这扭转了苏格兰在17、18世纪之交在经济、金融、政治和民生方面都苦苦挣扎的局面。对此，亚当·斯密持有相当肯定的态度。格拉斯哥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精美的城市，格拉斯哥大学也向现代大学演变，形成了包括逻辑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在内的专业体系。入校时只有14岁的亚当·斯密在这里学习了道德哲学、逻辑学和物理学。

　　第二，牛津大学。1739年，16岁的亚当·斯密获得前往牛津大学读书的奖学金，在牛津大学前后停留了6年时间。在此期间，亚当·斯密首先突破了作为苏格兰人的口音局限，更重要的是，他在牛津学习了英国文学、法语和意大利语、人文历史和众多思想家的著作，至少包括马基雅维利、帕斯卡、笛卡儿、贝尔、伏尔泰、孟德斯鸠，还有拉辛和拉罗什富科的经典著作，为“他后来成熟的思想奠定了基础，包括他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正是在1740年，休谟出版了《人性论》，亚当·斯密在当时很可能阅读了此书，只是当他们得以见面，已经是1750年，亚当·斯密和休谟“在智识上的沟通给斯密带来了受用终生的启发和激励”。

　　亚当·斯密

　　第三，爱丁堡。1746年，亚当·斯密离开牛津，回到了苏格兰老家，之后在爱丁堡度过了相当长的岁月。这个时候的苏格兰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1745年，政治、宗教和阶级矛盾交织和积聚，导致苏格兰发生了内乱，社会震荡。爱丁堡局势更为糟糕。但是，正如书中描述的，爱丁堡的“文化氛围宽容而文雅，容许不同流派的公民团体、学术团体、专业团体、政治团体、商业团体共存”，尤其是对宗教差异保持温和态度。“从精神层面说，爱丁堡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城市，城里遍布咖啡馆和交谈辩论的人群”。读到这些，不禁令人心向往之。

　　自1748年起，亚当·斯密与爱丁堡有了交集。这一年，应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领袖邀请，亚当·斯密来到爱丁堡举办公开讲座，主题是修辞学和纯文学，听众主体是法学和神学学生，这有助于亚当·斯密获得公众关注。这些讲座的听众就是《道德情操论》中所述的“最初的‘公正的旁观者’”。1756年，亚当·斯密在《爱丁堡评论》第二期刊登了一封信，通过阐述卢梭关于“不平等”的思想起源，触及了“人如何成为人”这样深刻的话题。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亚当·斯密的很多言论很像卢梭，例如谴责人们对物质和社会地位的过度在意。此外，这个时期的亚当·斯密还在专心写关于天文学史的文章，触及所谓的“自然法则”。亚当·斯密认为，科学发现依赖想象力，他力求证明唯有想象力可以解决如何在混乱中找到秩序的问题，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儿和牛顿都是如此。

　　第四，图卢兹和巴黎。1762年，格拉斯哥大学授予亚当·斯密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第二年，后来的英国财政大臣，查尔斯·汤曾德邀请亚当·斯密担任年轻的巴克卢公爵的欧洲伴游，酬优厚。亚当·斯密接受了这份工作，辞去教授职务，并于1764年抵达巴黎。这是亚当·斯密第一次来到海外。此时此刻的法国，距离法国大革命还有1/4世纪，但是，在位于法国西南部的图卢兹已经可以感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冥冥之中，法国的财政困难和图卢兹宗教冲突的暗流都对斯密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书中有这样的推测，“也许正是图卢兹的无聊生活催生了斯密的《国富论》”。

　　之后，亚当·斯密终于结束了在图卢兹的贫乏生活，于1765年圣诞节来到巴黎，并在那里度过了9个月。其间，亚当·斯密在巴黎的沙龙中结识了一些在当时最伟大的法国人，包括政治家、经济学家杜尔哥，金融家内克尔，社会哲学家和著名的无神论者爱尔维修，数学家达朗伯，最重要的是皇家医生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重农主义学派代表弗朗索瓦·魁奈和他的追随者。当时，魁奈的著作《经济表》刚出版了几年时间。如书中所述，“这是一段非凡的思想酝酿期，至少重农主义者对斯密形成了艰巨的挑战，这帮助他进一步试炼和发展自己的理论。”在这个时期，亚当·斯密错过了与卢梭见面的机会，却得以与伏尔泰见面交谈。1766年冬天，亚当·斯密自巴黎回到伦敦，此后再未出国。

　　第五，伦敦和爱丁堡。1773年5月，亚当·斯密来到伦敦，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完成并发表《国富论》。亚当·斯密在伦敦的生活充实，很快加入了具有声望的“皇家学会”，也卷入了英国对美洲殖民地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几乎在同时，英国与美洲殖民地正在加速滑向战争，同一年12月发生了波士顿倾茶事件。1774年9月，费城举行了模拟国家议会的代表大会，1775年4月，莱克星顿的枪声引爆了美国独立战争。1776年7月，美国《独立宣言》签署。在这一期间，亚当·斯密持续研究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深层原因。

　　1776年3月，《国富论》在伦敦出版。之后，亚当·斯密亲自做过多次修订。斯密生命的最后12年主要是在爱丁堡度过的，他显然很享受在这个城市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1783年11月，伯克被任命为格拉斯哥大学校长，任期两年，在此期间，伯克和亚当·斯密一直有交往和交流，如诺曼所述。其历史意义是震撼的：“伯克是讨论现代政党和代议制政府的第一位伟大理论家。斯密是第一个把市场概念置入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中心，并将规范的概念置于社会学中心的思想家。伯克是我们通向政治现代性的枢纽，斯密则是我们通向经济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的枢纽”。亚当·斯密是幸运的，他几乎认识那个时代所有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

　　1790年7月17日，亚当·斯密于爱丁堡去世，享年67岁。亚当·斯密生前看到了美国独立战争，也一定清楚得知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和进展。但是，生命没有留给他时间对1790年瓦特发明蒸汽机的过程，以及由此发轫的工业革命做出观察和思考。现在，在爱丁堡老城圣吉尔斯大教堂外矗立一座亚当·斯密的塑像，“他的身后是一把旧式犁，身旁是一个蜂巢，象征着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的过渡。他的左手捏着长袍，暗示他投入大部分时间的学术生活。他的右手……搁在一个地球仪上，委婉地提示着观众他作为思想家的野心和世界性的声誉”。这很有可能就是亚当·斯密希望留给后世的形象。

　　亚当·斯密

　　基于亚当·斯密的著作，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是一个自由市场主义者

　　亚当·斯密的思想是一个巨大的体系。这本书对梳理亚当·斯密的思想体系做出了有意义的努力。

　　首先是亚当·斯密建立“人的科学”的目标。如果最大限度地分析和诠释亚当·斯密存留下来的文献，就不得不承认，他用了近40年的时间，希望建立他自己的“人的科学”，通过一种自然主义的、经验主义的，基本独立于宗教之外的理论，“对人类生活的主要方面，包括道德、社会、艺术、政治和商业，进行一个统一的一般性叙述”。这是一个宏大的目标。在历史上，做过同样努力的是弗朗西斯·培根。

　　但是，与培根相较，斯密继承了休谟的思想，他追寻休谟的因果论观点，承认人们永远无法知道作为自然规律的那些“看不见的链条”，“将人类的想象力和假设置于一系列渐进的尝试的中心，将秩序引入这混乱的杂糅的不和谐的表象之中”

本文标题：国富论讲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