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令十字街84号

　　查令十字街84号推荐文章1：《查令十字街84号》的爱情，是真的爱情吗？

　　如果说书与人的联系仅局限在知识的传播，那么人与书的故事未免有些无聊。书与人之间之所以能发生如此多惊心动魄的故事，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书带给人的情感的牵连与想象。人的丰富情感通过书的文字与质地默默而又真切地流淌，或直白或隐约，或强烈或微弱。

　　而爱情，无疑是通过书能传递的最令人遐想的情感之一。《查令十字街84号》，夹杂着人们真真假假的议论，成为许多爱书人心中的爱情圣经。但书中的爱情又不那么确凿无疑，海莲与弗兰克之间的情感羁绊似乎超越了爱情，有着更复杂而深刻的韵味。

　　相较于个人间的情感，书对于民族情感与记忆的传承显得更为宏大。在大卫·E·费什曼的《偷书人》中，犹太人在德国人枪炮包围下的维尔诺建起了一座秘密的图书馆，用一册册偷来的书延续着民族的情感与文化。战争年代的书与人彼此拯救，这种相互依存的情感正是一个民族的希望不断延续的关键。

　　书与“爱情” 无法命名的遥远情感

　　撰文 | 新京记者 杨司奇

　　《查令十字街84号》，：海莲·汉芙 ，译者：陈建铭，版本：译林出版社2016年5月

　　因为一本书而获得一段灼热的爱情，这是可能的吗？我们在内心里倾向于认为，它是可能的。只不过，更可能也更多见的情况是，因为一本书而“虚构”了一段灼热的爱情。《查令十字街84号》似乎就是这样一本引人臆想的书。

　　书中的纽约女作家海莲和伦敦旧书店书商弗兰克，因为书而产生联系，又因为书持续通信二十余年。这期间，几十本精致的古本图书从此端远渡到彼端，无数箱特殊年代紧缺的食品物资从彼岸远渡到此岸，某种情谊也因为这时间和距离的无限延长而日渐深厚，可惜两个人却始终没有机会见上一面。

　　26年后，当海莲终于来到查令十字街84号，曾经的马克思与科恩书店和弗兰克却已成为往事。在《重返查令十字街84号》中，海莲写道：“我开始走回楼下，心里想着一个人，现在已经死了。我和他通了这么多年的信。楼梯下到一半，我把手放在橡木扶手上，默默对他说：‘怎么样，弗兰克？我终于到了这里。’”

　　这样的“相见”未免使人感到莫名的酸楚，人们是多么希望海莲与弗兰克之间有更多的故事发生，期待信件之外有更多的东西。于是，人们想象，两人之间或许是有爱情的。

　　你看，书里面有那么多引人联想的细节呢。海莲亲昵地称弗兰克为弗兰基，写信给弗兰克：“春天到来之际，我要一本情诗集”。弗兰克摒弃“汉芙小姐”的敬称，改称“亲爱的海莲”的时候，又恰恰是在2月14日情人节这天。这些暧昧的片段更加使得人们确信，两人之间确确实实存在一个爱情故事，只是双方都将这份情感深埋在心底罢了。“多么美好的故事！书与爱情！”于是“查令十字街84号”不仅成了爱书人的暗号，也成了爱情的暗号了。

　　但海莲与弗兰克之间，究竟是不是爱情呢？

　　似乎是爱情，又似乎不是爱情。

　　当人的情感与书纠缠在一起时，我们很难分清这里面有哪些微妙的东西。小说《6点27分的朗读者》里，书籍化浆厂的工人吉兰因为每天毁灭书而产生了在地铁上朗读的念头，因为在地铁上朗读而捡到一个写满日记的U盘，因为朗读这个U盘里的日记而爱上了一个从来没见过的姑娘。这或许是爱情，书为吉兰提供了爱情的肇始时刻。

　　电影《与玛格丽特的午后》里，垂垂老矣的落魄男人基曼偶然在公园里遇到退休后每日读小说的玛格丽特，玛格丽特对书的痴情感染了基曼，于是在零碎短暂的午后阅读里发展出了一段特殊的友谊。这不是爱情，但却超越了爱情。《朗读者》里，米夏在汉娜被判终身监禁后，十几年如一日地为不识字的汉娜送去读书录音。这是爱情吗？但似乎比爱情更多、更复杂。是或不是，或许也不重要了。

　　重要的只是情境。人们期待着因为书而获得一段灼热的关系，当这种灼热的关系暧昧不清、无法命名时，只好暂且称之为爱情。人们建造了这一情境。只有在这种情境里，心灵与心灵之间才会激发最纯粹的精神之爱，某种强烈的眩晕引诱着我们，迷惑着我们，让我们跌入无限的幻想。

　　尤其是，当这种幻想仅仅藏身于幻想，没有在现实中遭受击打的时候。海莲与弗兰克的相见无限地推迟，这里面固然有写辛苦谋生的经济困窘，有时代历史与地理空间的种种错愕，但主观上还是海莲自己选择了延期。这再次为人们提供了臆想的可能。

　　查令十字街84号的故事或许只是一个关于知己的故事，真正的老书虫们都懂得这份情感。但故事双方若是换成另一个海莲与另一个弗兰克呢？也许真的会有爱情发生。谁知道呢？毕竟，似是而非的爱情比望文生义的爱情更加吸引人。

　　书与自由 人与书的彼此拯救

　　撰文 | 新京记者 张进

　　《偷书人》，：大卫·E.费什曼 ，译者：姚丽蓉，版本：西苑出版社 2019年1月

　　1943年7月的一天，年轻的基特尔打算做做运动，他在街道上拦下一个人，拿出一根香烟问：“要火吗？”对方点点头。于是他掏出手枪，朝那人头上开了枪。

　　基特尔的身份是纳粹党卫军二级小队队长，时常站在犹太聚居区的大门口，负责检查进入聚居区的犹太人身上是否藏着食物，一个土豆，或者几片面包。当吟游诗人施默克·卡奇金斯基排在缓缓前行的队伍中时，他和那些藏有土豆的人同样恐惧——我们知道，头上挨一枪是不会有第二种结果的，不同的是他还感到坚毅和兴奋，因为他身上藏的是袖珍本《妥拉》，以及另外四本小书。队伍在向前，犹如死亡在靠近。忽然，有人说，基特尔进聚居区了。队伍快速涌进大门，施默克跟了进去，并且再一次成功了：首先是避免被枪杀，其次是把几本书转移到秘密地堡。

　　大卫·E.费什曼用七年时间写成的《偷书人》，讲述的就是这样一段隐秘的历史，一个施默克们偷书的故事。

　　维尔诺被德国占领期间，大批的犹太人被送到树木丛生的波纳尔，在那里成为尸体，并持续堆积。这自然远远不够，这些犹太人还有书，有他们的文化，这是不可容忍的。因此纳粹政府成立了罗森堡国家指导总部，负责劫掠欧洲文化财产，而抢劫犹太文物是该组织的“一个特殊兴趣”。劫掠来的文物30%要送到负责“犹太研究”的人手中，他们研究的目的是从文字中找出足以证明“犹太人的堕落”的证据；余下的70%则只配被送进垃圾焚烧炉或造纸厂，变成灰烬或白纸，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没有文字。总之，纳粹想要的不只是犹太“人”的消失，还想在地球上擦除犹太“文化”的痕迹，不留一丝一毫。

　　可能是需要对付的人和文化实在太多，德国人忙不过来，1941年第一次文化劫掠后，他们在维尔诺围建了犹太人聚居区。突如其来的死亡早已司空见惯（四万人慢慢减少到不到两万），幸存的人更加痛苦，他们必须想办法活下去，而饥饿只是威胁的一种，精神的崩溃更折磨人。在一段“稳定时期”里，犹太人建起了医院、卫生服务、学校，以及图书馆——一个偶然的奇迹。

　　图书馆管理员是个名叫赫尔曼·克鲁克人，曾是“全波兰最受尊敬的图书管理员”。他徒步穿过荒野，从华沙逃至维尔诺，意外接手了聚居区图书馆。进入聚居区的第一天他便引起了别人的注意，因为他把书从垃圾中拽出，“并试图抓住被风吹走的几页纸”。正是他，在意识到书籍、宗教用品、艺术品将会遭遇再次劫掠后，决定偷书，建立地下藏书点。

　　克鲁克决定当一名偷书人无疑是出于一位学者对文化延续的责任，可能也受到现实的震撼：那些饿着肚子的人居然还需要阅读。更加让人意外的是，在经过1941年10月的一次“清洗”后，人少了，注册的读者人数却多了几百。统计数据显示，外借图书中，78.3%是小说，17.7%是儿童文学，4%是非虚构作品。那些爱情小说、犯罪小说适时地展现出文学最基础的功能，为经受苦难的犹太人提供了一处想象的避难所。在那里，他们可以得到酗酒般的麻醉感，暂时忘记脑袋附近的那支枪，避免了精神崩溃。也有人从书中得到精神力量的充实，但只有少数“成熟读者”才做得到。

　　既然书可以在战争中拯救人，那施默克们拯救书，则带有回馈的意味。或者不如说，人和书正像两个生死与共的人，彼此掩护。他们这样做当然不是为了自己，因为他们没有忘记自己随时会消失于世间的命运，他们看到的是未来，“只是想为未来的人做些事情”。

　　短期的未来同样艰苦。当1944年7月，苏联从德国那里“夺回”维尔诺后，那些书和它们所代表的犹太文化依然不受欢迎。他们成为另一种意识形态下的偷书人。

　　这些书有的被偷运到波兰，有的被运到美国，但也许有些书没那么走运，散落在各个角落，比如垃圾堆中。这也没关系，只要没被送进焚烧炉或变成白纸，它的价值就还存在；更何况，“总会有一个孩子，他将在垃圾堆里拣起一本书来。我就曾是这样一个孩子。”多年后，布罗茨基（生于1940年，犹太人，1987年诺奖得主）在《一个不温和的建议》中说。

　　撰文 | 张进 杨司奇

　　编辑 |余雅琴

　　校对 | 赵琳

　　查令十字街84号推荐文章2：《查令十字街84号》背后的“金小姐”

　　Genevieve Young（杨蕾孟） and Gordon Parks

　　纽约《华埠双周刊》曾如此评价：“杨蕾孟的成就使她成为叱咤美国出版界锋头最健的人物，与美国当代最负盛名的出版社编辑平起平坐。” 此言不虚。本文从《查令十字街84号》的“金小姐”误译出发，考证出海莲·汉芙背后的华人女编辑杨蕾孟及她辉煌的图书编辑生涯。

　　作为全球公认的“爱书人的圣经”，《查令十字街84号》（以下简称“《84号》”）的中文版至今在中国已经销售上百万册。可能大家没有多加注意的是，在这本薄薄的书信集中提到过一位华人“金小姐”，是海莲·汉芙的编辑。这是译者陈建铭的一处误译，这位“金小姐”此时未婚不假，但并不姓金，还原出她的真实身份，她还是美国图书出版界一位赫赫有名的女编辑。

　　《查令十字街84号》书影

　　在1961年3月10日给弗兰克的信中，海莲提到这位“金小姐”是《哈珀杂志》（Harper’s Magazine）指派给她的编辑，受邀来她家里吃饭，和她讨论“我的生平故事”这本书的写作事宜。在这封信的最后，海莲特地附言“Gene’s Chinese”，陈建铭译为“金小姐乃中国人是也。”

　　这位金小姐可不是什么可有可无的人物。首先要说的是，这位“金小姐”的确是一位华人，后来加入了美国籍。但她并不姓金，而是姓杨，英文名“吉纳维芙·杨（Genevieve Young）”，中文名“杨蕾孟”。“Gene”是她的全名“Genevieve”的昵称。所谓的“金”，是陈建铭对“Gene”的音译，一般译为“吉恩”。因此，“金小姐”应该是“杨小姐”才对。至于为何起名“Genevieve”，杨蕾孟1930年出生在瑞士的日内瓦（Geneva），得名于此。她的亲生父亲、著名外交官杨光泩博士彼时任中国驻伦敦总领事及驻欧洲特派员，正在日内瓦出席国际联盟会议。中文名“蕾孟”则源于日内瓦的“蕾孟湖”（Lake of leman）。

　　不幸的是，在日本侵占菲律宾之后，作为国民政府驻马尼拉总领事的杨光泩惨遭杀害，他的遗孀严幼韵只能独自抚育三个幼女。战后，在麦克阿瑟将军的帮助下，严幼韵带着三个女儿杨蕾孟、杨雪兰、杨茜恩移居美国纽约，不久即出任联合国礼宾官。1959年，她与中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结婚，两人一起生活了25年，直至他98岁高龄去世。严幼韵2017年5月24日去世，享年112岁。在大女儿杨蕾孟的协助下，她生前推出了口述自传《一百零九个春天：我的故事》，2015年5月在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署名“顾严幼韵口述 杨蕾孟编著”。

　　《一百零九个春天：我的故事》书影

　　在杨蕾孟独立编书的初期，她遇到了海莲·汉芙。彼时她俩一个是刚刚起步的女编辑，一个是正要转型的女剧作家。1961年3月10日提到的“我的生平故事”这本书的写作事宜，在此前1961年2月2日的信中已初见端倪。在这封信中，海莲向弗兰克告说：

　　终于卖了一篇稿子给《哈珀杂志》。被这篇稿子折腾了三个星期，他们付给我两百美元稿费。现在他们再度向我约稿，要我将生平事迹写成一本书，他们将“预付”给我1500美元！并预估我不用半年就能写得出来，我是无所谓啦，不过房东可又要头疼了。

　　这本“我的生平故事”即《别脚混剧圈》（Underfoot in Show Business），是海莲的处女作，催生它的就是杨蕾孟了。海莲1985年在利特尔-布朗出版社出版的文学性回忆录《Q的遗产》（Q’s Legacy）用很大的篇幅回顾了她和杨蕾孟的交往，既有工作上的往来，也不乏生活中的交流。

　　海莲因为家境贫穷，并未念完大学，只是因为阅读了剑桥大学文学教授（亚瑟·奎勒-库奇爵士，Sir Arthur Quiller-Couch，即所谓的“Q”）的《写作的艺术》（The Art of Writing）等作品，才来到纽约，走上了靠写作谋生的道路。她此前一直在戏剧界工作，写过几本童话故事，并没有在出版社出书的经历。

　　海莲曾经写过一个关于戏剧和台词写作生涯的剧本。被某个制作人退稿之后，她干脆将其改编成一篇文章投稿《纽约客》杂志，又一次被退稿后，没想到哈珀出版社的文学期刊《哈珀杂志》竟登了出来，由此挣了200美元。正是这篇文章引起了杨蕾孟的关注，她马上给海莲写了封信，要求海莲将她在纽约戏剧圈打拼的有趣故事写成一本书，并为此向她支付1500美元的预付款。也就是说，如果将来她没交稿，这笔钱也不用返还。而如果卖得好，她还有版税可拿。

　　半年之后，海莲交出了她的稿子《别脚混剧圈》。杨蕾孟按约定出版了这本书，不过在两三年时间里只卖出了初版的5000册，就不再版了。看来，女作家和她的女编辑，要实现她们的出书梦，还有待时日。

　　而杨蕾孟并没有放弃海莲，她每隔几个月就会打电话来问问她的写作和生活情况，如果她写了什么文章，杨蕾孟还会指点她投给什么杂志好。

　　1968年12月马克斯-科恩书店经理弗兰克·德尔（Frank Doel）患病去世之后，为了纪念他俩这段近20年的书缘友谊，海莲写成了长达67页的《84号》，照例投给了她的编辑杨蕾孟，被后者及其所在的哈珀出版社退稿，理由是“作为文章发表，太长；作为书籍出版，太短。”万幸的是，一个小出版社格罗斯曼出版社接手出版了《84号》，随后《读者文摘》做了摘登后，海莲就此一炮而红。

　　第二年6月，英国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出版了《84号》的英国版，也使得她的英国之旅得以成行，这也让她很快推出了另外一本书——海莲听从了朋友的建议，在伦敦活动的五周时间里，她无论每天回旅馆多么晚，多么累，都坚持写下这一天的行程。

　　此后的某一天，她又拿出了这些日记，想着是否就此写篇文章投给某个旅游杂志试试。巧的是，开始打字没多久，杨蕾孟打电话过来问她在干什么，她说在加工她的伦敦之行日记，还没等她把话说完，杨蕾孟说：“你正在写一本新书，这回它是我的了！”

　　《女公爵》书影

　　海莲仍在怀疑谁会看这样一本伦敦五周日记，杨蕾孟马上说就是那些《84号》的粉丝们。在这本“伦敦日记”的编辑过程中，海莲不知道起个什么书名为好，杨蕾孟曾建议叫“查令十字街84号续集”，海莲认为这不是个好书名。两人最后选定的书名是“布鲁姆斯伯里的女公爵”（The Duchess of Bloomsbury Street，以下简称“女公爵”）。

　　这本书出版以后，和《84号》一样获得了成功，也带动了《84号》的再次畅销，读者来信如潮水般涌来，他们往往同时寄来《女公爵》和《84号》两本书让海莲一起签名。这正是杨蕾孟期望的市场效果，她错过了《84号》，绝不能再错过《女公爵》。

　　可圈可点的编辑生涯

　　在“84号”出版以后，海莲有一次和杨蕾孟吃饭时，曾经对她说：“在被你精心呵护十年之后，我最后写了一本在英美两国引起轰动的书，但是她不是你出版的。”虽然在《84号》这本书上，杨蕾孟留下了些许遗憾，但是她当时抓住了另一本超级畅销书《爱情的故事》，在当年美国文学类畅销书榜上排名首位。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时的《华尔街日》曾经评论《84号》是“关于书和人的‘爱情的故事’的真实体现”，将两者巧妙地联系在一起，而《84号》被称为“爱书人的圣经”的佳话也逐渐传播开来。

　　但是，杨蕾孟为这本《爱情的故事》足足等了16年。

　　《爱情的故事》书影

　　1952年杨蕾孟从美国卫斯理女子学院毕业后，进入哈珀出版社工作。由于当时女性地位较低，她只能从秘书干起，然后逐渐做了阅稿员、助理编辑、编辑。在当时的出版界，女性编辑，尤其还是一位华人女编辑，要想在男性主导的世界里崭露头角，绝非易事。

　　直到1968年，杨蕾孟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她在休假期间参加一个写作培训班，从著名作家、学者埃里奇·西格尔（Erich Segal）的代理人洛伊斯·华莱士那儿得知，西格尔写过《爱情的故事》剧本，而派拉蒙电影公司据此拍摄的同名电影即将上映，他想把剧本改成小说出版，需要找个出版社编辑配合，利特尔-布朗出版社愿意为此出价4000美元。杨蕾孟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便说动哈珀出版社以7500美元抢下了这本书的版权。但是这本书比较短，只有131页，社里的推销员们并不看好这本书，抱怨地说：“为什么我们要出版这样一本垃圾？”没想到出版之后，同名电影的热映使之大卖，至今在全球销售2000万册以上。

　　不止于此，这一年杨蕾孟还编辑出版了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列宁格勒被困900天》。她看了书稿后，认为这本书把度过的每一天都写成占一页的篇幅，效果并不好，因此给提了一堆修改意见。索尔兹伯里拿到意见后，气得把它扔到地上，这个小女子懂什么啊！他冷静下来后，又捡了起来。看完后，他对自己说：“哦，说得太好了！”

　　在这一年底杨跳槽到了利平科特出版社做执行主编，正是在那里出版了海莲的《布鲁姆斯伯里的女公爵》，后来做到了副总裁的位置。1977年跳槽到利特尔-布朗出版社做高级编辑，最终当上了总编辑。她接手过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这样的大牌，为其精心打磨了《基辛格回忆录》第二部《动乱年代》三卷本。1985年到1992年退休之前，她还担任了文学会（The Literary Guild）俱乐部主编、矮脚鸡出版社副总裁兼编辑总监等。在白人特别是犹太人主导的美国图书出版界，即使忽略她的华人身份，她也是最优秀的女出版人之一，正如《黄金时代：美国书业风云录》一书中，阿尔·西尔弗曼所称，她是“哈珀出版社在战后辉煌时期涌现出的最有影响的编辑之一”。

　　查令十字街84号推荐文章3：阅读者｜查令十字街84号

　　这恐怕是一本爱书人最有感触的书了。

　　1949年的纽约，住在曼哈顿一间没有暖气的公寓里的33岁的穷作家海莲，偶然看到一则伦敦旧书店的广告，凭着一股莽撞劲儿，给这家旧书店写去了一些所需要的书。没想到书店很快就回信了，而且寄出来她要求的那些少见版本的书。于是，这家位于英国伦敦查令十字街84号与这位穷女作家就开始了长达20年以购书为缘分的书信往来，一写就写了20年……

　　很多年后，这位女作家出版了她与这家书店的通信集，名为《查令十字街84号》，被誉为“爱书人的圣经”。而那家书店的地址——查令十字街84号，也已成为全球爱书人之间一个通识的暗号。几十年来，人们读它、写它、演它，译成数十种文字流传，并被多次改编成影视作品。爱书人在这段与书有关的传奇里，彼此问候，相互取暖。

　　几乎是一口气看完《查令十字街84号》中文版的，又几乎一口气地看完了英文版。这可能算是在我目前看到的书中感受到文字最为跳跃的书了吧，没有之一。一打开书，读上第一句，就仿佛走进了所在的那个在纽约的小屋子，随着伏案写信，又随着信飞向那个在伦敦查令十字街84号的名叫马克斯&科恩的书店，时而调皮时而嗔怒而又时而懊恼地向店员真情流露，碎碎念地述说着对书的渴望。

　　不过，正是因为爱书人写出来的文字吧，仿佛写的每一个字都能打动我。因为书翻译得不好而吐槽，因为书被旧书包裹不能读全“包装纸”上故事而生气，因为书的版本不对而愤怒得想要把书撕掉。但另一方面，当店员找到好的版本第一时间和她分享，送上镶着金边的书，甚至找了很久也找不到的珍贵版书籍时，又是懊恼又是悔恨自己的刻薄又一遍一遍地电影画面感版地浮现出来了。因书结缘到犹如家人般的感情，乃至过节都想着给店员寄火鸡、鲜鸡蛋等礼物。我看到的是一个爱书人的真性情，那是真真切切的热爱书，真切的太可爱了。

　　对书的态度也是给了我很大的触动。说到自己会定期清理书，当家里的书不会再看第二遍时或者不可能再用到这本书时，就可以把书处理掉，把书给到更需要的人，让书发挥更大的价值。更多地是从书的角度去思考，爱书也要让书发挥更大价值。我也是爱书之人，但很少去思考看了想看的书之后怎样才是对书最好的处理。真正爱书的人不需要让书给自己撑门面，将书传递给更需要的人也是一种爱书。

　　最后，我觉得这是一本要用朗读来阅读的书，因为朗读起来才能体会到海伦与店员之间那因书结缘的深厚的友谊，很容易让人身临其境。可能是看了《如何阅读一本书》的作用吧，在那一刻就觉得需要去念出来，真的是要和一起徜徉在文学的海洋中，然后真的是肆意地由着自己的性子点评，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畅所欲言。我想我看到了书对人产生的巨大作用。

　　《查令十字街84号》给我打开的是书世界里宽阔的未来，让我知道自己多么的渺小，而知识的精神世界是如此丰富和美好，给我了阅读书籍的无限动力。

　　：李莹

　　由市文明办、新民晚社联手读者·外滩旗舰店发起“读书、读城、读可爱的中国”征文活动已经正式启动，优秀作品将定期在新民APP"阅读者“栏目以及读者书店公众号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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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令十字街84号推荐文章5：网曝“查令十字路84号”现状:好唏嘘!

　　【环球科技道 记者 黎晓珊】最近热映的《北京遇上西雅图2:不二情书》,让“查令十字路84号”逐渐成为了网友们热议的话题,有不少网友表示想去看看真实存在的“查令十字路84号”到底是不是电影中一样是一个“爱情圣地”呢?

　　最近铺天盖地的有人问“查令十字路84号”到底是什么样子。有在英国的小朋友特地跑去一看完全傻眼!现在变成了个麦当劳,根本没有什么书店。

　　以前的Marks &Co.书店只剩下了这么一个孤零零的铜牌。没有了感情,没有了故事,不剩下任何浪漫气息......哎......大概这是一个,卖书不如卖薯条的时代?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看来,童话里果然都是骗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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