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赴台潜伏时他年仅4岁，把父亲骨灰接回家时，他年已古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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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水木史记

　　编辑：水木史记

　　——《前言》——

　　2014年5月，70岁的戴筱萍双手抱着一个杏黄色绸缎包裹的骨灰罐。

　　雨停了，他要带父亲回家。

　　从4岁到70岁，他等了66年。

　　——《壹》——

　　1949年那天父亲穿着黑西装，不是军装，戴筱萍后来想了很多年，为什么父亲不穿军装，他才4岁，站在控江路老房子的门口。

　　父亲把他抱起来，抱得很紧，然后父亲哭了。

　　一个军人，在儿子面前流泪，"爸爸要走了。"就这一句话，没说去哪里，没说什么时候回来，母亲王家轩站在旁边，奶奶也在。

　　三个人看着他走出门，转身挥手。

　　背影消失在弄堂口，1949年10月，上海刚解放四个月，黄浦江上五星红旗飘扬，街上到处是庆祝的人群，但戴龙要去的地方，还没有解放。

　　他接到的命令来自华东军区海军部联络处。

　　处长陈啸奋给了他五封密信，还有一个身份，高级情报员，目的地：台湾，任务：搜集军事情报，为解放台湾做准备。

　　这不是戴龙第一次做危险的事。

　　1930年，他在江苏警官学校读书时入党，1947年，华中军区敌工科长找到他，恢复了组织关系，1949年，他参与了江阴要塞起义。

　　但去台湾不一样，那里是国民党政权的最后据点。

　　败退的军队、溃散的官员、惊慌的特务，全部挤在一个岛上，白色恐怖笼罩全岛，街头随处可见用红墨水写的枪毙名单。

　　电影院开映前的第一个字幕：通匪者杀。

　　戴龙走的时候，没告诉妻子要去哪里，他知道，这一走可能就回不来了，1950年3月5日，戴龙抵达台北，他用的名字是王恭陶。

　　通行证上的职务是测量学校教官。

　　这是在台湾的哥哥戴元志帮他办的，他住在信义路三段，本家叔叔戴培之家里，叔叔是师范附中的教员，表面上，他是来找工作的外省人。

　　实际上，他要建立情报网。

　　——《贰》——

　　第一个接头的人是王瀛成，共产党员，国民党上海空军飞机修理厂的中尉检验师，1949年春天就跟着败退的军队去了台湾。

　　戴龙带来了组织给他的密信。

　　两个人碰面的时候，谁也没想到，一年后他们会一起被枪毙，戴龙的工作方法很简单：找老同学、老同事，以找工作为名打听消息。

　　在台北街头，他遇到了刘鸣锺。

　　原"重庆舰"海军下士，在英国受过训，当了逃兵，现在是天利实业公司的会计，两人喝酒吃饭，刘鸣锺透露了台湾海军的舰船数量和装备情况。

　　在三重镇，他找到了江苏老乡黄磊。

　　空军高炮司令部的军官，三个人喝着酒，黄磊和他的同事刘自强大谈军中情况，戴龙问起军车和官兵臂章上的昆仑山符号，黄磊直接告诉了代字。

　　在叔叔家，他巧遇同乡戴元龄。

　　五十四军第八师政治部少校科员，聊天时戴龙随口说起报纸上刊登的侦察电台破获黄金走私案，戴元龄顺口就泄密了："台湾有六个侦察电台。"

　　他去台南，住在警察局长朱亚擎家十多天。

　　朱亚擎是江苏警校的同学。他提供了九十二师、五十三军、二零六师的驻训情况，还有80多个美国技术顾问的特长。

　　他去高雄，见港务警察所的老同事钱梦明。

　　钱梦明还兼任高雄防务团副团长，他介绍了高雄海军力量，以及五十二军二十五师从舟山撤退后的布防，两个多月，戴龙收集了大量情报。

　　问题是：怎么把情报送出去？

　　1950年6月的一天，屏东电信局，戴龙走进大门，递给发报员一份电文，内容是亲友近况和现住地址，收报人是香港利源西街25号福成庄潘修。

　　电报挂号：1472，这是规定的通信暗号。

　　电文经过精心编译，陆军叫绿茶，海军叫花茶，空军叫红茶，美国人叫王先生，澳门叫金门，东京叫定海，为了不引起怀疑，他在屏东和高雄拍发了三次电报。

　　后两次的收件人分别是潘渊和谢明。

　　但电报字数有限，大部分情报，他用化学药水密写成书信，投寄到香港党的秘密联络站，收信人叫沈琳，就在戴龙全力工作的时候，有一只手伸了过来。

　　——《叁》——

　　焦静秋，江苏警校的同学，后来还是戴龙的部属，两人在台湾常有往来，焦静秋对现状不满，经常发泄对政府的不满情绪。

　　戴龙静听，偶尔附和。

　　他觉得这是个可以发展的对象，1950年7月，焦静秋告诉戴龙：上峰要派他去舟山打游击，批准他先去上海接家眷。

　　戴龙和王瀛成商量，决定利用这个机会。

　　让焦静秋把重要情报带给上海东海舰队的领导，戴龙拿出早已用化学药水书写好的台湾陆海空军情报，折叠成小卷，"麻烦你带一封便信给做生意的朋友。"

　　收件人写的是"姜明远接收"。

　　姜明远是化名，真正的收件人是华东军区海军部联络处科长陈志贞，焦静秋接过密信，立即交给了上司李士珍，他是特务。

　　一张黑色的大网撒开了。

　　1950年7月，戴龙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王瀛成、刘鸣锺等23人，国民党国防部军法处定性为"匪华东军区海军部潜台匪谍戴龙叛乱案"。

　　刑讯室里，他们用尽了酷刑，戴龙的双腿被打断。

　　双手也被打断，他一个字都没说，1951年1月18日凌晨，台北南郊马场町，这里原本是日军的养马场，现在成了刑场。

　　1950年代，1100多名地下党员在这里被枪毙。

　　密集的枪声响起，43岁的戴龙倒在血泊中，上海控江路的老房子里，王家轩还在等丈夫回家，4岁的戴筱萍已经不记得父亲的样子了。

　　父亲走后不久，来人了。

　　他们被从山阴路的三层花园洋房，搬到了闸北区的二层老房子，没有生活来源，母亲王家轩瘦弱的身体扛起了全家。

　　她走街串巷，替人家卖酱油，粗茶淡饭，经常吃不饱。

　　转机出现在1962年，戴龙的弟弟戴麟在北海舰队工作，他请求组织到戴龙的派遣单位东海舰队查清楚，真相大白：哥哥是组织派到台湾做地下工作的。

　　因叛徒出卖而牺牲，他是革命烈士。

　　戴麟来到上海，告诉嫂子和侄子这个消息，王家轩惊呆了，日日想、夜夜盼的丈夫不在人世了，手捧红色烈士证书，她笑不出来。

　　一个人换了一张纸，她宁可不要这份光荣。

　　——《肆》——

　　2013年，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一座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建成，这是官方第一次以纪念广场的形式，公开纪念1950年代在台湾牺牲的中共地下工作者。

　　花岗岩墙面上，镌刻着846个名字。

　　很多烈士的名字至今无从知晓，墙面上留出了空格，戴筱萍站在墙前，找到了父亲的名字，但父亲的遗骨在哪里？

　　2011年，杂志总编辑来上海采访了戴筱萍。

　　刊登了专访《思念如潮盼父归》，这本发行海内外的刊物，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2011年4月的一天上午，电话铃响了。

　　马女士在电话里说："我查到了你父亲的坟墓，在六张犁二墓区。"

　　几天后，台湾地区李坤龙来信："戴龙前辈的坟墓编号2021，位置在六张犁二墓区。"戴筱萍激动得几天睡不着觉。

　　2014年元旦，女儿蓓蓓和女婿先行赴台。

　　他们要先去祭拜爷爷，打探迁坟的路径，六张犁在台北东南郊，是片荒山野地，天下着雨，暮色中，他们在墓园里找。

　　"年轻人，你们要找谁？"

　　一个中年人打着雨伞走过来，他叫张晓林，是政治受难者互助会成员，湿漉漉的花岗岩墓碑立在雨中，"戴龙之墓"四个石刻大字，刚用红漆描过。

　　蓓蓓和丈夫跪在泥水中，叩头祭拜。

　　雨下得更大了，2014年5月，戴筱萍第一次踏上台湾的土地，虽然是第一次来，但他不觉得陌生，这里的小路，印着父亲的脚印。

　　戴筱萍站在土堆前，这里是父亲流尽鲜血的地方。

　　纪念碑前，他遇到了李坤龙，给他写信和寄墓碑照片的人，还有两位讲上海话的女士，是王瀛成烈士的孙女，她们也来寻找爷爷的坟茔。

　　迁墓的日子到了，雨小了，泥土中出现了大小不一的骨殖。

　　林先生轻轻捡起来，和着墓地的泥土，一起装进大理石骨罐，"回家了，爸爸，我们回上海了！"浦东国际机场。

　　迎候的人群展开长长的横幅：迎接红色特工戴龙烈士魂归故里。

　　戴筱萍70岁了，从4岁到70岁，他等了65年，母亲没等到这一天，奶奶也没等到，但父亲终于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