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善口述-我的经历

　　前不久，温哥华有一个画家来看望我，他自己编一本杂志，专门介绍杰出的华人艺术家。

　　他要给出一期专刊，只写我一个人。我问他：

　　你要写什么？你们是画家，你们可以把你们的画放上去，我不是画家，我没有东西放呀！

　　他说:

　　您考虑考虑，我们希望给您出个特辑。

　　我没有答应他。这一类的事情我是不要做，少惹麻烦。我不像一些人那么高调，我向来做事情很低调的。

　　我最不喜欢应酬，不喜欢的人，干脆就不来往，不喜欢的事，就不做。

　　有朋友来，最简单的就是互相请吃饭，那是很麻烦的，为什么呢？

　　你请我吃饭，我有很多东西是不吃的，到时候主人觉得很不开心。我请你吃饭，是你喜欢吃的东西，我未必喜欢吃。干脆你们去吃你们的，我吃我的，我觉得这样最好。

　　再说，我也跑不动了，我很讨厌场面上的敷衍应酬，我也不喜欢别人指手画脚。

　　大陆的很多语言不同于台湾，比方讲，评价这两个字是大陆用的很多的语言，台湾多数是用检讨，不用评价。

　　为什么呢？因为你凭什么去说别人，有什么资格去评论、评价别人？

　　评价别人是要有资格的，一般情况下是不可以去评价别人的。书可以评价，出了一本新书，有人评价，写得怎么样这可以。

　　不要随便去评价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评另外一个人。还有一点，就像一个画家的画，他的画要什么人来评价呢？

　　他的画要另一个专业的画家来评，有水平的人来评价。比方讲，收古钱吧，如果一个人评价说我的钱不好，就要说出专业的理由来。

　　有些词汇是大陆特有的，在台湾很少用。台湾还是保留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中的很多东西，其实是真正尊重人的。

　　所以，我说书可以评价，但人不能评价，什么人可以有资格评价毛泽东呢？没有什么人有这个资格去评价毛泽东的。

　　但在社会上，有些人总在指手画脚、品头论足的，这是很不好的习惯。

　　在国外，一般情况下，很少有对一个人指名道姓指手画脚、品头论足的批评，除了政治上的人物。如果有这样的评论，他可以告你，讲你诽谤。

　　不同的语言习惯，表示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比方讲，文言文与白话文，还有繁体字和简体字。从前写信，像孙家骥、胡公鲁，那时候给我写信，都是用文言文，不用白话，各有优劣。

　　白话文说话可以，写东西绝对不能用白话。过去的人，比如说皇上，在朝廷上议事，用的普通话、白话，绝对是白话。

　　而颁发诏书、形成文字一定是文言文，诏书还有特别的规定，必须严格遵守，尤其在清朝非常讲究。

　　实际上，过去的行文和说话是两种方式。皇帝批阅奏折，反而用白话文，比如说：“知道了！”

　　因为奏折太多了，用文言文，用字很讲究，字斟句酌太费时间。

　　胡适等提倡白话文，就是把写与讲都统一用白话文。台湾的公文，已经是文言文中的白话文。

　　大陆进行了很多的改革，包括文字简化，但有些字简化到与原来的意思不一样。台湾和大陆相比，是偏向文言，不用简体字，香港也不用简体字，也不用横排版，中国传统是竖排版。

　　从前，我在台湾的经济部门工作，要买东西，批公文，我写：是否必须！有的就是批：复审。两个字，“是否必须！”和“复审、复核”，意思是我都不同意，但又不是简单的拒绝。

　　简简单单，你说这是白话文，也不全是，你说是半文言文，也不是，这就是吸取了传统文言文的精炼之处。

　　我不大喜欢吃中餐，正宗的上海菜、广东菜，我都不爱吃，但我喜欢川菜辣的，从前吃辣的比现在厉害，三十岁回到台湾以后，吃辣子吃得最厉害。

　　我吃白饭，要拌辣酱吃，再来个麻婆豆腐，台湾的川菜好的不得了，因为有很多退伍军人是四川人。

　　有一个川菜馆子，叫青城川菜馆，那个老板跟我很好，我差不多每天去吃，麻婆豆腐，蒜泥拌肉，就是吃这几个菜，还有连锅汤，这是最好的汤，就是猪骨头、萝卜一起炖，别的菜我不要吃。

　　前面说到的电影明星洪波也常来，我们常常一道在青城川菜馆里喝酒聊天，他也常常到我们家里来，喝掉我家里存放的酒。

　　洪波跑到我们家里，看到我母亲也叫娘娘，说：

　　“我来喝酒了，娘娘！”

　　我母亲说：

　　“你自己去拿吧！”

　　我跟他说，你要喝酒，到我们家里来，随便你拿，要喝多少喝多少，但是我家里一样东西没有，你要吸毒，我没办法。

　　洪波真是戏演得好，京戏也唱得好，就是喝酒吸毒，最后就在餐馆楼上跳下去，自杀死了，很可惜啊！台湾、香港有一些老艺人确实是坎坷一生。

　　北京《三联读书周刊》的李菁，等了很久才采访到我。李菁很有意思，当时，她从北京给我打电话，我给她回话，她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讲我到了大陆来找你，在此地温哥华，你不要来采访我，你在北京，我在此地，你怎么来采访呀？电话怎么采访呀？

　　她没有完全理解我的意思，以为我是推辞，这话是很容易理解为推托之词的，但她没想到我是认真的。

　　后来，隔了一年多，我到了北京，给她打电话，主动说起这件事，约她见面，她很惊讶，然后就采访了我。

　　我跟她讲，我答应你的，我一定会办到。我不答应，就不答应，答应的就要做到。

　　我讲你要采访什么，她讲就是你过去平常的生活，我讲那可以。你千万不要采访到我“钱”的事情，不能够采访我古钱收藏的事情，因为你不懂古钱！

　　不懂，怎么采访呢？在她采访稿的开篇语里说，我没想到，过了一年后，我都忘记了这件事了。

　　如果你在北京见到李菁，跟她讲她还欠我一顿饺子呢！那次采访一起吃饭，她答应请我吃饺子。

　　我喜欢吃北京的饺子宴，我在西安吃了两种馅的饺子，一个是刀豆大肉，一个是鱼肉馅的饺子，非常好吃。

　　姜文就是经过李菁介绍我们认识的。姜文是个很有个性的演员，他的戏演得很成功，也很有意思。

　　我到北京，他讲要跟我见面吃饭，他是个北方人，是典型的北方汉子的特点，但有海派的风格，喜欢上海的老事儿。

　　姜文拍戏，说笑话说得多，在台下就像《让子弹飞》的那个样子。

　　冯小刚演我父亲很像。他认识我姐姐，我讲你认识错了，你应该认识我，杜家的许多事情，我晓得的更多。

　　杜维善22岁左右在澳洲自己的车子前留影

　　我会告诉冯小刚，演我父亲不应该戴墨镜，但你演我父亲是最像最成功的。

　　我是1933年出生的，我的身份证和护照上写的是1934年出生。大概是因为要去香港，我在办护照申报时写错了，不知为什么写小了一岁。

　　我的生日是阴历十月二十九，那一年的阳历是12月16日。而在我的身份证、护照上写的是阴历1934年10月29日。

　　我曾经抽过大烟，抽过两次。我第一次抽大烟是二十九岁，胃疼，当时住在香港的严家、严欣淇家里，他们说你来抽一筒，我就抽了。

　　我父亲在的时候，我没有抽过！我的兄弟姐妹也没有抽的。到现在，我还有个兴趣，就是收藏鸦片烟枪和水烟斗，我跟文物商店人说，你们看到好的烟袋，帮我收着，这个东西将来就没有了。

　　我想去泰国清迈的一个原因，就是听说那边还有抽鸦片烟，很多的烟斗是从中国带过去的。

　　抽鸦片是有一套家伙的，烟膏先要拿出来，把烟膏放在一块铜板上面转，用烟针拌，拌成一个烟团，调好了以后，用一根针挑到烟斗上，用一个热的针在烟的上面捅一下，捅进槽里，就可以抽了，抽的时候要对着火，着了以后，把烟吸到嘴巴里。

　　大烟不同于水烟，水烟抽的是烟丝，水烟没大烟感觉好，我也抽过水烟。

　　我在欧洲时，认识一个泰国人，他就抽鸦片烟，后来我们熟了，就讲起这个事，他讲，你要抽大烟就来我这里抽。

　　我有一次去抽了一筒，的确好，抽了鸦片，什么都不想了。

　　那个泰国人的抽法和中国过去的抽法一样，现在泰国的清迈还有，就是不公开。

　　像我得这种气喘病，去一两个月，每隔一天抽一筒，这个病马上就好，而且精神会非常好。

　　你身上任何地方不舒服，抽鸦片就好了。胃痛、消化不良啊，一抽马上就好了，神奇得很。

　　那一次，我在香港的严家胃痛得不得了，结果躺在床上吸一筒，十分钟就好了。但有一点，它不是真正的治病，是麻醉，绝对是麻醉！

　　我父亲抽鸦片烟，就是抽而不咽。所以一直没有特别上瘾，对他身体影响最大的，不是鸦片烟，而是哮喘，就是抗战时那次飞机意外遇到日本人飞机时留下的病根。

　　杜家的子女中，除了我五哥维翰在黄埔军校当过兵，我也当过兵。

　　那一年我是三十一岁，应该是1955年前后，在台湾服兵役，确切地说，只服了一个晚上的兵役，就让他们赶了回来。

　　为什么呢？因为我年龄过了。

　　那一晚上的经历，我倒开心得很呢！那个时候服兵役是件很光荣的事情，要抽签才能参加，服兵役的人要戴大红花、放鞭炮欢送的，不像现在。

　　前不久，台湾有个叫洪素珠的，当面讽刺挖苦退伍军人荣民，引起了很大的公愤。那个人是台独分子，是台独人员背后指使她做的。

　　我那个时候抽到了服兵役签，刚好要出国，不能去服兵役，就请王宠惠做保人，保我出国读书，我就出国学习去了，没有服役。

　　后来，我从国外学习完，回到了台湾，跟我母亲讲赶紧找彭孟缉，他是台北警备司令部司令，把我弄到桃园去，马上去补这个兵役，这是个很光荣的事。

　　我记得那天晚上，到军营里吃晚饭，那顿晚饭非常好吃。有肉、有鱼、有菜、有排骨汤，馒头，三菜一汤，我吃了两个馒头。

　　第二天一大早，队伍集合，就叫到我的名字，让我出列、回家，因为我超龄了，不过那也算是当过兵，后来我母亲笑谈说，人家不要你！

　　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战事，金门炮战已经过去。

　　说到金门炮战，那个时候日本的军事专家帮助台湾。那场炮战不是只吓唬吓唬，死了很多人，几十万发炮弹，打在金门这么个小岛。

　　金门炮战，现在最有名的就是当年炮弹壳做的刀。从前，他们还给了我一块炮弹皮，很多人用弹皮打成家里用的切菜刀，那个钢很好呀！很好用！

　　在台湾，可能还买得到“八二三”炮战的弹壳做的刀。我的那个弹壳刀是他们送给我的当做纪念品的。

　　金门炮战的弹壳，做成切菜的菜刀，还很抢手，这也是让人哭笑不得事情啊！

　　我去澳洲留学，在雪梨（悉尼）工程学院学习，我刚去的时候，一句英文都不会讲。

　　我开始住在一个传教士家里，天天和他们练习英文，大概练习了两年多。

　　我住的地方离中国城不远，常常到中国城去吃中餐。不过，我大多数时候都是吃西式饭菜，所以我很习惯吃西餐。

　　后来我去大学读地质工程专业，我的教授非常好，他建议我一边读书，一边实习工作。

　　他介绍我到一个矿区，澳大利亚碎山去工作，那个矿区离雪梨很远，在很偏僻的地方，坐火车要一天一夜的路程。

　　我住在一个矿工家里，那个矿工是我教授的好朋友。周末的时候，他们常常去打猎，打野鸭子，每次都可以打十几只、二十几只，带回来我们吃。

　　有的时候，工头儿还会叫上我去捞小龙虾，那个小龙虾和上海的小龙虾不一样，个头很大，非常好吃。

　　我在雪梨的时候，有的时候去雪梨海边，那里的石头底下有很多鲍鱼，当地人不吃这些东西，我就去海边石头下面抓几只鲍鱼，回来煮着吃。

　　杜维善在澳洲与朋友合影

　　我无论是住在传教士家里，还是矿工家里，都是讲英文，那个时候没有或者很少有中国人，我的英文就是那时候学习掌握的。

　　我去澳洲学习地质是我自己的选择，加上我开始去学习语言、读书和工作，一共是十年。

　　我是半年在学校读书，半年在矿上做事情，然后再回学校继续学习，读半年书，再去矿区工作半年，就这样，我四年的课程读了八年，完成了我的学位，同时也积累了很多工作经验。

　　在矿山的工作，我可以看到接触到很多矿石标本，很多东西书本上没有，或者是没有实物那么直观真切，这种学习方法对我很有帮助。

　　边学习、边工作，很苦啊！不过，那个时候不觉得苦，因为喜欢这个工作。

　　洋人教授跟我讲你最好去实习去，他说四年时间，你学不到什么东西，你读完四年，不可能马上做事，不会有人雇你。

　　但是，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积累经验，你半年里面做的事情和你学的东西有关系。如果没有教授推荐，那个公司是不收中国学生的，我的教授人很好，他的这种教学方法和观念也很好。

　　我在台湾的地质部门工作时，在台东发现了台湾蓝宝石的矿脉，这种宝石很奇特，在常温下是一种天蓝色，在太阳光下会改变颜色，变成白色，如果把它放在冰箱里，又恢复成了蓝色，很漂亮。

　　我也收藏岩石，各种矿石标本。上海有个钱币收藏研究专家叫朱卓鹏，他也喜欢收藏石头，他和他儿子朱圣弢一起写的《新疆红钱》，我看过他们的书，写得很不错。

　　一个偶然的事情让我开始了粮票的收集。

　　那是1982年，有一次坐飞机从北京回香港，飞机飞到贵阳，出现故障，停了下来，所有的乘客就我一个人是华侨，而且他们规定，我不能和普通老百姓住在一起，安排我和飞机师住在一起。

　　吃饭的时候，他们问我要粮票，我讲什么粮票？我没有，别人说我是华侨、香港人，那时候香港人算华侨，特别关照，另外给我准备的饭菜，我和飞机师一道吃的，东西还很好吃！

　　最后也没要我的粮票，我也没有，我付了几块钱，那个时候，有钱没有粮票不行。

　　我记得是冷天，贵阳那个地方，简直没办法住，当时真是很落后的，房间里面点蜡烛，没有灯，他们讲，不是没有电，是为了省电，所以用蜡烛。

　　我去上海和朋友们讲帮我收粮票，有多少收多少。国内有一个收粮票很出名的人，有一次来洛阳看我，他问:

　　杜先生您收粮票吧？

　　我讲：

　　是的，我就缺一个县的粮票。

　　他问:

　　哪里的？

　　我讲:

　　四川青川县的粮票我没有。

　　他讲:

　　没听说嘛？

　　我说:

　　你慢慢找吧，如果找到，给我弄一套。

　　结果，他给我找到了，但是以前他不晓得有青川的粮票，不可思议。当时，老百姓过日子，有粮票、面票、米票、油票、肉票、豆腐票，真是不容易！

　　我对青川特别有感情，因为青川墓葬出土了秦武王二年的木牍，证实半两钱始自战国时期，所以，我对青川的粮票有特别的感情。

　　我去过北面最远的就是佳木斯，是看石头去的。我本来想做石头生意，花岗岩、大理石的生意，这是我的专业。

　　其实，做石头生意，最好是加拿大，那个时候最好的石头、最名贵的石材，都出在加拿大，但中国东北的石材也一样的好。

　　我总归要收一样东西，不收什么，好像每天过日子很空虚一样的。

　　我是在我职业发展高峰的时候，主动退了下来，中国有个成语“树大招风”，一个人到达最高峰的时候是不肯退的，这是人的天性。

　　如果在辉煌时退下来，人们反而会惦记着你，这就是我的价值观，也是做人的基本道理。

　　我在台湾的“经济部”职位做得蛮高，到了“副部长”的职级，但是我退出来不做，开始研究做学问。

　　当时我辞职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我的仕途无量，福利待遇那么好，怎么能放弃呢？

　　但是，我自己心里明白，我很不习惯，甚至是厌恶工作单位里面不同派系的明争暗斗和尔虞我诈。

　　杜维善在澳洲咖啡店打工，与咖啡店老板合影

　　这里有不同学校毕业的人的争斗，比方讲，石油工程专科学校和台湾大学毕业生之间的矛盾。

　　最严重的是“大陆”派和“本地”派的争斗，我在苗栗的石油公司工作和调到台北的工作都是这样的。

　　在石油公司工作的时候，周围的主要同事和上级领导，多数是大陆来的“玉门”派，就是在当时著名的玉门油田工作过的人。

　　台湾老一辈的地质人员，从地质工程师到处长，大多都是玉门派的，台湾当地的人，很难有机会发展。

　　我从石油公司调到台北的矿业研究所，从基层的六级一直努力干到九级，这是委任的最高级了，而且还权十，就是拿十级的工资。

　　研究所的所长很赏识我，重要的文件都要经过我的手，别人叫我“杜副主任”。所里的物资采购方案，也要报到我这里审批。

　　有一次，他们报上来一套精密仪器设备的采购方案，我查询了其他相关公司的报价，发现低于方案里的报价，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就没有批准采购方案，这就得罪了一些人，因为我断了人家的“财路”啊！

　　后来，所长到了退休年龄，要退下来，所长的位子空了出来，谁来当这个所长呢？就成了明争暗斗的焦点。

　　所里有个副所长，一直希望得到所长那个职位，这就容易产生矛盾。我进呢，就得罪了副所长。不进呢，我又不愿意在那个副所长手下工作，后来干脆辞职不干。

　　当时我的顶头上司、“经济部”部长找我谈了两次话，他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辞职，我又不能直说，谈了两次，他还不明白，当然也就不同意。

　　直到最后，我说了重话：“我不事二君！”他看到我是铁了心，才最后签字同意我辞职。

　　世事就是这样的嘛，我又不是一个政客，再往上走，又能怎么样呢？要适可而止。

　　我研究清钱、半两、五铢、开元通宝达到顶尖后，又开辟了西域钱币的研究，丝绸之路古国钱币的研究，从那本小册子到贵霜钱币，如果能把那本萨珊钱币最后完成出版，那就达到了又一个新的高峰。

　　现在，我继续海上丝路钱币的研究。收藏圈子里，谈到五铢半两、丝路钱币，人家都会说杜先生怎么说，就是我退出来了，有什么事情，你们去做，我不出面了。

　　研究学问永远没有止境，要留给后人研究的余地，不要一个人全部吃下来。

　　该退的时候，你自己要知道要明白，老话讲人贵有自知之明。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的是你不知道要在什么时候退出来！

　　赚了钱发达了，有了钱你还想赚，那就要出事情。这种事情可以看得到，但是不容易做得到，有时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做却做不到。

　　权啊、钱啊！都是身外之物，拿不走、带不去的，眼睛一闭，什么都没有了！何必去争来争去呢？

　　就像我前面说到佛经里面讲的道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间万物到头来，都是一个“空”字。

　　上面说的是我自己的简单经历，其实，我还有一段特殊经历，涉及两岸传递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