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的趣事,中国假期发展史，一路走来故事多（明清至民国篇）

　　元朝后期的文恬武嬉给朱元璋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认为元朝的灭亡和官员们的懒惰、腐朽、贪婪有很大关系，所以他十分痛恨官员贪污和偷懒。

　　朱元璋是从古至今惩治腐败下手最狠的皇帝，当然这跟他同时也是出身最卑微的皇帝有关。他是个拼命三郎，觉得闲适并不是一种该有的生活方式，遂大幅减少了休假时间，取消了唐宋以来的“旬休”制度，仅庶吉士可以享受“五日一休沐”，其他大部分官员都没有这个待遇。朱元璋勤于政务，自登基到驾崩，几乎无休，是真正的夙夜在公。他要是知道后代有万历这样近三十年不上朝的子孙，估计从棺材里跳出来也得给他两巴掌。

　　朱元璋是历史上最有故事和传奇性的皇帝之一。他最大的两个特点一是严苛、二是猜疑。我们只说他勤政这个方面。明朝大部分传统节假日都取消，仅保留元旦、冬至两节，其中元旦放5日，冬至放3日，永乐年间增加元宵节，放假10日。明朝《古今事务考》中说：“国朝正旦节放假五日，冬至三日，元宵十日。”

　　这样算下来一年只有18天的假期，工作日高达95%。朱元璋时期的“考勤”极为严格，每天上班“点卯（早5点到7点）”，下班“画酉（晚5点到7点）”，每天工作12-14个小时。迟到、早退全部纳入官员年度考核。朝廷上下是怨声载道，官员们多次上疏，请求增加一点假期。

　　朱元璋驾崩之后，在后世朱家皇帝的努力下，假期才渐渐变长了。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富不过三代，因为第一代都是殚精竭虑打天下，二代至少见过父辈的辛苦，而三代基本就是养尊处优长起来的，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辛苦。朱元璋自己辛苦，后面的子孙就享受得多，自然也就加长和增加假期。这时候主要延长的是冬至、春节、元宵这三个节日，形成了冬三月每个月都有一个大长假的格局。

　　明代有一种特殊的休假制度是皇帝赐假，体现了皇帝的优恤和恩宠。朱元璋曾体谅镇守皇城城门的卫士的辛劳，准许那些家境困难、父母俱病的卫士回家侍养。宣德年间时和岁丰，宣宗多次赐假给文武大臣，九年元宵节甚至给官员们放了整整一个月的假期。

　　在特定情况下，明代官员的休假会相应调整。如在遇到外官进京考察的年份，吏部、都察院和吏科的相关人员会取消休假。同时，因为异常或灾荒而取消元宵灯节的情况在明代也多有发生。弘治三年（1490），全国处处灾荒，明孝宗命文武百官修身反省，取消第二年元宵灯节。

　　明代对病假做了细致的分类，极为严密。万历《大明会典》卷13“事故”条对此有详尽叙述。针对官员不同的职位和级别，实行不同的规范，所享受的病假权利也不同，很严格。京官和进士相对好一些，外官、御史、五城兵马司等就很难请假。但不管是谁请假三个月要辞去官位。明代官员请病假的手续有三个大步骤，即上奏、查验和保结，十分繁琐，事实上也是不鼓励和支持请病假。

　　清朝的休假制度在明朝的基础上没有什么改动，直到晚清时期，个别学堂开始使用西方的周末休息制度。

　　跟元代一样，入关前，满族政权实行较为简朴的休养方式，军事色彩浓厚，官员休假多与战事间隙相关。定都北京后，清朝在《大明会典》基础上制定《大清会典》，对请休假进行了制度上的明确和规定。

　　清代依然没有旬休，只有元旦七天，元宵三天，冬至、端午、中秋、重阳各放一天，皇帝诞辰放假1天。清朝法定假日总天数约为34天。

　　清代官员对休假没有愧疚感，某种程度上支持甚至鼓励官员休假。雍正帝曾在朱批中写道：“官员休假非独养身，亦为养廉，使其心无旁骛乃能尽职。”康熙《庭训格言》：“劳则思，逸则忘，故劳逸当相济。”说是这么说，但实际上清代假期远不如唐宋时期天数多。因为平时他们天天上班，没有周末的概念。但是清代第一次有了长达一个月的常规大假：采取“集中放假”的方法，把冬至、元旦和元宵节整合在一起，从冬至开始，放假一个月，一直到元宵之后再回来上班，相当于放了一个“寒假”。

　　集中放假的具体时间由钦天监负责，在十二月十九至二十二四日之间选择一个吉日。届时，会把官印封存起来，表示停止办公，直到一个月后才开印。这就“封印”（皇帝也“封玺”“封笔”）一词的由来。

　　《燕京岁时记》中封印条目记载:“每至十二月，于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四日之内，由钦天监选择吉期，照例封印，颁示天下，一体遵行。”择吉时而放假，也是精神上的鼓励。年假期间，各级衙门停止处理刑事案件，但民事纠纷仍可受理。

　　前几天有个新闻，某地春节放假35天。引起很多网友羡慕嫉妒恨，实际上清代官员们就先享受到了。

　　《官场现形记》里写到了老百姓大年初五上衙门告事，贾臬台十分不情愿，道：“我一年到头，只有封了印空两天，你们还不叫我闲。甚么要紧事情，就等不及！你们晓得我这几天里头，又要过年，又要拜客，那里有一天空！我做官也算得做得勤的了，今天还是大年初五，不等开印，我就出来问案，还说我耽误百姓。”

　　封印期间，也有硬要加班的“工作狂”，他们在文书上空出盖印的位置，并且先盖上“预用空白”“遵印空白”的戳记。

　　除了以上假期，皇帝还会根据时政需要赏赐假期，如平定叛乱后前线官员可获“凯旋假”十日。科举殿试期间，主考官可享“抡才假”五日，乾隆朝规定，任职满二十年的官员，每年可额外获得“养老假”十五日。

　　民国时期，中国假期制度开始了现代转型。1912年，孙中山宣布黄帝纪元4609年的11月13日，算作中华民国第一年的新年第一天。并将元旦定为新年节日。在孙中山看来，改历法是“革命胜利后头一件大事儿”。随后，民国政府确立了“国定纪念日”制度，包括国庆日（10月10日）、革命先烈纪念日（3月29日）等。

　　民国政府试图推动现代化与西化，视阴历年为“封建”的象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我们视为全年最重要节日的春节，这个名称实际上自民国时期才有，也就是说，我们过“春节”的历史，才一百多年。

　　当时国民政府大力推行公历，但民间过阴历节日的传统力量又很强大，当时的内务部长朱启钤向袁世凯建议，按照旧俗的四时令节，将阴历里的元旦定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每一节都准假国民一天进行休整。不得不说这个方法很好地照顾到了新历和旧历的矛盾冲突。袁世凯看这方案不违背新历的实行，也照顾了民意，便批准了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如此一来，便形成了当下元旦和春节并行的现象。

　　民国时期关于国民假期最大的一件事，是民国政府曾强制推行公历新年、禁止过农历春节。政府试图通过行政力量改变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却遭遇了民间无声而坚定的抵抗。

　　从汉代开始，历朝历代老百姓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就是大年初一。汉朝中期开始正月初一被法定为岁首，称作“正月旦”或“正日”。后来也叫元旦、元日。数千年的传统民俗，想要一朝废除并不容易。

　　1927年，国民政府正式颁布政令，废除了农历春节。春节不再是一个法定的假期，取而代之的是公历元旦成为了新的“法定新年”。

　　政府通过各种手段禁止了与春节相关的习俗活动。首先不准放鞭炮。跟今天出于环保的考虑不同，仅是因为要封杀这个节日。春联也遭到限制。若有人在公共场所说出“恭喜发财”或“新年好”等，也会受到惩罚。更不准走亲访友，上班族正常上班，商铺必须正常营业。有家人包饺子，被邻居闻到香气后举报，警察直接破门而入，整个家庭被以“私行庆贺”为由抓走。

　　骨子里的东西靠禁令没那么容易清除。而且阴历里头包括了二十四节气，农民兄弟得靠这些节气来种地，这关系到一年的庄稼收成。于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老百姓们用各种方法“偷年”：春联提前写好，半夜贴上，一层薄纸再盖住。鞭炮拆散，藏在袖口里，趁没人放一个。

　　季羡林在清华大学念书时，曾在日记里记录过：“眼看就要到农历新年了，今晚就是除夕夜。我琢磨着自己脑袋里还是装满了老一套的想法。说到过年，我一直都挺支持，特别是农历新年，因为这总能勾起我对童年那些美好又充满诗意的春节回忆。”

　　经过几年的强制推行，国民政府不得不面对政策效果不佳的现实。民间对废除农历新年的抵制越来越明显，政策执行也遇到了越来越大的阻力。

　　五年后，1934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停止了强制废除旧历，承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这一转变标志着国民政府推行公历新年政策的实质性失败。尽管没有正式废除相关法令，但政府不再严格强制执行，默认了农历新年的合法存在。

　　到1936年，人们开始大大方方过自己的农历新年。陈立夫当时就提出：“应以中国固有的一切风俗详加研究，善良的风俗仍予保留，比如中国过阴历年就是应保留的一项。”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各党派各团体更加意识到农历新年在增强家庭、社会和国家凝聚力方面的作用。此后，封杀农历新年的历史宣告结束。这段历史的插曲是文明和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证明文化认同比行政权力的影响更为强大。（济南日报·爱济南记者：李雪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