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爹，陈德发，是我们村里一个公开的秘密。

　　他是我爸捡回来的。

　　二十六年前，一个下着冻雨的冬天，我爸去邻县赶集，在路边的破庙里发现了他。

　　当时他穿着单薄的、看不出颜色的褂子，烧得人事不省，嘴里尽是胡话。

　　我爸心善，把他架回了家。

　　高烧退了，人是活过来了，但脑子好像被烧坏了一块。

　　问他叫什么，摇头。

　　问他家在哪，摇头。

　　问他多大了，还是摇头。

　　他像一张被水泡烂了的纸，过去的一切都被抹得干干净净。

　　村里人都说我爸捡回来一个傻子，一个累赘。

　　我爸不听，他说，一条人命，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没了。

　　因为是在路边“得”来的，我爸就给他取名叫“陈德发”。

　　德，是积德。发，是希望他能好起来，发旺起来。

　　从那天起，他就成了我的“二爸”，或者说，成了我们家一个不说话的影子。

　　他身体底子好，能干活，就是闷。一天到头，你说十句，他回不了一句。

　　眼神总是空洞洞的，像是在透过你看很远很远的地方。

　　我妈有时候抱怨，说你爸就是个老好人，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还往回捡人。

　　我爸就瞪眼，说：“少说两句！多双筷子而已！”

　　后来我爸妈相继走了，照顾他的责任就落到了我，陈国栋的头上。

　　我和媳妇小琴，守着镇上一个半死不活的小五金店，日子过得紧巴巴。

　　陈德发就跟着我们过。

　　他老了，活也干不动了，每天就是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看来来往往的人。

　　一看就是一天。

　　街坊邻居都习惯了，喊他“老默”。

　　沉默的默。

　　谁也没想到，这个沉默了二十六年的男人，会在一个普通的午后，扔下一颗炸雷。

　　二

　　那天下午，天又闷又热，知了在外面扯着嗓子叫，叫得人心烦。

　　我正在店里盘货，汗珠子顺着额头往下滚。

　　小琴在里屋看电视，放的是一个讲老上海的电视剧，里面是穿着旗袍的女人和黄包车。

　　陈德发就坐在电视机前，一动不动，像尊泥塑。

　　突然，小琴“呀”了一声，跑出来对我说：“国栋，你快来看，爸好像不对劲。”

　　我心里一咯噔，以为他犯了什么老毛病。

　　我丢下手里的活，赶紧跑进里屋。

　　只见陈德发还是那个姿势，但脸上的表情变了。

　　不再是那种万年不变的空洞，而是……一种极度困惑和痛苦的挣扎。

　　他的嘴唇哆嗦着，眼睛死死盯着电视屏幕里一闪而过的梧桐树和老弄堂。

　　“梧桐……”

　　他的喉咙里发出一点含糊不清的声音，像是生了锈的齿轮在转动。

　　“爸，你说什么？”我凑过去，小心翼翼地问。

　　小琴也紧张地站在旁边，大气不敢出。

　　“梧桐树……”他又重复了一遍，这次清晰了一些，“还有……弄堂……”

　　我跟小琴对视一眼，满脸都是问号。

　　他这辈子，连我们这个小县城都没出去过，哪儿见过来上海的梧桐树和弄堂？

　　肯定是电视看多了，串戏了。

　　我拍了拍他的背，想让他缓一缓：“爸，那都是电视里演的，假的。”

　　他却猛地转过头，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他的手很干，很瘦，但力气大得惊人，捏得我骨头生疼。

　　他的眼睛里，第一次有了清晰的焦点。

　　那是一种燃烧着的光，混杂着迷茫、焦急，还有一丝连我自己都无法解释的……希冀。

　　“不是……不是假的……”

　　他一字一顿，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我……我想起来了……”

　　“我在上海……有套房。”

　　三

　　空气瞬间凝固了。

　　我和小琴像被点了穴一样，愣在原地。

　　知了还在叫，电视剧里的人还在咿咿呀呀地唱着。

　　但我的世界里，只剩下他那句话，在脑子里嗡嗡作响。

　　“爸，你……你说什么？”我怀疑自己听错了。

　　“上海……有房……”他固执地重复着，眼神却又开始涣散，像是一盏快要耗尽油的灯，刚才那一下已经是它最后的明亮。

　　小琴最先反应过来，她噗嗤一声笑了，但笑得有点勉强。

　　“爸，你做什么白日梦呢？还上海有套房，你怎么不说你在北京有四合院啊？”

　　她这话是玩笑，但带着刺。

　　我知道，她这些年跟着我，跟着这个家，受委屈了。

　　陈德发的眼神彻底黯淡下去，松开了我的手，又变回了那个沉默的老人。

　　他低下头，嘴里还在无意识地念叨着：“长乐路……长乐路……”

　　我心里乱成一团麻。

　　理智告诉我，这绝对是无稽之谈。一个失忆了二十六年的流浪汉，怎么可能在上海有房？

　　这比中彩票头奖的概率还低。

　　但他的眼神……刚才那个眼神，不像是在说谎，也不像是在犯糊涂。

　　那是一种从记忆深处打捞出来的、带着水草和淤泥的真实。

　　晚上吃饭的时候，气氛很沉闷。

　　陈德发扒拉了两口饭，就放下了筷子，回自己房间了。

　　小琴给我夹了块肉，叹了口气：“国栋，你别往心里去。爸就是年纪大了，脑子不清楚了。”

　　我没说话，只是一个劲地扒饭。

　　“再说了，就算他说的是真的，二十六年了，上海啊，那是什么地方？沧海桑田，房子早不知道是谁的了。”

　　“退一万步讲，他连自己叫什么都不知道，拿什么证明房子是他的？”

　　“咱们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别做那种一步登天的梦，踏踏实实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小琴说的每一句话都在理。

　　是啊，踏踏实实过日子。

　　可“上海有套房”这六个字，就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我这潭死水般的心湖。

　　它激起的涟漪，久久不能平息。

　　我，陈国栋，今年四十二岁。

　　守着这个破五金店，赚的钱勉强够糊口。儿子在外面读大学，开销大。

　　我每天睁开眼，就是柴米油盐，就是各种账单。

　　我这辈子，好像一眼就能望到头了。

　　可如果……如果万一是真的呢？

　　上海的一套房，哪怕是最小最破的，也足以改变我们一家人的命运。

　　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就再也压不下去了。

　　它像一根毒草，在我心里疯狂地生长。

　　四

　　接下来的几天，陈德发变得更沉默了。

　　但他会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他会拿着一支笔，在废报纸上画一些歪歪扭扭的线条，像是在画地图。

　　他会对着镜子，反复端详自己的脸，眼神陌生得像在看一个不认识的人。

　　有天半夜我起夜，发现他房间的灯还亮着。

　　我从门缝里看进去，他坐在床边，手里拿着我爸妈的黑白遗照，浑浊的眼睛里，竟然有泪光。

　　他在哭。

　　这个在我家生活了二十六年，几乎没有任何情绪波动的男人，在哭。

　　我的心被狠狠地揪了一下。

　　第二天，我趁小琴出去买菜，偷偷溜进他房间。

　　我翻开他画画的那些废报纸。

　　上面除了“长乐路”三个字，还多了一些新的词。

　　“37号……”

　　“阿秀……”

　　“纺织厂……”

　　“栀子花……”

　　这些词语零零散散，毫无关联，像是一个精神病人的呓语。

　　但我却鬼使神差地，把它们工工整整地抄在了一个小本子上。

　　吃午饭的时候，我试探着问他：“爸，阿秀是谁？”

　　他正在夹菜的手猛地一抖，筷子掉在了桌上。

　　他抬起头，死死地看着我，眼神里全是惊恐，好像我触碰到了他最深处的禁忌。

　　“你……你怎么知道？”

　　“我……”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是不是……是不是她让你来的？”他突然激动起来，声音都在发颤，“她还好吗？她是不是还在等我？”

　　我彻底懵了。

　　这都什么跟什么啊？

　　“爸，你冷静点，我就是随便问问。”我赶紧安抚他。

　　可他根本听不进去，抓着我的胳膊，一遍遍地问：“阿秀呢？阿秀在哪？”

　　他的情绪彻底失控了，又哭又喊，把小琴都惊动了。

　　我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让他慢慢平静下来。

　　他累了，躺在床上，嘴里还在不停地念着那个名字。

　　“阿秀……阿秀……”

　　小琴看着他，眼圈也红了。

　　她拉着我走到院子里，小声说：“国栋，要不……要不咱们就去一趟上海？”

　　我愣住了：“你不是说……”

　　“我之前是怕你钻牛角尖。”她叹了口气，“可现在看爸这个样子，我心里难受。”

　　“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这可能是他这辈子唯一的心愿了。”

　　“咱们就当是带他去旅游，去看看他嘴里的梧桐树和弄堂。”

　　“就算什么都找不到，也算了了他一桩心愿，让他别再这么折磨自己了。”

　　“钱……钱我这里还有点私房钱，我妈给我的，应该够来回路费和几天的开销。”

　　我看着小琴，这个跟我过了半辈子苦日子的女人，在这一刻，她的脸上仿佛有光。

　　我鼻子一酸，一把抱住了她。

　　“谢谢你，媳妇。”

　　“谢什么，我们是一家人。”她在我的背上，轻轻拍了拍。

　　五

　　决定去上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首先是钱。

　　小琴把她压箱底的几千块钱都拿了出来，加上店里所有的流动资金，凑了不到一万块。

　　去上海，人生地不熟，这点钱，就是杯水车薪。

　　我还有一个姐姐，陈国慧，嫁在邻县，条件比我好一点。

　　我硬着头皮给她打了个电话。

　　电话里，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

　　姐姐沉默了很久。

　　“国栋，你是不是想钱想疯了？”她的声音很冷，“爸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他就是个捡来的！跟我们没有半点血缘关系！”

　　“他失忆了，他说的话能信吗？上海的房子？亏你想得出来！”

　　“姐，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急着解释，“我是看他太可怜了……”

　　“可怜？我们不可怜吗？”姐姐打断我，“我告诉你，陈国栋，别做梦了！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你要是敢拿着家里的钱去打水漂，别怪我到时候不认你这个弟弟！”

　　说完，她“啪”地一声挂了电话。

　　我举着电话，听着里面的忙音，心里一片冰凉。

　　我知道姐姐说的有道理。

　　从理性的角度看，我这个决定，愚蠢至极。

　　可是，我控制不住自己。

　　那个叫“阿秀”的名字，那句“她是不是还在等我”，像魔咒一样缠着我。

　　我总觉得，这背后，一定有一个天大的秘密。

　　就算最后证明是一场空，我也认了。

　　我不想让自己后悔。

　　我不想让陈德发，带着这个未解的谜团，离开这个世界。

　　最后，我咬了咬牙，把我爸妈留给我的一对金戒指当了。

　　那是我准备留给我未来儿媳妇的。

　　小琴知道了，跟我大吵一架，哭着说我败家，说我疯了。

　　我任由她打，任由她骂，一句话都没说。

　　等她哭累了，我才抱着她说：“媳妇，就信我这一次。”

　　“如果这次输了，我这辈子给你当牛做马。”

　　她看着我布满血丝的眼睛，最终还是心软了。

　　“你啊你，我上辈子是欠了你的。”

　　六

　　出发那天，是个阴天。

　　我们坐上了去南昌的绿皮火车，要从那里转车去上海。

　　火车上人挤人，空气里混杂着汗味、泡面味和各种说不清的味道。

　　陈德发穿着我们给他买的新衣服，显得很不自在。

　　他靠在窗边，看着外面飞速倒退的田野和村庄，眼神里是前所未有的迷茫。

　　小琴晕车，吐得一塌糊涂，脸色蜡黄。

　　我给她喂水，给她扇风，心里五味杂陈。

　　我到底在做什么？

　　带着一个病人，一个晕车的老婆，揣着当掉传家宝换来的几千块钱，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大城市，寻找一个虚无缥缈的“房子”。

　　这简直是天底下最荒唐的故事。

　　火车咣当咣当，摇摇晃晃。

　　陈德发突然指着窗外一座一闪而过的化工厂大烟囱，含糊地说了一句：“像……”

　　“像什么？”我赶紧问。

　　“像……我们厂的……”他说完，又陷入了沉默。

　　纺织厂……烟囱……

　　我赶紧把这个细节记在了本子上。

　　到了上海，已经是第二天下午。

　　火车停在上海南站，我们随着人流走出车站。

　　一股湿热的、带着一丝腥气的风迎面扑来。

　　眼前是高楼大厦，是川流不息的车流，是穿着时髦、步履匆匆的男男女女。

　　我们三个，穿着土气的衣服，背着大包小包，站在这座巨大的城市面前，渺小得像三只蚂蚁。

　　陈德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他张着嘴，仰着头，像个第一次进城的孩子。

　　“这里……就是上海？”他喃喃自语。

　　“是啊，爸，这就是上海。”我强打起精神，拍了拍他的肩膀。

　　“走，我们先找个地方住下。”

　　我们在车站附近找了个最便宜的小旅馆。

　　房间小得可怜，只能放下一张床，墙壁上满是霉斑。

　　小琴一进屋就皱起了眉头，但什么也没说。

　　我知道她心疼钱。

　　安顿下来后，我拿出那个小本子，摊开在床上。

　　“长乐路37号，纺织厂，阿秀，栀子花。”

　　这就是我们全部的线索。

　　我看着这几个孤零零的词，第一次感到了绝望。

　　上海这么大，一条长乐路从东到西，横跨好几个区。

　　上哪儿去找一个二十六年前的“37号”？

　　七

　　第二天，我们开始了大海捞针般的寻找。

　　我们先坐地铁到了长乐路。

　　这是一条很有味道的马路，两边都是高大的梧桐树，树荫下藏着各种各样的小店和老洋房。

　　很漂亮。

　　也很陌生。

　　陈德发走在路上，东看看，西看看，眉头一直紧锁着。

　　我问他：“爸，有印象吗？”

　　他摇摇头，又点点头，嘴里嘟囔着：“像，又不像……”

　　我们从长乐路的东头，一路往西走。

　　门牌号一个个看过去。

　　1号，2号，3号……

　　有些是商店，有些是公司，有些是紧闭着大门的私宅。

　　我们走了整整一个上午，腿都快断了，终于找到了“37号”。

　　可那是一家装修得非常现代的咖啡馆。

　　门口坐着喝咖啡的年轻人，和我们三个格格不入。

　　我硬着头皮走进去，问一个服务员：“你好，请问这里以前是做什么的？”

　　那个年轻的女孩打量了我们几眼，眼神里带着一丝戒备：“这里一直都是咖啡馆啊。”

　　“那……那二十多年前呢？”

　　“二十多年前？那谁知道啊！”她不耐烦地摆摆手，“你们到底要干嘛？”

　　我们被赶了出来，站在咖啡馆门口，像三个傻子。

　　希望，在这一刻，碎了一地。

　　小琴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国栋，算了吧，咱们回去吧。这就是个骗局。”

　　我看着陈德发。

　　他呆呆地望着那个“37号”的门牌，眼神空洞，仿佛灵魂都被抽走了。

　　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

　　不行，不能就这么放弃。

　　来都来了，总得有个结果。

　　“别急，”我安慰小琴，也安慰我自己，“门牌号可能会变，我们去派出所问问。”

　　我们又辗转找到了长乐路所属的派出所。

　　一个年轻的民警接待了我们。

　　听完我的叙述，他皱起了眉头，在电脑上敲了半天。

　　“对不起，查不到。”

　　“二十六年前的户籍信息，系统里很模糊。而且你提供的名字，陈德发，在我们这里没有任何记录。”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警察同志，”我急了，把本子递过去，“我们还有这些线索，纺织厂，阿秀……”

　　民警扫了一眼，摇了摇头：“上海叫‘阿秀’的多了去了，纺织厂也早就倒闭改制了。这没法查，真的没法查。”

　　他看我们一脸失望，又于心不忍，给我们指了条路。

　　“你们可以去附近的居委会问问，那里有些老阿姨，可能知道点情况。”

　　八

　　居委会就在派出所不远的一个弄堂里。

　　那是一个很小的门面，里面坐着几个正在织毛衣、嘎讪胡（聊天）的上海阿姨。

　　看到我们三个外地人进来，她们都停下了手里的活，齐刷刷地看着我们。

　　一个看起来是头头的阿姨，戴着老花镜，问我们：“你们有啥事体啊？”（你们有什么事啊？）

　　我连忙把我们的来意又说了一遍。

　　阿姨们听完，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

　　“长乐路37号？二十六年前？哦哟，辰光太久了，想不起来了。”（时间太久了，想不起来了。）

　　“我好像有点印象，那里原来好像是个小厂子的宿舍？”

　　“不对不对，是个小老板的房子，后来卖掉了。”

　　她们七嘴八舌，给了好几个完全不同的答案。

　　我头都大了。

　　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一个一直没说话的老奶奶，突然颤巍巍地举起了手。

　　她看起来年纪最大，头发全白了，但眼睛很亮。

　　“你们……你们说的人，是不是在纺织厂做工的？”她问，说的是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

　　我心里一动，赶紧点头：“对对对！奶奶，您想起来了？”

　　老奶奶眯着眼睛，想了很久很久。

　　“我想起来了……长乐路37号，以前是住过一家人……”

　　“男的，好像是姓林……叫林建国。就在国棉十七厂上班，是个技术员。”

　　林建国！

　　我的心跳瞬间加速了！

　　这是我们得到的第一个具体的名字！

　　“他老婆，是叫阿秀吗？”我追问。

　　“对！”老奶奶一拍大腿，“就叫阿秀！长得可漂亮了，人也温柔。他们还有一个儿子，叫……叫和平，林和平。”

　　“那他们人呢？”小琴也激动地问。

　　提到这个，老奶奶的脸色暗淡下来。

　　她叹了口气。

　　“作孽啊……”

　　“大概就是二十六七年前吧，那个林建国，在厂里出了事故，伤到了头，人就不见了。”

　　“有人说他死了，尸体没找到。有人说他失忆了，自己跑了。”

　　“他老婆阿秀，天天在家门口等啊等，眼睛都快哭瞎了。”

　　“等了好几年，人也熬不住了，生了场大病，就……就走了。”

　　“留下那个小和平，怪可怜的，后来被他舅舅家接走了。”

　　“那房子呢？”我最关心的还是这个。

　　“房子啊……”老奶奶说，“房子是厂里分的，人没了，按理说要收回去的。但阿秀一直住着，后来阿秀走了，和平又住着。再后来……我就搬家了，后面的事就不晓得了。”

　　老奶奶的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所有的迷雾。

　　陈德发，不，他应该叫林建国！

　　他没有说谎！

　　他真的在上海有家，有老婆，有儿子！

　　我激动得浑身发抖，转头看向他。

　　他呆呆地听着，眼泪已经流了满脸。

　　“阿秀……走了？”他嘴唇哆嗦着，发不出完整的声音。

　　“和平……我的和平……”

　　他突然捂着胸口，剧烈地咳嗽起来，然后身子一软，就往地上倒去。

　　“爸！”

　　我跟小琴惊叫着，冲过去扶住了他。

　　九

　　我们在居委会阿姨们的帮助下，把林建国送到了附近的医院。

　　医生检查后说，是情绪太过激动，加上旅途劳累，引发的暂时性休克，没什么大碍，休息一下就好。

　　看着躺在病床上，打着点滴，脸色苍白如纸的他，我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二十六年。

　　他的人生，被硬生生掰成了两段。

　　一段是上海的林建国，有妻有子，有体面的工作。

　　另一段是江西的陈德发，无名无姓，沉默寡言，寄人篱下。

　　这两段人生，哪一段才是真的？

　　小琴坐在旁边，默默地给他擦着汗，眼圈一直红着。

　　我知道，她也被这个故事打动了。

　　我们不再是为了一个虚无缥缥的房子，而是为了一个破碎的家庭，一个等了二十六年的真相。

　　林建国醒来后，精神好了很多。

　　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

　　他断断续续地，给我们讲了很多事。

　　他想起了自己在国棉十七厂当技术员，想起了自己是怎么追到厂花阿秀的。

　　他想起了儿子和平出生时，他高兴得三天没合眼。

　　他想起了家门口那棵栀子花树，每年夏天，阿秀都会摘几朵放在床头，满屋子都是香味。

　　他也想起了那场事故。

　　一个机器零件脱落，砸在了他的头上。

　　他只记得一阵剧痛，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他再有意识，人已经在一个陌生的火车站。

　　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他就那么浑浑噩噩地，一路流浪，最后被我爸捡回了家。

　　他说着说着，就老泪纵横。

　　“我对不起阿秀，对不起和平……”

　　“我不是个好丈夫，不是个好爸爸……”

　　我拍着他的背，安慰他：“爸，这不怪你，都是意外。”

　　“现在最要紧的，是找到和平。他一定也在等你。”

　　出院后，我们有了新的目标：找到林和平。

　　居委会的老奶奶说，和平被舅舅接走了。

　　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打听。

　　这个过程，比找房子还要艰难。

　　二十多年过去了，人事变迁，很多老邻居都搬走了。

　　我们像无头苍蝇一样，在长乐路附近的几个弄堂里，挨家挨户地问。

　　被人当成骗子，被人不耐烦地赶走，都是常有的事。

　　钱，也快花光了。

　　我们从旅馆搬了出来，住进了更便宜的、按床位收费的地下室。

　　每天就着白开水啃馒头。

　　小琴瘦了一大圈，但她一句怨言都没有。

　　她只是在晚上，会抱着我，小声说：“国栋，我们会找到他的，对不对？”

　　“对，一定会。”我抱着她，给自己，也给她打气。

　　就在我们快要山穷水尽的时候，转机出现了。

　　那天，我们又在一个老旧的居民楼里打听。

　　一个热心的上海爷叔听了我们的故事，想了半天，突然说：“你们说的那个阿秀的弟弟，是不是叫‘李阿三’？”

　　“我以前跟他一个单位的！后来单位解散了，他就自己搞装修去了。”

　　“我好像有他现在的电话！”

　　这位爷叔翻箱倒柜，从一个积满灰尘的通讯录里，找到了一个泛黄的手机号码。

　　我颤抖着手，按下了那个号码。

　　电话通了。

　　十

　　电话那头，是一个很警惕的男声。

　　“喂，哪位？”

　　“您好，请问是李先生吗？我们想打听一个人，林和平。”

　　对方沉默了。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冷冷地问：“你们是谁？找他干什么？”

　　我深吸一口气，把林建国的事情，用最快的速度说了一遍。

　　电话那头，呼吸声明显变重了。

　　“你们……在哪里？”

　　我报了我们所在的地址。

　　“在原地等我，我马上过来。”

　　半个小时后，一辆半旧的五菱宏光停在了我们面前。

　　车上下来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一脸风霜，但眉眼间，和林建国记忆中的“阿秀”，有几分相似。

　　他就是李阿三，林和平的舅舅。

　　他上下打量着我们，最后，目光落在了林建国的身上。

　　他死死地盯着林建国，眼神复杂，有震惊，有怀疑，还有一丝……怨恨。

　　“真的是你……林建国？”他试探着问。

　　林建国看着他，嘴唇动了动，叫了一声：“阿三……”

　　李阿三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他冲上来，一把揪住了林建国的衣领。

　　“你这个王八蛋！你还知道回来！”

　　“你知不知道我姐是怎么死的？她到死都睁着眼睛，嘴里还念着你的名字！”

　　“你知不知道和平这些年是怎么过的？从小被人指着鼻子骂是没爹的野孩子！”

　　“你跑哪儿去了？你死哪儿去了！”

　　他一拳一拳地捶打着林建国的胸口，与其说是在打他，不如说是在发泄积压了二十多年的委屈和痛苦。

　　林建国不躲不闪，任由他打，只是一个劲地流泪，嘴里重复着：“对不起……对不起……”

　　我跟小琴想去拉架，又觉得无从下手。

　　这是他们家积攒了二十六年的恩怨。

　　最后，还是李阿三自己打累了。

　　他松开手，蹲在地上，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

　　哭声在老旧的弄堂里回荡，听得人心碎。

　　等他情绪平复了一些，他才擦干眼泪，站起来，对我们说：“上车吧，我带你们去见和平。”

　　十一

　　车子在上海的街巷里穿行。

　　李阿三一边开车，一边给我们讲了这些年的事。

　　阿秀去世后，他把和平接到了自己家。

　　他自己当时也刚结婚，条件不好，一家人挤在十几平米的亭子间里。

　　和平从小就懂事，不吵不闹，学习很用功。

　　考上了大学，毕业后找了份不错的工作，在一家外企当程序员。

　　几年前，他用自己攒的钱，加上舅舅的资助，在郊区贷款买了套小房子，结了婚，现在孩子都两岁了。

　　“那……长乐路那套房子呢？”我忍不住问。

　　李阿三叹了口气：“那房子，早就不是我们的了。”

　　“我姐走后，厂里就要收房。我跟他们闹了好几次，才多宽限了几年。”

　　“后来和平长大了，要上学，户口要迁出来，那房子，就彻底还给厂里了。”

　　“再后来，那一带拆迁改造，原来的房子早就没了，盖了新的商品房。”

　　原来是这样。

　　我心里说不清楚是什么滋味。

　　有点失落，但更多的是释然。

　　寻找的终点，不是一套价值连城的房子，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这比什么都重要。

　　我偷偷看了一眼小琴，她也正看着我，对我笑了笑。

　　那笑容里，没有半点失望。

　　车子开了将近两个小时，终于在一个看起来很新的小区门口停下。

　　“到了，和平就住这里。”李阿三说。

　　他领着我们，走进一栋高层。

　　电梯里，气氛压抑得可怕。

　　林建国的手心全是汗，他不停地整理着自己的衣服，像个即将接受审判的犯人。

　　电梯在23楼停下。

　　李阿三走到一扇门前，按下了门铃。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

　　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出现在门口。

　　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穿着简单的T恤和家居裤，看起来斯斯文文。

　　他的脸……

　　当我看清他脸的那一刻，我彻底愣住了。

　　那张脸，除了更年轻，更白净，几乎和我长得一模一样。

　　就像是……照镜子一样。

　　他也看到了我，同样愣住了，眼镜后面的眼睛里，写满了震惊和不解。

　　然后，他的目光越过我，落在了我身后的林建国身上。

　　父子俩，隔着二十六年的时空，四目相对。

　　时间，在这一刻，仿佛静止了。

　　十二

　　“和平……”

　　林建国颤抖着，叫出了那个在心里默念了无数遍的名字。

　　林和平的身体僵住了。

　　他的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什么声音都没发出来。

　　他只是看着林建国，眼神里有陌生，有困惑，有探究，还有一种被深深埋藏的、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渴望。

　　“舅舅，这……这是……”他转头看向李阿三，声音沙哑。

　　李阿三走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沉重地说：“和平，他……是你爸。”

　　“我爸？”林和平的身体晃了一下，像是被重锤击中，“我爸……不是早就……”

　　“他没死。”李阿三说，“他当年出了意外，失忆了，流落到了外地。现在，他想起来了，回来找你了。”

　　林和平的目光，再次回到了林建国的脸上。

　　他仔仔细细地，一寸一寸地，端详着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男人。

　　他似乎想从这张苍老的、布满风霜的脸上，找出一点点童年记忆中的影子。

　　突然，林建国从怀里，掏出了一样东西。

　　那是一块半旧的、洗得发白的手帕。

　　手帕的一角，绣着一朵小小的、已经有些褪色的栀子花。

　　“这是……你妈妈绣的。”林建国把手帕递过去，手抖得不成样子，“她说，栀子花，就是‘只等你’……”

　　看到那块手帕，林和平的防线，在瞬间崩溃了。

　　他记得这块手帕。

　　他记得小时候，妈妈总是在夏天，把这样的手帕塞在他的口袋里。

　　上面有阳光的味道，有妈妈的味道，还有栀子花的味道。

　　他更记得，妈妈临终前，就是攥着这样一块手帕，一遍遍地喊着爸爸的名字。

　　“爸……”

　　一声迟到了二十六年的呼唤，终于从林和平的喉咙里，冲了出来。

　　他再也控制不住，冲上去，一把抱住了林建国。

　　父子俩，抱头痛哭。

　　所有的隔阂，所有的怨恨，所有的等待和委屈，都在这一刻，消融在了泪水里。

　　我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幕，眼泪也止不住地往下流。

　　小琴依偎在我身边，早已哭成了泪人。

　　我看着林和平，这个和我有着几乎相同面孔的“兄弟”，心里百感交集。

　　我们流着相同的血，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

　　命运，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东西。

　　十三

　　林和平的妻子闻声从房间里走出来，怀里还抱着一个正在熟睡的孩子。

　　她看到眼前的景象，惊得说不出话来。

　　林和平擦干眼泪，向她解释了这一切。

　　这个善良的女人，没有丝毫的嫌弃和不解，她只是走上前，对着林建国，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爸，欢迎回家。”

　　一句“欢迎回家”，让林建国哭得更厉害了。

　　他终于回家了。

　　尽管这个家，已经不是长乐路37号，阿秀也不在了。

　　但他的根，在这里。

　　那天晚上，我们留在了林和平家。

　　这是一个很温馨的小家，不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

　　墙上挂着林和平的结婚照，照片上的他，笑得很灿烂。

　　旁边，还挂着一张小小的、已经泛黄的黑白照片。

　　那是林建国和阿秀的合影。

　　照片里的林建国，英气勃发。阿秀依偎在他身边，笑靥如花。

　　林建国站在这张照片前，看了很久很久。

　　他伸出手，想要触摸照片上阿秀的脸，手却停在了半空中。

　　物是人非。

　　这四个字，是世界上最残忍的词语。

　　晚饭是林和平的妻子做的，很丰盛。

　　饭桌上，气氛有些微妙。

　　林和平不停地给林建国夹菜，问他在江西这些年的生活。

　　林建国说得很简单，只说我们一家对他很好。

　　说到我爸妈，他又流泪了。

　　“老哥老嫂子，是我的救命恩人，这辈子，我做牛做马都报答不了。”

　　然后，他看着我，又看着林和平，说：“现在，我有两个儿子了。”

　　我跟林和平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复杂的情绪。

　　吃完饭，林和平把我叫到了阳台。

　　他递给我一支烟。

　　“谢谢你。”他由衷地说，“谢谢你把我爸送回来。”

　　“他也是我爸。”我吸了一口烟，烟雾缭绕中，我看着这个城市的万家灯火。

　　“这些年，辛苦你们了。”

　　“没什么辛苦不辛苦的，都是一家人。”

　　我们两个“兄弟”，就这么站着，抽着烟，一时无话。

　　我们有太多的话想说，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我们的过去，毫无交集。

　　我们的未来，却因为一个父亲，被强行捆绑在了一起。

　　“以后……有什么打算？”林和平问。

　　这也是我想问的问题。

　　是啊，以后呢？

　　林建国，是回到上海，和亲生儿子一起生活？

　　还是回到江西，那个他生活了二十六年的地方？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这个选择，对他来说，太难了。

　　十四

　　我们在上海又待了两天。

　　这两天，林和平请了假，带着我们，也带着林建国，去了很多地方。

　　他们去了国棉十七厂的旧址，那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创意园区。

　　他们去了阿秀的墓地。

　　林建国跪在墓碑前，长跪不起，哭得像个孩子。

　　他对阿秀说了很多很多话。

　　他说他对不起她，让她等了那么久。

　　他说他很想她，做梦都想。

　　他说和平长大了，很出息，娶了个好媳D妇，还给他生了个大胖孙子，让她放心。

　　最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朵已经有些蔫了的栀子花，轻轻地放在了墓碑前。

　　那是他在小区楼下摘的。

　　看着这一幕，我的心都碎了。

　　我们，也终于要走了。

　　临走的前一晚，林建国把我们三个，叫到了他的房间。

　　他先是对着我和小琴，深深地鞠了一躬。

　　“国栋，小琴，大恩不言谢。你们一家，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以后，我还是你们的爸。只要我活一天，我就认你们这个儿子、这个儿媳妇。”

　　我跟小琴赶紧扶住他：“爸，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

　　然后，他转向林和平。

　　“和平，爸对不起你，让你从小就没了爹。”

　　“爸没能看着你长大，是你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现在，爸回来了，但爸……不能留在这里。”

　　林和平急了：“爸，为什么？这里才是你的家啊！”

　　林建国摇了摇头，眼圈红了。

　　“这里是我的根，但江西，是我后半生扎下的土。”

　　“我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六年，那里有我的恩人，有我的邻居，有我的……另一个儿子。”

　　“你已经成家立业了，有自己的生活。我不能再来打扰你。”

　　“而且……”他顿了顿，声音哽咽，“我一看到你，就会想起你妈妈，我心里……疼……”

　　“江西那个小地方，虽然穷，但清净。我回那里，心里能安生一点。”

　　“你放心，爸每年都会来看你，看孙子。等你们有空，也带着孩子，回江西来看看我。”

　　“我们……永远是一家人。”

　　这是林建国做出的决定。

　　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的决定。

　　他选择回到那个他更熟悉，也更能让他内心平静的地方。

　　林和平哭了，他想挽留，但看着父亲坚决而又悲伤的眼神，他什么也说不出来。

　　他知道，这是父亲用二十六年的痛苦，换来的选择。

　　他必须尊重。

　　十五

　　回程的火车上，气氛和来时完全不同。

　　林建国还是坐在窗边，但他的眼神，不再是空洞和迷茫。

　　那是一种尘埃落定后的平静和坦然。

　　他的人生，终于完整了。

　　小琴靠在我的肩膀上，睡得很沉。

　　这些天，她太累了。

　　我看着窗外飞逝的风景，心里想着这趟荒唐又真实的上海之行。

　　我们没有找到想象中的房子，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财富。

　　我们花光了所有的积蓄，甚至当掉了传家宝。

　　从世俗的角度看，我们输得一败涂地。

　　但，我们真的输了吗？

　　我找到了一个“兄弟”。

　　我的“二爸”，找到了他的名字，他的过去，他的根。

　　一个破碎了二十六年的家庭，以一种奇特的方式，重新连接了起来。

　　这难道，不比一套房子，更珍贵吗？

　　回到家，姐姐陈国慧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消息，竟然主动上门了。

　　她看到林建国，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撇了撇嘴。

　　“哟，回来了？上海的房子呢？发财了？”话里带着浓浓的讽刺。

　　我懒得跟她解释。

　　林建国却很平静地对她说：“国慧，谢谢你。这些年，也让你操心了。”

　　姐姐被他这突如其来的郑重和清醒搞得有点不知所措，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房子没了，但我找回了儿子。”林建国说，“以后，我就是林建国了。”

　　“国栋和和平，都是我的儿子。你们，也是我的闺女和儿子。”

　　姐姐看着眼前这个不再沉默、眼神清亮的“父亲”，一时语塞，最后悻悻地走了。

　　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五金店的生意，还是那样半死不活。

　　我每天还是要为柴米油盐发愁。

　　但有些东西，确确实实地，不一样了。

　　林建国不再是那个沉默的“老默”。

　　他会主动跟街坊邻居打招呼，会跟我们聊聊天。

　　他会给我们讲他年轻时候在上海的故事，讲国棉十七厂，讲阿秀，讲和平小时候的趣事。

　　他的脸上，有了笑容，有了生气。

　　他不再是一个影子，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和林和平也一直保持着联系。

　　我们每周都会通电话，聊聊各自的生活，聊聊父亲的身体。

　　国庆节的时候，他真的带着老婆孩子，来江西看我们了。

　　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带着各自的家人，坐在一起吃饭。

　　那场面，有点滑稽，又有点温馨。

　　我的儿子，和他的儿子，两个小家伙，很快就玩到了一起，追逐打闹，咯咯地笑。

　　林建国坐在院子里，看着这幅景象，脸上露出了从未有过的、满足的笑容。

　　阳光洒在他的白发上，温暖而祥和。

　　我突然明白了。

　　我们当初去上海寻找的，到底是什么。

　　那不是一套房子。

　　那是一个家。

　　一个完整的、有根的、充满了爱和牵绊的家。

　　现在，我们找到了。

　　它不在上海，也不在江西。

　　它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本文标题：上海阿姨拥有90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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