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氏讨伐颛臾这事，发生在鲁哀公十年孔子晚年回到鲁国以后。


　　《论语·季氏》：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 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


　　当时有个时代背景，就是在此之前鲁国便频繁与作为鲁国附庸的东夷邾国作战。鲁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开始，到鲁哀公八年（前487年），光是与邾国的武装冲突就发生了五次（程石泉：《论语读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92—293页）。对同样属于附庸的东夷小邦颛臾用兵，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这一系列的折腾，其实也正是发生在季氏走向了极度衰败的时候。这次讨伐颛臾后，短短数十年时间内，这个在鲁国政坛上执牛耳多年的强盛世卿，迅速地走向了灭亡，时间当在鲁元公（前429—前408年）时期（何怀宏：《世袭社会：西周至春秋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2页）。


　　可以说，季氏的此次军事行动，正是极度衰败后奋力挣扎，以图挽回颓败之势的最后努力。但这一努力，不但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可能激化内部的矛盾。正如孔子所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颛臾是古老的“神守国”

　　颛臾，是山东土著的风姓之邦。位于现在山东省平邑县东柏林镇固城村，故城遗址接近正方形，南北长600米，东西长550米。考古发掘显示，颛臾所在的柏林镇一带在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龙山时期就有丰富的文化遗存（山东省平邑县博物馆：《山东省平邑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载《华夏考古》2001年3期，第15页）。这些考古证据表明颛臾古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是山东地区的东夷原住民。但这个小国虽然古老，规模却并不大，一个正方形的小城，也就几个足球场那么大一点。


　　从周人早期伐商和东征，并经营“东土”秩序开始，就尊重颛臾等东夷原住民小邦，让其继承古代传统，作为“东蒙主”祭祀蒙山。在蒙山南的蒙阳河东岸，就有颛臾祭祀蒙山的夯土古祭坛遗址，在“学大寨”时期被平毁。1960年代在蒙山周边，也还发现有一些遗迹与青铜器（顾向明：《余子氽鼎与先秦蒙山祭祀新探》，载《临沂大学学报》2021年5期，第69—70页）。


　　章太炎和杨向奎都认为，颛臾和任、宿、须句等专门祭祀济水、蒙山的小国正是文献中古老的“神守国”，其特点是十分古老，数目众多，且不设兵力，并因祭祀山川神灵而在东方夷族中具有神秘权威。周初东征之时，由于这些神守小国缺乏兵力，因此成为周人的“社稷之臣”。而周人也利用这些神守国在东方夷族心目中的宗教权威，对东土进行控制（朱继平：《从淮夷族群到编户齐民：周代淮水流域族群冲突的地理学观察》，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4—55页）。


　　1990年代，在颛臾故城遗址中，曾出土过春秋时代的礼器青铜鼎（郎剑锋：《山东大学博物馆收藏的三件青铜器》，载《文物》2016年6期，第90页）。高规格礼器的存在，显示出颛臾和神守、祭祀活动之类的关系。


　　颛臾故城出土的春秋时代青铜鼎。作者供图


　　这样的一个蕞尔小邦，一直以来连诸侯的身份地位都没有，只能给鲁国这样的小国做附属国，世代主持蒙山的祭祀，在鲁国的境内，担任鲁君之臣，一直相安无事。颛臾作为鲁国的附庸，在封建法的理解中，当然也是在鲁国的“邦域之中”，是鲁国的“社稷之臣”。但这时，季康子却忽然打算要拿颛臾开刀，发动战争。冉求、子路将这一消息告知了孔子，遭到了孔子的批评。孔子显然坚持周初以来的传统，以及古老封建法的不成文契约。即封臣履行对上一级封建主的效忠，履行了其封建义务（祭蒙山），其封建主（鲁国）就有保护这一“土围子”的责任与义务。因此要让这些神守国以“文化软实力”的身份担任周人的“社稷之臣”，为周人服务。而周人也对这些古老的神守小国实行怀柔，使其保有自己的小共同体自治与文化传统，上下相安，各不相犯。


　　季氏这种破坏封建契约传统的武断行为，进一步将自己置于僭主的生态位。当游戏规则从遵守古老不成文习惯的“礼”，转化为“尚力而不尚礼”的野蛮社会达尔文丛林状态后。像季氏这样去打开潘多拉魔盒的，其实会是第一批遭到反噬而被毁灭的，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孔子为何批评两位弟子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 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欤）？”


　　冉有被孔子批评，赶忙解释，说这是“夫子”要这么干，我和子路两位家臣，可都不同意啊。“夫子”一词，孔门弟子都用来指称老师，但这里用来指称季康子。根据杨宽先生的研究，“夫子”一词最早见于殷周语言，用以指称军队千夫长、百夫长之类的军官。由于军官也兼任教官、教习，因此“夫子”引申为教师（杨宽：《周代的贵族教育和重要礼制》，自《先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52—253页）。大夫以上的官爵，普遍领兵，所以，季康子也可以被称为“夫子”。


　　见冉有辩解，孔子又进一步批评，指出他们作为人臣，有责任斧正人君，纠正人君的错误。如果你们干不好，还要你们辅佐干吗？这里，孔子引用了一位远古史官的名言“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陈来认为是一位周初的官员（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45页）。但《尚书·盘庚》中记载“迟任有言曰”，江永就认为，“迟任”便是《论语》中的“周任”。何琳仪先生谈到，“周”与“迟”的上古音是舌音幽脂通转，因此“周任”也就是《盘庚》中的“迟任”（何琳仪：《幽脂通转举例》，自《古汉语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96年，第351页）。笔者同意此说，周任当为盘庚之前的殷代古史，生活时代极其古老。他的格言，不但在商代被引用，而且一直流传到孔子的时代，被作为厚重的名言。周任这句话，说的就是有多大能力干多大事，干不了就别干。孔子称引，就是告诉两位弟子，辅佐季康子，就得纠正他的错，纠正不了，就别干了。


　　孔子又举例子说，老虎、犀牛从兽笼里面跑出来，这是谁的错？珍贵的龟壳、玉器在铜匵中被弄坏，这是谁的错？


　　椟，字亦作“匵”。古人乘放珠宝首饰和玉器的盒子，有些是青铜制成。在山东枣庄市东江村小邾国三号墓中出土一件青铜器。李零指出，这一器物，正是古书中的“匵”（李零：《读小邾国铜器的铭文：兼论东江墓地的墓主和年代》，自政协枣庄市山亭区委员会编：《小邾国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176页）。到2021年底，已经出土发现的铜匵有二十五件，出土铜匵的墓葬等级普遍较高，基本都是墓中出土有三个青铜鼎以上的礼仪配置等级。 孔子说收藏在匵中的龟玉被损毁，是有人需要负责的。从考古来看，铜匵中确实有收藏珠宝、玉器的现象。如虢国墓地M2012出土的铜匵中，就有绿松石、料珠等组成的串饰。在小邾国M3铜匵中，则装有玉玦和玉耳勺（孙战伟：《春秋时期铜匵研究》，载《江汉考古》2024年3期，第94页）。


　　山东枣庄市东江村小邾国三号墓出土的青铜匵。《小邾国文化》彩图25页


　　小邾国三号墓出土青铜匵中收藏的玉器。作者供图


　　老虎、犀牛关在笼子里，有专门的人来负责饲养和管理，正如汉代“虎圈啬夫”之类的人物。但老虎、犀牛从笼子里跑出来，那只能是管理员失职。龟甲、玉器收藏在高等级器物的铜匵中，若是被损坏，自然也是相关管理人的责任。季康子发疯要“打内战”，你们这些当家臣的不去制止，这难道不也是失职吗？


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

　　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邦）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冉求听了孔子的批评，赶忙解释说，颛臾这蕞尔小邦，又坚固又靠近季孙氏的老根据地费城，现在季氏衰落，还不把它拿下来，以后季氏再衰败下去，恐怕就会给颛臾有机可乘了。


　　周初之时，颛臾等神守国兵力可谓不足。但到了春秋晚期，似乎也形成了一定的武力。从颛臾故城遗址的保存情况来看，残存夯土城墙最高处还有十余米，而且城墙规划整齐，可知当时设计时便经过了仔细的规划与营建。这座精心修建的颛臾小城，虽然不大，质量却比较高，是一座坚固的城堡。季氏的主要根据地，便是僻处于鲁国东南的费城。


　　童书业先生说，正是因为费城僻处东南，离国都较远，因此才长期为季氏所有（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31页）。但此时季氏正在走向衰落，实力大减。更要命的是，本来自己老根据地的优势，是地处偏僻，因此受到的威胁小。但靠近费城的，却有一个颛臾，而且城堡坚固。以前，季氏强盛时，没把颛臾当回事。现在衰落了，突然觉得很有威胁，想先动手，消除潜在隐患。


　　冉有把季氏的理由陈述一番，也就表明他虽然号称不同意攻打颛臾，但内心其实是同意季康子这一计划的，颇有言行不一的意味。孔子听了这辩解，又批评说，一位绅士身份的人，最忌讳言行不一，还非要胡乱找个借口。对于诸侯和世卿贵族来说，最重要的是有均衡、安定的秩序。不怕资源少，就怕不均衡；不怕经济差，就怕没安定。杨树达先生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从下文“均无贫”一语校对，“‘寡’‘贫’二字当是互误”（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47页）。若是按此说，则原文当为“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但1970年代出土的金关汉简卅井次东隧简云：“《论语》曰：‘不患寡，患不均’”（郝树声：《从西北汉简和朝鲜半岛出土简看汉代儒家文化的流布》，载《敦煌研究》2012年3期，第66页），可知汉代写本与传世本一致，恐并非误写，此处仍当以传世本为好。


　　很多人理解此处，都误以为孔子希望搞平均主义，在经济领域搞“社会平等”、财富再分配。实际上，孔子的这句话，前提就是对“有国（邦）有家者”之间的关系来说的，针对的是诸侯与世卿贵族之间的关系。对于诸侯和世卿贵族而言，最重要的是均衡的政治关系：既不能是君权扩张，压倒世卿，也不能是世卿扩张，架空诸侯。诸侯、世卿之间的均衡关系，就是孔子主张的“均”。至于“寡”和“贫”，也都是针对诸侯、世卿关系来说的，意思是就算资源少，但只要安定就好，比杀来杀去，破坏了封建时代的不成文游戏规则强。


　　如果诸侯、世卿的关系均衡，就不会有哪一方特别贫困，国内的资源会有一个比较合理的分布。因此，孔子最重视的，恰恰是国内均衡、合理的政治结构，此种结构能保证安定平和的社会秩序，不会以暴力解决资源的分配问题。季康子要动用武装暴力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这恰恰对孔子的“均衡安定”主张是一种破坏。而且动用暴力解决问题，本身便是服膺于暴力主义的逻辑，按照这一新的游戏规则展开，进入丛林法则状态，杀人者终被杀，季氏也会自食其果，引来内乱，即所谓“祸起萧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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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竞恒


　　责编 陈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