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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路军明确了主要任务是打通新疆,便及时调整部署,于11月上旬分三个纵队向西进发。11月13日至18日,西路军连克古浪、永昌、山丹,进抵凉州附近。


  但九军随即在古浪遭到马家军的围攻。


1、古浪战役

  古浪地形不利防守。九军占领古浪伊始,敌军即蜂拥而至。


  古浪城古称“虎狼关”,地处河西走廊东端,祁连山北麓,为“河西走廊”咽喉要冲。古浪城东是古浪峡,东南方是乌鞘岭,是西进凉州,南下兰州的门户,地当要冲,地势十分险要,是兵家必争之地。古浪失守,引起敌人的极度惊慌。


  国民党西北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深感不安,严令马步芳加紧进攻。抽调胡宗南部杨德亮补充旅进入古浪峡,紧随于马步芳部队的尾后,形同督战。马步芳也十分震惊,为避免国民党中央军插手于甘、青事务,电令马元海在古浪东南部公路沿线布置部队,以隔断杨旅与前线的联络;同时,一面调集大量兵力增援古浪,展开攻势,企图不惜一切代价,集中优势兵力,消灭红九军。


  此时的九军辖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共6个团,6500人,枪2500支,每枪平均子弹15发。


  16日拂晓,敌集中三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和四个民团,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从西南和东北发动猛烈攻击。


  九军依托外围阵地和城垣,予敌以严重杀伤。


  17日,敌猛攻城垣,一度由东西两面突入城内,九军与敌展开激烈巷战,几经反复肉搏,将敌击退并乘胜出击,但因遭敌骑兵逆袭,损失很大。18日,敌倾全力来攻,九军苦战至晚,因伤亡过重撤出战斗。后在三十军一部接应下,打退追击之敌,进至四十里堡。


  古浪战斗共毙伤敌2000余人,九军自身伤亡亦达2400余人。军参谋长陈伯稚、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均在此役战死。九军从此元气大伤,无力恢复。


2、为何中央要西路军创建永凉根据地?

  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又面临新的困难。东起凉州,西迄高台,为河西走廊蜂腰部,北临沙漠,南对祁连雪山,中间宽不及百里,村堡零落,人烟稀少。当地没有党的工作基础,群众对红军主张多不了解,加上民族隔阂,对红军十分不利。兵员、物资补给,困难极大。这时,敌毛炳文部开始西渡黄河,拟向大靖前进。


  西路军准备迅速通过此地区向西行动,夺取甘州,出肃州,打通新疆。但中央电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造巩固根据地。


  西路军领导人对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有异议,徐、陈于11月21日、23日,连电中央和红军总部,说明在现地作战不利,西路军处境困难。但在中央一再明令下,只好服从。


  马步芳集中兵力向永凉地区进攻,胡宗南的补充旅也向凉州地区开进,支援马家军。22日,西路军停止西进,发出《告指战员书》,号召全军艰苦奋斗,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在甘北创造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中央令西路军在永凉建立根据地,其战略意图在于造成河东红军随时可以渡河西进与西路军会合的战略态势,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控黄河,以便河东红军出敌不意,东出或南出,进行战略大转移。


  总之,忍受局部的牺牲和消耗,以保证全局的胜利,这就是西路军所处的战略地位,是极其艰难而光荣的任务。


  但是,由于中央和红军总部未予通,西路军领导人对于新战略计划,知其局部而不知其全部,即只知放弃宁夏战役计划,由西路军独立打通新疆,而不知河东主力红军准备向东或向南进行战略大转移。


  西路军领导人对于中央命令西路军在永凉建立不可能建立的根据地,不进不退,坐等挨打,深感怀疑。


  24日、25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和红军总部,明确指出:西路军无法集中优势兵力,在甘东难以灭敌。


  25日、28日,毛泽东两次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要求西路军在击破马家军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策应河东红军。


  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通情况,内中说到:


  西路军虽减员,然而前无大敌,打通远方的局面大体可定。他对西路军的前景是相当乐观的。


  从11月22日到25日,西路军连续在四十里堡、八坝、水磨关、永昌、山丹进行战斗,毙伤敌6000余人,吸引了黄河两岸10万余敌军西向。


  西路军自身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到12月上旬,部队减到1.5万余人,战斗力大为减弱。


3、西安事变与西路军的第一次西进之争

  12月上旬,西路军领导人就红军主力行动方向问题,向中央提出建议:河东主力红军趁冰期西进至甘北的古浪、大靖、凉州、民勤,河西红军回师山丹、永昌,两方合兵。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电复西路军领导人:


  河东主力红军暂不西进;远方可于两个半月后将货运送安西,西路军应相机夺取甘、肃两州,进至安西。徐向前、陈昌浩于12月9日电告中央及军委:西路军在现地休整后于明年1月中旬移甘州以西,并以五军直出安西,2月中旬可达。


  正当此时,局势发生剧变。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决定放弃战略转移,令河东主力红军南下关中地区,援助张学良、杨虎城部抵抗南京讨伐派的进攻。西路军行动自然转到配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4日,中央军委主席团电示西路军称:


  目前应在现地休整,一面争取二马抗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以一部接通安西地区。


  18日,又电示:


  西路军的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1月夺取甘、肃二州。西路军遵命,准备西进。


  这时,何应钦指挥的“讨伐军”已进抵潼关,逼近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决定集中主力进行西安会战。要求河东红军出击胡宗南部,河西红军东进兰州地区,以一部出靖远配合河东红军击敌,以保证侧后方天水、宝鸡、兰州等地的安全。


  于是,中央又改变原令,拟令西路军东返。西路军多数领导人认为,东返困难大于西进,但如必须东开,则必可东移。


  24日,中央军委主席团电示:


  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张学良极盼望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西路军奉命准备东返。


  不料,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离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7日,军委主席团遂又电令西路军仍旧执行西进任务。至此,西路军奉命建立永凉根据地的任务,方告结束。


4、艰苦卓绝的西征

  12月底,西路军撤离山丹、永昌地区,再次奉命西征,开始了极其艰苦壮烈的征程。


  徐向前回忆当时的情形:


  隆冬时节,冰天雪地,堕指裂肤。我军指战员,衣衫褴楼,饥肠辘辘,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苦寒气候,长夜行军,真是艰苦至极。“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巍巍祁连山的雪山冰峰,笼罩在朦胧月色中。硬如铁石的戈壁滩上,响着我军坚定不移的步伐,像一道钢铁洪流,滚滚向前。


  这些来自鄂豫皖边、川陕边和宁都暴动的英雄儿女,赤胆忠心,顽强不屈,目标只有一个:为了胜利,为了明天。任何饥饿、严寒、伤病、死亡的阴影,都吓不倒他们。


  这是何等崇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马家军发现红军西进,调集重兵尾追,不时进行突袭。西路军以五军开路,三十军殿后,边打边进。1937年1月1日,五军攻占高台,守敌千余人投降,接受改编。根据军委电令,西路军即在临泽、高台集结。


  1月上旬,九军进驻临泽沙和堡,总指挥部及三十军进驻倪家营子,总部直属队及五军一部进驻临泽县城。


  其时,肃州在望,新疆已经不远,敌尾追重兵尚未赶到,正是大军西进的有利时机。


5、第二次西进之争

  然而,河东形势又发生变化。在中共与蒋介石谈判中,如何解决红军的驻地,是双方争论的实质性问题之一。


  中共中央预想把抗日的战略基地放在黄河以西的兰州、凉州、甘州、肃州及宁夏地区。以为这里人口较多,物产较丰,靠近苏联,利于回旋。因此,以西路军控制河西走廊,进据甘西,就成为中共与蒋介石谈判中的筹码。


  但是,蒋介石在谈判中始终坚持红军应当在陕甘宁边就地整编、驻防,暗中又令马家军加紧攻击,彻底消灭西路军。西安事变虽然获得和平解决,蒋介石的屠刀却没有放下。在一派和平气氛中,敌人操刀待割,西路军的处境愈加危险。


  张学良被扣南京,蒋介石调集重兵准备进攻西安,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原来准备稍事休整即行西进的西路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停止西进,在甘、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


  西路军请求派军西援,中央军委派不出援军,令西路军独立支撑,完成任务。


  1月8日,张国焘也打电要求西路军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就地坚持,并命令说:


  “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存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


  此语一出,谁也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6、第三次西进之争

  西路军驻临泽、高台不走,马家军五个骑兵旅、二个步兵旅及炮兵团、民团共2万多人马,由其前敌总指挥马元海率领猛扑过来。1月12日,敌以四个旅另三个团及民团一部,猛攻高台县城。


  五军孤军奋战八昼夜,直至最后一人一枪,全军尽没。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长叶崇本以下3000余人,大部在守城战中壮烈牺牲;少数突入南山部队,也遭民团残害。奉命增援的骑兵师,途中遇敌激战,师长董彦俊、政治委员秦贤道以下大部牺牲。高台失守,敌又攻临泽。激战三天,红军突围到倪家营子。九军也撤离沙和堡。


  西路军1万余人,全部集结在倪家营子地区43个屯庄,星罗棋布于周围十里之地。


  由于西安形势危急,中央从1月16日起连续电令西路军东返,重新占领永昌、凉州。1月21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秦邦宪称:西路军东进,十天可达古浪。不失为良好的愿望。


  西路军收缩兵力,准备东进。马步芳、马步青立即调集五个骑兵旅、三个步兵旅、一个手枪团、一个宪兵团和大批民团武装,共7万多人,猛攻倪家营子地区。双方展开历时20多天的血战。


  敌人的进攻,多先以强大炮火轰击我阵地,而后开始集团猛冲,步骑交加,刀枪并举,乱减乱叫。虽受猛烈杀伤,亦能组织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冲锋,不肯轻易败阵。子弹每人携带三、五排,打完后回去补充,以免被我缴获。遇我出兵反击时,则迅速退却,诱我追击,利用空旷地带,发挥骑兵特长,实行快速反击包抄。


  马敌重兵来犯,我军创病皆起,战局摄人心魄。…我军连一门迫击炮也没有,全靠近战对付敌人。每当敌人冲我阵地前沿时,部队突然冲出围子,进行反击,肉搏格斗,杀退敌人。有些围垣被炮火击毁,指战员利用断墙残壁,拼死坚守,直至将冲进的敌人杀出。因为子弹缺乏,步机枪几乎失去作用。


  …战士们的步枪都架在一边,手里握着大刀、长矛、木棍,单等敌人上来,进行拼杀。在这里,没有男同志和女同志、轻伤员和重伤员、战斗人员和勤杂人员的区别,屯自为战,人自为战,举刃向敌,争为先登。


  …倪家营子苦战的日日夜夜,显示了西路军攻如猛虎,守如泰山,以一当百,凛然不屈的顽强意志和战斗作风。在红军战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


  敌人有补充,有后备力量,攻势不是减弱,而是不断加强。我们与敌相反,孤军血战,有耗无补,勉力支撑,处境越来越艰险。


  2月中旬,中共中央为缓和西安局势,争取和平谈判达成协议,又电令西路军放弃东进计划,就地独立坚持,适时完成西进任务。


  西路军领导人建议在原地坚持一段时间后,宜先东出青海大通,解决部队补充问题,再图发展。否则,依目前情况,西路军难以完成西进任务。


  2月17日,中央及军委复电,不同意东出青海,说:


  “你们唯一的方针,是调动敌人,寻求机会逐渐削弱之与各个击破之。”


  然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经过讨论,一致决定自救东返。2月21日,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向威敌堡地区转移。三十军回戈击溃追敌。旋因地形不利,易受敌封锁,又连夜返回倪家营子。


7、援西军的成立

  26日,中央电令西路军固守50天,并告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从22日到27日,西路军又与敌奋战五昼夜,毙伤敌2500人,自身亦伤亡很大,被迫撤出倪家营子,再次转移到威敌堡、三道流沟一带,陷入敌重兵强攻中。经七昼夜恶战,仍不见援兵。


  军政委员会决定向南突围转向祁连山区。12日,进至梨园口,与追敌血战,九军、三十军伤亡巨大。九军政委陈海松、二十五师政委杨朝礼等英勇牺牲。总部乃指挥余部边战边撤,退入祁连山,部队兵力连大批伤员在内已不满3000人。西路军经四个多月苦斗,至此失败。


  为了援救艰险中的西路军,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援西军,援西军主要由原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一军和三十二军、二十八军等部组成,在西进途中,得悉西路军失败的消息,战友情深的援西军指战员感到无比的悲痛。


  杨国宇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3月5日从陕西淳化、三原出发,走到甘肃东部的镇原时,援西军司令部在这里开了一个连以上的干部会。会上宣读了一封西路军的电,说西路军已经到了祁连山,经过多次残酷血战,迭遭挫折,没有办法上了祁连山的康隆寺,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援西军再渡河去,已远水解不了近渴了。这个电一念,会场上顿时一片哭声,有的同志号啕大哭。刘伯承同志讲话也讲不下去了。多么好的部队啊……他们和我们援西军指战员真是亲如骨肉,情同手足,现在听到了他们失败的消息,怎么不叫我们痛心疾首呢?”


  面对失败已成无法挽回的事实,援西军留驻在镇原,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一方面发展建立陇东地区党的组织,广泛开展群众运动,组织、发动民众进行抗日救国运动;另一方面积极开展部队训练,为开赴抗日前线做准备,同时,采取积极措施展开了营救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的工作。


  3月12日,中央电示西路军残部:


  为保存现有力量,西路军出路有二,一是冲向蒙古边境,一是就地分散游击。


  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康龙寺以南石窝附近召开会议,决定将现有人员编为三个支队,分散深入山区游击。同时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汇。


  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8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后来,留下的三个支队中,王树声、张荣所率两个支队大部壮烈牺牲,少部人员分散回到陕北。


  李先念支队千余人沿祁连山西进,历40余天于5月1日抵达新疆星星峡约420余人,受到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迎接和慰问。


8、徐向前与陈昌浩的东返之路

  石窝分兵后,按照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决定,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和总政委陈昌浩脱离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情况。为了确保陈、徐的安全,会议同时决定组成由总部参谋陈明义,总司令部保卫科长袁立夫为正副队长的护送小分队护送,加上陈、徐的四名警卫员共34人,一并同行。3月16日徐向前和陈昌浩告别战友,启程东返。


  当时形势非常严峻,敌人到处搜捕流落红军,悬赏缉拿徐向前、陈昌浩等红西路军主要领导人,稍有不慎,便有落入虎口的危险。他们夜行晓宿,在祁连山中摸索行进了三天,快要出山时,为了减小目标,经过慎重考虑,徐、陈决定分散行动。徐、陈带着保卫科长袁立夫,警卫员康海生、邱回春、赵家仕、王茂金一行七人,开始了奔赴延安的艰苦历程。


  他们一行在祁连山边缘地带走了六七天,由于敌人盘查很严,未找到空隙出山。行至张掖南面的西洞寨时,侦察探路的康海生、赵家仕被搜山的马家军骑兵抓去,袁立夫在黑夜里走散。在极其艰难危险的情况下,徐、陈二人昼伏夜行,继续东行。


  一天,徐、陈二人走到山丹县大黄山南坡的大马营,遇到了原籍湖北广水的农民万怀章。万怀章听出二人都是外地口音,以为是生意人,而且还是湖北老乡,便主动带他们到不远处的窑坡甘家庄老中医但复三家中。但复三早年在湖北时目睹红军打土豪、分田地、领导农民闹革命的情景,在情感上同情和支持红军。


  西路军作战失利后,他多次冒险收留流落西路军战士,为伤员治病,并资助路费使其归队。但复三见到陈昌浩、徐向前后,便以老乡相认,热情招待。徐、陈二人从但复三的言行举止中感到他为人忠厚,比较可靠,有了安全感,便在但家留宿过夜。两人约定第二天早起,继续东返。


  次日拂晓前,徐向前喊陈昌浩起床。可陈昌浩起不来了,胃疼得厉害,又发高烧,无法继续赶路,只得暂住在但复三家养病。这样徐向前只得孑然一身继续东行,昼夜兼程,沿着祁连山边的戈壁滩向陕北方向跋涉。


  徐向前行进到凉州一带,遇到了红三十军特务营营长蔡光波,两人便结伴同行,经古浪、土门、景泰,渡过黄河,翻过六盘山,经平凉到了甘肃镇原的小屯里,见到了援西军的耿飚、刘志坚。第二天,刘伯承派人把徐向前接到镇原援西军总部,战友相见,悲喜交集。


  在镇原休息了两三天后,徐向前随刘伯承、任弼时乘车到云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后来在西安见到了周恩来、林伯渠、谢觉哉等。1937年7月,徐向前与周恩来一道回到延安。


  刚到延安,毛泽东就接见了徐向前,听取了徐向前关于西路军的详细汇后,毛泽东安慰徐向前: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这些话使徐向前很受感动。


  陈昌浩与徐向前分手后,在但复三家大病一场。但复三为陈昌浩诊病配药,精心治疗,使陈昌浩的病情大有好转。但复三从来人口中得知,在他家养病的湖北同乡是西路军最高首长陈昌浩。


  从此但复三更为陈昌浩的安全担忧,处处倍加小心。他和义子聂有成、妻弟万怀章趁黑夜将陈昌浩转移到大黄山柳沟曹家大口子窑洞里隐藏养病,以进山采药为名,秘密给陈昌浩送去药品和食物。他还去张掖福音堂(西路军联络点)为陈昌浩买药。


  经过月余的调养,陈昌浩的病情逐渐好转,体力也得到恢复。这时陈昌浩向但复三提出要去陕北,但复三毅然决定带上义子聂有成护送陈昌浩东行。一路上他们三人装扮成一家人,以行医为掩护向兰州走去。


  到达兰州后,他们打听到西安有红军联络处,便乘车赶到西安寻找,但没有能够找到。又得知西安与延安有邮路可通,陈昌浩便给在延安的朱光写了一封信,一段时间过去了,可杳无回音。


  1937年6月,陈昌浩无奈之中乘火车南下,经过武汉,到达了革命老区湖北英山县,打算在这儿重举义旗,建立一支革命武装。但当地的反动武装非常嚣张,陈昌浩感到自己的愿望难以实现,又返回汉口,与阔别10年的老母和妻子、儿子见面。


  后来陈昌浩带着两个儿子复返西安,乘车到耀县后步行到达延安,回到了党的怀抱。


  西路军成军之时,全国三大主力红军共5万多人,内中红四方面军约4万人。西路军2.18万人,约占红军总数的近五分之二,四方面军的二分之一。自1936年10月24日西渡黄河,到1937年3月16日徐向前、陈昌浩离队,残部分散游击,历时近150天。


  2万将士,身处戈壁,面对强敌,孤军苦斗,以血肉之躯忠实地执行了中央和军委的战略方针和指挥部署,牵制敌军10万多人,毙伤敌2.5万余人,有力地配合了河东主力红军和友军的作战,为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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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揭秘西路军:为配合西安事变,3次西进之争,苦撑近150天有多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