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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从广东迁到湖北，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移迁到汉口，莫斯科各路驻华代表云集武汉，中国大革命时期几个最高领导机构（共产国际代表团、中共中央、武汉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使武汉成为风云际会、热闹非凡的“红色首都”。


1、国民党左派唯一大丈夫

　　武汉国民政府对外宣传任务是由宋庆龄和鲍罗廷负责的。


　　设在鲍公馆楼下的宣传机构和刊主要用英语宣传中国革命，动员美国人民和一切正义的人们，开展制止其政府对华武装干涉的活动。宋庆龄的主张一般首先发表在《人民论坛》上。


　　宋庆龄是鲍罗廷所尊敬的重要人物之一，她以孙中山的遗孀这一特殊身份和威望，很快就成为武汉国民党左派和国民政府的中坚人物。


　　在汉口德明饭店住了一段时间后，宋庆龄就搬到了黄陂路口的华俄道胜银行（今汉口沿江大道161一162号)居住。1927年元月华俄道胜银行改为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汉口分行。


　　宋庆龄在这里与娘家人一起住了8个月。在这段时期里，她为迁都武汉、建立武汉国民政府、组成“武汉党政临时联席会议”、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举办武汉妇女政治训练班、慰问和抢救伤员、对外宣传中国革命等做了大量工作。


　　宋庆龄是汉口鲍公馆的同志和朋友，她坚定地维护孙中山的革命遗教，在建设和维护武汉国民政府的风风雨雨的日子里，无论是反对蒋介石专权和“迁都之争”，还是在宁汉分裂之后的严峻形势里，她始终支持鲍罗廷的工作，被鲍罗廷称赞为是“国民党整个左派中唯一的大丈夫”。


2、“列宁纪念号”事件

　　鲍罗廷到武汉后身边人士发生的最大变化是，由于“列宁纪念号”事件，汉口鲍公馆的女主人鲍罗廷娜被捕，使鲍罗廷暂时失去了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助手。


　　鲍罗廷夫人全名是法尼娅·谢苗诺芙娜·鲍罗廷娜，她与鲍罗廷在美国芝加哥相识并结婚（1908年左右)。


　　当鲍罗廷在芝加哥的犹太区移民中创办了“（格鲁森）伯格进步预备学校”后，年轻的法尼娅·谢苗诺芙娜便成为该校校长鲍罗廷的重要助手。


　　从此，她练就了一身兼数职的出色工作能力。在美国，他们的大儿子弗列德和小儿子诺尔曼相隔7、8年先后出世。一家四口受美国文化的影响，都能说流利的英语，是一个很有文化教养的幸福家庭。


　　十月革命后，当鲍罗廷决定听从列宁召唤回到俄国时，通情达理的鲍罗廷娜也放弃了含辛茹苦建立起来的优裕生活，带着两个孩子回到莫斯科，并且跟着鲍罗廷也踏上了一条陌生和危险的革命道路。


　　在广州鲍公馆里，鲍罗廷娜就是一身兼数职的女主人。她既要照顾丈夫和孩子的生活起居，又要帮助丈夫处理各种日常事务。


　　由于丈夫的特殊地位和工作关系，她还参与了不少社会工作，结识了宋庆龄、何香凝、陈璧君和杨之华、蔡畅、邓颖超、王一知等人，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南方妇女运动的苏俄“顾问”。


　　1924年6月，鲍罗廷在完成协助中俄谈判的任务后，在返回广州的途中，与鲍罗廷娜一起对上海的妇女运动情况进行调研。


　　当时中共中央妇女部的负责人向警予因事不在上海，于是中央决定由其副手杨之华接待。由于有瞿秋白做翻译，杨之华顺利完成了任务，并因此促成了瞿杨之恋。这算是鲍罗廷夫妇的意外之功。鲍罗廷娜既有贤妻良母特有的耐心，又有秘书职业的细致。


　　苏俄顾问切列潘诺夫回忆说：


　　法尼娅·谢苗诺芙娜在那几年里担任鲍罗廷的秘书，她工作得很出色。


　　在广州国民政府北迁过程中，鲍罗廷随第一批人员先行一步，鲍罗廷娜和鲍罗廷的女秘书阿基莫娃等苏俄工作人员随谭延闿、顾孟余、何香凝等第二批离粤北上人员起程。一路艰辛，鲍罗廷娜于1927年1月初抵达“红色汉口”，鲍罗廷一家终于在武汉团聚。但是，好景不长。


　　正当鲍罗廷娜与宋庆龄一起活跃在多个活动集会尤其是妇女集会上时，不意在2月中旬的一次短暂旅行中失去人身自由，再无机会返回武汉。


　　当时，鲍罗廷娜带着11岁的小儿子诺尔曼悄悄地去了上海，她是为了托人将诺尔曼送回俄国。事情办成后，她乘坐“苏维埃商务舰队公司”所属的“列宁纪念号”轮船返汉。


　　不料，开船后的第二天，溯江而上的“列宁纪念号”轮船行至南京浦口时被军阀张宗昌部下扣留。


　　本来占据南京浦口长江两岸一带地区的是孙传芳部队，但是孙传芳被北伐军打败后，其地盘被安国军副总司令兼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的部队南下接管了。当时，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在苏俄顾问的帮助下，正向长江下游的南京一带推进，即将打响攻占南京的战役。


　　正是在双方决战的前夕，鲍罗廷娜乘坐的悬挂着苏联红旗的“列宁纪念号”轮船不能不引起张宗昌部队的注意和敌视。


　　鲍罗廷娜很清楚，作为鲍罗廷的夫人，她有可能被当作人质或被处死，因而刚开始时她极力掩饰自己的身份。但是，很快她就沮丧地发现要掩饰身份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因为，“列宁纪念号”之所以被截，正是因为他们已经获悉她在这条船上。鲍罗廷娜被扣押后，先是被囚禁在南京，不久被押解到济南，到5月上旬又被移送到京师警察厅拘押。这些过程都是秘密进行的。


　　直到3月24日，在武汉的鲍罗廷才得知妻子被捕的消息，他焦虑万分。张宗昌一面扣押着鲍罗廷夫人，一面派人到汉口与鲍罗廷谈判。于是一个自称是张宗昌的代表出现在汉口鲍公馆。他对鲍罗廷说，张司令要求鲍顾问主张南北和平妥协，并驱除共产派，然后送还夫人。尽管忧伤痛苦，但鲍罗廷当场拒绝了这蛮横无理的要求。


　　他明确地回答说：


　　送还夫人是我一人的事，而废弛中国民众的革命，那是很不对的，那是完全成了反革命。并且我一个俄国人，是没有代表中国民众的权利的。


　　张宗昌将鲍罗廷娜扣为人质，以图左右其丈夫的举动没有对鲍罗廷处理武汉政权事务产生什么影响，但是肯定给他带来了很大痛苦，同时也使他产生了大祸临头的感觉。


　　如果说此前鲍罗廷对妻子回到自己身边还抱有期望的话，那么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他似乎对法尼娅·谢苗诺芙娜的命运不抱任何幻想了。


　　万幸！法尼娅·谢苗诺芙娜·鲍罗廷娜最终没有牺牲。


　　1927年7月12日她被京师高等检察厅裁决“取保开释”。一离开看守所，鲍罗廷娜就被等候在外的苏俄使馆小汽车接走，迅速消失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之中。


　　但是，几个小时后，暴跳如雷的北京当局（张作霖于6月18日在北京怀仁堂宣布成立安国军政府，自称陆海大元帅)下令重新逮捕鲍罗廷娜。而负责此案预审的法官何隽虽然判决并未超过其职权，但政治后果的严重性使他弃职逃离，不敢回家。


　　于是扑朔迷离的鲍罗廷娜一案，引起了各种传说和谣言。而鲍罗廷娜自从保释后一直躲避军警的搜捕，在许多正义之士的帮助下、终于成功辗转取道回国，在莫斯科与家人团聚，这是后话。


3、批判蒋介石

　　蒋介石在迁都问题上出尔反尔、前后不一，并强行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政府留驻南昌，又要求解除鲍罗廷顾问职务，其专制跋扈的种种做法，引起了武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极为不满，于是武汉方面在鲍罗廷的指导下掀起了反独裁、强党权运动。


　　为了加强对这一运动的领导，1927年2月9日，部分在武汉的国民党高层干部举行会议，就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执行三大政策、扶助农工运动，以及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等问题作出决议。


　　为了执行上述决议，会议还决定由徐谦、吴玉章、邓演达、孙科和顾孟余5人组成“行动委员会”。


　　2月11日，《汉口民国日》发表题为《时局进展与吾党目前之责任》的社论，提出：


　　“整顿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扩大党的威信，要使我们的党真正能够成为一个最高权力机关，真正能领导一切实际工作。”


　　2月15日，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第九次会议，邓演达、顾孟余、张太雷、叶楚伧等30余人与会，由顾孟余告党务宣传情形，会议明确提出不使党权旁落分散、封建势力潜滋暗长，不使党务和政治随军事进展而日形退步，不使党重蹈辛亥革命覆辙。


　　为此会议针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倾向和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右派分子，特通过《党务宣传要点》如下：


　　（1）巩固党的权威，一切权力属于党；（2）统一党的指挥机关，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3）实现民主政治，扫除封建势力；（4）促汪精卫同志销假复职；（5）速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解决一切问题；（6）以打倒西山会议派的精神，对待一切党内的昏庸老朽的反动分子，然后才能铲除党外的危害本党的官僚市侩；（7）军队在党的指挥之下统一起来，准备与奉系的武装决斗。


　　两天后的17日，邓演达在《汉口民国日》发表《现在大家应注意的是什么？》一文，向读者指出：


　　目前的斗争是封建与民主之争，是革命与妥协之争，是成功与失败之争。因此，国民革命的成功，总是工农的力量作主，不应再把政权操到其他反对革命人们手上。


　　他在文章中不指名地警告蒋介石说：


　　“军事指挥者应该明白，自己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自己只有无条件地听从党的决定，接受党的制裁，才能增进党的权威，才能够拿这个权威去指挥统一全体军队，无论是旧有或新收的。”


　　19日，孙科在《汉口民国日》上发表《为什么要统一党的指导机关》一文：


　　指责蒋介石把持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变更党章规定，设立常务委员会主席，“差不多在政治上是一国的大总统，在党务上是一党的总理”，“不知不觉就成为一个迪克推多（英译"独裁者"）”。


　　邓演达、孙科的文章反映了武汉国民党左派的普遍情绪。


4、莫斯科方面的态度

　　为了动员全体党员和群众的力量，1万多国民党员和20万群众2月24日在武昌阅马场召开了一个以“救党”为主题的大会。


　　大会由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共产党员)董必武主持。


　　“救党”大会的目的是提高党权，大会的演讲者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其矛头所指自然是想搞专制独裁的蒋介石及其追随者。“救党”大会之后，武汉掀起了强党权运动，一些机关团体纷纷举行集会，或发表通电，一时间“打倒昏庸老朽分子”、“一切权力属于党”、“请汪精卫销假复职”的呼声四起。


　　鲍罗廷在武汉组织的反独裁、强党权运动，以及蒋介石的“去鲍”要求遭到武汉左派的抵制，都使蒋介石异常恼怒。


　　尽管他在多种场合一再表白自己是“本党的忠实党员”、“总理忠实的信徒”，但是，滞留在南昌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谭延闿、何香凝、丁惟汾、李烈钧、陈果夫5人还是于3月上旬离开了南昌，来到武汉参加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在南昌的中央执监委员最后只剩下蒋介石、张静江、朱培德3人，可见蒋介石在革命阵营中陷入了孤立的境地。


　　当蒋介石2月23日在九江向维经斯基宣称：


　　鲍罗廷离开中国和在国民党内确立“严格的纪律”，否则就“准备决裂”时，实际上是向莫斯科提出了关于改变共产国际在中国政策的最后通牒式的要求，但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以对中国政策的更加激进化作为对蒋介石最后通牒的答复。


　　3月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召开会议，就“关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工作制度作必要修改的问题”决定：


　　(1)认为有必要坚决执行发展工农运动、吸收工人群众加入共产党，吸收工农群众加入国民党政策。


　　(2)认为有必要坚决大力为国民党左派建立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的基础。


　　(3)必须在这一基础上大力促使国民党变为有内部纪律和经选举产生的组织；必须在这一基础上实行排挤国民党右派的方针，从政治上使他们声誉扫地并有步骤地自下而上地撤销他们担任的领导职务。


　　(4)必须坚决加强提拔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担任军队、军校、重要军事技术等部门干部职务的工作。


　　(5)必须坚持把军队从个别军阀的雇佣军变为革命政府的、联系群众的常备军的方针；实行掌握军队中重要职位的政策，在可能的地方着手建立特别忠于革命的军队。


　　(6)必须加强军队中国民党支部和共产党支部的工作，凡是没有支部、能够建立支部的地方都应建立支部；凡是不能建立共产党支部的地方必须通过秘密共产党员开展强有力的工作。


　　(7)必须实行武装工农、把各地农民委员会变成拥有自卫武装等的实际政权机构的方针。


　　从上述文件的表述来看，莫斯科关于中共政策的规定已向采取“坚决方针”转变。


　　相对于以往，这次关于工农运动的指示以及关于军队、国民党和党的工作的指示在表述上都使用了绝对的口气，如“必须”、“坚决”、“无论如何”、“大力”、“一切地方”等等，尤其要求在国民党内“实行排挤右派的方针”，“有步骤地自下而上地撤销他们担任的领导职务”。


5、清算蒋介石的会议

　　莫斯科这一新的激进政策在3月10日一17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中得到了体现和贯彻。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是“在鲍罗廷的严密控制下”召开的，按照莫斯科的意见，蒋介石务必要参加这次全会，但是到了3月10日，蒋介石最终也没有露面。于是，作为国民党的高等顾问，鲍罗廷也只好顺其自然、过时不候了。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最终能够在武汉成功召开，其本身就是反对蒋介石独裁行为的恢复党权运动的胜利成果。


　　更重要的是，会议的内容以党的文件形式对蒋介石主导召开的二届二中全会的规定作了许多重大修正。


　　最主要的是，三中全会修改了二中全会后党内实行的主席制，采取防止个人独裁和军事专制的新集体领导体制。


　　会议通过了《统一领导机关案》，规定：


　　中央常务委员会对于党务、政治、军事行使最终议决权，但中央常务委员会不设主席，实行集体领导，同时设立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审议政治问题，议决后“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国民政府执行”。


　　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军事委员会，作为国民政府最高军事行政机关。


　　军事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中的高级军官和不任军职的中央委员两部分组成，不设主席而设主席团，主席团由军事委员会委员中的7人组成，负责执行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军事之决议及军委全体会议之决议，并处理军事日常事务，主席团的决议及命令，须有4人签名方能生效，总司令、前敌总指挥、军长等，须军委会提出，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


　　此外，为了防止个人干预外交，会议通过了《统一外交决议案》；为防止个人干预财政，会议通过了《统一财政决议案》。


　　同时，会议还采纳彭泽民的意见，规定军事政治学校均改校长制为委员制，以制约蒋介石利用黄埔军校培植私人势力。


　　三中全会建立的这些旨在“解决党与个人关系问题”的集体领导原则，实际上取消了蒋介石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委会主席、军人部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等职，将蒋介石从权力的巅峰上“请”了下来。


6、胜利背后的遗患

　　二届三中全会坚持并重申了国民党“一大”所确立的路线和政策，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会议除通过《农民问题决议案》外，还通过了《对全国农民宣言》。


　　《宣言》指出，革命“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使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之活动，在农民威力之下，完全消灭”，使农村政权转移到农民手中，为此要武装农民。


　　《决议案》提出建立区乡机关、设立土地委员会，在本年内完全实行减租25%，依法没收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者的土地财产，明令禁止高利盘剥等。


　　这些都是鲍罗廷自“三二〇”事件以后一直强调要进行的工作，但二届二中全会没有涉及。


　　鲍罗廷对二届三中全会的成果是很满意的。


　　后来回到莫斯科，他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会员大会上作告时指出：


　　到国民党中央三月全会召开时，我们在武汉已做好了各方面的充分准备。而全会作出了一切必要的决定，根据这些决定可以开始同三月分子（中山舰事件发动者）进行积极的斗争。全会巩固了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的联盟。共产党人可以参加武汉政府，以便利用一些最重要的部（农民部、内务部、劳工部）来发展和深化革命。从全会的结果看，的确可以说，我们利用了蒋介石，并准备抛弃他，就像地弃一个挤干了的柠檬一样。


　　老实说，鲍罗廷作告时的心态多少有点类似阿Q的精神胜利法。


　　从理论上说，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是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党人的一次空前胜利。它完成了1926年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未能完成的任务，纠正了蒋介石操纵召开的二届二中全会所作出的许多错误决定，从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手中夺回了党权和政权，其意义重大。


　　但是，纸上的宣言和决议终究敌不过蒋介石手中掌握的枪杆子，因此武汉方面削弱蒋介石军权的一些重大措施，在实际中已经难以产生什么效用。


　　很快蒋就利用手中掌握的军权，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在南京建立起了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的南京国民政府。


　　由此，国民革命运动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后，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分裂。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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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蒋介石翻脸后，我党和国民党左派，为彻底清算蒋介石有多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