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文宁


　　一


　　1945年8月15日，在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前一小时，蒋介石在重庆广播电台发表“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这就是著名的“以德怨”讲话。不过，他在讲话中并未涉及“以德怨”的词语，是日本媒体在之后的道中使用了“以德怨”这个词，便为人所接受并沿用。


　　以往蒋介石的讲话稿都由“御笔”陈布雷代拟，但这一次例外，由蒋亲自起草。在讲话中，蒋介石回顾了中国抗战八年所遭受的痛苦与牺牲，提及战后日本的困难以及中日民族的前途时，联想基督“待人如己”“要爱敌人”的训言，号召国人“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行。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企图复……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则冤冤相，永无终止，绝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这是我们每个军民同胞今天所应该特别注意的”。


　　蒋介石的这番讲话，令国人颇为吃惊；更不敢相信，他们刚从屠城血泪中获得新生，居然就被告诫要和敌人“握手言和”。


　　蒋介石对日本礼让谦恭，俨然一副高姿态，不得不让人感到困惑。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来，中国惨遭蹂躏，人员伤亡惨烈，财产损失甚巨，故有必要在战后讨回公道，还中国一个正义。可为何蒋介石要对敌人如此仁慈？为何日本甫一投降，蒋介石就急不可耐地抛出“以德怨”的论调，这其中的出发点究竟是什么？事实上，在“以德怨”的背后，隐匿着深刻的政治背景。



　　蒋介石（前排右五）出席抗日战争胜利纪念会


　　二


　　日本宣布投降后，在中国战区的日军（东北三省除外）总数达一百二十八万余人。他们自认为没有受到致命打击，是因本国投降而不得已为之。所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对向中国投降很不服气，他曾密电东京日本陆军军部表示：“而今百万精锐尚在，竟向重庆的残兵败将投降，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听命的。”


　　接收这样一支如此庞大而又不愿降伏的军队，中国方面既无经验，更有担心。蒋介石也认识到，“与以往的受降不同，一般的受降，必然是胜利者完全压制住战败者之后才可以进行”，而“日军仍然占领着大片中华民国领土，它的军力虽衰，但是没有受到决定性的损害，由国军前去接受在日军支配下的沦陷区，当然不是简单的问题。何况自动屈膝的日军会不会在面临国军解除其武装时一变而做殊死的抗拒，也不能不先顾虑周到”。


　　同时，因日本投降事出突然，出乎国民政府的预料，故而是在极度慌乱中命令其部队和官员奔赴各地，准备从日本人手中接收沦陷区。尽管有美国人的鼎力相助，仍无法派兵即刻占据东北和关内的广大沦陷区。蒋介石担心，一旦日军降伏，会给共产党以千载难逢的机会，使沦陷区落入其手，进一步扩大他们的控制范围。


　　因此，如何接受日本投降，使之服务于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便成了当务之急。眼下，必须尽快和平解除日军的武装，由国军接收沦陷区的防务和敌产，掌握经济命脉与占据有利位置，不给共产党以可乘之机。而在国军尚未到达之前，如果继续让日军维持现状，等待其前来受降，是最佳选择。权衡利弊，蒋介石深感要对日本人手下留情。不唯如此，对于不愿承认失败的侵华日军，当加以安抚，若是负隅顽抗，会给当局造成极大损失。与日本结怨有害无益，不利于他与共产党的较量。从现实出发，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必须得到日方的合作。为达此目的，他对日发出一个信号，于是就有了“以德怨”的一席讲话。



　　1945年9月9日，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前排右）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呈递降书


　　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瞬息之间，大半个中国从敌占区变成了受降区。这既令人惊喜，又令人不安。惊喜的是中国最终取得了抗战的胜利，不安的是对于原来的敌占区由谁来受降？这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关系到战后国共两党军事力量的消长，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的政治走向。在蒋介石看来，新的危机出现了，这就是共产党及其军队。因此，排斥和打击共产党，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


　　为了不让中共插手受降，以便独揽和全盘接收，蒋介石煞费心机，于8月15日深夜发出电文，为即将到来的中国战区全面受降与接收做出了非同寻常的部署，为垄断受降定下了基调。次日，蒋介石又以统帅名义，一连发出三道命令，一令中共军队“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二令嫡系部队“加紧进军，勿稍松懈”；三令沦陷区伪军“维持治安，趁机赎罪”。而在华中地区，为了阻止新四军的对日受降，蒋介石命令伪上海市市长、大汉奸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统领伪军负责控制京沪杭地区。


　　1945年8月16日，冈村宁次收到蒋介石要他“忠于职守”的电，原本痛苦绝望的冈村欣喜异常，立即复电：“遵令执行，对不法扰乱治安者，不视为蒋委员长统制下的部队，将断然采取自卫行动。”随后即令所属日军在没有得到统帅的命令前，对共产党军队的任何要求都必须坚决拒绝，必要时不惜以武力进行自卫。


　　8月18日，何应钦将中国战区划分为十五个受降区（后又增加一个），并指派了各战区受降主官、接收地区及日军投降部队番号。但所有的安排，均与中共无涉。


　　在国共受降权争执时，日本中国派遣军的态度，无疑会对向谁投降产生影响。日本战败后，将受到盟国的重罚，届时中国将是处置日本的重要一员，而在国共两党中，蒋介石对投降后的日本表示“宽大”，他的“以德怨”，不啻给战败的日本人送上了一份安慰和惊喜。向国民党投降而拒绝向中共武装缴械，既符合盟军的意图，又达“投桃李”之效。


　　1945年12月23日，蒋介石接见了冈村宁次，对他拒不向八路军缴械，使国民党军队顺利接收表示感谢。冈村宁次在日记中写道：“蒋委员长始终浮现微笑，是个和蔼可亲的人。”


　　蒋介石还指示，为了不刺激对方，对投降的日军不称俘虏，而称“徒手官兵”。到遣返为止，不解散日军的组织，保持部队的指挥建制，以使“冈村宁次在统一联络状况下，始终能有序的接收并奉行我最高统帅及陆军总部之命令实施投降”。冈村宁次没有辜负蒋介石、何应钦的良苦用心，更感激他们“宽容敦厚”，恳切地表示“绝对服从，遵照命令实施”。



　　1945年11月，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上海代表中华民国政府接受日本投降前留影


　　蒋介石“以德怨”讲话，在很大程度上安抚了日本侵略者对于投降后遭受残酷惩罚的戒惧，加之双方在反共问题上的一致，随即密切配合，达到了预期目的。对此，蒋介石在1946年岁末的日记里，不无得意地记下这样一段话：“本年受降工作，幸已达成预定目标，颇足自慰。回忆当时共产党争取受降情形，诡计百出，险象环生，但终能突破艰难，顺利完成任务者，实因去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余立即发表广播演讲，说明中华民族传统之至高至贵之德行为——‘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决不以日本人民为敌，亦决不对敌人以前暴行加以复，使敌伪安心投降而共产党遂无蛊惑之机矣！”


　　责任编辑/吕静


　　以上内容摘选自《名人传记》2015年第7期。


本文标题：蒋介石对日“以德报怨”内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