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落无声时，想起有母亲的年

　　父亲在电话那头像老牛反刍一样，不急不慢地说着雪势，

　　我却想起多年前另一个雪夜——

　　那时母亲还在，炊烟裹着饭香飘过整个村庄。

　　六点刚过，天色便沉沉地压下来。关中平原的冬夜来得格外早，尤其落雪的时候。电话接通时，父亲的声音裹着一层倦意，又带着点被打扰后意外的欣喜。他说雪是傍晚开始落的，起先稀稀拉拉，转眼就成了棉絮般的阵仗，地上白了，远处的房和树也模糊了。

　　“用黄塑料桶接了两桶水，不然明早水管准冻上。”他顿了顿，像是仔细听着窗外的动静，“没啥声，雪落下来是没声的。”

　　他早早喝了汤，囫囵热了剩饭，便掩门上炕了。电热毯开到二档，空调机在头顶嗡嗡作响——这是被准许的取暖方式。才晚上七点多，他已经和衣躺下。一个人，在飘雪的黑夜里，除了把自己交给睡眠，还能做什么呢？若不睡，便是人与一盏孤灯两两相望，寂静会放大一切细碎的声响，而后困意便不由分说地接管身体。

　　我握着手机，听他像老牛反刍般，用不甚讲究却充满画面感的词句，描述这个寂寥的雪夜。他是76届的高中生，肚子里有些文墨，却总用最朴素的乡音讲话。他说现在怕冷得厉害，下了雪就得裹上笨重的棉裤，臃肿得不像样。“年轻那会儿可不是这样。”他话头一转，忽然说起在生产队的年月。

　　那该是四十多年前了。也是一场骇人的大雪，他作为队里的壮劳力，被派去大队饲养室帮忙。他和老饲养员在泥地上拢起火堆，给牲口驱寒。干得热气腾腾时，他索性把棉袄一脱，只穿着一件单布衫，浑身上下冒着白气，一点也不觉着冷。火光映着年轻饱满的脸膛，牲口在暖意里发出安稳的鼻息。那是火气正旺的年纪，寒冷是外在的、可征服的东西。

　　而关于雪的记忆，在我这里，却永远粘稠地缠绕着母亲的身影，缠绕着那些已然逝去的、热气腾腾的年关。

　　记忆总先于意识抵达。那是在更早的、老屋尚存的年代。窗户是旧的绿漆木框，关不严实。母亲先是寻来洗净的化肥袋内胆，用图钉仔细钉在窗缝上。可北风狡猾，总能寻到肉眼难见的空隙钻进来，像细密的针。后来她换了厚实的透明塑料布，整个儿蒙在窗户外侧，四周用木板条压紧。风是被挡住了，夜里却有了新的动静——狂风拍打着塑料布，发出巨大的、哗啦啦的响声，像是有什么庞然之物在窗外暴躁地推搡。那声音时常闯入梦境，化成怪异的鬼嚎或呜咽，将我生生惊醒。

　　可即便这样，心里仍是满当当的踏实。因为知道母亲就在隔壁，父亲或许已在小年前后归家，姐姐们也将陆续回来。家是完整的，风雨再大，也吹不散屋里的暖。

　　记忆最深的，是某个除夕前的黄昏。天色黑沉，北风刮着几日未化的积雪，村庄上空早早升起了炊烟。风大，烟便没了形状，东一股西一缕地飘散，张家的烟混进了李家的院子。母亲常说，看这炊烟的劲儿，就能猜出邻家晚饭的稀稠。那时节，空气里似乎都浮动着油炸果子、蒸馍和炖肉的隐约香气。

　　就在这炊烟将散未散时，一场蓄谋已久的大雪，终于纷纷扬扬地落了下来。狗吠声、孩童的欢呼声骤然响起，冰冷的雪反而让沉睡的村庄瞬间沸腾。也正是在这片沸腾里，院门“吱呀”一声被推开。父亲顶着一身白雪，像一座移动的小山，出现在门口。他并不急于进来，而是站在门洞里，结实实地跺了几下脚，嘭，嘭，嘭。那是他的仪式，宣告着他的归来，也索要着一场欢迎。

　　我们总是心领神会。我雀跃着跑去接他手里沉甸甸的行李——那不只是行李，更是一年劳作的收获与盼头。母亲则从容地上前，用手掌为他拍去肩上、帽上的积雪，动作轻柔而熟稔，雪花在她指尖迅速融化。然后她便转身去灶房，锅里早已温好了洗脸的热水。

　　第二天，必是一个晴朗得炫目的日子。一夜雪后，天地只剩下纯净的蓝与白。阳光毫无遮拦地洒下来，照得雪地晃眼。一家三口搬了小凳坐在门口晒暖，说着闲话。不久，巷口就传来姐姐们清亮的笑声和脚步声。人齐了，年的核心便到位了。全家出动，拉着平日里运粮载柴的架子车，浩浩荡荡去赶最后一个大集。车上空空地去，回来时却堆满了对联、炮仗、糖果、干货、鲜肉，还有给我们孩子添置的新衣。从街上到家里的几百米土路，洒下的是一串串抑制不住的欢笑。母亲走在最前头，不时回头清点人数和货物，她的脸颊被冷风吹得红扑扑的，眼睛亮晶晶的，那是她一年中最忙碌，也最焕发光彩的时刻。

　　母亲去世后，依照老家的规矩，我们过了三年没有春联、没有鞭炮、没有喧闹的年。仿佛时间在那一天被按下了暂停键，所有的色彩与声响都褪去了。三周年祭礼过后，我们试图重新拾起过年的仪式，却发现，有些东西再也找不回来了。

　　那种空缺，并非因为年龄增长消磨了童趣，也非物质丰盈稀释了期待。而是那个在灶台前忙碌、张罗着一切、用笑声填充每个缝隙的关键角色，永远地缺席了。她不在，贴再多的窗花也显得寂寥，置办再丰盛的年货也感觉寡淡。家的磁力，自此便衰弱了一大半。

　　这几年，我们姐弟几人回乡过年的意愿，像入冬后的水银柱，一路下跌。生活奔波自是理由，但心底都明镜似的：回去了，那个团圆也是缺了一角的。进门再无人嘘寒问暖地迎上来，床铺需要自己动手清扫翻晒，冰冷的灶台需要重新点燃。谁回去，谁便不得不接过母亲那份沉甸甸的职责，在忙碌与睹物思人中，品尝双倍的怅惘。这种预知的冷清，提前冷却了所有人的热情。

　　于是，父亲便成了母亲离去后，最漫长的承受者。他独自捱过了一个又一个寂静无声的年。屋子里空调可以制热，电热毯可以暖身，但那种弥漫在每个角落、属于“团圆”的热闹气息，是任何机器都无法生成的。他学会了早早睡觉，在电视喧闹的背景音里入睡，以此缩短漫长冬夜里独自清醒的时光。

　　父亲这一生，脾气硬，嘴也硬，对母亲确有诸多不够体贴之处。母亲病中，我们心里不是没有过怨怼。但这些年，看着他迅速衰颓下去，像一棵被抽走了部分根系的老树，在风里显得有些摇摇晃晃，那些怨气竟也渐渐被风吹散了。孤独是最公正也最残酷的审判，它日复一日地执行着刑罚。无论他是否低头认错，这惩罚都已足够深重。

　　他老了，真老了。背佝偻得厉害，走路步伐小而缓，眼睛也越发浑浊。我不知道，故乡的雪，他还能再看几场。在所有人终将面对的结局面前，还有什么，是不能被时光原谅的呢？

　　电话里，父亲的声音将我从回忆里拉回。“雪还下着呢，”他说，“看样子，能下一夜。”

　　窗外，我所在的城市灯火通明，却并无一片雪花飘落。但我知道，在七百公里外那个寂静的村庄里，雪正无声地覆盖着田野、屋脊和门前的小路。距离过年，不到一个月了。

　　“爸，”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说，“今年，我回家过年。”

　　电话那头静了一瞬，随即传来他不太清晰的一声“嗯”，像是被什么哽了一下。没有多余的询问，也没有客套的推拒。我们都明白，这个决定，无关热闹与否。

　　它关于一个老人可能所剩无多的冬天，关于一片再也无法弥补的缺失，也关于我心中，那处终于决定要回去填上的空洞。雪落无声，但有些东西，需要在雪化之前，紧紧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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