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7岁孩子，拿了隔壁怪叔叔的糖，还帮怪叔叔说了妈妈的坏话。


　　妈妈知道后，严厉地训斥了她。


　　她是该认错并以此为鉴，还是向妈妈狡辩、死不承认拿了怪叔叔的糖呢？


　　现实生活中，认错的孩子总会得到妈妈的谅解，而狡辩的孩子则会寒了妈妈的心。


　　但妈妈并不会责怪孩子的狡辩——毕竟，她才7岁嘛。


可是，如果她已经32岁了呢？

　　《东京一年》这本书，2017年刚出版时，我便买来读了。


　　买书的原因很简单，就冲着7岁出书的“文学天才少女”蒋方舟，但勉勉强强读完大失所望。


　　这本书其实是本日记集子，充斥着小布尔乔亚的文艺气息，三行字就编织出小资情调的气氛，渲染着东京的浪漫与时尚，输出着文青的“诗意”与“情趣”。


　　我的文学审美是鲁迅、是萧红，不是琼瑶、张爱玲，所以对这本少女书实在欣赏不来。


　　我也想不到，4年后，这本书会把蒋方舟带上热搜。


　　写作本书时，蒋方舟旅居日本一年。她为何会旅居日本呢？日本外务省给了回答。


　　“中国知识分子获得日方资助”的审计文件，蒋方舟赫然在列。换句话说，蒋方舟是拿着日本外务省的资助，在东京旅居的。


　　日本外务省把蒋方舟给“卖”了，舆情汹涌，席卷而来，蒋方舟急忙发声明回应。而这份回应，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7岁出书的蒋方舟，今年32岁了，却写出了7岁孩子一般稚嫩、拙劣的回应。


　　面对公众质疑其接受日本资助，蒋方舟回应的开头如是说：


　　“日本二战犯下罪行，至今没有道歉，这一点不可原谅，也毋庸置疑。”


　　这话当然是亮明立场。可这立场，是昨天才确定的吗？


　　如果这立场一以贯之，2017年，她又怎会接受“不能原谅的日本”发来的旅居邀请呢？


　　开头即露了底，下面的话，怎么说都有狡辩的嫌疑了。已发生的事，永远无法抵赖。


　　就在《东京一年》出版宣传期间，蒋方舟接受采访时便沾沾自喜地说明了——日本提供每月2万元的酬，而蒋方舟要做的工作是“啥也不干”。


　　如今，这2万元被描述为“我在日期间衣食住行在的所有生活成本以及研究费”，不论用途是什么，这，不正是日本的资助吗？


　　试问诸位读者，有谁去日本旅游，日本外务省还给了2万元补贴？


　　其实公众质疑的，无非两点：


第一，日本的资助拿了吗？第二，给日本的软文写了吗？

　　外务省资助的每月2万元，用途勿论，拿了就是拿了，钱入袋了，既成事实。


　　那日本的软文写了吗？蒋方舟极力解释自己并未宣传日本。


　　她是这么说的：“日交流期间，我还看到一个社会的复杂面向，观察到了日本老龄少子，日本年轻人缺乏活力甚至心理扭曲，日本社会对女性的物化和压制等等社会问题，记录在了《东京一年》的书中。 ”


　　可《东京一年》这本描写日本的书，还是登上了畅销书榜单，还是激起了无数女孩的东京梦，还是在书中留下了大篇幅书写“东京独居生活”美好的文章。


　　难道一只老虎长了痤疮，就变成斑马了？


　　这种避重就轻的解释，苍白无力，还是狡辩。


　　资助拿了，却说那不是资助；软文写了，却说那不是软文。


　　这就像开头那个拿了怪叔叔糖果的小女孩，做了错事，却选择狡辩。这不正是一种幼稚吗？


　　从7岁出书到如今，32岁的蒋方舟，已经做了25年的作家。


　　客观地说，她的作品始终距离严肃文学差很远，迈不进严肃文学的门，所书写的更多是小资情调的少女小品文。


　　说实在的，写了些宣传日本的文章，能认识到错误、能承认错误、能用更接地气的文字宣传我们自己的国家，也还是对社会有益的好。公众对一个女孩在27岁时写下的文字是有包容度的。


　　公众就像7岁孩子的妈妈，循循善诱地问：


“孩子，你知道错了吗？”

　　但32岁的蒋方舟，却选择了拙劣的回应——狡辩，像一个7岁的孩子一样狡辩。


　　这是我疑惑不解——这25年的写作生涯，是真的没有进步，还是远离普通人、普通生活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