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泪斩马谡的故事

2025-04-29 发布在观点

　　挥泪斩马谡的故事推荐文章1：丢失街亭后，马谡被诸葛亮“挥泪斩了”？正史：他逃跑了

　　说起三国，我们对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个情节应该是非常了解的，这一情节太虐心了，令众人久久不能忘怀！然而大家有没有想过，在正史中，马谡真的是被诸葛亮“挥泪斩杀”的吗？正史上他逃跑了。

　　挥泪斩马谡

　　挥泪斩马谡是发生在街亭之战后的故事。当时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命赵云出兵箕谷，吸引魏军主力，自己亲率大军进攻陇右，打了曹魏一个措手不及，陇右五郡直接投降了三郡。诸葛亮的行动震惊了曹魏众人，于是魏国派司马懿快速领兵来援，得知魏军援兵到来，诸葛亮准备命人去街亭防守，阻挡魏军的进攻步伐。

　　在防守街亭的人选上，按理说魏延最合适，毕竟他身经百战，能力受到大家的认可，但是诸葛亮却出人意料的选择了马谡，让马谡担任防守街亭之责，而让魏延去打辅助，令人惊讶。事实上，这就是诸葛亮在有意提拔马谡，准备让马谡获取此次战功，之后顺理成章的将马谡提拔起来。结果马谡这人，空有谋略，却无实战经验，枉费了诸葛亮的一片好心！

　　在守卫街亭时，马谡不仅不当道下寨，占据水源，反而去跑到山上扎营，最终被魏军截断水源，打得大败！街亭一破，诸葛亮的后路就遭到了威胁，所以他只能放弃之前的战果，下令全军撤退，就这样，原本形势大好的第一次北伐，就这么失败了。

　　撤回蜀地后，诸葛亮开始调查街亭失守的责任，并从众将口中了解到了此战的来龙去脉，发现主要责任在马谡，于是为了给众人一个交代，诸葛亮选择了就地斩杀马谡。

　　原文：谡自缚跪于帐前。孔明变色曰：“汝自幼饱读兵书，熟谙战法。吾累次丁宁告戒：街亭是吾根本。汝以全家之命，领此重任。汝若早听王平之言，岂有此祸？今败军折将，失地陷城，皆汝之过也！若不明正军律，何以服众？”叱左右推出斩之……须臾，武士献马谡首级于阶下。孔明大哭不已。

　　因为马谡丢失了街亭，导致北伐失败，所以诸葛亮挥泪将其斩杀。然而这毕竟是三国演义中的情节，小说总归和正史有所不同，那么在正史中，马谡的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马谡之死

　　事实上，在正史中，诸葛亮并没有挥泪斩马谡！演义中，马谡带着溃兵回到了诸葛亮身边，但是在正史中，马谡其实并没有带兵回到诸葛亮身边，而是直接临阵脱逃了。甚至于说，他在战败逃亡后，并没有主动回到诸葛亮身边，向诸葛亮认错，而是直接藏起来了！

　　《三国志》：五年，随亮汉中。朗素与马谡善，谡逃亡，朗知情不举，亮恨之，免官还成都。

　　在三国志关于向朗的一段记载中，说“谡逃亡，朗知情不举”，这其实就是说马谡在街亭战败后，并没有想着收拢溃兵，承担主将的责任，而是直接逃跑了，这一点，从诸葛亮对王平的提拔就可以看出，因为当时收拢溃兵之人乃是王平！之后向朗知情不举，意思就是说马谡跑了之后，并没有去向诸葛亮请罪，而是躲起来了，想要躲避责任，向朗知道马谡的情况却并没有向诸葛亮汇，所以向朗也因此遭到牵连，被贬官了。

　　除了这段记载，三国志中还有另外一段记载，马谡被抓获后，在狱中曾给诸葛亮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其实就是托孤，希望诸葛亮帮忙照顾马谡的家人。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在马谡被关到监狱后，其实诸葛亮并没有来见他，要不然他没必要写信给诸葛亮，直接当着诸葛亮的面交代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其实演义中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情节是完全虚构的！马谡败逃后，由于他躲避了起来，拒绝承担责任，所以诸葛亮一直没有见他，而是直接将他关进了监狱！既然两人没有见面，自然也就不会有“挥泪斩马谡”的情节了！

　　事实上，行军作战，哪里有百分百全胜的！打仗嘛，总是有风险，古人云胜败乃兵家常事，马谡战败并非什么不可饶恕之事，不少名将也有战败的经历，重点是马谡这个人没有担当，战败后竟然逃了，而且躲起来不去向诸葛亮主动承认错误，这就是他的问题了！这要是还不惩处，以后如何治军？

　　结语

　　正史上，丢失街亭后，马谡其实并没有被诸葛亮“挥泪斩杀”，而是逃跑了。因为自街亭战败后，马谡毫无担当，抛弃袍泽，直接逃跑，隐匿踪迹，这让诸葛亮非常愤怒。所以说，诸葛亮只是下令将其处死，并没有“挥泪斩杀”！

　　（本文主要参考《三国演义》《三国志》）

　　挥泪斩马谡的故事推荐文章2：沙飞的悲剧人生：枪杀日本医生聂荣臻挥泪斩马谡

　　文章摘自：人民网，：陈辉。文章版权归所有，如有请联系删除

　　沙飞，解放军第一位专职摄影记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新闻摄影机构的第一任领导者，中国摄影史上第一个提出摄影武器论的人。

　　1946年3月20日，解放区三大摄影家石少华、吴印咸、沙飞（从右至左）在张家口合影。左一为叶昌林

　　作为新华社驻北京军区军事记者，笔者是这样认识沙飞的：一次，笔者在北京军区《战友》观看社史图片，意外发现沙飞的照片，当时他任《战友》的前身《抗敌》编辑部副主任；一次，笔者在北京军区档案馆查资料，意外发现1950年3月8日《华北解放军》登载的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等签署的“沙飞目无法纪杀害人命，军法处判决处以极刑”的华北军区训令和华北军区军法处对沙飞的判决书；一次，笔者与同事郝建聊天，意外得知他父亲郝德贵曾是沙飞生前的护理员；一次，在钓鱼台国宾馆八一学校校友会上，笔者与沙飞枪杀的日本医生津泽胜的女儿池谷田鹤子意外相遇；一次，笔者到北京军区下属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采访，听到了许多沙飞当年住院的往事。

　　惊奇的发现，意外的巧合，功与过的强烈反差，使笔者对沙飞这位中国革命摄影史上的领军人物产生了好奇。于是，笔者开始探寻沙飞那传奇而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生。

　　沙飞结缘鲁迅，并为之拍下一系列照片；创办八路军第一份画

　　沙飞原名司徒传，祖籍广东开平。1912年5月5日，出生于广州一个药商家庭。1926年，14岁的沙飞在无线电学校毕业后毅然从军，在北伐军中当电台务员。他随军先后去了上海、宁波、济南、北京等地。北伐胜利后，他在广西梧州军用电台工作了3年。1935年6月，沙飞加入上海黑白影社。1936年9月，沙飞离开汕头，来到上海。从此，他开始用相机记录中国现代史上一幕幕重要的瞬间。

　　 1936年10月8日，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第二届全国木刻展览会举行，沙飞见到了敬仰已久的鲁迅并为之拍照。10月28日，广州《民国日》发表沙飞的文章《鲁迅先生在全国木刻展会场里》。

　　沙飞拍摄的鲁迅在第二届全国木刻展览会的照片，刻画出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轩昂气质，成为鲁迅留在人们心中永远的肖像。这是沙飞拍摄的第一组新闻照片。他一举成名！这组照片奠定了他作为职业摄影家的基础。

　　 1936年10月19日，沙飞得知鲁迅去世的消息后惊呆了，随即背上相机，直奔鲁迅寓所。他默立在鲁迅遗体前，深深鞠了三个躬，然后打开相机，连按了几下快门，用相机记录了葬礼的全过程。

　　沙飞为发表鲁迅的照片，要起一个笔名。他热爱祖国、向往自由，希望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于是，“沙飞”从此诞生！他以沙飞的笔名把照片投寄给上海、广东各大刊。《作家》“哀悼鲁迅先生特辑”、《生活星期刊》、《良友》、《中流》、《时代画》、《光明》、《文季月刊》先后刊登了署名沙飞的《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鲁迅遗容》等照片。

　　 1936年12月3日至5日，沙飞的第一个个人摄影展览在广州长堤基督教青年会举行，展出作品114幅，其中纪念鲁迅的照片26幅。有人形象地说：“鲁迅先生走了，摄影家‘沙飞’诞生了。”

　　　1937年10月，沙飞在河北阜平，经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批准，加入八路军，并正式由司徒传改名为沙飞，成为人民军队第一位专职新闻摄影记者。12月，到晋察冀军区《抗敌》编辑部任副主任。

　　参加八路军不久，沙飞就和战友一起创立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摄影工作室。1939年2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新闻摄影科成立,沙飞任科长。这是根据地最早的新闻摄影机构。

　　 1938年12月，为了更好地发挥新闻摄影的宣传作用，沙飞萌发了举办战地摄影展的想法。于是，他和战友们紧张筹备，把一年多来拍摄的晋察冀边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类照片底片印成小样片，贴在马粪纸上，再缝在长条布上，挂在了军区驻地平山县蛟潭庄的大庙里。1939年元旦，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摄影展览正式推出。八路军官兵和周围数十里村庄的群众争相前来观看，受到极大震撼。聂荣臻观看展览后高兴地说：“照片形象鲜明真实，战士和老乡们容易看懂。照片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教育工具，要是能够放大，群众会看得更清楚，那就更好了。”影展结束后，聂荣臻还派人将照片送到延安和重庆，受到毛泽东的赞赏。

　　影展取得成功后，沙飞就一直思索如何落实聂荣臻的指示，扩大新闻摄影宣传教育的效果。于是，他大胆地提出了创办画的设想，得到了聂荣臻的肯定和大力支持。1942年3月20日，首试出版《时事专刊》，喜获成功。5月1日，晋察冀画社在平山县指角沟村正式成立，沙飞任主任，全社100余人。6月，沙飞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了出版《晋察冀画》，沙飞连续工作，累得吐了血。7月1日，第一本五色套版精印的《晋察冀画》创刊号问世了，为党的21岁生日献上了一份厚礼。画内容新颖，图文并茂，共发表新闻照片150幅，其中沙飞一人作品就有82幅。随后，《晋察冀画》创刊号正式出版发行了1000册，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发送到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重庆、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民各单位、其他抗日根据地及苏联、美国、英国、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引起了强烈反响。

　　截至1948年，画社在6年时间里，共出版《晋察冀画》13期，还出版了《解放画刊》、《时事专刊》、《旬刊》等17种画、67万余册读物，面向国内外发行。此外，沙飞还先后派人协助各抗日根据地创办了《冀热辽画》、《冀中画》、《人民画》、《山东画》等。这些画和读物的出版发行，对鼓舞抗日军民斗志，分化瓦解敌军，争取国际支援，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12年枪林弹雨的岁月中，沙飞以相机为武器，视摄影为生命。通过摄入镜头里的一幅幅画面，见证了祖国遭受的苦难，讴歌了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他用数以千计的作品，树起了中国摄影史上的一座丰碑。

　　沙飞不仅用影像记录历史，而且还特别注重对摄影底片的保存。自创立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摄影工作室之日起，沙飞就要求摄影工要把照片底片当做生命一样看待。他经常强调：“摄影底片是画社的命根子，是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民与日寇浴血奋战的缩影，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实行‘三光’政策的历史见证，是教育子孙后代的珍贵资料。”当时，沙飞还专门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

　　 1948年5月25日，晋察冀画社、人民画社、冀中画社三社合一，成立华北画社，沙飞任主任。

　　沙飞的镜头下有白求恩，有聂荣臻与日本小姑娘，等等

　　沙飞反映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为八路军救死扶伤的照片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沙飞的女儿王雁说：“父亲生前还有一位要好的国际朋友，就是白求恩先生。他拍摄了《戴着八路军臂章的白求恩大夫》、《白求恩与晋察冀边区军政首长合影》、《白求恩和八路军战士在一起》、《白求恩和八路军哨兵在一起》、《白求恩和自卫队员合影》等照片。

　　 “白求恩大夫以身殉职后，在遗体告别时，人们无不痛哭失声，就连身经百战，亲眼看过无数亲密战友伤亡，曾经以‘铁石心肠’自称的聂荣臻将军也潸然泪下。父亲一边流泪一边揿动快门，拍下了这些动人的历史镜头。白求恩在遗嘱中要求，将他心爱的柯达相机赠给沙飞同志。后来，白求恩送给父亲的柯达相机和盛放着他所拍摄的鲁迅先生生前最后留影底片的小铁盒子，总是随身带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沙飞结识白求恩实属巧合。1938年5月，沙飞因为身体不好，住进山西五台县耿镇河北村的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卫生所休养。6月的一天，白求恩率领医疗队从延安到达五台县金刚库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正在住院的沙飞得知白求恩来到军区后，便借了一匹马一路扬鞭赶到司令部，拍下了第一张白求恩的照片。

　　在晋察冀军区期间，白求恩致力于改进八路军的医疗和战地救治工作，组织制作多种医疗器械，给部队医务人员传授医疗知识和技术，编写医疗图解手册，举办医务干部实习周，加速培养卫生干部。在他的推动下，军区后方医院被评为模范医院。

　　 1938年9月15日，聂荣臻等人参加了晋察冀边区模范医院落成典礼。那天，身着八路军服装的白求恩显得格外精神，沙飞拍摄了不少珍贵镜头。沙飞住院期间，与白求恩有过几次接触，他用并不流畅的英语同白求恩进行交流。白求恩也是一位摄影爱好者，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为挚友。沙飞给白求恩讲述的大多是中国军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感人故事，白求恩给予沙飞更多的是精神和艺术的启发。

　　白求恩逝世的消息传来，沙飞十分悲痛。他立即前往医院，为白求恩拍摄遗容照。照片上的白求恩静静地躺在床上，头发有些凌乱，脸颊显得瘦削，身上盖着一床旧军被。

　　　在1942年7月出版的《晋察冀画》创刊号上，沙飞精心选编了一组“纪念国际反法西斯伟大战士诺尔曼·白求恩”的专题摄影道，以表达中国人民对白求恩的缅怀之情和他对异国战友的深切怀念。

　　目前中国保留的白求恩参加抗战的照片，都出自沙飞之手。

　　 1980年5月，在中日之间掀起了一股“中国元帅与日本小姑娘”的热潮，其根源是沙飞40年前拍摄的照片《聂荣臻将军与日本小姑娘》。

　　 1940年8月，百团大战打响。21日，八路军在攻打日军占据的河北井陉煤矿战斗中，抢救出两名日本小女孩——美穗子和美子。

　　美穗子姐妹俩很快被送到了前线司令部，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闻讯后前来看望。他安排一名战士给5岁的美穗子做“保姆”，并给不满周岁的美子找了奶娘。聂荣臻原想收养她们，经再三考虑还是觉得送回日本为好。为安全起见，聂荣臻专门给驻守在石家庄的日军军官写了一封信。8月25日，他派老乡用箩筐挑着两个小姑娘，一村又一村，采取接力方式送到驻守石太线微水车站的日军，后由微水车站副站长冈部义太郎将姐妹俩送到石家庄。日军收到两个孩子后，给聂荣臻回信表示感谢。1940年10月，美穗子的伯父加藤国雄从石家庄将她接回故乡——日本宫崎县都城市。妹妹美子因病死于石家庄石门医院。

　　百团大战开始后，沙飞一直跟随部队参加战斗，聂荣臻担心他在前线有危险，专门去电将其召回随司令部行动。沙飞刚回到司令部，就目睹了聂荣臻照顾美穗子姐妹的情景。他敏锐地拍摄了20多张珍贵照片，留下了不朽的名作《聂荣臻将军与日本小姑娘》。沙飞曾对战友说:“这些照片几十年后发到日本，可能会发生作用。”

　　沙飞的预见，40年后得到了验证。1980年5月29日，《解放军》、《人民日》刊登了姚远方的文章《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和沙飞当年拍摄的《聂荣臻将军与日本小姑娘》一组照片，将这段往事公之于众。

　　第二天，日本一些纸就道了这则消息。此事在中日两国引起极大反响，广大读者对聂荣臻在40年后还记挂着日本小姐妹非常感动，并十分关注美穗子姐妹俩的命运，纷纷给社写信或打电话提供线索。经过多方寻找和详细核实，《读卖新闻》记者终于在宫崎县找到了美穗子。当时的美穗子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和丈夫经营一个五金商店。美穗子也看到了纸关于寻找她的道，心情格外激动。她立即给聂荣臻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感谢当年救命之恩，并希望能早日到中国，当面致谢。

　　 1980年7月10日，恰逢美穗子44岁生日，她带着一家人如愿来到了北京。年过八旬的聂荣臻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美穗子一家。

　　美穗子一家还特意来到河北井陉矿区参观访问，并赠送沙飞家人一张全家福照片，表示对沙飞的感谢之情和深切怀念。

　　悲剧发生，沙飞枪杀了日本医生津泽胜；又一幕悲剧发生，沙飞被华北军区军法处处以极刑

　　　１９４８年５月，沙飞因肺结核住进位于石家庄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以下简称和平医院），给他治病的是日本医生津泽胜。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５日，悲剧发生了。这一天，在按照沙飞要求诊病之后，津泽胜给他开了两种药。当津泽胜转身出门，刚走了两三步时，沙飞对着他开了两枪，津泽胜顿时倒在门口。紧接着，沙飞又从床边走到津泽胜跟前，对着他的头开了一枪，打中脑门正中。

　　笔者同事郝建的父亲郝德贵，1949年6月参加解放军，离休前任269医院政委，当年他在和平医院担任沙飞的护理员。郝老回忆了沙飞住院、误杀津泽胜和被执行极刑的全过程：

　　认识沙飞是在1949年，那时我还不满13周岁，是当时华北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年龄最小的小兵，在一部(内科)当看护员。这里住的病人都是师团职干部，病人中沙飞给我的印象最深。那时，他带有两名警卫员，一看就是个大干部，还听说他是画社主任，我们都叫他沙主任。他随身带着照相机，桌子上还摆着一个留声机，当时我对这些东西都很好奇。

　　由于历史原因，当时我军医院中有不少日籍医护人员，仅和平医院日籍人员连同他们的家属就有200余人，他们分布在医院各个科室，津泽胜就是其中一个。津泽胜时任和平医院一部主任医师，他工作严谨，认真负责，在病人中颇有声望，沙飞当时就是他主治的病人之一。

　　 1949年12月15日这一天，正处农历大雪时节，天气阴冷。病人开过午饭后正在午休，突然从对面病房传来两声枪响。正当我惊魂未定时，“啪!”又响了一枪，当时我被这连续的枪声惊呆了。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稍微镇定后，我开门出去了。这时候走廊里已有不少人，医生和护士长他们正在忙着把津泽胜抬上担架紧急送往手术室，机关来的人吩咐要保护好现场，协理员和几个病人正在围着沙飞说些什么。只听沙飞不住地说：“人是我打死的，我负责，他暗杀我，我有证据。”

　　事后，我听警卫员讲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午饭后，沙飞显得十分烦躁，在病房里坐卧不宁。警卫员催他午休，沙飞却不耐烦地说：“不忙，你去把给我治病的津泽胜喊来，我有事找他。”

　　不一会儿，门外传来脚步声，沙飞从床上站起来。门开了，进来的是警卫员，他对沙飞说：“津泽胜大夫一会儿就来查房。”

　　过了一会儿，门被推开了，这次先进来的是津泽胜的女助手张富云医生，然后进门的是津泽胜。进门后，张医生站在沙飞的右侧，手里拿着病例夹子不时地记录沙飞回答津泽胜查询的病情，两个警卫员侍立两旁。沙飞表现得极度狂躁不安，他极不耐烦而又心不在焉地回答着津泽胜对于病情的询问。有时答非所问，有时拒不作答，令津泽胜十分尴尬，只好暂时离开病房。

　　不料津泽胜和张富云刚走，沙飞又要警卫员李有志把津泽胜找回来，说有要紧的事。

　　李有志回来了，津泽胜紧跟其后，进门后回身把门带上，刚转过身来未及说话，只见沙飞的右手飞快地从裤兜里掏出手枪朝津泽胜连开了两枪。这两枪射出的子弹一发击中津泽胜的前额，一发在他的左边擦肩而过，津泽胜当场倒在地上。此时，两个警卫员都惊呆了，一齐前来夺沙飞手中的枪，沙飞猛地转过身来，将枪口对着警卫员，趁其不备，右臂猛地往前一撞，歇斯底里地吼道：“他暗杀我，我就要打死他。”沙飞趁警卫员被他撞得后退数步之际，又凑到津泽胜近前，朝津泽胜的额部正中又开了致命的一枪。这时，两个警卫员一齐向沙飞扑过去，一人抱住他，一人奋力夺下他手里的枪，然后一人留在现场，一人飞快跑到院部告。

　　津泽胜遭枪击后，被医护人员迅速送往手术室抢救。消息瞬间传遍了全院，传到北京，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震惊了，同时也在日籍人员中引起极大的恐慌和不安。院领导迅速抽调人员组成精干的抢救班子，一面争分夺秒抢救津泽胜，一面抽调干部下到各部做好日籍人员的安抚工作，稳定他们的情绪。

　　为了抢救津泽胜，军区调派专机从北京送来了最优秀的外科专家和最好的药品。全院人员都企盼着能从死神手里早日夺回津泽胜的生命，医院播音室不断向全院告津泽胜的病情。当人们得知打入津泽胜颅骨的子弹意外掉出时，仿佛看到了一线希望，盼望着奇迹的出现，然而终因津泽胜伤势过重抢救未获成功。

　　 1950年新年过后，《华北解放军》刊登了华北军区政治部关于开除沙飞党籍的决定。2月24日，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下达判决书，判处沙飞极刑。《华北解放军》还全文刊登了由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副司令员徐向前，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副主任张南生、张致祥共同签署颁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训令》昭告全军。

　　 3月4日，在和平医院操场召开了对沙飞的宣判大会。判决书大意是，沙飞因狭隘的民族主义，对津泽胜医生在治疗过程中怀疑对他有谋害行为，查无任何根据，纯属臆想，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违犯了国家法律，违反了党的政策和军队的纪律，特别判处沙飞极刑，以严肃法纪而保障人权。随后，沙飞被执行极刑。

　　在沙飞人生的最后岁月有一件必须交代的往事。被关押期间，监守人员搜查时，从沙飞贴身的衬衣上兜中，发现了用蜡纸或者说防潮纸层层包裹的鲁迅遗像底片。监守人员要拿走，沙飞死死地捂住衣兜，并大吼：“这是我自己的东西，这是我参加革命前自己的东西！”监守人员当即向上级汇了这一情况。上级派来一名干部和沙飞讲道理，让他自己拿出来查验一下，如确系照片底片，可以允许带在身上。沙飞这才拿出来当场查验，确系鲁迅生前最后留影的底片，又还给了他。

　　沙飞走后，他的遗物被拿到了华北画社（解放军画社前身）。战友吴群、李遇寅发现没有鲁迅的底片时，立即写信追问底片的下落。他们都知道，沙飞对鲁迅底片很珍爱，用纸单独包好每张底片，再把十几张底片放在一个小铁盒里，13年来，他一直把这个小铁盒放在上衣口袋里。

　　 1950年4月5日，负责关押沙飞并行刑的华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保卫部就鲁迅底片回函：“关于沙飞所摄制之鲁迅先生的底片，来时他要求自己保存，怕给别人遗失。当时负责检查的同志认为那是和他的案情无关的东西，为了照顾他的情绪，就交给他了。但最后处决他的时候，由于工作上的疏忽，已忘了这回事，没有给他要过来。可能是在他身上放着埋葬起来了。”

　　数年后，沙飞的家人曾多次查找沙飞的墓地。但由于沙飞死后，墓地经过两次迁移，一直没有找到。

　　被沙飞枪杀的日本医生津泽胜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与沙飞有过历史恩怨吗

　　带着诸多的疑问，笔者来到了位于北京紫竹院附近的一座小楼中，拜会了开国少将、总后勤部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希彭之子殷子烈。

　　殷子烈退休前任中国国际企业合作公司总经理，退休后任晋察冀老区继承先烈遗志协会秘书长。他与津泽胜的女儿池谷田鹤子和沙飞的女儿王雁是荣臻小学（今北京八一学校）的校友，对津泽胜比较熟悉。他给笔者讲述了抗日战争刚刚胜利时，发生在华北军区卫生系统的往事：

　　父亲殷希彭，1900年出生在普通人家，发奋学习，追求着人生一世“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梦想，20岁以优异成绩考入河北大学医科就读。毕业后被送往日本东京庆应大学医学部，获医学博士学位。1930年回国任河北省立医学院病理学主任教授。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5年3月，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同时兼任由白求恩医科学校为骨干组建的华北医科大学校长。

　　日本投降以后，学校进驻张家口，与张家口医学院合并，命名为白求恩医科大学，我父亲仍兼任校长。为使学校更快发展，他吸收原张家口伪蒙疆中央医学院的医生、教师及其他卫生人员参加我军并到白求恩医科大学工作。经过多方工作，院长、著名病理学教授稗田宪太郎和20多名日籍教师、医生、护士参加八路军，到白求恩医科大学工作，这其中就有被沙飞误杀的津泽胜。

　　殷子烈介绍，津泽胜是稗田宪太郎的学生、好友，也是难得的医学人才。当时，他在北平和妻子开了一个小诊所，稗田动员他们夫妇到张家口参加了八路军。

　　津泽胜的女儿池谷田鹤子写文章回忆自己的父母：

　　我父亲出生于日本熊本县，在满洲医科大学毕业后成为内科大夫。父亲是个诚实、认真、对病人不摆架子和无论什么样的病人都一视同仁的人，技术也不错。1943年，我父母在北平东单西观音寺胡同开了个诊所，他们两人都是内科大夫。病人大部分是中国人，还有日本人、朝鲜人。从小我就跟胡同周围的中国孩子们玩，说的也就是当时的北平话。

　　 1945年10月，父母带着我和妹妹由利子从北平来到了张家口，跟随父亲的导师稗田宪太郎一同参加了八路军。在那个年代，有不少的日本技术人员留在了中国。为了建设一个新国家，他们在各个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当时张家口刚刚被八路军解放，成了边区的根据地。……我父亲在白求恩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任内科主任。晋察冀军区的卫生部长是殷希彭教授，曾留过日的病理学者。这两位教授一见如故。殷部长对日本工作人员关照得很周到。

　　后来，我们又随着八路军从张家口转移，行军走了三个月来到了河北省唐县葛公村。在这里我们停留了近两年。我们这些孩子则离开父母被送进荣臻子弟学校学习。1949年，白求恩医科大学迁到石家庄。12月，在医院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我的父亲因此离开了人世，这是我的童年时代受到的最大的打击。

　　津泽胜的女助手张富云也回忆了她心目中的津泽胜：

　　我与津泽胜大夫认识于1948年10月初，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从河北获鹿县杜北村迁入石家庄市现址，当时医院有100多名日籍医务人员。

　　内科主任是津泽胜大夫，中等个，微胖，能说汉语。我刚大学毕业，听说主任查房，特别紧张。告病历后，他领着我们逐个查看病人，面带笑容，和蔼可亲，耐心询问病人的症状，认真细致地查体。每次总能发现新体征、新问题，指出诊断和治疗方针，解决疑难问题。

　　对我们工作中的差错，他从不呵斥，而且善意地说“这样不对或不好”，同时教你如何如何做。抢救病人时，他更是不分昼夜，不顾劳累地在现场指导，直至病人转危为安。他的精湛医术和良好的医德，受到全体工作人员和病人的称赞。渐渐地，我们由衷地敬佩他。他像老师，又像长者，至今仍然令人念念不忘。

　　津泽胜先生是最早参加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之一。对八路军的政策有相当的认识了解。他的工作精神很快融入到以白求恩的名字命名的国际和平医院。他认为自己能成为这所具有光荣传统医院的一员是他一生的幸运和理想。他的善良和美德、工作极端负责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通过众多当事人的回忆，可以看出日本医生津泽胜与沙飞无冤无仇，而且为沙飞治病，为解放军的卫生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他被沙飞枪杀完全是无辜的。

　　沙飞为什么要枪杀津泽胜，是精神失常吗？历史沉淀之后，沙飞一案如何平反

　　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与沙飞有着特殊的感情，华北军区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就出自沙飞之手。杀沙飞对聂荣臻来说是个艰难的选择。

　　沙飞枪杀津泽胜事发后，如何处理沙飞的请示很快送到了聂荣臻的面前。沙飞的生死大权要由聂荣臻来决定。聂荣臻当时存有疑问，他当即提出：“沙飞精神是否正常？”

　　聂荣臻希望能够找到证据。但由于沙飞是间歇性发病，其神经正常时，思维、言行与常人无异，书信也字迹清楚、文笔流畅。调查结果终于了上来：“沙飞在医院检查神经健全。”最终，聂荣臻考虑到国际影响及中日两国的关系，无奈地作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挥泪斩马谡，厚葬沙飞，他贡献大。”

　　沙飞果真“神经健全”？事隔多年后，许多当事人提供了相反的事实和结论。

　　沙飞生前的护理员郝德贵回忆：

　　沙飞住院后情绪极不稳定，性情变得古怪多疑，有时甚至狂躁不安，这种现象下午为重。

　　在我的记忆中，沙飞对日本侵略者无比仇视，每当谈起日本鬼子的法西斯暴行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时，他恨得咬牙切齿。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腔怒火和他的愤恨心情，对于没经历那场灾难的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他甚至憎恨所有日本人，包括为他治病的津泽胜也不例外。

　　进入初冬的一天下午，我和警卫员陪沙飞在院子里散步，他忽然问我：“小鬼，你说津泽胜是不是好人呢？”我当时想，他怎么会问这样奇怪的问题呢？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好人。”沙飞听了很不高兴，生气地说：“你这个小鬼太单纯了，看问题太片面，你要学会辩证地看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比如津泽胜要我多散步，冬天多晒太阳，这表面上看是为了病人好，但是只是想通过散步消耗我的体力，通过晒太阳，利用紫外线杀伤我的细胞减少我体内的抵抗力。这就好比他平时给我透视照相一样，想利用放射线杀灭我体内的细胞，借此达到他杀人的目的是一样的，你怎么还说他是好人呢？”

　　我和警卫员看他越说越离谱，情绪越来越激动，赶紧把话题岔开，劝他回病房休息。回来后，我把沙飞的情况向医生作了汇。

　　 2007年1月，津泽胜的助手张富云在和平医院建院79周年时，作了这样的回忆和分析：

　　沙飞有严重失眠，抑郁的心情，津泽主任也常给予耐心解积安抚。沙飞平时对医生、护士语言不多，但也平易近人，性情内向，有时他很幽默。沙飞入院后经一年多的休养治疗，肺结核病己吸收钙化痊愈。他要求出院，经津泽主任审查他的病情之后，同意病人意见可以出院。

　　事发后，我和同志们也一起议论过，以沙飞那样的高级干部，怎么会对党的政策不理解，对日籍医务人员参加我院的工作持那么大反感呢？怎么能对勤勤恳恳地为他医治好了疾病的津泽主任那样怀疑和仇恨，竟不顾国法军纪而致人死地呢？

　　今天回顾事件发生的原因：一是当时我刚从学校毕业，缺乏临床实际经验。当时的医学水平对精神病知识了解甚少，经验不足。对沙飞病中的长期失眠，忧郁焦虑症状，认为是他长期战争紧张过度造成的，是结核病的一般心态，未能考虑他是精神病病态，应给予必要治疗。经过我几十年临床工作经验，也治过不少精神病人，目前医学对精神病的理论也丰富多了，被人们重视多了。以现在医学分析，沙飞具有典型精神病的表现，如抑郁、焦虑、偏执、多疑等症，这种抑郁症常会导致自杀或伤害他人的行为，过去我们没认识到，对他的某些语言总是向常人方面想，可能是文艺家的语言性情。

　　其二，原因是医院从战争年代延续过来，没有正规的管理制度。譬如，战争年代，住院的首长都带着警卫员、马夫、手枪，这是造成这一事件的重要条件。这次事件的性质实际上是一个精神病人杀害了一位无辜的医生。

　　笔者从和平医院的历史资料中，看到了当事人还有这样的回忆：由于津泽胜是科班出身的日籍医生，又在医科大学当过教授，所以很注意仪表礼节，工作起来严谨认真，不苟言笑。这一切在沙飞眼里，都好像带着一股武士道精神似的。尤其使沙飞起疑的是，津泽胜在给病人切脉时，那食指和中指轻按病人脉上的手势，同他在电局发电的手势几乎一样。有时还一轻一重地一按一点，简直就是把病人的脉腕当成了发机的按键了。因此沙飞断定，这个表面温文尔雅，面颊时时浮现谦和微笑的大夫，一定是潜伏下来的日本特务。另一个日本大夫高永信，常对沙飞施行“叩诊”，被沙飞称为“重打诊”，认为完全是津泽胜的帮凶。

　　沙飞一生中最崇敬的人就是鲁迅。沙飞曾对著名画家司徒乔说，在鲁迅先生的葬礼上我听人议论，先生是被给他治病的日本医生害死的。鲁迅是被日本医生害死的，成为沙飞心中永远抹不去的阴影。后来沙飞在住院期间，几次对家人说，日本医生害死了鲁迅，现在又害我。

　　目睹了日军的惨无人道，沙飞的精神受到强烈的刺激，患上了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但这种病情爆发是瞬间、短暂的，平时与正常人一样，当时的医疗手段和医疗技术很难作出准确的诊断。

　　沙飞事件发生近半个世纪后，在其亲属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经由专门的精神病研究机构对沙飞的病案反复论证后，作出诊断：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

　　笔者在北京军区军事法院了解到，沙飞的家属对该案多次提出申诉，要求再审。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经数年调查，复审查明：沙飞是在精神不正常的情况下，枪杀日籍医生津泽胜，其行为不能自控，不应负刑事责任。1986年5月19日，北京军区军事法庭为沙飞错案平反，撤销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决。6月11日，北京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恢复沙飞党籍。

　　沙飞枪杀事件发生后，对中日友谊产生了什么影响？对两个家庭产生了什么影响

　　　沙飞被处以极刑后，组织上专门作出决定：一、沙飞不是反革命；二、不牵连妻子；三、不歧视子女，组织负责抚养沙飞的孩子。

　　津泽胜遭到不幸后，和平医院按照日本人的习俗将其进行火化。那时医院没有火化炉，就在院内空地上架起木柴将津泽胜的遗体进行了火化。全院为津泽胜召开了追悼大会，各科也都悬挂镶有黑边的津泽胜遗像，以示悼念。

　　沙飞的女儿王雁作了这样的回忆：

　　 1950年3月4日，我爸爸因枪杀日籍医生津泽胜先生，被华北军区军法处在石家庄处以极刑。一个月后，父亲的战友石少华派人把4岁的我从怀安县柴沟堡老乡家接到北京，送进了华北军区八一学校幼儿园。

　　在我的记忆中，每当周末小朋友的父母都来接孩子回家的时候，我也总巴望着有人接。可是当时妈妈被派往香港、广州工作，我和从阜平上庄老乡家接来的刚满3岁的弟弟无家可归，学校就是我们的家。妈妈每次到北京开会时就来学校看望我和弟弟，在东北空军当兵的大哥和正在读中学的大姐也来看望我们，爸爸的战友石少华和夫人连飞娥也时常来看望我们。

　　那时候，在八一学校里读书的有开国元勋、高级将领及烈士的后代，有国际友人的子女，还有曾有功劳但犯了错误，甚至非正常死亡人员的子女。我就是这样被算做“烈士子女”，在这里上学的一个孩子。有人问：你父亲去世后，你们是不是过得很惨？

　　完全不是的。父亲的问题没有影响到母亲的政治前途，而八一学校也是没有歧视的。我在校长、老师的关怀和同学们的友爱中身心健康地成长，无忧无虑地度过了12个春秋。初中毕业时因获金质奖章被保送到北大附中上高中。1963年，我从北京回到广州母亲身边。

　　两次枪响，两个家庭的孩子相继失去了可敬的父亲。值得庆幸的是，这两家的遗孤都受到八一学校的呵护。

　　在八一学校就读的津泽胜的女儿池谷田鹤子作了这样的回忆：

　　从石家庄到了北京后，我就读华北军区八一小学校。不仅华北军区的干部子弟，党中央、国（政）务院、解放军各方面的干部子弟都争取进来学习。但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我们的父亲津泽胜被一个病人在病房用手枪打死。回家后，看到母亲在还没点灯的黑屋子里，抱着出生后刚5个月的妹妹，一句话都不说。这个事件给我们的家庭留下了不少的痛苦。

　　回到八一，我又恢复了以前的生活。

　　 1952年7月，小学毕业后，八一保送我进了师大女附中。在这儿过了半年紧张有意义的生活后，1953年春季，中央政府号召留中国已8年多的日本技术人员回国去。我们一家又跟着稗田宪太郎回到了日本。回国后，他被介绍到久留米大学任教。虽然我们没能住在一起，但稗田对我们非常地关照。1960年，母亲和稗田再婚，我和弟弟正志成了他的养子。

　　 30年来，我在医学领域做了一些交流工作，现在还在继续做着。我认为这是我的使命，同时也能说明我是个得天独厚的人。

　　　池谷田鹤子还谈到了沙飞的平反以及和平医院对他父亲作出的评价：

　　 1949年12月，当时医院已经搬迁到石家庄。15日那天，父亲被一个病号在病房中用手枪击中，不久以身殉职。这个病号沙飞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拍过很多具有历史意义照片的摄影家。这个事件有着一些复杂和微妙的问题。这一事件的发生对于各方都是一个不幸的事件。那以后，我们一家在中国的那些日子里，得到医院和卫生部的很多照顾，在生活上也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从那件事开始，已经快60年了。母亲和弟弟正志都已去世。我和妹妹们已进入老年。听说在80年代沙飞也恢复了名誉。这几年，日中双方有人开始知道这件事，他们知道我们的心里一直希望给父亲一个公正的评价。幸亏得到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2007年6月，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给父亲颁发了荣誉证书。至此，这件事才得到圆满解决。

　　沙飞没有被历史忘记。1981年初，《中国摄影》杂志发表了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蒋齐生的文章《沙飞——开创中国人民革命摄影事业的摄影革命家》一文，追忆了为中国革命摄影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摄影家沙飞。

　　 1992年，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沙飞诞辰80周年纪念活动。此后，沙飞摄影展与观众见面。

　　 2004年5月20日，在石家庄市双凤山陵园举行了沙飞铜像揭幕仪式。人民日社、新华通讯社、解放军画社、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鲁迅博物馆、北京军区战友社、石家庄日社等单位的代表，沙飞的老战友、全国文联主席周巍峙，聂荣臻元帅的女儿聂力，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邵华等人，还有沙飞的五个子女及亲友参加了揭幕仪式。

　　沙飞离开我们61年了，但他反映中国革命的不朽摄影作品却永远留在人民心中。

　　挥泪斩马谡的故事推荐文章3：毛泽东挥泪斩马谡——延安时期黄克功逼婚杀人案

　　20世纪30年代末，中华民族处于危难时刻。面对日寇大举侵略，国共两党达成共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刚经过长征到达延安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全面开赴抗日前线。由于中国共产党抗日热情高涨、政策积极，这使当时的延安成为民族革命的“圣地”。为了拯救危难中的国家和民族，大批热血知识青年和进步人士不远千里，历经艰难，慕名来到延安参加革命。正当八路军夺取抗战以来的首次胜利——平型关大捷，所属各部队正准备迅速向敌后进发，全国的抗日战争进入高潮之际，在延安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的案件——八路军将领黄克功逼婚杀人案。

　　一、革命将领逼婚不成举枪杀人

　　黄克功，江西南康人，1911年出生。1929年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经历过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过多次战斗，负过重伤，在长征中立过大功，历任红军班长、排长、连长、团长等职，也曾从事过师团政治工作。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时，年仅26岁的黄克功已是身经百战的红军旅长。红军到达陕北后，黄克功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随后留校任职，先后任军政大学第十五队、第六队队长。这一时期，出生于山西定襄的刘茜（原名董秋月），“愤暴日侵凌，感国难严重”，积极响应党的抗日号召，在党组织的护送下，冒险通过敌人的一道道封锁线到达延安，并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十五队学习。刘茜在抗大第十五队学习时，与时任第十五队队长的黄克功相识，刘茜的居处又恰巧与黄克功为邻。黄克功被活泼、聪慧年仅16岁的刘茜吸引，在短期接触中两人建立了恋爱关系。

　　1937年9月，陕北公学正式成立，抗日军政大学第十五队全体人员拨归陕北公学，刘茜也随队转入陕北公学学习，黄克功则被调回抗日军政大学任第六队队长。从此，两人接触的机会减少，关系也渐渐疏远。特别是在交往过程中，他们对爱情及婚姻家庭认识的巨大差异很快就显现出来。刘茜是个年轻美貌、能歌善舞的姑娘，由于工作及性格的原因，刘茜与其他男性有较多的接触，这使黄克功心怀妒意，以致无端猜疑，认为刘茜在陕北公学另有所爱，对他不忠诚，就去信责备刘茜并要求立即结婚。刘茜感觉黄克功过于纠缠，渐生反感，在屡次劝说、批评无效后表示拒绝结婚。黄克功认为“失恋是人生莫大的耻辱”，遂萌发杀害刘茜的动机。

　　1937年10月5日晚饭后，黄克功将心爱的勃郎宁手枪装进口袋，拉着抗大训练部的干部黄志勇向陕北公学走去。就在公学门前的河边，黄克功遇到刘茜等一群学员，黄克功即招刘茜赴河边散步，让黄志勇先行回校。在河滩上，黄克功开始对刘茜另有所爱进行责备，并要求公开宣布结婚，刘茜予以严厉拒绝。当时，黄克功即拔出手枪对刘茜进行威胁、恫吓，但刘茜并不屈服。恼羞成怒的黄克功失去理智，向刘茜开出一枪，见刘茜倒地未死呼救，黄克功对刘茜头部又加一枪，导致刘茜当场死亡。

　　黄克功枪杀刘茜后即回校取水洗足，并自行解下外衣及鞋子浸洗，将手枪擦拭，在刘茜过去谈恋爱的信上加填10月4日的日期，以作反证。陕北公学同学见刘茜一夜未归，10月6日早即到黄克功处询问，黄克功假作不知。后群众在河边发现刘茜尸体，并在河边捡到两枚勃郎宁弹壳，始向陕北公学告；黄克功的警卫员给他擦枪的时候，也发现手枪有刚发射不久的痕迹，给他洗衣服的时候，发现衣服上有新鲜血迹，遂向保卫部作了汇。领导同志立即找黄克功谈话。这时的黄克功已经恢复了理智，承认刘茜是自己所杀，并毫无保留地从头到尾坦白了自己的杀人罪行并提出接受依法判处。经抗大副校长罗瑞卿同志向中央领导告批准，高等军事法院便依法把故意杀人嫌疑人黄克功逮捕收监，准备依法审判。

　　二、严明法纪下的“挥泪斩马谡”

　　黄克功逼婚杀人事件，一时间在边区内外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国内外一些刊把它当成共产党的“桃色案件”，抢先发表，大肆渲染，攻击和污蔑边区政府“封建割据”、“无法无天”、“蹂躏人权”。这些叫嚣，一时混淆了视听，引起了部分不明真相人士的猜疑和不满；边区社会各界也议论纷纷，看法不一。经党中央同意，延安各单位围绕这一案件组织讨论。一种意见认为，黄克功身为老革命、老红军、老共产党员，强迫未达婚龄的少女与其结婚，已属违法，采取逼婚手段，更违犯了边区婚姻自主原则；他不顾国难当头，个人恋爱第一，达不到目的就丧心病狂地杀害革命同志，这无异于帮助敌人，实属革命阵营的败类；他触犯了边区刑律，破坏了红军铁的纪律，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另一种意见认为，黄克功犯了死罪，从理论上说应该处以死刑，不过在这样的国难时期，应该珍惜每一个有用的人才，让其为国效劳；他资格老，少年参加红军，跟着毛泽东干革命，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有光荣革命历史；他功劳大，流过血，为革命屡建战功；当此民族危亡紧要关头，他杀刘茜，已经损失了一份革命力量，我们不能再杀他，又失一份革命力量；应该免除其死刑，减轻刑罚，叫他上前线去，戴罪杀敌，将功赎罪，让他的最后一滴血为中华民族解放而流。

　　黄克功本人也曾幻想党和边区政府会因为他资格老、功劳大，对他从轻处罚。他还写信给毛泽东，除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忏悔外，请求法院念他多年为革命事业奋斗，留他一条生路。当罗瑞卿把抗大组织的意见和群众的反映，原原本本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进行告时，毛泽东很愤怒地说：“这是什么问题？这是什么问题？这样的人不杀，我们还是共产党吗？！”随即很快作了重要批示，并于10月10日给当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刑庭审判长的雷经天写了一封信。

　　最终，黄克功逼婚未遂枪杀少女案件交给了人民公审。10月11日，在被害者所在单位——陕北公学大操场，召开数千人大会，进行公开审判。抗大政治部胡耀邦、边区保安处黄佐超、高等法院检察官徐时奎为公诉人。由审判长雷经天，抗大、陕北公学群众选出的李培南等四位陪审员以及书记员任扶中组成审判庭。宣布开庭后，起诉人与证人先向大会陈述了黄克功事件的全部细节，经过审讯被告，询问证人，各单位代表也发表了对这一事件的分析、要求，以及结论性的群众意见，然后等着法庭审判。当法官让黄克功发表个人申诉时，他只坦白交代了他的犯罪经过，并作了扼要的检讨，唯一申诉的就是一句话：“她破坏婚约是污辱革命军人。”审判长特意问他：“在哪些战斗中受过伤、挂过彩？”他历数了许多战斗的地名，人们从他敞开的衬衣里，看到他从臂部到腿部伤疤连着伤疤，犹如打结的老树皮。黄克功讲述最后一个愿望就是：“……死刑如果是必须执行的话，我希望我能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如果允许，给我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督阵，我要死在同敌人的拼杀中。如果不合刑律，那就算了。”

　　休庭片刻重新开庭后，审判长庄严地、一字一顿地宣布了判处黄克功死刑的决定。黄克功对此也心服口服，当听说中央已安排对他的家人进行安抚时，感动得霎时痛哭流涕。就在黄克功将要立即执行的时刻，一匹快马在会场外停下，一位工作人员翻身下马，径直向庭长雷经天走去。雷经天接过那位工作人员送上来的一件东西。大会主持人招手让黄克功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因为信中建议要当着黄克功本人的面，向公审大会宣读。信是毛泽东写的，信中写道：

　　雷经天同志：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每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毛泽东。1937年10月10日。

　　随着雷经天的声音停止，大家再将目光转向黄克功时，他才如梦一般醒来，高高地昂起头，然后又高呼“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三句口号，跟着行刑队走出了会场。就这样，一个勇冠三军的红军将领被公审枪毙了。

　　黄克功被依法处决后，在抗大、在延安，乃至在西安、太原等广大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群众异口同声称赞：“共产党、八路军不委罪于人，不枉法，公正无私，纪律严明，真是了不起。”当时的陕甘宁政府机关《新中华》在10月14日第一版道：“边区最高法院11日组织公审黄克功枪杀刘茜案。审讯结果，黄克功自己承认，因为刘茜拒绝他的求婚要求，而实行强迫，终于不遂而以手枪枪杀刘茜。这是苏区中从来所未曾见过。黄克功这种卑鄙行为，是一个革命军人所不容许的……法院为执行群众要求与法律起见，特于公审大会将黄克功执行枪决。”一位来自国统区的参观者给边区高等法院题词，赞扬“陕甘宁边区司法没有‘法制小人，礼遇君子’的恶劣态度”，充满着“平等与正义的精神”。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先生曾这样评价：“它为将来的新中国建立了一个好的法律榜样。”

　　黄克功被依法处决后，毛泽东还在抗大特意作了一场“革命与恋爱”的讲演，提出了革命青年在恋爱时应遵循的“三原则”——革命的原则、不妨碍工作和学习的原则、自愿的原则。他要求大家从“黄克功案”中吸取教训，要严肃对待恋爱、婚姻、家庭问题，要培养无产阶级的理想和情操，坚决杜绝类似事件发生。三个月后，在抗大的一次宴会上，毛泽东又提起此事，说：“这叫否定之否定。黄克功一粒子弹，否定了刘茜，违反了政策，破坏了群众影响；我们的一粒子弹，又否定了黄克功，坚持了政策，挽回了群众影响，而且使得群众更拥护我们了。”此后，毛泽东多次提到过这件事，指出作为党的干部，居功自傲、贪图享乐、欺压群众、自私自利是万万要不得的。

　　三、越是复杂形势下越要从严治党

　　黄克功逼婚杀人案虽然已经过去70多年了，这一尘封的历史案件似乎已淡出人们的记忆。但是，回顾党的反腐倡廉、严明法纪的历史，掩卷沉思，以史为鉴，很有必要。当年中国共产党严肃党的纪律、坚决清除党内堕落分子的典型案例，对新形势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保持党的队伍纯洁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

　　一是即使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依然不忘从严治党。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一个显著特点和优点，是工人阶级阶级性的重要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在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制定的章程中，明确规定了盟员必须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保守同盟的一切机密、不得参加任何反对共产主义的团体等项纪律。列宁十分重视党的纪律，在建党过程中坚决反对马尔托夫等人主张的党内可以不要纪律约束的错误观点。他曾指出：“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①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非常重视纪律问题，把从严治党，保持党员队伍纯洁，保持党的先进性视为重中之重。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早在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专门规定了“纪律”一章，明确提出了加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等方面的要求。1926年，针对党内出现的一些贪污腐化分子，便及时向全党发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33年12月5日，毛泽东又亲自签署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号训令》。1937年10月，在红军刚刚到达陕北，立足未稳革命形势又十分复杂的情况下，坚决清除了黄克功这一党内腐化堕落分子，进一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坚强决心。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和围剿，面对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历史重任，面对极其艰苦的生存条件，迫切需要集中一切力量来应付复杂局面，迫切需要黄克功一样大量的、富有战斗经验的干部。同时，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已经从出发前的约20万人锐减到35万余人，人员锐减带来的战斗力量不足，使中央和红军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虽然长征保留下来的都是身经百战的优秀骨干，是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中坚力量，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的：“我们红军像经过了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存下来了树身和树根。”但在革命力量需要迅速扩大的形势下，“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显得尤为突出，毛泽东也深知在那个特殊形势下人才的极端重要性。是否将功补过，是否立功赎罪，留下黄克功这个经过长征洗礼，战功卓著，战斗经验丰富的骁将，成为对党的历史任务和党的组织纪律最严肃的一次考问。

　　在我国的法律文化中，自古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传统。况且就一般常理而言，在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革命力量急需加强，军事人才又奇缺的情况下，对于黄克功这样一位高级干部放宽处理、留下性命、将功赎罪，无论从革命斗争形势需要，还是从革命的人性来讲，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根据和道理。正如当时一部分人的意见，黄克功犯了死罪，从理论上说应该处以死刑，不过在这样的国难时期，应该珍惜每一个有用的人才，让其为国效劳；黄克功资格老，功劳大，有光荣革命历史，当此民族危亡紧要关头，应该对其免除死刑，减轻刑罚，叫他上前线去，戴罪杀敌，将功赎罪。黄克功也在法庭第一份陈述书中说：“功乃系共产党一分子，值兹国难日益严重，国家民族存亡之秋，非但不能献身抗日疆场，反而卧食监狱，诚然对党和革命深深抱愧。因此，功对党和法庭有所恳者，须姑念余之十年斗争为党与革命效劳之功绩，准予从轻治罪，实党之幸，亦功之幸也。”在第二份陈述书中又说：“法庭须姑念我十年艰苦奋斗一贯忠实于党的路线，恕我犯罪一时，留我一条生命，以便将来为党尽最后一点忠，实党之幸，亦功之最后希望也。”并提出要求“……死刑如果是必须执行的话，我希望我能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如果允许，给我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督阵，我要死在同敌人的拼杀中。”但是，中国共产党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黄克功革命再早、功劳再大、资格再老，都不能抵消他的罪行给党的事业带来的恶劣影响，要挽回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从严惩治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对于黄克功犯下的罪行，中央领导的心情也是很不好受的。黄克功毕竟是毛泽东的同乡，一个在井冈山时期就参加革命的红小鬼，他骁勇善战，屡立战功，长征时任警卫团团长，担负着保卫中央和毛泽东的重任，在战斗中身上曾留下了多处伤疤。在陕北简陋的窑洞里，当收到爱将黄克功的信时，毛泽东流泪了。时任抗大副校长的罗瑞卿平时很器重黄克功，认为他出身贫苦，工作有才干，很能打仗，而且又年轻，在黄克功被关押之后，还去看过他一次。但是，在情与法之间，在感情与大义面前，毛泽东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并请雷经天在公审会上宣读了给他的信。罗瑞卿也没有因为私情而放弃原则，在研究案件的会议上，他强调说：“黄克功敢于随便开枪杀人，原因之一就是自恃有功，没有把法律放在眼里，如果我们不惩办他，不是也没有把法律放在眼里吗？任何人都要服从法律，什么功劳、地位、才干都不能阻挡依法制裁。”这种感情天平上没有倾斜的决心，正是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充分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克敌制胜、一往无前的根本所在。

　　历史的巧合总是出人意料，几乎在黄克功逼婚杀人案发生的同时，国民党内部也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案件。1935年9月，蒋介石的爱将张宗灵怀疑妻子与人通奸，便不问青红皂白，跑回家把妻子杀死在自家宅院的菜地里。张宗灵枪杀妻子的消息传出，西安各界妇女表示极大的义愤，联合上书全国妇女部长宋美龄，要求严惩凶手。蒋介石闻知大发雷霆，命令胡宗南将张押解南京。胡宗南将张宗灵送至南京，蒋介石安排将他关进模范监狱，并声称审后将严肃处置。张宗灵被关了一年后，胡宗南看风声已过，便请求蒋介石把张宗灵放出来。蒋介石居然爽快地答应了，为掩人耳目，他让张宗灵改名张灵甫。张灵甫被秘密释放后，不久就升为七十四师师长。黄克功和张宗灵，一个是国民党的骁将，一个是共产党的骁将，1935年9月中央红军即将到达陕北前夕，黄克功所率的师团与张宗灵率领的国民党精锐七十四师113团，还在正宁一带展开了一场恶战，以中央红军取得大胜结束。就是在这场大战之后的不长时间，两位骁勇善战的战将几乎犯了同样的罪行，但黄克功连战死沙场的请求也未被允许，随着一声枪响他倒在了远离家乡的黄土高坡上。时间相近、案情相似，但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结果，再次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党务必从严的坚定决心，成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人民尊重，无往而不胜的强大武器。

　　二是即使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严肃法纪。任何一个政党、政府或社会集团，只有坚持正义、严明法纪，才能获得自己的存续或发展的基础。恩格斯在批判巴枯宁的法律虚无主义时指出：“所有通过革命取得政权的政党或阶级，就其本性来说，都要求有革命创新的法治基础得到绝对地承认，并被奉为神圣的东西。”②列宁说过，革命事业需要的不是人们一时的热情，而是革命者整齐的步伐。要有整齐的步伐，就需要有铁的纪律。陕甘宁边区虽然属共产党的临时执政，但在继承苏维埃时期的司法制度的基础上，确立了以马列主义为立法指导思想，党的领导为立法核心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为立法基本内容，从实际出发、依靠群众为立法基本路线的比较完整的法制工作原则。根据这个原则，结合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情况，边区参议院、政府和高等法院，起草、拟定和颁布了数量达千件以上的法律、法规以及命令和指令，以至于有些学者提出“新中国的法律传统形成于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据当时的《新中华》道：“凡每一个到会的同志，无不咬牙切齿，痛斥这种行为是惨无人道的，一致要求法庭实行枪决，以严肃革命纪纲，法院为执行群众要求与法律起见，特于公审大会将黄克功执行枪决。”可见，对黄克功案件的判决反映着当时边区群众的民意，实现了边区司法的公正。

　　从案件处理的方式来看，10月5日案情发生后抗日军政大学、边区高等法院及边区保安局等随即介入此案；10月8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即发出通知，决定于11日下午一时在陕北公学举行公审；10月10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通知7名证人届时出庭作证；10月11日公审后执行枪决。在刑事案件领域，高效率的案件侦破，是案件审理与执行刑罚的前置条件。“正如效率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一样，效率同时成为衡量处在战争环境中的司法是否公正的准绳。”③仅仅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刚刚成立的边区高等法院从侦破、审理、判决到执行全部完成，从办案速度、实效上，都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地清除党内腐化堕落分子的坚定决心，也充分体现了边区在特定历史条件和战争环境下实现司法公正的独特方式。

　　对于黄克功案件的处理，虽然执行了“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但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法律反对超阶级的人性，但不是不要人性或一概反对人性，而是坚持阶级性和人性的统一。正如毛泽东在信中写道的，黄克功“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的判决书也明确指出：“刘茜今年才十六岁，根据特区的婚姻制度，未达结婚年龄。黄克功是革命干部，要求与未达婚龄的少女结婚，已属违法，更因逼婚未遂，以致实行枪杀泄愤，这完全是兽性不如的行为，罪实难逭。”黄克功残害革命同志，不但违反了革命的法律，违反了革命的纪律，而且惨无人道，也是反人性的。在毛泽东看来，三者在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毛泽东在这里强调“卑鄙的”、“残忍的”、“人的立场”等语词，显示了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即使在一个特殊的充满战争与杀戮的年代对革命战友、对人的生存权利的关怀，对人的生命价值应有的尊重，对侵犯人权、践踏人权行为的无比仇恨。正是从革命人性的考虑，毛泽东在给雷经天的信最后还专门交代：“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三是即使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取信于民。人民群众的认同、支持和信任，是每一个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使得今天处在民族敌人侵入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有了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④中国共产党正是从创立之始，就把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作为自己的第一生命，才使党的队伍不断壮大，党员对党无比忠诚，获得了人民群众对党充分的信任和支持。抗日战争的初始阶段，形势严峻，国家危难、民族危亡都处在了关键时刻，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定的抗日决心，才获取了全国人民的信赖，获得了各种民主力量的信任，以至于当时的延安成为拯救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希望，不少热血知识青年和进步人士不远千里，历经艰难，慕名来到延安参加革命。黄克功案能否得以正确处理，直接关系着共产党人能否取信于民，能否公平正义，能否在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中获得社会各界的认可和尊重，能否获得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正是从这些出发，中国共产党坚决果断处理了黄克功逼婚杀人案，彰显了共产党人坚持民主、维护人权、尊重民意的本色。

　　在黄克功案件处理中，充分发扬民主、尊重群众意见是主要特点之一。尽管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边区的司法实践才刚刚起步，但鉴于本案重大，群众看法又不一致，确实对党员干部和根据地群众有典型的教育意义。正如毛泽东在信件中强调的，黄克功“如赦免他，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边区政府及高等法院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对这一案件采取了公开审理，并尽可能地吸收群众代表参与审判，广泛征求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一方面，在法庭的组成中，通过陪审员方式，直接吸收群众参与案件的审理，体现了当时条件下的司法民主。在黄克功杀人案的审理过程中，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通过群众参与的方式，体现司法民主化的要求。在黄克功杀人案的法庭组成人员中，由5人组成的法庭，除主审雷经天外，其余是来自陕北公学及抗大等单位和群众代表的4位陪审员。“因为陪审是群众的代表，这样的判决仍然是代表人民的意见的。就此也可看出边区的法律是属于人民的，故人民有权力执行自己的法律；更充分表现出边区司法制度中也发扬了民主的精神。”⑤另一方面，在审判形式上，通过公审的方式，让群众在审判过程中发表意见，对案件的判决结果施加一定的影响。对黄克功杀人案的公审，邀请了来自各单位的代表1000多人，并参加了庭审现场发言。群众在发言中不仅驳斥了个别人借口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或不应再损失革命力量，主张对黄克功减刑的不正确说法，并分别从不同侧面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从群众发言的情况看，发言者虽各有侧重，但均认为黄克功罪责深重，应处以极刑，基本达到了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的效果，开辟了特殊条件下司法民主的新形式。同时，也对边区确立法制观念，树立革命正气，发动干部群众同不良行为作斗争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人权平等既是民主的前提条件，又是民主产生的基础。没有对人权平等的尊重，民主就无从谈起。在党局部执政早期的苏维埃时代，由于没有统一的法律，各根据地处于分散状态，出于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环境和惩治反革命活动的需要，中华苏维埃立法出现了以阶级路线确定法律原则的现象。例如，在革命法制初创时期的1934年4月8日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工农分子犯罪而不是领导的或重要的犯罪行为者，得依照本条例各该条文的规定，比较地主资产阶级分子有同等犯罪行为者，酌情减轻其刑罚。”第三十五条规定：“凡对苏维埃有功绩的人，其犯罪行为得按照本条例各该条文的规定减轻处罚。”这种以阶级路线确定的出身不好本身就有罪，而出身好者犯了罪也可以减、免刑罚的立法原则，显示革命政权创立初期法制的不成熟。黄克功之所以在两封申诉书中幻想以其革命资历减轻处罚，其根源就在于此；此案发生后个别人对黄克功处置提出功过相抵的想法也根源于此。但是，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和革命经验的积累，追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重要理念之一，成为边区政府重要的立法和执法原则。这一原则既是革命法制走向成熟的体现，也是建设民主政治、保障人权的需要。对有革命功绩的黄克功判处极刑，意味着特权观念（包括身份特权）被彻底废除，以功抵罪的观念将被彻底废除，法律主体权利平等观念已经建立。

　　虽然黄克功案件发生在民族抗战的特殊形势下，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特殊背景下，但其中蕴涵的治党务必从严的理念，体现的民主和法治精神，对当前我国的法制建设和司法实践具有十分深刻的启示，对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实践也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

　　参考书目

　　①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4—24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38页。

　　③ 汪世荣、刘全娥：《黄克功杀人案与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公正》，载《中国政法大学学》2007年第5期。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5页。

　　⑤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

挥泪斩马谡的故事

相关文章

热门

推荐

挥泪斩马谡的故事随机

挥泪斩马谡的故事全站推荐

挥泪斩马谡的故事

相关文章

热门

推荐

挥泪斩马谡的故事 随机

挥泪斩马谡的故事 全站推荐

微信扫一扫打赏

挥泪斩马谡的故事随机

挥泪斩马谡的故事全站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