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推荐文章1：哪个皇帝最早使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推荐文章2：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是什么意思？应该怎样断句？

　　看宫廷剧经常看到这一幕：传圣旨的人高呼“圣旨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不管什么朝代，圣旨好像都是以这一句开头的。这符合历史事实吗？

　　答案是不符合。因为据考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最早使用者是明太祖朱元璋，依据就是“奉天承运”中的“奉天”其实指的就是“奉天殿”，取意遵照天意，即皇帝的权力受命于天。而奉天殿正是明太祖朱元璋首建的。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后建造了一座皇城，并将其中规格最高的朝会大殿命名为“奉天殿”。燕王朱棣迁都北京，后来建紫禁城时，又将“奉天殿”原封不动“搬到了”北京。

　　其实，明朝圣旨的开头并不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而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意即“奉天承运皇帝”朱元璋颁布的诏书。而“承运”指的是继承新生的气运，实指君权神授。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大意就是，皇帝遵照上天的旨意，对你下一些需要执行的命令。借用天命，无非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推荐文章3：古代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八个字如何读？大部分人都读错了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是什么意思？应该怎样断句？

　　在古装剧里，我们经常会看到皇帝下旨的剧情。一个太监手捧圣旨，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那么你知道为什么一开头就是这句话吗？是什么意思？应该怎么读？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首先来说一下这句话怎么断句，应该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六二断。为什么呢？这就要探讨一下这句话的来历了，知道了来历同时也就明白了它的意思。

　　其实这句话源自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我们知道朱元璋是平民出身，为了生存当过乞丐，也出过家，后来他夺取天下，建立明朝。朱元璋当时定的都城是南京，并在南京建造了著名的明故宫。而明故宫中最宏伟的宫殿就是奉天殿，奉天殿的奉天二字也就是这句话中奉天的。承运二字就比较好理解了，朱元璋农民出身最后却当了皇帝，那肯定是天选之子，上承天运。奉天承运四个字合起来就成为了对朱元璋的形容词，而奉天承运皇帝的意思就是奉行天命上承天运的朱元璋皇帝。

　　下面的诏曰就是皇帝要说的内容，其实一共有三种，分为诏曰、制曰、敕曰。诏曰一般是指重大事件的发布，诏告于天下。制曰一般是在朝廷内使用颁布给文武百官的。敕曰也是给文武百官的，不过起的是训诫的作用。所以普通老百姓能听到的一般只有诏曰。

　　为什么我们会经常把这句话读错？主要原因是在书写方面。古人写字都是从右到左从上到下。诏书第一列只写一个奉字，第二列写天承运，第三列写皇帝诏曰。如果你自己排一下版，你就会发现，这样写，上天的天字和皇帝的皇字都会在诏书的最上方，其他的字都要俯首称臣，这是古人的讲究，也是我们经常读错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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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推荐文章4："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究竟应该怎么读？你需要看完两千年圣旨的历史一、断句之误：从“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在古装剧中，太监或钦差大臣宣读圣旨时，常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场。然而，这一读法实际上是错误的。正确的断句应为“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即前六字修饰“皇帝”，后两字“诏曰”引出正文。

　　这种误读源于明清时期圣旨的书写格式。古代文书采用竖排书写，且为表尊崇，涉及“天”“皇帝”等字眼时需换行顶格书写（即“平抬”）。例如，“奉天承运”中的“奉”字单独一行，“天承运”顶格另起一行，第三行再写“皇帝诏曰”。这种排版使得后人误以为“奉天承运”与“皇帝诏曰”是独立的两部分。此外，影视剧为追求台词流畅，刻意将八字拆分为四字短语，进一步加深了大众的误解。

二、起源探究：朱元璋与“奉天承运”的绑定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一圣旨格式并非古已有之，而是明朝朱元璋的“独创”。朱元璋出身贫寒，登基后为强化政权合法性，将皇权与天命绑定。他不仅将南京朝会大殿命名为“奉天殿”，还在玉圭上刻“奉天法祖”四字，自称“奉天承运皇帝”。

　　明初规定，圣旨必须以“奉天承运皇帝”开头，强调皇帝受命于天的正统性。清朝沿袭此制，因满清入关后同样需要借“天命”巩固统治，且盛京（今沈阳）设有“奉天府”，与明朝的奉天殿形成呼应。这一制度从明朝延续至清末，成为圣旨的标准格式，而此前朝代如汉唐、宋元均无此用法。

三、历代圣旨开头的多样性

　　在明朝之前，各朝圣旨的开头语差异显著： ? 秦汉至魏晋：圣旨多直接以“制曰”“诏曰”开头，或使用“应天顺时，受兹明命”等强调顺应天时的语句。 ? 唐朝：因三省六部制的影响，圣旨常以“门下”开头（如《肃宗命皇太子监国制》），意为政令需经门下省审核。 ? 元朝：蒙古统治者信奉长生天，圣旨开头多为“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 南北朝：部分圣旨以“应天顺时，受兹明命”开头，凸显政权更迭的合法性。

　　这些差异反映了不同朝代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例如，唐朝的“门下”体现了官僚体系的制衡，元朝的“长生天”则带有鲜明的游牧信仰色彩。

四、“诏曰”“制曰”“敕曰”的区别

　　圣旨正文前的动词并非仅有“诏曰”，还包括“制曰”和“敕曰”，三者用途迥异： ? 诏曰：用于向天下臣民颁布重大政事，如新帝登基、册封太子等，具有公开性和广泛性。 ? 制曰：多用于嘉奖官员，如封赏爵位、褒扬功绩，内容不直接传达给百姓。 ? 敕曰：带有告诫性质，常见于官员升迁时，提醒其戒骄戒躁。

　　例如，清朝任命官员的圣旨若用“敕曰”，末尾常附“尔其钦哉”等警示语；而“制曰”则可能以“以示朕之眷怀”结尾，体现皇恩。

五、影视剧的误导与历史真相

　　古装剧中对圣旨的呈现存在两大误区：

朝代混淆：明朝之前的剧情若出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实属穿帮。如《大明风华》中明朝背景使用此格式合理，但若《长安十二时辰》中出现则错误。格式简化：真实圣旨无标点，且正文结尾并无“钦此”（仅慈禧时期的懿旨例外）。此外，圣旨材质考究，五品以上官员的圣旨为三色至七色绫锦，轴柄按品级分玉、犀角、贴金等，这些细节在剧中多被忽略。六、正确读法的历史意义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断句不仅关乎语法，更暗含古代皇权的叙事逻辑。朱元璋通过这八字，将个人权力与天命、世运捆绑，构建“君权神授”的统治神话。清朝入主中原后沿用此制，既是对汉文化的吸收，也是对自身合法性的重塑。

结语：从八字误读到历史敬畏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误读，折射出大众对历史细节的陌生。纠正这一错误，不仅是还原语言本貌，更是对历史复杂性的尊重。下次再看古装剧时，不妨留心圣旨的开头——若发现明朝以前的剧情出现这八字，大可莞尔一笑，默默念出正确答案。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推荐文章5：古代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八个字如何读？大部分人都读错了

　　文 | 江隐龙

　　作为皇权在民间最常见的代表符号，圣旨一向是历史剧中的常客。镜头往往是这样推开的：衣着华丽、表情严肃的宦官勒马而立，风尘仆仆地缓缓张开一卷的明黄色绸面，用略显尖锐的声调庄严念着“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眼前的臣工百姓层层叠叠跪拜，只待“钦此”二字念毕，齐声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这些故事中，圣旨常常会扮演一个“扭转乾坤”的角色，作为王朝最后也是最强大的力量给予佞臣贪官以致命一击。这的确很符合人们对清官明君的期望以及封建王权的想像，然而事实上，圣旨与尚方宝剑、龙头铡一样，其大众文化形象早已与历史原形相去甚远。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级别最高的“公文”，圣旨背后虽然也有如“故剑情深”这般的浪漫故事，但作为君主命令下达的日常路径，它所折射的毕竟是朝廷运转机制的一个普通侧面，而非大众文化——或是影视剧中精心构建的传说。

　　当然，这并不代表圣旨没有属于它自己的传奇。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前圣旨时代”：君命文书的漫长演进

　　通俗而言，圣旨相对正规的称呼为诏令或诏书，可以理解为君主向臣民发布的下行文书，也既君命文书。圣旨的历史可以回溯至宋元时期，诏书的历史可以回溯至秦朝，而君命文书的概念则更为源远流长，早在皇帝这一“职业”诞生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尚书》中的文体大致分为“典谟训诰誓命”六种，其中诰为君主的告谕、誓为起兵命誓师文，命为君主的命令，虽然这些尚不是规范文种的名称，但已可以视为君命文书的雏形。三代以降不乏诰誓命的名篇：《尚书》中所谓“典谟训诰”，特指《尧典》《大禹谟》《汤诰》《伊训》四篇，其中《汤诰》既为此列；此外如成汤兴兵讨伐夏桀时作做的《汤誓》，或是周成王姬诵驾崩前下达的《顾命》等，均对后世君命文书的正式形成有很大影响。

　　《尚书》书样

　　清朝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总结到：“诏令类者，原于《尚书》之誓、诰。周之衰也，文诰犹存，昭王制，肃强侯，所以悦人心而胜于三军之众，犹有赖焉。”在姚鼐眼中，虽然周朝已经陨落，但文诰依然以其“昭王制，肃强侯”的独特魅力在王朝更迭中流传于后世。至春秋战国时期，国君发布命令的文书被称为令、命，这是君命文书得名之始。秦朝统一后，在“天子自称曰朕”的同时改命为制，令为诏，君命文书从此有了法定名称。

　　秦始皇赢政所用的“诏”字也并非首创。周文王姬昌曾下达《诏牧》、《诏太子发》，前者主要内容为鼓励农耕，类似后世的劝农诏；而后者是对周武王姬发的教育和训导——后世也的确有学者将这两份“诏”视为诏书的滥觞。从君命文书“自觉性”的角度来看，《诏牧》、《诏太子发》虽有诏之名，但没未如秦朝一样强调其专属性与至高性，故“诏起秦时”一说也并非完全基于诏书之名，更在于诏书之实。

　　《木乃伊3》中的秦始皇

　　汉承秦制，继续沿用制、诏，又增加策、戒两种，由此形成君命文书的四大种类，如《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引《汉制度》及《文心雕龙·诏策》等所载：“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其中册封罢免诸侯王及三公、回复臣僚用均用策，东汉末年将封罢免诸侯王及三公的文书改为册；戒也可称诫、戒书、戒敕等，用于告诫地方官员。

　　汉朝的君命文书制度经历三国两晋南北朝一直延续，直到隋朝依然以制、诏、册、敕为四品，这里的敕即是戒敕的省文。制用于制定律法政策，诏用于发布重要政令，册用于册封王公贵族，敕用于处理日常政务——在这一分工中，不难看出诏的皇权色彩已经相对厚重。

　　唐朝在承袭隋制之余，又增加诰、御札、榜等，其中诏书依然用于发布重要政令。唐朝向全国臣民发布的诏令要求各地方出榜张挂，故又称为榜，宋承唐制，称之为敕榜。金、元两朝在唐宋旧制的基础上又大有增设，其中金朝皇帝发布的君命文书种类繁多，有诏、制、册、敕、谕、诰、令、旨、宣、祝文、祭文、铁券文等。

　　金朝将领

　　在元朝，圣旨正式出现。元朝官修政书《经世大典·序录》中记载：“古者典谟训诰誓命之文，或出于一时帝王之言，或出于史臣之所修润，其来尚矣。国朝以国语训敕者曰圣旨，史臣代言者曰诏书。谨列著于篇……”

　　《经世大典》仅存序录，之后“列著”的君命文书已不可考，但从《序录》的只言片语中可以清晰得知，元朝的圣旨以蒙古文记录，诏书则由翰林国史院用汉文起草代皇帝言。后世有学者以文法区分元朝的圣旨与诏书：其中白话者为圣旨，文言者为诏书，这倒也情有可原：圣旨初稿以蒙古文书写，译成汉语后并不求语句典雅；而诏书本为汉族官员书写，落笔自然古韵森森。

　　以元朝的视角来看，圣旨即是“白话诏书”，诏书即是“文言圣旨”——元朝的统治者当然不会想到，这样一个少了风雅庄重的“俗称”，居然会成为后人眼中皇权最具标识性的符号。

　　元朝历代皇帝

　　大众文化视野里的“圣旨”含义重塑

　　经过了从三代到元朝二十余个王朝的承袭，圣旨终于阴差阳错地在元朝这个征服王朝中正式登上舞台。元朝因蒙古语与汉语难以兼顾，遂将诏书与圣旨二分；明朝作为汉人王朝无需做此区分，而清朝君命文书以满文和汉文合璧书写，故以“圣旨”一词特指“白话诏书”在明清两朝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圣旨依然存在，只是在岁月的流逝中具有了新的含义。

　　明清两朝的君命文书在继承前朝各文体的基础上又有所创设，其种类趋于大成，大致分为制、诏、册、诰、诰命、敕、敕书、敕命、圣旨、谕旨等，其中圣旨指皇帝未经拟稿，直接命太监各衙门传达的君命——这一“口头诏书”的功能在清朝渐渐被谕旨类文书所取代。

　　除圣旨与谕旨外，制用于宣布祭祀天地、立太子等重大礼节性活动；诏一般用于向天下臣民发布的重大事项；册、诰命、敕命用于覃恩封赠，其中王公贵族用册，五品及以上官员用诰命，六品及以下官员用敕命；诰用于颁布皇太后遗命；敕用于指挥日常政务；敕书用于标明地方官员的权力与职责。

　　圣旨到！

　　民间流传的明朝君命文书大多是“奉天承运皇帝敕曰”为开头的敕命。如前所述，敕命用于六品及以下官员的覃恩封赠，这些文书由授予受封者后通常被妥善保管，敕命上的文字甚至会被刻碑纪念，故敕命虽然未必是君命文书中最重要的文体，但却距离民间最近，自然也最容易被寻常百姓所知。

　　君命文书在清朝又有了极具特色的演进，那便是上谕的出现。《光绪会典》中对这一文书形式有着明确界定：“特降者为谕，因所奏请而降者为旨，其或因所奏请而即以宣示中外者亦为谕。”也就是说，皇帝主动下达的为谕，回复大臣奏请的为旨，其中奏请事项需要“宣示中外”的也为谕——谕与旨合称上谕，亦可直接称为谕旨。

　　上谕又可细分为朱谕、明发上谕与廷寄。朱谕由皇帝亲自执笔或由内阁大学士起草并经皇帝审改；明发上谕由内阁公开拟发，通常会传达于各地，与宋朝敕榜相似；廷寄则是密旨，其内容不得公开，由军机处密封后经兵部捷处飞马速递至承接者亲启，故存世极少，殊为珍贵。

　　明朝圣旨

　　可以看出，经过十数个朝代的发展，君命文书在明清时期早非汉朝“策制诏戒”四种文体所能涵盖，其复杂程度就连官员本身都未必能尽知，更何况寻常百姓。如《明会典》中所载：“朝廷颁命四方，有诏书，有赦书，有救符、丹符、有制谕、手诏。”而清朝编纂的《明史·职官一》中所载的“凡上之达下，曰诏，曰诰，曰制，曰册文，曰谕，曰书，曰符，曰令，曰檄”一句，便将明朝常用的敕遗漏。虽两种古籍不能简单对比，但足以体现君命文书种类的多样化。

　　更进一步，历代王朝对君命文书虽多有微调，但所用名称无外乎诏、诰、制、册、敕等字样，一种文体在此朝为一含义，在彼朝又变成了另一含义，其变化多端并不亚于各朝官职。与此同时，圣旨作为正式的君命文书，其历史相对较短，故而民间所谓的圣旨绝无法定义为元朝的“白话诏书”或是明朝的“口头诏书”，而更适合认定为皇帝或以皇帝名义颁发的各类君命文书的总称。也唯有将通俗意义上的圣旨视为君命文书整体的代名词，才能涵盖自三代——至少是自秦朝以降的各种“圣旨类文书”。

　　清朝圣旨

　　“天下第一公文”的面子与里子

　　无论圣旨的历史在后世引发了多少误读，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圣旨“天下第一公文”的地位不容质疑，这种尊荣直接体现到了圣旨的形制上。

　　清朝圣旨多为多为朝廷监制，江宁织造府制成。以最常见的诰命和敕命为例，诰命有三色、五色、七色之分，文以“奉天诰命”为始；敕命用纯白绫织成。文以“奉天敕命”为始。诰、敕命均为卷轴式，以升降龙盘绕，内容以汉文和满文合璧书写。圣旨图案材质以受封者地位不同而有所区别：一品文官诰命图案为鹤锦面，武官为狮锦面，俱用玉轴；一品以下官员不分文武均为祥云锦面，其中二品用黑犀牛角轴，三品用贴金轴，四、五品用黑牛角轴，六品以下的敕命亦用黑牛角轴。

　　清朝圣旨兼用满汉文

　　与元朝分蒙古文、汉文不同，清朝圣旨兼用满汉文，其中汉文行款从右至左，满文行款从左至右，合于中幅书写日期。诰、敕命均由由翰林院撰拟，经内阁大学士奏定后，再按品级填发，由庶吉士书写。若遇袭封，每袭一次都要在原给的诰、敕命之后增写。

　　诰、敕命承载着浩荡皇恩，受封者与袭封者自然会妥善保管。事实上清朝针对圣旨的保管也制定了严格的规定：受封人务必小心珍藏，如偶遇水、火、盗毁失者，经申请复议，尚准许重新补给。但若因收藏保管不慎，导致虫蛀、损伤或潮湿破坏污染者，便要罚俸六个月；若是直接丢失或家道中衰将圣旨典当，被发现将则革去官职。在这一番严苛的律令下，受封人自然也不敢大意了。

　　如果将圣旨的形制视为其“面子”，那圣旨的内容就是“里子”。大多数君命文书的内容与形式都相当固定，诰、敕命更是典型的公牍文体，故虽多出于才子之手，但其创作余地非常有限。从明清两朝的诰、敕命来看，其字体均为端庄的馆阁体，行文而精悍洗练，几近于印刷。

　　端庄的馆阁体

　　诏书涉及的内容相对驳杂，故而能够给予书写者较大的创作空间，从宏观历史来看，也能大致品味出这一“天下第一公文”的文风演变过程。自秦汉以降，诏书大体沿着从散体转向骈体、从古朴转向雅丽的方向发展。汉朝诏书多以散体行文，崇尚骈俪的六朝，诏书的文风也渐渐变得“错采镂金”，而唐宋两朝骈散相间，各有其趣。从这个角度来看，诏书的文风与王朝的气质也多有相应之处，如汉朝诏书的雍容不迫、宋朝诏书的巧不伤雅，均为后人所称道。

　　诏书文风的演化自然有文人雅士斟酌，但圣旨中最大名鼎鼎的章句，却势必要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开场白”——这八个字又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诏书的开头语自古并无定制，唐朝诏书一般由当时的门下省审核颁发，故多以“门下”开头，也有用“朕绍膺骏命”或“朕膺昊天之春命”等句。魏晋南北朝时期多以“应天顺时，受兹明命”开头，直到元朝时，圣旨——这里的圣旨是指白话圣旨——的开头变成了“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元朝圣旨以蒙古语为蓝本，“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这几个字就是翻译成汉语时的“杰作”。作为君命文书的开头语，这样的文字显然不雅，于是在汉人的润色下渐渐被译成“上天眷命，皇帝圣旨”八个字。元朝徐元瑞《吏学指南 ·发端》中更有解释：“钦惟圣朝，受天明命，肇造区夏，故曰上天眷命。诏敕之首，表而出之。”

　　明朝承袭元制，但明太祖朱元璋不满“上天眷命”四字的张扬，故改为“奉天承运”。如《明太祖实录》所载：“上以元时诏书首语必曰‘上天眷命’，其意谓天之眷佑人君，故能若此，未尽谦卑奉顺之意，命易为‘奉天承运’。庶见人主奉若天命，言动皆奉天而行，非敢自专也。”

　　朱元璋之语是托词还是真意已不得而知，不过“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断句却在后世引发了争议。究竟是该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还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呢？从宏观历史来看， “诏日”二字自汉朝以降便出现于君命文书之中，而明朝皇帝又有“奉天承运皇帝”之称，故而采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一说有其逻辑。然而从微观历史来看，明朝承袭元制，元朝圣旨的开头语正是“上天眷命，皇帝圣旨”——朱元璋亲自将“上天眷命”改为“奉天承运”，故而采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一说亦符合语境。因此，这一争议孰对孰错，还需要更多史料方能解答……

　　朱元璋画像

　　结语

　　圣旨在大众文化中充当了古代皇权最直接的象征物，故而其定义也只能从大众文化的角度进行重塑。中国的历史过于悠久，王朝更迭过于频繁，君命文书的文体与定义过于复杂，将圣旨作为大众文化意义上君命文书的代名词，未尝不是一个取巧的方式。如何划分严肃历史与大众文化的界线？圣旨在此出了一道难题。不过这一切，并不影响有心人去探索追寻圣旨背后那林林总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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