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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gjian推荐文章1：建筑师的空间
唐克扬
“空间”这个词如今是无所不在了。现代汉语中它最初使用的语境不详。“space”这个英文词，在拉丁语中的词源最初含义是“间歇”“距离”，从物质到感受，它包含着多种的世界经验。
今年普利兹克建筑奖的得主是中国建筑师刘家琨。他的作品及其内在坚持，凸显了“空间”而不只是“建筑”这个词的含义。先说建筑师的事务所，他没有租用一般的写字楼，而是一直驻守在成都的一个老小区——玉林小区里，从成立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当时选这个地方，是因为他的朋友在这里开发居民区，条件优惠。20多年来，因为城市不断发展，这里不再是城市边缘一个新修的居民区，从空空荡荡变得人满为患，奇迹般地成为一个文旅热点。
建筑师工作的“空间”显然不能用一间房子来概括。我们关注的“空间”不是“空房间”，或者抽象的“体积”。小区从实体——也就是一堆水泥房子——蜕变为一个城市活动的密集点，连带着它的属性也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事实上，当你走进这个本来功能仅是居住的小区，会惊讶地发现它比你想象的更像闹市，火锅、书店、咖啡、酒吧，到处是年轻人的欢声笑语。你突然想起一首通俗歌曲的歌词“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眼前熙熙攘攘的人群有了新的意义。或许，空间的魔力正在于此：世界万物的关系一下子在这儿就变具体了。
某事物“外在于”我们——所以我们要去陌生的城市拜访。同时某事物又可能是“内含于”空间的，我们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会喜欢上这个地方，甚至再也不想走了。刘家琨也是这样，玉林小区曾经一度很衰败，那时建筑师们甚至考虑过搬家，因为潜在客户来访后印象很不好。然而风水轮转，现在小街区成了大城市里一个比较好的肌理形态。很多当代开发一眼可以看透，我们只能是“从外面”看到城市光鲜的一面，而这些既有年头又热闹的小街区，往往给人深邃的感觉。
从他的事务所选址上，建筑师领略了很多难进教科书的东西。比如，有人气的和无人光顾的建筑往往有天壤之别；再豪华的装修，经年历久就会显得破败，但“活”的社区“抗衰老”，不容易讨人厌。再比如，在类似的空间中我们很难分辨，自己到底是“在里面”还是“在外面”。大街对很多人原本只是赶路的所在，但是条件合适，很多人喜欢坐在街边，享受置身城市中打望的乐趣。相形之下，现代居民不像住在老院子里那样爱彼此打听了，社区相对而言反而是安静的，这里也多了很多在乎自己隐私的城市租客。因此，原来的“里面”，相对于城市公共空间，反而是退隐的“外面”。建筑师选择在这工作思考，反而有种“万人如海一身藏”的超脱。
刘家琨设计的建筑不可能都在类似的社区中。但是他很好地领略了空间的不同品性，让它们在现实中彼此混合，勾兑出丰满的建筑：一个自成一体的美术馆(成都的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一个融入自然风景的改造项目(泸州的二郎镇天宝洞区域改造项目)，一个把上述要素都融入城市生活的商业街区实验(成都的西村大院)。这些或实在或不可捉摸的事物，或人工，或天然，或静或动，只要依托于某个空间，它们的边界可能是清晰的，没准也是可以打破的，全仰仗人们如何生活其中。骑自行车、读书、打牌、烤串儿、发呆……说不好是在“营业”，还是纯属“休闲”。如此，才给城市一份更活泼的“功能说明书”。
在这个意义上，当代建筑学早已发生创作转向。不仅某种空间构型，纷繁的“人物事”也早成艺术的主角了。创立这种实验典范的中国城市就是成都，既有经济活力，是区域中心的大都会，又有人间烟火。它简直不要太合适刘家琨希望营造的世界。难得的是，他自己也生活在其中。
《 人民日 》( 2025年04月09日 20 版)
kongjian推荐文章2：西方文论关键词 | 空间（Space）
空间（Space）
郑佰青
略说
“空间”
（Space）这一词条在《简明大英百科全书》中仅被简单地概括为两句话：“空间，指无限的三度范围。在空间内，物体存在，事件发生，且均有相对的位置和方向。"（60）这种把空间视为空洞的、均质的容器（container）的观点，贯穿于整个西方现代性历史中。20世纪90年代围绕“空间”问题的跨学科研究的崛起质疑了先前时代主导的时空观，空间成为一种被赋予了深刻文化意义的文本，不再是时间的附庸或纯粹的地理景观，这显示了时空观念在全球化和后现代性语境下完成了新的转向。在“空间转向"(spatial turn)的大背景下，空间理论的发展促进了与时间话语相抗衡的空间地理话语的兴起。虽然多元化的空间理论研究形式多样、角度不一，但无论是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空间”(power space )、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超空间"（hyperspace）、哈维（David Harvey）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还是苏贾（Edward Soja）的“第三空间”（third space）等，都致力于重新发掘空间本身的价值与内涵，也更加关注人类在空间维度中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理论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平台，文学的空间批评也在空间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的不断探索中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
René Magritte, Belgian, 1898 - 1967
Golconda (Golconde), 1953
综述
从唯物主义的视野出发，空间和时间都是物质的客观存在形式，是描述人类社会经验的两个基本视角。然而在西方现代性历史中，空间和时间观念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19世纪以来，以历史决定论为代表的时间观念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社会科学的实践意识和理论意识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空间沦为时间的附庸，被看作一个静止的、无限的理想化结构，这诱使我们把空间想成一个物化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开放性的、斗争的、矛盾的过程。当代学者韦格纳（Phillip Wegner）在其著名的论文《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的开篇引用了莎士比亚戏剧《皆大欢喜》中“全世界是一个舞台”的著名诗句，有力地说明了在西方现代性历史中盛行的关于空间与空间性的设想：“空间被看成是一个空空荡荡的容器，其本身和内部都了无趣味，里面上演着历史与人类情欲的真实戏剧。”（179）福柯在《地理学问题》的访谈中提出了“空间的贬值”（devaluation ofspace）的观点：“空间长期以来被看成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相反，时间代表了丰裕、富饶、生命、辩证。”（1980：70）福柯指出，19 世纪沉湎于历史，一直被与时间相关的主题所纠缠，人们对事物及社会发展的考察与认识主要是沿着时间的线索展开，主题都是悬念、危机和周期等与时间因素有关的概念。这种时间与历史相对于空间的优越性在文学批评传统中也时有体现。自19世纪后半叶开始，作家常把人物复杂心理的刻画作为叙事艺术的最高成就，因此人物从根本上是一种时间的建构，空间或场景使其得以展开，而空间或场景一旦确立就是不变的。现代主义小说更强调内在化，即在意识之外别无他物，场景和空间不复存在。这一情形直到19世纪末还未终结，一种在本质上是历史的认识论继续蔓延于现代社会理论的批判意识中。这种社会理论与文学批评“去空间化”（despatializing）的结果，使空间性批判销声匿迹了将近一个世纪。
20世纪是空间的纪元。我们身处一个同时性（simultaneity）和并置性（juxtaposition）的时代，我们对世界的体验，与其说是在时间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漫长生命的经验，不如说是同时联系着各个点并与自身交叉在一起的网络的经验。（Foucault，1986：22）随着列斐伏尔、福柯、詹姆逊、哈维、苏贾等思想家对“空间时代”富有前瞻性、预见性的阐释，当代西方学术中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对空间的皈依和转向。如苏贾注意到在社会理论中空间问题的从属性以及空间在批判社会理论中长期缺失的状况，并对历史决定论、现代性时间霸权以及传统地理学固守学科界限展开批判。他试图解构和重构现代性和现代地理学空间，从时间的牢笼里解脱出来建构一种后现代空间化阐释学。“这些不同思想家们的著作以令人惊讶的多种方式表明：空间本身既是一种产物（production），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干预形成的，又是一种力量（force），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与方式的各种可能性。”（Wegner 181）这种新型的空间观是对先前社会历史理论中时间特权的反拨，显示了一种对启蒙运动和笛卡尔式的空间概念的共同挑战。
空间理论从后现代美学、当代政治、全球化、消费与经济等角度阐述了空间的多维属性以及文学作品中的多维空间，这些理论倡导重新思考空间、时间和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韦格纳勾勒了一种以“空间”为中心的批评形态，提出了“空间批评”（spatial criticism）这一术语。在阐述列斐伏尔、福柯、詹姆逊等人的空间理论的同时，他提出了对空间关系的关注对文学各层面产生的影响。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萨义德（Edward Said）的《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lmperialism）、莫雷蒂（Franco Moretti）的《欧洲小说地图集，1800 -1900》（Atlas ofthe European Novel, 1800 -1900）、克朗（Mike Crang）的《文化地理学》（Cultural Geography）等著作，皆从各自的空间视角出发对文学和文化作出了解读。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中关注文学和文化文本如何反映由现代化进程引发的具体空间实践中的变化，进而审视乡村与城市关系中变化的情感结构。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批判了威廉斯狭隘的民族视阈，认为脱离英国庞大的帝国网络和影响的空间，就不能很好地理解英国民族文化，他称此为一种“对位阅读”（contrapuntal reading）：任何对现代民族文学的探讨必须置于全球空间语境之中，进而发现它们与海外的帝国主义扩张以及资本原始积累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可见，空间具有生产性，文学作品中的空间应该被看作蕴含丰富文化意义的场域，而不是文化和历史叙事借以发生的僵滞、虚空的背景。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
Henri Lefebvre
亨利·列斐伏尔（法语：Henri Lefebvre，1901年6月16日—1991年6月29日），是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以开创对日常生活的批判而著称，引入了城市权和社会生产的概念空间，以及他关于斯大林主义，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辩证法，异化和批评的工作
在西方现代性探讨中，对空间的复兴主要归功于两位法国社会理论家：列斐伏尔和福柯。作为空间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列斐伏尔将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批判转化为空间的分析批判，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空间化阐释并系统阐述了空间概念，开创了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地理学派。当代西方理论中“空间转向”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是现代地理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产物。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发展赋予了当代西方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以新的方向，并为后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74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Paris: Anthropos. Trans. Donald Nicolson-Smit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1991. *1991
列斐伏尔1974年出版《空间的生产》一书，这是第一部关于社会空间的系统理论著作，首次提出了“空间转向”的概念，批判了将空间仅仅视为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容器”或“平台”的传统社会政治理论。对于列斐伏尔来说，空间不仅是传统地理学意义上的物质概念，也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关系的重要环节，指向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成为浓缩和表征当代社会重大问题的符码。他提出了“空间生产”的著名概念，即空间在根本上是依靠并通过人类的行为生产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完成从“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到“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的转型。空间是在历史发展中产生的，并随着历史的演变而重新建构和转化，“空间的生产……主要是表现在具有一定历史性的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性组织的问题等各方面。"(2003：47)他进一步提出了超越两元论的“空间三元辩证法”（ tripartite model of space），即任何由社会生产出来的空间都是由“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s）、“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和“表征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辩证地组合而成的，它们各自与“感知的”（perceived）、“构想的”（conceived）、“实际的”（lived）认知方式相对应。这三个层面中的第一层属于社会生产、再生产和构建等最为抽象的过程，第三层主要是具体化了的个体文化体验空间以及构成它的各种符号、意象、形式和象征，第二层则涉及我们对空间的界定，它调节着其他两个层面并把所有这三个层面凝聚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列斐伏尔指出，空间研究必须横跨三个领域，即物质的（自然、宇宙）、精神的（包括逻辑抽象与形式抽象）以及社会的。物质空间存在于空间实践中，是直接可感的，这是传统空间学科关注的焦点；精神空间是被概念化的空间，是关于空间的知识建构，是在物质空间的基础上构想的空间，是对物质空间的再现;而社会空间异于前两类空间又包含前两类空间，是彻底开放、充满想象的空间。这三个领域的现代研究往往相互割裂，互不关联，而列斐伏尔则认为这三类空间相互交织，缺一不可。他追求这三个领域的理论统一性，“把各种不同的空间及其生成样式全都统一到一种理论之中，从而揭示出了实际的空间生产过程”。（1991：7）
在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所有伟大的人物中，勒菲弗也许是最不为人所了解，也是最被人误解的人物。他卓尔不群，是后现代批判人文地理学的滥觞，是攻击历史决定论和重申批判社会理论空间的主要源泉。他这种坚定不移的精神引发了一大群人开展其他形式的空间化，如萨特、阿尔都塞、福柯、普兰扎斯（Ｎｉｃｏｓ Ｐｏｕｌａｎｔｚａｓ）、吉登斯（ＡｎｔｈｏｎｙＧｉｄｄｅｎｓ）、哈维和杰姆逊等人。即便在今天，他依然是富有原创性和最杰出的历史地理难物主义者。（苏贾，
《后现代地理学》65）
福柯的“权力空间”
Michel Foucault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 年 10 月 15 日至 1984 年 6 月 25 日），法国哲学家、思想史家、社会理论家、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作为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的知识型、权力、知识考古学等观念对之后直至今天的人文科学影响深远。其代表作有《古典时代疯狂史》、《词与物》、《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等
空间是列斐伏尔和福柯所共同关注的中心问题，他们都挑战传统的空间思维：列斐伏尔强调空间作为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以及社会秩序建构过程的产物，福柯则认为空间是各种权力关系交锋的场域。福柯将时代症候的关注点从时间性焦虑转向空间性焦虑，致力于空间的审视与解构，力图拆穿空间背后隐匿的知识与权力的共谋关系，揭示知识、权力与空间之间的内在隐秘关联。
福柯提出了“权力空间”这一批判思想，认为空间是知识话语与权力运作的具体场所，权力空间作为一种强力意志和指令性话语，存在和作用于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一部完全的历史既是一部空间的历史，也是一部权力的历史，它既包括从地缘政治（geo-politics）的大战略到居所的小策略，也包括从制度化的教室建筑到医院的设计。”（1997：205）权力的空间化是现代社会规训、操控的基本策略和方式，即现代社会的权力操控是借助空间的物理性质来发挥作用，并通过空间的组织安排来实施完成的。福柯借助于对权力发生作用的各种空间圈限（enclosure）如监狱、医院、精神病院、学校、工厂、街区等场域来研究权力的运作方式和形态特征，对现代性发生的历史进行了空间化考察。他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中对现代社会所作的空间化处理，就是将现代社会监狱化。他在考察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于1787年设计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时提出，这种监狱就是空间自动地、持久地、匿名地发挥监控作用的范例，是现代权力统治技术空间化的典范型构，是新型权力机制模式最完美的空间形象。
The abandoned
Presidio Modelo complex in 1995
（古巴废弃环形监狱）
Plan of the Panopticon by Jeremy Bentham, drawn by Willey Reveley in 1791.
在这种结构中，犯人置身于一种恒久的可见性（permanent visibility）状态中。因不知他们何时被注视，犯人因而内化了这种加诸他们身上的自律。权力因此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现代权力对身体的规训技术在监视的空间中得以实施和实现。福柯的权力空间理论对于文学批评的影响尤其体现在“新历史主义”著作中，如他的圆形监狱模型启发了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土比亚》（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From More to Shakespeare）一书中对莫尔的《乌托邦》的重读。又如塔内尔（James A. Tyner）在《自我与空间、抵制和规训》（ “Self and Space, Resistance and Discipline: A Foucauldian reading of George Orwell's 1984”）一文中对奥威尔的《1984》进行了福柯式的权力空间解读，认为小说中的空间隐藏着规训与惩罚的权力机制。在大洋洲国这个社会空间中，最高领袖是老大哥，小说中充当监视职能的是荧光屏，它被安置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无论办公室、住所，还是公共场所，全体人民的生活和思想都处于其监视之下，显示了权力运行机制在空间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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