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推荐文章1：看展 | 神秘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从千年黄沙中走来

　　塔克拉玛干沙漠一片荒芜，巍巍昆仑山冰川林立，但在沙漠与昆仑山之间却孕育了一片片绿洲，这就是和田。

　　和田，古称于阗，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属西域都护府管辖，中国玉石之路的起点，丝绸之路南道的重镇，中国佛教东传的第一站，东西方文化交流荟萃之地，它是镌刻在中国历史里的古老地名。

　　日前，由中国民族博物馆、中华世纪坛艺术馆、首都博物馆、和田地区博物馆策划举办的《五星出东方——和田历史文物展》在中华世纪坛艺术馆世纪大厅展出，展览将持续至2月5日。

　　这场展览共展出了220余件文物，展览中围绕和田美玉、于阗乐舞、文字文书、贸易交通、佛教传播等内容展出一批精彩的文物：有揭秘古代沙埋和田的出土文物；有见证两千年前诉讼故事的佉卢文文书；有东汉王朝在精绝国设立农事管理机构的印章；有东西方文明交融物证的石雕塔基；有君子比德以玉的和田美玉……

　　不过，其中最瞩目的必须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以下简称：“五星锦”）。而萦绕在这件文物周围的，是无数的神秘与辉煌。

　　发现·传奇

　　2000多年前，昆仑山脚下有一条尼雅河，神秘之水孕育出一个富庶的精绝古国。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第一次发现西域有36国，而精绝国就是其中之一。几百年后，大唐玄奘西天取经，东归时发现，传说中的古国和尼雅河竟然凭空消失，只留下一个荒草丛生的尼壤城，这便是精绝国最后的样子。

　　《汉西域诸国图》中记载有“精绝国”

　　1995年，“中日共同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来到尼雅遗址开始调查和发掘时，偶然发现了一处男女合葬墓。从那时起，黄沙下的尼雅遗址重现人间，一件智慧与祥瑞之物——“五星锦”破土而出，逾千年而愈新，其色绚烂，其纹诡秘，其字激扬。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国家一级文物，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在正式了解这件“五星锦”之前，应该先探索它的出土地“尼雅遗址”。

　　尼雅古城遗址（图据：黄锦前）

　　尼雅遗址，位于民丰县北 100 余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是塔里木盆地南缘现存规模最大的聚落遗址群，1988年和1990-1997年间，中日联合进行尼雅遗址考古调查、发掘，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全面揭开了这处被誉为“东方庞贝”的沙埋遗址的神秘面纱。根据考古发现并结合文献，确定尼雅遗址即史书所记汉代丝绸之路南道重要绿洲城邦——“精绝国”故地，最终废弃于 4 世纪末 5 世纪初。

　　据考古调查，在尼雅河尾闾南北长约 30公里 、东西宽约 5 公里狭长的区域内，散布着规模不等的房屋宅院、佛塔、寺院、城址、作坊、田地、墓地、果园等遗迹约百余处，清理出大量建筑构件、汉文、佉卢文简牍文书、佛教壁画、钱币、陶器、木器以及料珠、珊瑚等各种饰物。

　　尼雅遗迹的“地标”——佛塔。（图据：新华网 史依灵）

　　而1995年发掘精绝王及贵族墓地，出土以“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为代表的锦绣华服等稀世珍品，是20世纪尼雅考古中收获最为丰硕的一次。那时，中国考古队员发现这座墓地部分棺木已经暴露在外，经过常年风沙吹蚀，木棺已经有部分糟朽。为了保护该墓葬，考察队将墓葬整体运往乌鲁木齐，在安全的条件下，开始了清理工作。

　　开棺·惊奇

　　打开棺盖，考古人员发现，该墓内并排合葬着一男一女，棺内有众多的随葬品，种类丰富，保存状况很好。

　　墓主人是45岁左右的男性，身高164左右，这一身高在当时算中等身材。男子下葬时，身着白绢套头长衫，裤子，外穿长袍，所穿服饰的边缘都用各式锦缎装饰，能辨认出的有“文大”锦，“延年益寿，常保子孙”锦，“宜子孙”和“安乐绣”等锦。头下枕着长方形绛红色的锦枕，上面有“安乐如意长寿无极”字样。在他的右侧放置了弓、箭、弓袋、箭袋和木叉，木叉上还缠绕着刀鞘、锦帽等。

　　尼雅遗址出土的“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鸡鸣枕。（图据：新疆日记者 银璐）

　　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文物——“五星锦”，来自于该男子右臂上系着的，用织锦做成的护臂。该护臂呈圆角长方形，长18.5厘米，宽12.5厘米，上下有6根绢带，是古人射箭时保护胳膊的护具。

　　“五星出东方”锦出土时的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有两行相同的8个篆体汉字，内容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五星”、“中国”都是后来才有的文字，当时为何会有这一的字出现呢？

　　据专家解读，“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古代星占学上常见的占辞。《史记·天官书》：“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汉书》《晋书》《隋书》《新唐书》天文志以及《开元占经》中也都有类似的记载。“五星”在古代指岁星、荧惑、镇（填）星、太白和辰星。秦汉以后，因五行说的普及，它们又被称为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和土星。

　　“东方”是中国古代星占术中特定的天穹位置。“中国”指黄河中下游的京畿及中原，即四裔之中的华夏地区。五星“积于东方”和“五星出东方”是指五大行星在某段时期内，在日出前同时出现于东方天空，即“五星连珠”或“五星聚会”现象。

　　所以，“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即五星共见于东方，利于中国。

　　但由于五大行星周期性围绕太阳公转时间不同，五星聚合一处的天象非常罕见，因而引起古人的好奇与重视，把这种天象附会上某种“天意”，认为是天降祥瑞，大吉之兆，如《文献通考》就有“周将伐殷，五星聚房”之说。

　　同时，此锦在缭绕的云气骨架中，穿插了祈求风调雨顺，祥瑞太平的凤凰、鸾鸟、麒麟、白虎等祥禽瑞兽；织造采用红、黄、蓝、白、绿五色丝线，呼应阴阳五行。花纹流畅自如，极为华丽，代表了汉代织锦技术的最高水平。

　　汉代蜀锦的五色经线

　　再看女性墓主人，她的左侧放置着一件木叉，上面裹着毛织物，虎斑彩织锦袋，帛鱼和皮革的小圆木桶。女子身着棉质长裙，外套百褶边的红娟长袍，随身佩戴料珠项链，其中还有四颗精致的蜻蜓眼料珠，头下枕着的是“千秋万岁宜子孙”锦枕。

　　随葬品中还有一些生活物品放在墓主人的脚下，几件木质的杯子、木盆子，两件陶罐，尤其是其中一件陶罐，颈部用墨书写有汉字“王”。结合棺内其他丰富的随葬品，墓主人穿着的华贵服饰，种类多样的丝织物，推测墓主人系精绝国王继承者。

　　顶端·织锦

　　尼雅古国，在历史上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精绝”。

　　精绝国是西汉时期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彼时的精绝，虽是弹丸之地，却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汇融合之处，商贾云集，繁华富庶。几百年后的唐朝，玄奘取经东归路过此处，却只见“泽地热湿，难以履涉，芦草荒茂，无复途径”，已不见往昔繁盛。史书中寥寥数笔，没有记载它何时消失，只留下莽莽黄沙和一个遥远的传说。

　　既然，“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出土于这个丝绸贸易频繁之地，那么这件文物在织锦技术上属于怎样的地位呢？

　　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曾打过比喻，“如果说，‘锦’是站在丝织品鄙视链的顶端，那么，‘五星锦’便是站在‘锦’的鄙视链最顶端。”他解释道，丝织品有绫罗绸缎，还有绮纱素绢等，其文字大部分都使用了绞丝旁，只有锦是金字旁，代表着其价如金。

　　该织锦制作考究，工艺精湛，色彩绚烂，精致无双，是汉代织锦技艺的最高代表。这类风格和题材的织锦，在出土文物中极为罕见，是难得的艺术珍品。

　　用于复制五星出东方锦的汉代勾综提花机

　　“欲织汉锦，先制汉机。”赵丰曾带领团队用复原的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西汉提花机，成功复制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成为业界首例对“五星锦”的原机具、原工艺、原技术复原。涉及10470根经线，84片花综，2片地综，经线在错综复杂间丝丝入扣，历时1年多最终完成。

　　其实，在此之前也有其他机构做过“五星锦”的复制工作，但都不是用汉代织机来织造复原，并非原技术、原工艺。赵丰曾说，“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部分残片的宽度，远小于其织造时织锦的真正门幅。若只复制出土部分的织锦，大概只需要三四千根经线即可，结合织造技术，其难度相对会小很多。但若复原整幅织锦，需要一万多根经线在一台织机上，涉及到的整经、穿经、提综、开口等多个技术点的难度，而且对整幅织锦的复原需要更充分而有力的学术研究作为支撑。在不知道残片以外信息的情况下，过往普遍的做法是将出土残片的图案进行简单的循环重复。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纹样及文字复原

　　此外，织造过程也很困难。“五星锦”其经线密度极其大，是赵丰当时所了解的汉代织锦中密度最高的，50厘米的门幅里有一万多根经线，也就是说每个厘米的织物都要接纳两百多根经线。经线密度之高，加上织物纹样之复杂，使得需要使用的综片数量急剧上升。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复制过程中84片纹综错综复杂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成都老官山出土的原织机上有19片综框的位置，真正留下来的其实只有5片，而该件的纹综有84片，这意味着整个综片所占的位置会很长，提花时，综片的提落、经线的上下交替都会变得相当复杂，第一片综片和最后一片综片间隔了一米多的直线距离，虽然第一片综片提起时开口是很清晰的，而最后一片综片提起时，前面的开口相对就很模糊了。对于织造来说，这很难织并极其容易出现差错。所以经线的根数、综片的数量之多都是织造技术上的大难点，“错综复杂”、“丝丝入扣”这些词其实就是对织造场景的形象表达。

　　出征·南羌

　　其实，与该护臂一同出土的，还有一件“诛南羌”织锦残片。

　　经比对，二者为同一锦料的两块断片。通过对具体史实的研究和图案的缀合分析表明，铭文可以连续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诛南羌，四夷服，单于降，与天无极。

　　文字押韵工整。纹样风格酷似“五星锦”的另一块织锦（现藏于英国）上织有“琦玮并出，中国大昌，四夷服诛，南羌乐安定，与天无疆”，二者内容相似，年代也应近同，可以佐证和对读。

　　“诛南羌”锦残片（左）

　　所以，该铭文的意思为：五星同时见于东方，利于中原王朝征讨南羌的军事行动，表示此次伐羌必得成功。铭文叙事的中心为“诛南羌”，其中心思想和基本落脚点在于“四夷服”，即四裔安定天下太平。这也是“利中国”的深层次含义和真正内涵所在。通观全文，其基本立意是以天降祥瑞之兆利于中国寓意吉瑞和吉兆，是汉王朝祝祈讨羌行动的顺遂和四夷臣服，以期“与天无极”，系祈寄祥瑞之词。

　　若再深入探究，该铭文与西汉王朝的赵充国将军有很大的关系。《汉书·赵充国传》中有记载的西汉王朝的一次讨伐西羌的战争。汉宣帝时，先零等羌族部落联合反汉，老将赵充国领兵伐羌，恰逢五星连珠天象出现，汉宣帝认为是天降祥瑞，于是颁诏曰：“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将军急装，因天时，诛不义，万下必全，勿复有疑。”

　　赵充国像，取自丁尚德绘《汉后将军营平候赵充国》

　　据颜师古注解的，援引张晏言：“五星所聚，其下胜。羌人在西，星在东，则为汉。”史籍记事与织锦铭文吻合，措辞也相近同。“蛮夷”即锦铭的“南羌”，指居住在以河湟地区为中心的羌人。这为确定织锦的年代提供了参照。

　　《史记·天官书》记载，在汉高祖刘邦入咸阳的次年五月，曾出现过五星连珠的天象：“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赵充国率军平西羌叛乱，汉宣帝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星占术语用于督促、鼓励对羌人作战的诏书中，更进一步说明汉王朝对这种奇特天象的高度重视，将“汉之兴”附会于五星聚会天象的出现；同时也可见皇家对星占术的绝对话语权，以及当时天文星占对汉帝国军国大事决策的重要作用。织锦铭文应即当时汉王朝强调天人合一、皇权神授、王朝的神圣性与合法性以及独尊儒术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织锦五色——青赤黄白绿，分别与五星的“岁星、荧惑、填星、太白星和辰星”一一对应，把阴阳五行学说表现得淋漓尽致，独具匠心。织锦上的茱萸花纹、云气纹、太阳太阴（即日月）也是当时神仙观念的体现。

　　红星新闻记者 曾琦 编辑 曾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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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推荐文章2：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推荐文章3：一锦千年：“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里的民族交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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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不折不扣的国宝。

　　她见证了丝绸之路上千年的民族交融。

　　她一出世便震惊天下，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她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蜀锦护臂。

　　出世：新疆地区最早的“中国”二字

　　1995年10月，昆仑山下。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的一处汉代墓葬中，有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发现——

　　墓中其中一人的右臂上，绑着一块色彩鲜艳的织锦，在织锦的彩色纹样间，8个篆体汉字跃然而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这是迄今为止新疆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中国”二字，诞生于汉代，距今两千多年。

　　“中国”最初是一个地域概念，泛指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最早明确记载“中国”二字的是西周初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铭文中有“宅兹中国”字样，指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从文字和词语的字源语源上说，它是“中国”这个概念最早的称谓。

　　“五星”指的是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是阴阳五行学说的体现，“五星同聚”被认为是非常吉利的天象。专家认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主要表达了汉晋时期天象占星术和祈求强盛吉利的思想意识，这种祝福吉祥语词在当时比较流行。

　　锦护臂：代表当时丝绸织造的顶级水平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质地为蜀锦，而蜀锦素有“寸锦寸金”之称，当时只有长安和成都才有能力生产。这件锦护臂代表着当时我国乃至世界上丝绸织造工艺的顶极水平，是不折不扣的名贵品。

　　先看颜色，这件锦护臂可谓色彩斑斓，用了汉锦中最高的“五套”档次，即蓝、绿、红、黄、白五套彩色经线与一套纬线相交，质地厚实。五色配置讲究，分别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对应，正是“五星”所体现的内容。

　　再看图案，纹样美观流畅，五色丝线不仅错落有致地织出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8个汉字，以及星纹、云纹，还有孔雀、仙鹤、辟邪虎等祥禽瑞兽纹样。书法文字与灵动图案的和谐匹配，十分罕见。

　　如此顶级的丝织品何以出现在尼雅遗址？

　　尼雅遗址是汉晋时期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精绝国所在地，是丝绸之路南道的必经之地。西汉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建立起中原王朝和西域地区的密切往来。西汉政府设立西域都护府对西域地区进行管辖，其中也包括精绝国。

　　汉晋时期，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及赠送外国君主、使节，赏赐国内边疆地区少数民族首领的主要礼品都以丝绸为主。“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被认为是由蜀锦匠人专门为汉朝皇家织造，最终却出现在新疆地区的汉代墓葬中，表明古代精绝国和汉王朝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回响：盛世绽放芳华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者和讲述者。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今年的开年首场大展“何以中国”特展上，130多件“国宝重器”亮相，来自新疆博物馆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蜀锦护臂是其中之一。它们向人们鲜活地呈示“中华大地何以中国，中华文明何以不朽”。

　　让文物说话，就是让历史说话。2021年6月，舞剧《五星出东方》在北京首演引起热烈反响，此后在全国巡演30余场。不久前，该剧荣获第十七届文华大奖，这是我国舞台艺术政府最高奖。

　　舞剧《五星出东方》以“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为题材创作，通过丰富的想象力，在舞台上呈现出国宝的前世传奇和今生故事，让观众通过一部舞剧了解一段中国大地上民族交流融合的历史。

　　正如专家所说，国宝“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不是一般的文物，这使得以此依托创作的舞剧《五星出东方》有了极高的题材辨识度。文艺作品借文物起舞，更通过解读文物背后的重要历史事件传达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题。

　　文物小档案“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蜀锦护臂，国家一级文物、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整件护臂呈圆角长方形，长18.5厘米，宽12.5厘米，以织锦为面料，边上用白绢镶边，两个长边上各缝缀有3条长约21厘米、宽1.5厘米的白色绢带，其中3条残断。

　　： 中国民族新媒体部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推荐文章4：“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与汉代思想在西域的传播

　　　 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发现一处夫妻合葬墓，墓主尸体保存完整，身着的华丽锦服也完好如新。其中，男性墓主右臂绑有一块色彩鲜艳的锦护臂，即著名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墓葬年代为东汉末至魏晋时期，距今已1800多年，越千年而不朽，令人叹为观止。

　　五星连珠的祥瑞之兆

　　该护臂呈圆角长方形，长18.5厘米，宽12.5厘米，以织锦为面料，用白绢镶边，两长边各缝缀有3条长约21厘米、宽1.5厘米的白色绢带，其中3条残断。织锦图案总体采用山状云作骨架，沿织锦纬向连续铺展。纹样题材异常别致，自右至左依次织有凤凰、鸾鸟、麒麟、白虎等；围绕这些“大瑞”纹样的则是景云、嘉禾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等文字巧妙地列置其中，表达祈佑祥瑞的寓意。彩锦以红、黄、蓝、绿、白五色经线显花，以五个不同颜色的圆点代表五星；以吉祥语文字和祥云瑞草、祥禽瑞兽组成一个上下宽约7.2厘米的图案组合，沿经线方向重复循环。此锦采用1：4平纹经重组织，整个图案不分色区，均以红、黄、蓝、绿、白五色丝线织成，经密220根/厘米，纬密24根/厘米，图案经向循环有84根夹纬，7.4厘米，远远大于普通的汉锦。研究表明，这是来自数千公里之外的蜀锦。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 /供图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古代星占学上常见的占辞。《史记·天官书》：“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汉书》《晋书》《隋书》《新唐书》天文志以及《开元占经》中也都有类似的记载。“五星”在古代指岁星、荧惑、镇（填）星、太白和辰星。秦汉以后，因五行说的普及，它们又被称为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和土星。“东方”是中国古代星占术中特定的天穹位置。“中国”指黄河中下游的京畿及中原，即四裔之中的华夏地区。五星“积于东方”和“五星出东方”是指五大行星在某段时期内，在日出前同时出现于东方天空，即“五星连珠”或“五星聚会”现象；“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即五星共见于东方，利于中国。由于五大行星周期性围绕太阳公转时间不同，五星聚合一处的天象非常罕见，因而引起古人的好奇与重视，把这种天象附会上某种“天意”，认为是天降祥瑞，大吉之兆，如《文献通考》就有“周将伐殷，五星聚房”之说。

　　该织锦制作考究，工艺精湛，色彩绚烂，精致无双，是汉代织锦技艺的最高代表。这类风格和题材的织锦，在出土文物中极为罕见，是难得的艺术珍品。其意蕴深厚，内涵丰富，是国家一级文物，中国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64件文物之一，新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逝者越千年存其身，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五星”织锦是早期出土文献中所见最远的“中国”，也是西域地区出土最早的“中国”。“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凝视织锦，透过闪烁着文明光泽的历史碎片，穿越千年时空，令人遐思无限。

　　汉伐南羌的史料佐证

　　该护臂上织有隶书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同出还有一件“诛南羌”织锦残片，经比对，二者为同一锦料的两块断片。通过对具体史实的研究和图案的缀合分析表明，铭文可以连续为：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诛南羌，四夷服，单于降，与天无极。

　　文字押韵工整。纹样风格酷似“五星”织锦的另一块织锦（现藏于英国）上织有“琦玮并出，中国大昌，四夷服诛，南羌乐安定，与天无疆”，二者内容相似，年代也应近同，可以佐证和对读。

　　铭文意思是说，五星同时见于东方，利于中原王朝征讨南羌的军事行动，表示此次伐羌必得成功。铭文叙事的中心为“诛南羌”，其中心思想和基本落脚点在于“四夷服”，即四裔安定天下太平，这也是“利中国”的深层次含义和真正内涵所在。通观全文，其基本立意是以天降祥瑞之兆利于中国寓意吉瑞和吉兆，是汉王朝祝祈讨羌行动的顺遂和四夷臣服，以期“与天无极”，系祈寄祥瑞之词。

　　若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同时代的相关出土文献来看，其文本的内涵还可以有进一步深入发掘之处。

　　与织锦铭文内容可能有联系的史事，是《汉书·赵充国传》记载的西汉王朝的一次讨伐西羌的战争。汉宣帝时，先零等羌族部落联合反汉，老将赵充国领兵伐羌，恰逢五星连珠天象出现，汉宣帝认为是天降祥瑞，于是颁诏曰：“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将军急装，因天时，诛不义，万下必全，勿复有疑。”

　　颜师古注引张晏曰：“五星所聚，其下胜。羌人在西，星在东，则为汉。”史籍记事与织锦铭文吻合，措辞也相近同。“蛮夷”即锦铭的“南羌”，指居住在以河湟地区为中心的羌人。这为确定织锦的年代提供了参照。

　　赵充国征服西羌后不久，匈奴也归顺汉朝，织锦铭文的“单于降”，应指匈奴降汉之事。这更进一步证明，锦铭记事与《汉书·赵充国传》所载伐羌之役密切相关。

　　织锦上所织云气纹、鸟兽、辟邪和代表日月的红白圆形纹等，皆系典型的汉式图案。铭文文字系标准的汉隶。“四夷服”等类似文句亦屡见于汉代铜镜铭文；“与天无极”在出土的秦汉瓦当中多见，如陕西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的“千秋万岁，与天（地）无极”等。铭文整体立意与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的瓦当“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近同，措辞也相近。这些皆可以证明，织锦的年代应为汉代。铭文记事与《汉书·赵充国传》所载伐羌之战有关，具体年代应在汉宣帝讨伐西羌之时，即公元前61年。总之，“五星”织锦是汉军出征西羌的重要见证。

　　阴阳五行在军事上的运用

　　《史记·天官书》记载，在汉高祖刘邦入咸阳的次年五月，曾出现过五星连珠的天象（“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赵充国率军平西羌叛乱，汉宣帝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星占术语用于督促、鼓励对羌人作战的诏书中，更进一步说明汉王朝对这种奇特天象的高度重视，将“汉之兴”附会于五星聚会天象的出现；同时也可见皇家对星占术的绝对话语权，以及当时天文星占对汉帝国军国大事决策的重要作用。织锦铭文应即当时汉王朝强调天人合一、皇权神授、王朝的神圣性与合法性以及独尊儒术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织锦五色“青赤黄白绿”（其中，绿色应代表黑色，或因黑色不够亮丽而以绿色替而代之）分别与五星的“岁星、荧惑、填星、太白星和辰星”一一对应，把阴阳五行学说表现得淋漓尽致，独具匠心。织锦上的茱萸花纹、云气纹、太阳太阴（即日月）也是当时神仙观念的体现。

　　尼雅古城遗址 /供图

　　众所周知，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兵家和阴阳家皆系重要流派。阴阳学派盛行于战国末期到汉初，创始人是齐国的邹衍，其思想和学说的核心内容为“阴阳五行”。“阴阳”指世界上一切事物中都具有的两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联系的力量；“五行”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物质的运行和变化所构成，强调整体概念。两者互为辅成，五行必合阴阳，阴阳必兼五行。“阴阳五行”说将数术思想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并进一步发展，建构了规模宏大的宇宙图式，尝试解说自然现象的成因及其变化法则。这种思想在秦汉时期广为流行，如《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等都是直接受邹衍学说的影响。

　　兵阴阳家是兵家的四大流派（《汉书·艺文志》将兵家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四类）之一，是用天时、刑德、五行来预测战争的吉凶，属军事数术范畴。《汉书·艺文志》曰：“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颜师古注：“五胜，五行相胜也。”顺时、刑德、五胜，表明兵阴阳家实即阴阳五行思想下的多种术数形式在军事中的运用；“假鬼神以为助”，即一切借助鬼神的方术在军事上的应用皆可以归入兵阴阳的范围。兵阴阳家既包含了以往各种军事术数，诸如卜筮、占星、占云气、占梦、祭祀、禳祷、诅咒、厌胜和形形色色的杂占、巫术等，又与以往的军术不同，是阴阳五行化的军事术数，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军事术数史进入到新的阶段。

　　兵阴阳思想学说在战国时期即开始流行，如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中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等即为代表和典型。秦汉以后，五行说普及，兵阴阳思想学说在汉魏时期得到进一步推广传播，影响也进一步扩大，如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刑德》、沅陵虎溪山汉简《阎氏五胜》、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盖庐》、银雀山汉简《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甘肃敦煌汉简《力牧》等，皆系此类文献；张良、范增、李广利、张角、诸葛亮、李傕、司马懿、沮授等人，皆属兵阴阳家。

　　总之，五星作为天文星占学术语，实际上与汉代流行的阴阳五行思想密切相关。织锦文字虽系祈寄祥瑞的吉语，但从本质上来讲，作为汉军出征西羌的实物见证，织锦铭文是汉代兵阴阳思想在伐羌战争中的实践和运用，其内涵与汉代流行的占星术和兵阴阳思想有关，反映了当时天命神权、天人感应观念的流行和谶纬之学盛行的社会现象，是当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的产物。

　　汉王朝与西域的交通往来

　　“五星”织锦出土时绑缚于墓主的右臂，和弓箭、箭箙、短剑鞘等物品放置一起，说明它应该是和成套的武器一起使用的实用物品，其用途与军事实践密切相关。织锦出自远离中原的尼雅遗址，可见当时兵阴阳学说和思想已流传到西域地区，是战国秦汉时期中原的兵家思想传播到西域的重要实物与文字证据。

　　尼雅是西域古国之一，古称精绝国，是丝绸之路南道的一个城邦，地处东西交通的孔道，战略位置重要。《汉书·西域传》：“精绝国，王治精绝城，去长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户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胜兵五百人。精绝都尉、左右将、译长各一人。北至都护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戎卢国四日行，地厄狭，西通扞弥四百六十里。”《后汉书·西域传》：“自鄯善踰葱领出西诸国，有两道。傍南山北，陂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踰葱领，则出大月氏﹑安息之国也……出玉门，经鄯善、且末、精绝三千余里至拘弥。”在连接中原和西域的河西走廊西端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简中，也有关于精绝国同汉朝往来的记载。4世纪，这个在丝绸之路上曾经繁荣一时的绿洲小国悄然湮没在浩瀚无垠的沙海之中，其宏伟繁华的都市尼雅也从此沉睡于大漠深处。

　　尼雅遗址墓葬出土锦护臂的主人系精绝国王继承者，年代为东汉末至魏晋时期。而织锦铭文反映的是汉宣帝时伐西羌的战事，明显早于墓葬的年代。“五星”织锦因其特殊的设计思想和祥瑞内容，加之特殊的祈愿目的，其设计织造应由汉代皇家织室和服官生产制作，其用途也应非同寻常。这件珍贵的织锦是如何流传到昆仑山下的丝路绿洲城邦精绝国的呢？学界一般认为，是当时汉朝中央政府给予西域附属小国王公贵族的赠赐封赏。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为了管理统一后的西域，西汉王朝在乌垒城（今轮台县境内）建立西域都护府，正式在西域设官、驻军、推行政令，开始行使国家主权，西域从此成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精绝国系汉代西域36国之一，受汉王朝西域都护府统辖。“五星”织锦应于西域都护府设立之时（神爵二年）被赏赐给精绝国，系西汉朝廷的官方赏赐品，见证了西域都护府设立的历史。

　　织锦图案花纹清新醒目，祥鸟、瑞兽、白虎走动于云气、星际之间，显示着一种强大的信心和力量。作为民族交流与融合的象征，“五星”织锦这件透着祥瑞之气、带有神秘色彩、充满象征意义的赏赐品，备受精绝贵族的珍视，世代相传。正是由于此织锦的产生与铭文内容皆与兵事密切相关，故精绝国贵族将其制作成引弓射箭用的护臂（系于射手前臂用以保护臂部的护具），可谓物尽其用，名实相符。精绝国王继承者死后将其随葬，可见他们对于中原与西域关系的珍视。

　　物品的流通反映了中原汉王朝与西域诸邦族群与文化的交流。锦护臂本身的文字记载，系西汉王朝与羌人和匈奴等四裔民族交流融合的明证，其出土地点又明确反映了中原王朝与西域民族的交融，是汉朝中央政府管辖和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重要物证之一，为研究秦汉时期中华文明从多元一体到大一统的文化融合提供了典型案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的重要见证。

　　“五星”织锦通过色彩、图案和文字把天文、史实和古人的阴阳五行观念等巧妙地融为一体，不仅是一件尘封的历史遗物和无声的文字符号，也体现着古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承载着遥远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生动展示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和特殊魅力，彰显了西域地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方寸之间，浓缩了历史，凝结着文明，是名副其实的丝路瑰宝，“五星”织锦的发现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享誉中外。

　　通过文字叙事和文物背后的故事，揭示古史的奥秘，解读文明的密码，让文物发声，让历史说话，传承中华文明的基因，守护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和责任。

　　（单位：新疆大学历史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　：黄锦前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推荐文章5：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有什么含义？下一次将出现了在2040年

　　1995年10月，中日学术考察队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发现了一件汉代蜀地织锦护臂，上面写着八个汉隶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件文物已经成为国家一级文物，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那么“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什么意思呢？《史记·天官书》记载：“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这里的五星是岁星（木星）、荧惑星（火星）、填星（土星）、太白星（金星）和辰星（水星）。

　　“五星出东方”是中国古代所说的一种天文现象，也就是五星汇聚在太阳的同一侧。当然，五星聚有可能出现在东方，也有可能出现在西方。汉代的星象家认为，如果五星汇聚东方，就对中国有利，汇聚在西方，就对外国有利。

　　 根据天文学家推算，这里五星汇聚的现象，大约1000年可以出现26次，平均每38年出现一次。因此，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平凡的天文现象。但是中国古代星象家确将这些现象和王朝的兴衰联系起来，以实现“天人感应”的学说，如 郎瑛《七修类稿.天地类》记载：“五星聚房，殷衰周昌；五星聚箕，诸弱齐强；五星聚井，楚败汉兴；五星聚尾，安史之乱；五星聚奎，大宋开世。

　　

　　中国文献记载的最早出现在夏朝初期，《孝经钩命诀》载：“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若连璧”。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徐振韬和南京大学天文系蒋窈窕两位天文学家经过天文推算，发现了这次五星聚发生在公元前1953年2月。

　　 不过根据《中国历代荧惑守列宿与四星聚、五星聚考查》一文的计算得出，中国古代的荧惑守列宿和四星聚、五星聚记载错误率高达50%以上。因为中国古人为了印证“天人感应”，往往会把改动相关天文现象出现的时间。因此用天文现象来推算历史事件的时间是不可取的，这也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一大问题。

　　最近的一次五星聚出现在2002年，根据推算，下一次五星聚将会出现在20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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