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崛起1904
南洋崛起1904推荐文章1：被历史遗忘的“南洋新军”
人们对北洋军阀耳熟能详，北洋军阀全部出自北洋新军，那么，大清帝国有没有南洋新军呢？
历史上确有南洋新军。
清政府设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就是外交部，下面又设有有北洋通商大臣和南洋通商大臣，这两个大臣用来处理对外通商涉及的外交事宜，简称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后来北洋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南洋大臣由两江总督兼任。
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后，清政府痛定思痛，决定组建新军。当时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张之洞，两人都是编练新军的积极支持者。
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近三十年，独揽清政府的外交、洋务大权，其地位和势力远超本来与之对等的南洋大臣。结果是北洋新军比南洋新军先天发育就好。
1895年，袁世凯奉旨在天津小站督练新陆军。袁世凯彻底抛弃绿营、八旗旧军制，效仿德国军制，使用德军操典，聘请德国教官，编练北洋新军。
袁世凯小站练兵
袁世凯与北洋新军
同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南京编练“自强军”，这是最早的南洋新军，同样效仿德军。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奏请朝廷将已练成的“自强军”分兵五百调往湖北，成为湖北新军发端，所以湖北新军和南洋新军其实是一脉相承。
晚清名臣张之洞
张之洞创建的自强军
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袁世凯在山东剿匪，张之洞在南京“东南互保”，南北新军都没有参战受损。战后朝廷把硕果仅存两支精兵合二为一，自强军因人数少，被编入北洋军。
1904年周馥担任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在南京编练第九镇南洋新军。周馥淮军出身，曾是李鸿章的高级幕僚和左膀右臂，中国第一家武陆军军校——天津武备学堂，就是他协助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有段祺瑞、冯国璋、曹琨、吴佩孚，看看厉害不！第九镇统制徐绍桢思想开明，同情革命，吸收大量知识青年进入新军，使新军成了培养革命党的学习班。
第九镇统制徐绍桢
从张之洞开始，南洋编练新军时，重视“智”的培养，曾选派大量军事骨干到海外考察学习，新军中也有大批留学生。正因如此，革命党在南洋新军中渗透较深。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南京、湖北新军军营中，革命风气蔓延，革命党人甚至在有的军营占了三分之二。辛亥革命第一枪在湖北新军中打响，并不是偶然。徐绍桢投向革命，率领江浙联军光复南京，同样也不是偶然。张之洞、周馥为提高军队战力，给南洋新军开“智”，没想到竟是给大清王朝培养了掘墓人。
辛亥革命纪念馆
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南洋新军功劳最大。袁世凯因徐绍桢立有“首功”，力邀徐绍桢到北京担任参谋总长，徐绍桢坚辞不就，自请解除兵权赴上海就医。徐绍桢没把军队看成是个人资产。尽管他和袁世凯政见不同，但是他没有拥兵自重，而是将南洋新军完整交给了政府。
民国初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跃的都是北洋军阀，南洋新军渐渐地凐灭在历史的长河中。北洋新军因北洋军阀而留名于史，南洋新军因无军阀而被历史忽略。
南洋崛起1904推荐文章2：闽南华侨建筑，说不尽旧时遗事满画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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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的鼓浪屿是闽南华侨建筑最集中的地方。鼓浪屿是厦门西南方一座1.78平方公里的小岛，作为中国最早的公共租界之一，鼓浪屿吸引了众多华侨在这里建房，岛上的一座座洋楼衬着蓝天碧水，充满了异国风情。因为这些美丽的建筑，2005年，鼓浪屿曾被我们杂志评为“中国最美的城区”。摄影/朱庆福
选编于《中国国家地理》 撰文/萧春雷
闽南人的鼓浪屿：集全闽南精英、财富打造的小岛20世纪上半叶，闽南乡村很不安宁，军阀、土匪猖獗，时常发生侨眷被绑架和勒索的事件。许多华侨选择在鼓浪屿建房。据大华侨林路的后人林祖泽先生说，林路虽然在南安建了豪华大厝，但也在鼓浪屿田尾拥有两处公馆;黄秀烺把家族墓园筑在晋江老家，自己却住在鼓浪屿的海天堂构。事实上，鼓浪屿最好的洋楼，都是闽南各地华侨建造的，例如容谷别墅，是晋江籍菲律宾华侨李清泉建造的；亦足山庄属于同安籍越南华侨许汉。
鼓浪屿之所以受到华侨青睐，因为它是公共租界，能提供安全保证，更集中了全闽南最好的学校、医院、银行和通讯设施，生活舒适便利。鸦片战争之前，鼓浪屿是个人烟稀少的寻常小岛，只有几个渔村。1841年至1845年，驻扎在鼓浪屿的英军病死多人，英国人甚至称“鼓浪屿是一个最不卫生的地方”，对租借毫无兴趣。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各国在鼓浪屿建领事馆、别墅，渐次开发。1902年，鼓浪屿成为公共租界，并成立工部局管理行政公共事务，鼓浪屿的建设进入高潮。绝大多数华侨建筑，都是公共租界时代建造的。
黄家花园被称为“中国第一别墅”，由一个1.2万平方米的大花园、三幢豪华别墅组成，结合了欧陆建筑和南洋殖民地建筑风格，1925年建成，属于印尼华侨黄奕住的产业。有意思的是，这么豪华的别墅，据说每块挂镜上均刻有三件理发工具：剃刀、须刷和掏耳筒。
黄奕住是传奇人物。上世纪40年代，闽南一带流行说：“要想富，学黄奕住。”把他当成榜样。黄奕住出生于南安农村，12岁学理发，挑着剃头担子走村串乡，人称“剃头住”。17岁下南洋，最初还是一副剃头担，接着换货郎担、咖啡担，再开杂货店和日兴商行，最后把握时机做蔗糖生意发了家，成为巨商，1919年定居鼓浪屿。有学者认为，他至少带了2300万美元回国，是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的最大实业家。黄奕住在上海、天津、广州投资创办了很多公司，对于厦门来说，最重要的却是他的房地产公司建了160多幢房屋，他的自来水公司让人们用上了方便而清洁的水，他的电话公司让人们享受了便捷的通讯服务。
同一时期在鼓浪屿大建别墅的还有祖籍南安的黄仲训。他早年在厦门住过，中了秀才，1901年赴越南协助父亲经商，1913年携巨资回鼓浪屿购地，先后建造了五六十幢别墅，其中最有名的是西式风格的瞰青别墅和西林别墅。
鼓浪屿的文化密码，往往隐藏在这些有趣的建筑细节当中。画面中的这个拱门是西式的，墙上装饰的佛手、竹节却完全是中国式的。可你却并不觉得突兀，大概因为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一种融合的文化吧。
因为瞰青别墅，黄仲训在厦门声名扫地。去日光岩的游客会发现，岩壁间黄仲训的摩崖石刻特别多，这是因为他的花园原来包括了日光岩一部分。黄仲训是文人，在自家花园题诗刻字本来没什么，但他不合在一块有圆孔的岩石上题写“郑延平水操台旧址”。鼓浪屿热心公益的人看了，认为黄仲训侵占公地，发起“延平公园筹备会”，强烈要求黄仲训退地。直到今天，所有的文章还认为黄仲训自私自利，侵占公地。我仔细阅读了1927年12月7日刘光谦、洪鸿儒、黄奕住等仲裁者关于该事件的《调停意见书》，觉得黄仲训十分冤枉。事实上他的花园都有地契，并非多占；所谓郑成功水操台，是他附庸风雅，随意认定的。
可怜黄仲训，不但退出了私产，还落得了后世骂名。龚洁先生的文章说，黄仲训一直没有住过瞰青别墅，倒是1949年7月23日，蒋介石在这里过了一晚。
说说林文庆别墅吧。我很喜欢这座依山而筑的别墅，四周是荒墟，门口有株茂盛的大樟树，坐在门前石阶上，遥望波光粼粼的鹭江，高楼林立的厦门，仿佛两个世界。从1921年接任厦大校长，到1937年厦大改为“国立”，林文庆在这里居住了16年，一手把厦大造就成东南名校。1957年，88岁的林文庆在新加坡去世，遗嘱将自己五分之三的财产捐给厦大，包括这幢别墅。林文庆祖籍海澄县鳌冠（今厦门海沧），1869年出生于新加坡，一生极其精彩。他是著名医生，新加坡立法院华人议员，曾帮助过康有为和孙中山，并出任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卫生司长。很不幸，因为提倡尊孔读经，与鲁迅发生冲突，也因此成为反派角色。前几年，我曾对厦大的朋友开玩笑：“你们厦大趋炎附势、刻薄寡恩。鲁迅只呆过4个月，说了不少厦大坏话，却早早在校园里给他塑雕像、建纪念馆；林文庆掌校16年，为厦大散尽家财，却连尊塑像都捞不到。”近年厦大转变了态度，2006年建了个文庆亭，2008年立了林文庆雕像，也算是亡羊补牢。
我常常想，鼓浪屿其实不属于厦门，而属于整个闽南。这是一座集全闽南精英、财富和智慧打造的小岛。鼓浪屿是多么幸运啊！
鼓浪屿上的黄家花园曾被称为“中国第一别墅”，是印尼华侨黄奕住建造的。黄家花园由三栋独立的别墅和一个占地广阔的花园构成，整个外形整洁华贵，气度非凡。别墅前面绿草如茵的运动场据说是中国最早的足球场。摄影/朱庆福
风靡厦、漳、泉的骑楼：源自南洋的风情当鼓浪屿的公共建设日益完善之时，一水之隔的厦门老城越发显得落后。民国《厦门市志·实业志》说：“初，厦市街道狭隘湫陋，人烟稠密，因公共卫生不讲，以致疫疠时作。（鼓浪屿）其地清幽洁净，以较对岸，有如天壤焉。”外国人管理的鼓浪屿具有一种示范作用。
1918年，陈炯明率粤军入闽，对漳州进行旧城改造，大建广东流行的双层骑楼，不过两三年，市容焕然一新。厦门人急了，于1920年启动城市改造，但阻力很大，成效有限。1922年，泉州也开始搞市政建设，大建时髦的骑楼。
厦门的城市建设，直到1925年林国赓任漳厦海军司令，以铁腕拆迁民房和坟墓，并请周醒南主持工程，才加快了进度。周醒南大力引进华侨资本，全面规划厦门的海堤、码头、街道、市场、公园、道路、社区和卫生设施建设。到抗战爆发前，厦门已经大体完成了从传统城市到近代都市的转变。今天的厦门老城区，中山路、大同路、思明路等数十条骑楼街道和中山公园，都是那个时代留下的遗产。80多年过去了，修修补补，还堪使用。
古檗山庄是华侨黄秀在晋江东石老家建的一座巨大墓园。整个山庄占地1.7万平方米，1913年动工，费时3年告竣，耗银25万两。东西南北四角，分布着四座风格迥异的小洋楼，在图中的这栋小楼里，保存了190余方近代名流硕彦的题咏石刻。
有趣的是，上世纪20年代，整个闽南都被骑楼这种新奇的建筑样式迷住了，争相效仿，蔚然成风。厦漳泉三地的骑楼街都是广东人周醒南主持建造的，意味着闽南的骑楼深受广东影响。然而，归根结底，骑楼是源自南洋的商住一体建筑，为广大华侨熟悉和接受。
据我的观察，漳州的骑楼更矮，多为两层，廊柱用红砖砌成，感觉很质朴；泉州中山路的骑楼为圆柱形廊脚，优美大气；厦门的骑楼高达三四层，廊道空阔，造型和纹饰采用西洋样式，散发着浓郁的殖民地风情。
如果说厦门的骑楼比漳州泉州的更好，主要是因为厦门的华侨资金更雄厚。与其他地方不同，近代厦门市政建设的资金，70%以上来自侨汇。据《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资料选辑 (福建卷 )》一书的统计，从1871—1949年的79年间，华侨在福建共投资房地产业0.63亿元，其中90%集中在厦门。1959年厦门市房地产管理局进行普查，厦门私房共有l万座，其中5000多座产权归华侨所有，占了一半。看来，闽南华侨都把厦门当成了自己的家。
大建筑师陈嘉庚：独创中西合璧的“嘉庚风格”把陈嘉庚当成一位建筑师，很多人会觉得意外，但他当之无愧。1994年12月底，美国后现代建筑大师迈克尔·格雷夫斯在厦门大学演讲，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在厦大转悠了一圈，我要说的是，你们的陈嘉庚先生首先是一位伟大的建筑师。”
陈嘉庚建造的不是自己的大厝，而是公共建筑—校舍。他留下的建筑物超过100座，主要分布在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它们具有统一而鲜明的风格，往往是一个闽南大屋顶，西洋式的墙面和结构，拼花、细作、线脚则具有闽南或南洋风格。厦门人生动地形容为“头戴斗笠、身穿西装”，你也可以称之为半土半洋或中西合璧。这样一种体现了特定历史时代的建筑样式，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沧桑，依然显得优雅、从容、热烈，散发着成熟的魅力。
陈嘉庚出生于1874年，9岁入私塾，17岁前往新加坡协助父亲经营米店。1904年，他独立创办菠萝罐头厂，接着因种植橡胶和经营相关产业致富。1913年，他在家乡集美创办小学，以后陆续办起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校共10所；另设幼稚园、医院、图书馆、科学馆、教育推广部，统称集美学校。1923年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批准“承认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于是又有“集美学村”之名。1921年，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他以个人之力，在厦门建立起一个从幼稚园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
位于厦门集美的集美中学（画面左手方）与南薰楼（右手方）是嘉庚建筑的代表。高达15层54米的南薰楼最为雄伟，主楼顶的四角亭与两翼护楼顶端的八角亭遥相呼应，宛如大鹏展翅，是集美天际线最生动的景观。摄影/杨景初
厦门的骑楼。骑楼是源自南洋的商住一体建筑，通常建二层或三层楼房，连成一体；底楼共同退缩而空出一条公共人行道，正好遮阳避雨；临街正立面全成了店面，里间及楼上则用作仓储和住所，使用率极高。摄影/王鲁闽
群贤楼群是厦大首批校舍，建于1921年5月。最初请美国著名设计师墨菲设计，三座大楼成品字形排列，陈嘉庚认为这样会占用太多空间，妨碍日后运动场的设置，遂改为五座大楼一字形排列；他也不同意使用昂贵的进口建筑材料，主张就地取材。结果，陈嘉庚还是按自己的思路，设计出一种中西同体的建筑。五座大楼均为中式屋顶，檐角起翘，屋身则为拱券外廊式，典型的欧式风格。
上弦体育场边的建南楼群于1954年落成，一排五幢，至今仍是厦大象征性建筑。中间的主楼建南大会堂为中式琉璃瓦歇山顶，有三个重檐六条垂脊，富丽堂皇，宛如宫殿；正立面为欧式毛面花岗岩墙面，门厅由四根大罗马柱擎托，显得简洁明快，肃穆庄重。
集美最多嘉庚建筑。从厦门大桥望去，沿海绿树丛中，散布着一片红砖绿瓦或红瓦白墙的低矮楼房，那是南侨建筑群、延平楼、黎明楼、道南楼、南薰楼等，与龙舟池、鳌园一起，构成优美的群落。
据目击者回忆，陈嘉庚建造房子，一派浪漫气质。他不画设计图纸，而是以步代尺，以杖代笔，凭空指指点点，一幢幢大楼就在工匠手里建造了起来。这样的房子能住人已经是奇迹，更大的奇迹是自成美学风格，被后人推崇。2006年6月，嘉庚建筑群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陈嘉庚熟悉的建筑，无非是闽南传统大厝、南洋殖民地样式和西洋式楼房，他就把这些元素杂糅在一起，中西合铸。在建筑材料上，他使用当地盛产的白花岗岩、红砖、绿瓦，从而形成鲜艳的色彩对比。他说：“每个民族都有他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性的建筑艺术，强同于异族而抹杀自己民族的建筑文化艺术，是没有国性的。”可见他在建筑上有自己的追求。
陈嘉庚倾家办学，把最壮丽的建筑全部捐献给了社会，这种境界，远远超过了衣锦还乡的传统观念。每次凝视嘉庚建筑，我都有所触动，被一种崇高的人格唤醒。建筑是有灵魂的，缔造者总是将自己的精神气息灌注其中，成就其最深沉的美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嘉庚建筑的确是登峰造极之作。
侨乡“番仔楼”： 讲述着一个个衣锦还乡的故事
南安市省新镇满山红村的林路厝，是新加坡华侨林路于1908年亲自设计建造的。林路厝是一排四座红砖大厝，气势恢宏。林路厝的特色在于增加了楼层，左右护厝均为二层建筑。最东头那幢大厝，两侧护厝为二层八角形，主厅堂和东西厢房都建有二层阁楼，显得特别高大。竖向空间的楼层变化，是林路从西洋建筑里移植过来的。建筑前边原为戏台，现在成了晒台。
近代以来，在传统的红砖大厝中间，突然涌现出许多充满异域风情的小洋楼，闽南人称之为“番仔楼”。番仔楼是华侨荣归故里的标志，既体现了他们在经济上的崛起，又表明了他们的特殊身份。他们需要一种不同的空间语言宣示自己的存在。
有些华侨仍然建造传统的官式大厝，但是在拼花、雕饰等细节方面或多或少融入了南洋元素。建于1904年的龙海市石码杨家大厝，屋主为印尼华侨杨世泰。一眼看去，这是幢闽南传统民居，但是细究起来却有许多特异之处。例如门墙的贴面瓷砖来自印尼，图纹别致；石雕故事里出现了西洋人形象，络腮胡子，叉着腰。
更多人在侨居地生活久了，能够欣赏南洋殖民地样式的建筑，就在家乡仿建。晋江檀林村的春晖楼，是菲律宾华侨许友超1946年为母亲建的，正立面两层外廊各有6根罗马式圆柱，檐口上装饰山花，洋气扑鼻。许友超12岁随叔父南渡菲律宾，经商致富，被选为马尼拉中华商会会长，1933年底19路军发动“闽变”，邀请许友超出任厦门首任市长，后重返菲律宾经商。小洋楼代表了房屋主人的财富、身份、地位和生活方式。
南安市省新镇满山红村的林路厝，是新加坡华侨林路于1908年亲自设计建造的，中西合璧，别具一格。当地有一句民谚：有林路富，无林路厝。意思是你可能和林路一样富，但不可能有林路这样的大厝。
大厝里住着林路的曾孙林祖泽夫妇。他们给我看挂历上徐悲鸿1927年画的林路76岁油画像：蓝天白云，一个黑衣白袍的银须老人执扇而立，精神矍铄，凝视前方。据说，林路出身贫寒，年轻时在码头做搬运工，有天躲在商船上去了新加坡，后来认识一位美国建筑商，包到一小部分工程，从此发迹，承建了新加坡许多重要建筑。他在老家为自己建厝，倒是本色当行。
一般来说，番仔楼借鉴南洋建筑风格，往往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正立面檐口上加一个山花，如许友超的春晖楼；二是建楼层，如天一总局；三是建外廊，或一面、两面，或四面回廊，如鼓浪屿上的海天堂构，这幢房屋是晋江籍菲律宾华侨黄秀烺于1921年建造的。
黄秀烺在晋江东石老家还有座巨大的墓园，叫古檗山庄。山庄按中轴线对称布局，依次为山门、正门、半月形莲池和黄氏家族10座茔墓。墓茔隆出地面，用白花岗岩叠起，具有明显的西洋墓葬特征。那天我赶到山庄门口，暮色已经降临，负责人黄金钗先生拿了两只大手电筒照明。夜色中，木棉树变成沉默的疏影，空旷的古檗山庄显得清冷，寂静。黄秀烺在《古檗山庄题咏集》上写道：“异日百岁之后，归骨于此，吾子孙祭于斯，奠于斯，绵绵延延，守而不失。”多么强烈的中国情怀！1925年，他病逝于鼓浪屿，遗体归葬于古檗山庄，算是了却了心愿。不过，据其宗亲黄金钗先生言，黄秀烺的子孙多在国外，守是谈不上了。
每一幢番仔楼，都是一个生离死别、背井离乡、白手起家和荣归故里的故事；每一幢番仔楼，都见证了闽南人对于异族先进文明，从抵触到接受、欣赏、追随的心态。也许因为远涉重洋已经成为宿命，闽南人的心胸与视野比较开阔，不管西洋南洋，只要觉得好，就把它放进自家的大厝里。
天一信局与侨汇：连接华侨与故乡亲人的纽带历史很容易被遗忘。天一信局，这家比大清邮政局还早创办十几年的民间邮局，总部设在九龙江入海口北岸，漳州龙海市角美镇流传村。记得它的，如今只剩下一些集邮爱好者了。
流传村挺大，街道极窄，两旁夹杂着俗丽的新居和破落的古厝，偶有一两座近代建筑。最后出现的天一总局大楼，风尘仆仆，精细的南洋情调，仿佛鹤立鸡群。
天一信局现存三座建筑。苑南楼建于1911年，拱券式外廊建筑，二层，后院为闽南民居。北楼和陶园建于1921年。陶园其实是后花园，已成荒墟，残余一座供园丁和仆人居住的单薄洋房。北楼最壮观，二层砖木结构，正立面装饰了西式山花，前后为拱券式外廊；门墙上的装饰，中西杂陈，既有花草果蔬，又有西洋婴孩的浮雕头像；建筑内部，中间一个大院落，回廊环绕。天一总局办公楼原设在苑南楼，后移至北楼。至今北楼门扇玻璃上还留着“办公重地、闲人免进”的字样。
三座建筑都住着郭有品的后人，已经传到第五代、第六代了。住在陶园楼上的徐老太太，是郭有品长子郭行钟的最小儿媳妇，也已经81岁了。她说自己1958年嫁入郭家。她的房间里，挂着一幅郭有品的黑白照片，年轻得像徐老太太的孙儿，相貌清秀，双眼炯炯有神。郭有品创办天一信局的时候，只有27岁；他1901年染病去世，年仅48岁。天一信局是漳州最早、闽南最著名的侨批局。侨批局是侨乡特有的一种邮政金融网络。闽南语把信读成批，侨批就是侨信。华侨通常都随信附寄款项，也就是侨汇。所以侨批局处理的实际上是南洋华侨与闽南老家之间的银信汇总业务。当年，侨批一到，天一总局就在屋顶上升起天一旗，周围村庄的侨眷见了，互相告知，纷纷前来领取或打探海外亲人的消息。未领取的，天一信局次日会派人分别投送。
闽南地区很早就开始向海外移民。闽籍华侨又以闽南籍为主。大多数闽南家庭都有些华侨关系。
出洋的主力是青壮年男性。他们在异国落下脚，就要想办法把积蓄寄回国内，用以赡养父母家庭，买田起厝。19世纪中期国内还没有邮局和银行，于是产生了水客，一种专门携带银信往来南洋和原乡之间的职业，依靠提取一定比例的工钱为生。
郭有品17岁前往吕宋经商，不久就成了一名深受华侨信任的水客。1880年，他在老家流传村创办天一信局。在一次押运侨汇途中，船遇台风沉没，郭有品获救后变卖田产，凭衣袋中仅存的名单一一赔付。这件事提高了他和天一信局的信誉，生意逐渐兴隆。为了防止侨汇遗失，郭有品将在菲律宾收到的侨信交由客轮邮寄回国，银款则通过汇丰银行汇兑寄回厦门，再雇工投送。他还制定制度，汇款数额写在信封上，并注明“批工×元×角×仙”，严禁信差向侨眷索取小费。后来，他在厦门、安海开设了分局，买了两艘小汽船在流传、厦门与安海三地通邮。郭有品去世后，其长子郭行钟接管天一信局，并发扬光大。1896年大清邮政局成立，但最初几年，近半数的厦门邮件还是寄往天一信局的。1928年，天一信局停业。
天一信局后花园的大门也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典型，高大的西式拱门上，既装饰着中国传统的龙凤图案，也有伊斯兰风格的浮雕。天一信局是福建第一家侨汇局。20世纪初是海外侨汇高峰时期，每年从海外源源不断汇回的巨款，维持了闽南各地侨眷的基本生活，并促进了侨乡的基本建设。
南洋风格的天一总局大楼象征了一个时代。闽南人义无反顾地走向海洋，在异国他乡辛勤劳作，艰苦创业。而侨批，则是他们与故乡亲人最坚韧的纽带。
本文选编于《中国国家地理》2009年第05期，撰文 / 萧春雷 摄影 / 王宁 等 责任编辑 / 耿菲琳 图片编辑 / 王宁。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就请转发到朋友圈吧！
南洋崛起1904推荐文章3：从南洋公学来看晚清留学教育：新式教育的开端，没落国度的未来
被誉为“留学生的摇篮”的南洋公学成立于1896年，这所学校曾在1898年到1905年间，资助派遣7批共47名留学生去往世界各国，从南洋公学派遣的留学生分布在日本、欧美各国，引领了清朝末年留学教育的风气。在选派资格、学业管理、回国任用等方面，南洋公学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初步探索，以此形成了留学教育的鲜明特色，
1896年，南阳公学在上海创立。其创始人盛怀宣办理南洋公学，旨在培养法律、政治、外交、经济管理方面的人才。一年后，南洋公学设立师范院及附属外院，又在1898年设立相当于如今中学程度的中院，继而设立相当于大学专科程度的上院。
在所学专业上，南洋公学曾开设政治班、铁路班、特班、商务科，从而形成了中国第一所从小学到大学教育，集中于一体的学校。
1905年，南洋公学归属商部，从而改名为商部高等实业学堂，之后又侧重理工学科的发展，继而更名交通大学。由于生源、师资的短缺，南洋公学上院的创办一缓再缓，在这种背景下，南洋公学开始大力派遣大批学生留洋，其中以中院毕业生为主。1898年到1905年初资助派遣47名留学生，自费出洋的有学生数十人，形成中国当时最重要的留学机构，被誉为“留学生的摇篮”。
南洋公学的创始人盛宣怀主张“一齐人傅，不如置诸庄岳，是以派遣出洋尤为要著”。他将派遣学生出洋留学视为锻炼人才的重要途径，甚至是养成真才实学，实现自强独立的关键之举。创办南洋公学之处，盛怀宣就秉承这一观点：“择其优异者，仿日本海外留学生之例，给官费就学外国或就试于各国大学堂，以扩见识，而资大用。”
清廷发布谕令，名各督抚挑选优异学生去往日本留学，1898年底，盛怀宣与公学总理何嗣焜遵诏这一谕令，选派了雷奋等六名学生赴日留学，这是留学日本的开始。他们与浙江求是学堂、湖北自强学堂等选派的留日学生一起，是最早的一批由政府从自办新式学校中挑选的留日学生，也是大规模留日活动的先声。
自派遣首批留日学生后，选送优秀学生留学成为公学定例，每年都需要挑选中院毕业生和教习出洋留学。1900年12月，由公学资助派遣师范生章宗元、留日学生胡礽泰去往美国留学。次年，公学又出资派遣北洋大学堂南下寄入师生王宠惠等去往美国留学。这11名留美学生是留美幼童之后最早的一批留美生。1901年10月，公学将中院首届毕业生曾宗鉴等四人派往英国留学，自此开始了留学欧洲的序幕。
1902年，英文教习吴治俭受公学派遣去往英国学习钢铁工程。1904年，政治班、中院毕业生以及即将毕业的学生及教习程文勋等12人受公学派遣去往比利时学习商务、路矿，这一批是公学派遣出洋留学中人数最多的一批。第三批赴美留学生，也是最后一批公学派遣的留学生，于1905年1月去往美国，这一批总共7人，其中有教习、中院毕业生吴乃琛等。
从公学时期被派遣出洋留学的47名学生的籍贯来看，江苏籍最多，为25名，广东次之，为13名，另外浙江8名，福建1名。其中，江浙闽三省的学生来自于公学，广东籍学生来自于北洋。这反映了南北洋学堂相对集中的生源地在留学教育上的不同，也是清末留学生籍贯集中在在江南地区的体现。
在这47名学生中，有年龄记载的有45人，平均年龄为22岁。其中岁数偏大的是教习，比如教习吴治俭，年龄29岁，是出洋留学生中最年长者；年龄较小的是中院生，比如中院未毕业的富士英，年仅16岁，是其中年龄最幼者。最长与最幼之间的年龄相差13岁之多。公学学生年龄本就相差甚远，其中更有教习参与，一般教习年龄都比较偏长，这是导致留洋学生平均年龄偏大，且长幼差距较大的原因。
按照公学规定，出洋留学者需以四年为期，读完本科课程，获得学士文凭之后，即可回国被任用。而从这47名留洋学生实际花费的时间来看，所用时间却长短不一，按照四年之期的仅有12人。其余的分别为留学三年的有5人、留学5年的有9人，留学6年的8人，留学7年的12人，留学10年的1人。以此算来，47人的平均留洋时间为5,3年，远超额定的4年之期。
很多人获得学士学位之后，往往申请延期，希望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公学均允准。以四年为期限，学满方可回国，和允许学生继续深造，是确保这些留洋学生学有所成的重要前提。
这47名学生中，6人留学日本，24人留学美国（其中1人为日本转派而来），18名留学欧洲，欧美留学生合计42人，占到这些留学生中的大多数。1898年，两江总督刘坤强烈建议选派学生留日，此外公学再未公费派遣学生赴日留学，均选择欧美。
公学侧重学生留学欧美，以欧美大学为仿照对象，聘请美籍教习，以英文为外国语言。同时，公学重视学习科技，以科技留学为主，而当时又以欧美科技最为发达因此留学方向偏向欧美。
在科目的选择上，被派遣出洋留学的学生集中在工程、商务、法政和经济四大类别中。在这当中，又以铁路、矿冶等工程类学科最多，合计23名。这说明，公学重视科技，同时兼顾法政、商务和经济。这一点，与甲午战争时侧重海军军事的留学不同，也与以法政、军事为主要科目的留学运动不同。
在公学早期派遣的留学生中，以法政专业最多，比如首批前往日本的6名留学生全部学习法政、经济。后期，公学又侧重工程与商务，比如1904年前往比利时学习的12名留学生全部学习铁路、矿冶。这种转变，不仅与公学办学方向的转变有关，也与创始人盛怀宣急于求得工程商务类人才的需求不无关系。
想要有卓有成效的留学效果，首先就要关注选派环节。盛怀宣与公学的主持者均认为“筹给经费”和“挑选学生”是获得理想的留学效果的必要条件，而且二者相比，后者的难度更大。盛怀宣曾在《资送学生出洋游学片》中总结数年来选派学生的经验：“深知学生出洋游历之益，一则学堂功夫须有七八年，普通学已成或将成者，方能得益，而甚难其人。
一则经费每人每年约需银二千两，连川资书籍，造就一人非万金不办。如普通学未成，难入其高等学堂，而以一人赴外洋肄业之费，可资中国学堂数人之费，是以选择学生更难于筹给经费也。”
在这封奏折中，盛怀宣认为，要出洋留学，首先需要具备七八年的学堂功夫，这样才能与国外的高等院校对接，直接升入其中肄习专门，学有所成。其实，在创办公学之初，选派学生的要求还要更高，计划在“上院四年学成”的毕业生中选择优异者，“给官费就学外国或就试于各国大学堂，以扩才识，而资大用”。1898年首次派遣学生出洋留学时，盛怀宣还讲标准定在成绩优异的“上院卒业生”的范围内。然而20世纪初，留学潮涌起，加上公学上院一直缓办，同时人才匮乏，公学这才降低了选派标准，具有“普通学已成或将成”的学生均有资格参选。
公学四届中院毕业生全部资送出国，因基础学科扎实而就读于 各大学，逐渐形成以中学普通学为预备，欧美上院为目标的留学教育。《清史稿》序言中曾经这样表述：“优异者咨送出洋，就读于各国大学。意谓国内大学猝难设置，以公学为预备学校，而以国外大学为最高学府。”
公学派遣的47名学生中，中院肄业生7名，毕业生12名，西文教习5名，师范生3名，政治班肄业生11名，北洋大学堂毕业生与肄业生共9名。中院、专科毕业生与肄业生是留学生主体，他们大约在20岁左右的，有着强烈的学习欲望和适应能力。并且他们具有一定的基础知识，起点相对较高，与外国高等院校对接时相对轻松。这些人待遇丰厚，因此一般都专心在国外求学，希望获得更高级别的学位。
在诸多留美学生界中，大都来自于北洋大学、南洋公学。1904年的《美洲留学告》曾经指出：“来美游学成才之迟速，全视乎在本国学堂时根底之厚薄，今留美诸君在大学者，自土生外，大都从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上海约翰书院来者，他几无所闻。”
关于留学生的经费问题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根据文献资料，每年的经费支出中，1898年只之处不到2000两，而1901年以后每年都是数万元之资，到了1904年更是多大6万多两。这是因为留学生的数量逐渐增加，耳穴留学方向基本都转向费用相对高昂的欧美。
从留学所在国的费用来看，留学欧美的费用明显高于日本，同时也高于留美费用。按照前文所说，公学留学以四年为期限，但大多学生均不止四年，尤其是留欧、留美学生，这就需要上万两的经费。清廷在此方面投入巨资，这是推动留学教育的体现。
公学的留学教育在当时的中国是一股清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此举是以实际行动呼应了清末留学舆论和政府奖励留学的政策，起到了全国示范作用；其次，这一运动也为后来的留学教育制度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教训。
南洋崛起1904推荐文章4：1903年，上海交大前身南洋公学为何突然由文科转向理工科
【编者按】1896年，由盛宣怀筹备的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在上海诞生。最初，南洋公学选址在上海老城厢高昌庙附近。1898年6月，南洋公学最终选定今日的徐家汇校区为永久校址。120年风风雨雨，今天的交大以理工教育闻名中外，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南洋公学初创时期确定的办学宗旨是培养高端法政人才的文科类大学。
中年盛宣怀（1897年前后） 本文图片由欧七斤提供
盛宣怀为何创办南洋公学？
1896年，是交大历史上具有纪元意义的一年。这一年，盛宣怀开始筹办南洋公学。
兴办南洋公学之前，盛宣怀在创办和经营洋务企业的过程中已切身感受到新型企业严重缺乏技术与管理人才，开始举办一些洋务技术学堂，如电学堂、矿务学堂、驾驶学堂等。然而，这些学堂大多是迫于一时急用，仅仅属于培养中级、初级技术人员的培训班。
甲午战争之后，盛宣怀意识到培养人才不能仅搞实用式的短期训练，还必须培养高层次科技与管理人才、新式法律政治人才，为此需要建立正规的基础教育体系和各式专业方向的高等学堂。
于是在1895年，盛宣怀主持制定了一份颇具野心的“全国设学计划”，规划在全国各地捐建大学堂2所、小学堂23所、时中书院（类似于时务人才培训班）3所，准备创建的2所大学堂，分别设于天津、上海两地，称为北洋大学堂、南洋大学堂。而不久后建立的南洋公学其实就是盛宣怀“全国设学计划”中所提出的“南洋大学堂”的雏形。
值得一提的是，经过多年在洋务事业中的打拼，盛宣怀当时实际控制了轮船、电、铁路、银行、纺织等中国近代实业中的一批重要企业，掌握着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在政治上，盛宣怀逐渐得到清政府的垂青，先后被授予太常寺少卿、太子少保、商务大臣、邮传部大臣等要职，成为晚清时期一位财权兼备的实力人物。这些都为盛宣怀致力于创办新式正规学堂提供了经济、政治条件。
盛宣怀着西装像（1912年9月摄于日本）
“南洋大学堂”何以变成“南洋公学”？
1895年10月，盛宣怀在美国人丁家立的协助下，在天津创办了北洋大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近代大学。1896年，盛宣怀卸任天津海关道，担任设于上海的铁路总公司督办，常驻上海。随着事业的南下转移，盛宣怀也将办学重点从天津转向上海，筹办早已规划的“南洋大学堂”也势在必行。
不过后来规划中“南洋大学堂”更为“南洋公学”。尽管盛宣怀及公学章程对校名已作出明确的释义，然究其细故，笔者以为大致缘于作为绅商身份办学的盛宣怀，试图要独立创建一所大学堂，不愿意地方政府插手，此举受到了来自中央、地方政府层面的各种牵制。为了妥善处理兴办学校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微妙关系，减少各种办学阻力，不得已做出相应变通措施。
盛宣怀筹备在上海开设“南洋大学堂”前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即已“奉谕旨在沪另创大学堂”。当时，清政府采纳刑部左侍郎李端棻的《奏请推广学校折》，同意在京师、上海各设大学堂一所。1896年12月光绪帝就盛宣怀奏请设学的谕旨中“京师、上海两处既准设立大学堂”一语即指此事。刘坤一具有革新思想，力主兴办新式学堂。甲午战败后曾奏请“将各处书院近改设西学”，并于“通商各埠设立学堂”。北洋大学堂创立后，刘坤一曾专门致电盛宣怀索要办学规章，以便于在南方开办学堂时有所参考。
1896年春，当盛宣怀来南京主动提出在其两江治下的上海创办大学堂，刘坤一欣然答应，并指令驻上海的江海关道黄建筦协助办理。上海电局总办经元善在致盛宣怀函中就说：“上海大学堂已奉南洋批准，与沪关会议创办。”又说：“兹悉大学堂系沪关黄道宪与盛杏宪同办理，元善曾以愿将经正书院归公作为始基”。都是说的此事。但是从此后整个学校创建过程来看，盛宣怀从未与江海关道商议过办理公学事宜，从筹备人选、办理经费、办学章程等，都是其一手经管，绕开了两江总督及江海关道。既然中央政府也规划在上海创办大学堂，而盛宣怀又不愿意与地方政府合办“南洋大学堂”，那也就只能放弃规划校名，另取其名而留其实了。
1897年1月14日，盛宣怀再次上奏光绪帝，提出要“赶紧兴建”南洋公学，获得批准，经费由盛宣怀筹集。4月8日，南洋公学租借徐家汇厂屋开学，盛宣怀自任督办，即今天的校长。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交通大学校内的盛宣怀铜像
南洋公学重理工？盛宣怀初设是文科类大学
今天的交大以理工教育闻名中外，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南洋公学初创时期确定的办学宗旨是培养高端法政人才的文科类大学。
公学最初几年的办学活动都服务于这个办学宗旨：1901年开设经济特科班，1902年开设政治班，派遣出国的留学生也多学习法政专业。
盛宣怀之如此设定办学宗旨，是希望在人才培养上与早一年创办的以培养工程技术人才为主的北洋大学堂有所区别。同时也是盛宣怀的西学观从科技层面上升政治制度层面的反映，说明其在设学目标上已经突破仅为实业培养人才的局限，开始着眼于为国家广育法律、政治、外交、商务等各类人才。这是盛宣怀教育理念的一次转变与提升。
不过1902年底到1903年初，公学接连发生墨水瓶退学事件，致使公学办学方向发生重大转折。盛宣怀改变原先拟开设政治、外交、法律专业的设想，认为学生在学习这些科目时容易引发思想浮躁，进而诱发学潮，此后公学应“专重泰西实业与留学生”，尽量向学生灌输科学，少讲社会哲学。
此外，北洋大学堂因为八国联军入侵而停办，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无形中断，而盛宣怀所管工业企业对这类人才的需求有增无减，这也成为促使南洋公学转变办学宗旨的一个原因。
于是从1903年开始，公学办学方向由政学转向实学，原设政治班，拟设法律、外交科一律停设，而商学为实学之一种，成为重点发展的学科，筹建商务学堂；1905年后公学相继归属商部、邮传部、交通部，则完全转向实业工程科，以培养工程技术与管理人才为目标。
1895年，盛宣怀亲订全国设学规划，拟设大学堂2所、小学堂23所，时中书院3所
盛宣怀是 “甩手掌柜”？其实亲力亲为
长期以来，人们对南洋公学存在一种误解，认为它属于中学程度，不是大学。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1896年盛宣怀拟定的《南洋公学章程》开宗明义写道：“南洋公学本系大学”。公学建成后又明确南洋公学上院“即头等学堂”。很显然公学建学目标是大学。
然而，要办大学，必须有相应的中学、小学，为大学提供足够生源。当时我国新式教育刚刚起步，正规的中学、小学校几乎没有，公学在“大学无从取材”的情势下，先从小学、中学办起，规划在十年后建成大学。盛宣怀设想，大学办成后，全国中小学也发展起来了，就将中学、小学裁停，专办大学。我国早期大学如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等大都循着这条路径逐渐建成大学。
从1896到1905年，南洋公学创办近十年，常驻上海的盛宣怀始终担任南洋公学督办。对于南洋公学，大到经费筹措、校长人选、办学方向，小到招生考试、学生出路、教习聘任，盛宣怀事无巨细，亲历亲为，而非常人理解中的只出钱办学的“甩手掌柜”。
比如，对于经费问题，盛宣怀总是尽心筹措。1901年，公学的两家供款单位轮船、电两局拖延公学拨款长达半年，致使公学经费紧张起来。盛宣怀当即致函两局负责人，措辞严厉地说：“此系额外支要款，岂能任意宕延。”两局迫于盛宣怀的压力，于当年8月份拨解全部办学费用。
又如他很重视聘请师资与招生考试。1901年夏秋，盛宣怀主张设立经济特科班，有人推荐翰林院蔡元培担任总教习。盛宣怀两次接见蔡元培，当面详细询问后决定聘任。南洋公学招考生时，考场往往设于盛宣怀上海斜桥的家里，考卷批阅后也由盛宣怀最后定夺录取名单，黄炎培、邵力子、李叔同等都是盛宣怀亲自录取的南洋公学学生。
1904年3月，盛宣怀为《南洋公学课文汇选》题署
而南洋公学筹建和兴办时期都曾遇到各种阻力，甚至几次面临中途夭折或关门停办的危机。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发生在1902年10月。南洋公学发生了“墨水瓶事件”，导致一百多名学生集体退学，并由此引发全国新式学堂的学生反抗专制的学运高潮。很多守旧官员纷纷上奏清廷，要求停办新学。不少新式学堂因此停办，但是盛宣怀表示南洋公学绝不能停办。他对学部大臣张百熙说：“弟学识谫陋，何足以言兴学，惟办事必需人材，成材必由学校，故不惜延访通人，创开风气，而自忘其才力之不及，始终不肯退步。”在公学生死存亡的关头，盛宣怀的“始终不肯退步”，使公学的香火得以传承不辍。
1903年墨水瓶事件过后，又逢盛宣怀所管轮船招商局、电局被袁世凯接管，袁指示两局停拨公学经费，要求公学停办。1月24日，袁世凯致电盛宣怀：“闻南洋公学已罢散，能否趁此停办？或请南洋另筹款。”2月3日，盛回复公学“并未罢散”，不同意停办，一面准备收缩规模，裁撤译书院、东文学堂及特班师范班，一面准备另募经费，又使公学顺利度过此次危机。
（本文系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南洋崛起1904推荐文章5：从南洋到乡里，波澜壮阔的南安华侨办学往事
闽南是华侨故里，以华侨领袖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为代表，闽南的华侨办学是我国近现代史浓墨重彩的一笔。南安是闽南著名侨乡，尤其是在清末鸦片战争之后，大批华侨远赴南洋。他们在南洋第一线感受到了我国与西方先进科技、思想的差距，觉悟到兴教办学是我国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最根本切实之路，华侨不仅捐款支援革命运动，更兴建新式学堂，支持了近现代的民族复兴之路。
早在清末洋务运动时期，南安就有华侨、侨属创办新式学堂，其中以县城的丰州学堂、罗溪的罗英学堂、诗山的燕山学堂和英都的翁山学堂最为有名，号称南安的四大古校。当时办新学很不容易，当时罗英学堂的创立者侨属黄离先生，不仅要克服资金、校舍、师资等方面的困难，亲自到泉州重金礼聘新学的老师，还常常要和老师一起到四乡八里挨家挨户地说服动员。学堂做课外体操时，乡民觉得新奇都来围观，有时甚至会出言嘲笑，流言蜚语。
到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后，随着新的文明发展日渐进入人心，这种现象才渐渐消失。这时，南洋华侨也开始涌现出一批实业家，所以民国之初，由华侨出资，先进知识分子出力，兴办新学蔚然成风。从县城丰到和县内有名的侨乡西溪、英都、水头、诗山、罗东等地涌现一批小学，据记载县内在这个时期的小学达到一百一十多所，堪称闽南文教之冠。其中著名的侨乡码头刘林乡，民国元年创办尚真小学，开创女子入学之先河，并且学生程度也十分优秀，誉满全邑，有“刘林阿姑无弱者”之传闻。
小学多起来后，中学也开始发展起来。南安的第一所中学是1916年在丰州创办的南安中学，当时第一任校长就是我们前面分享过的写《番薯杂咏》的吴增民国有个泉州人为番薯写了本有趣的诗集，他是清末进士，也是菲律宾归侨。第一批教师也都以归侨学者、留学生为主，学生也大多是华侨的子弟和亲戚。
南安中学后来停办了，但它所带起的新学风尚大大推动了南安侨办中学的兴起。其后如爱国华侨黄奕住创办了斗南师范学校，后坑埔华侨创办了女子职业学校等。二三十年代是军阀陈国辉统治闽南的时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泉厦等地出现了先进知识分子下乡潮，还有共产党员的下乡办学活动，南安的华侨办学也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兴盛局面，
附：吴增先生简介
吴增先生（1868—1945 年），南安人，迁居泉州，家庭贫苦，自学成才，十八岁当墊师。后应科举，光绪壬寅（1902 年)举人，甲辰（1904 年)进士,后因不满清廷腐败，弃官返乡。曾往菲律宾谋生，参加同盟会活动，因撰联讽刺清廷，为清廷驻菲领事迫令回国。1916 年积极筹建南安中学, 任南安中学第一任校长,为清末民初废科举兴学校起过积极作用。
二三十年代，南安小学、中学的新学蔚然成风，十分兴盛。
这一盛况一方面得益于这一时期华侨势力在南洋的崛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在南洋的势力消退，华侨工商业者得以有机会发展壮大，涌现出了许多有实力的实业家，他们心系正处与军阀割据时期的家乡，财力增长的同时对侨办学堂的资助也大力增加。
另一方面，也和一位出身南安的传奇人物陈国辉有关。陈国辉是民国初年福建境内崛起的一股最大的土匪势力，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他为护国军所收编，成为了闽南的主要割据势力。1932年，被国民军剿灭。（有关他的事迹我们找一期单独为您分享。）
作为军阀，陈国辉对地方多所戕害，但他在短短几年的割据期间，也积极地造桥铺路，兴办工、商、医、学等事业。尤其是他把南安视为自己的老巢根据地，十分重视。为了鼓励和加大地方华侨对南安捐资兴学的力度，他任用归侨知识分子叶祖仪担任参谋长，负责做华侨工作和兴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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