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池记原文及翻译

　　二〇一六年曾巩《局事帖》再次亮相公众场合，引起书学史界的关注。前贤时彦对该帖多有考论，笔者不贤识小，仅对几个相关问题，结合文献试说浅见。

　　曾巩《局事帖》纵29厘米、横39.5厘米，是写给友人的一封书信，全文124字

　　一、南丰曾氏之善书

　　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九八三），曾巩之祖曾致尧中进士，南丰曾氏自此成为当地科举家族。其父曾易占在宋仁宗天圣二年（一〇二四）及第，曾巩与弟曾布更在嘉祐二年（一〇五七）同榜奏捷。其后十年间，曾巩弟曾宰、曾肇与侄曾觉也鱼贯而进，金榜题名。这一势头到南宋仍绵延不绝。以至元代抚州学者吴澄赞叹：“吾乡文物之盛，莫逾曾氏一门者。”

　　以文官为中坚的宋代社会，士大夫的书法水准普遍较高。南丰曾氏作为文化世家，翰墨不仅是角逐科场的必备修养，更成为世代相承的文人传统。作为同辈，曾巩与曾布、曾肇、曾宰的书翰都驰名当世，他们的墨迹从南宋中期起就颇受推重。朱熹跋曾巩手迹说：“今乃得于先生之族孙潍见其亲笔，不胜叹息。文昭公（曾肇）字，顷尝于长乐僧舍见之。至于湘潭（曾宰）、文肃（曾布）之书，则亦今始得观也。”曾潍是曾宰之裔孙，裒集的曾氏墨宝上有不少士人命笔品题。嘉定十六年（一二二三），诗人赵汝谈题云：“顷年尝见曲阜（即曾肇）手泽于番阳彭尚书家，后又两见文肃真帖，然忘其处所矣。若南丰（即曾巩）与湘潭翰墨，则未之见也。来抚访迹故家，于是识湘潭之孙潍，而因得尽窥其先世四君子典刑，虽纸敝墨渝，生意晔然故在。”次年，同里董居谊也题识道：“予平生阅前辈翰墨不少，独南丰、湘潭、文肃、文昭手泽，虽在乡里，乃未之见。道夫曾兄一日出此轴以相示，见其书犹见其人焉。”四曾书法，各擅其胜。宝庆三年（一二二七）陈黄裳对此有评论道：“文定公（即曾巩）书如谢家子弟，虽时偃蹇不端正，自爽垲有一种风气。文肃公书如高丽使人，抗浪甚有意气。文昭公书如玉环拥肿，自是太平人物。湘潭公书如吴兴小儿，形虽未成，而骨体甚隽。一日见此众妙，何其幸与。”

　　《晩笑堂竹荘画传》曾巩像

　　四曾以后，曾氏书道不绝。曾布之子曾纡，字公衮，晚号空青，也以擅书驰名，惠洪称其行草：“既不用法，亦不祈工，其神娓娓，意尽则止。”元代袁桷指出：“曾氏子孙空青、艇斋，世传江西之灯，阃庭渊懿，有自来矣。”艇斋，乃曾宰之曾孙季狸之号，朱熹《跋曾裘父艇斋师友尺牍》说：“此编皆诸前辈所与艇斋曾公往来书疏。”元代吴澄也说：“南丰兄弟之后，有艇斋、景建焉。艇斋之闻孙广贤，袖示先世遗墨，读竟为之畅然。”景建，即曾撰《金陵百咏》的曾宰裔孙曾极，看来他也有书名。

　　要之，南宋有人论南丰曾氏书法，“家学之渊源，端有自来矣”，诚非虚言。

　　二、曾巩书迹之珍贵

　　但“四曾”之中，曾巩墨迹尤见珍贵，究其原因，主要还是书以人传。一方面，曾巩是北宋文坛重要人物，与欧阳修、“三苏”、王安石并称古文大家，位居“唐宋八大家”之列；另一方面，曾巩言行“必止乎仁义，诚一代之儒宗”，与王安石尽管友善，却因政见不一而渐行渐远，这种品行素为后人敬慕。相比之下，曾肇、曾宰虽有文名德行，却明显不逮曾巩；至于曾布，因追随王安石变法，于南宋始终招致物议。于是，正如南宋李壁所说，曾巩尽管“何暇役心字画间”，不以书家扬名立世，却凭借那些非书法因素为其书迹增添了许多附加值。

　　曾巩《局事帖》

　　周必大跋曾巩帖时揭出前一层意思：“南丰先生早从欧阳文忠（欧阳修）、余襄公（余靖）游，素为王文公（王安石）所敬，而与苏文忠公（苏轼）友，其门弟子则陈无已（陈师道）也。今观遗墨，恨不执鞭。”约略同时的朱熹也说自己“喜读南丰先生之文，而窃慕效之”。

　　李壁既肯定朱熹“因睹亲笔，而极论先生之文”的前一层因素，同时阐发了朱熹珍视曾巩手迹所包涵的后一层用意：“味南丰先生《右军墨池记》，方勉学者进于道德，何暇役心字画间者？……染翰工拙，宜公（指朱熹）所略，而独有感于斯文。视先生（指曾巩）记墨池之意，亦何以异哉？”

　　当然，传世罕觏也让曾巩翰墨身价倍增。据朱熹自称：“年二十许时，便喜读南丰先生之文，而窃慕效之，竟以才力浅短，不能遂其所愿。”直到绍熙五年（一一九四），才在曾潍处首次“见其亲笔，不胜叹息”。以朱熹这样的学界领袖，竟也历时“五十年乃得见其遗墨”，足证曾巩书迹早在南宋中叶就已“手泽散逸”，唯其后代才能“摭其所有，宝藏惟谨”。及至宋元易代，其珍稀度更与世推移，视同拱璧。据刘辰翁说，与王安石墨迹一样，曾巩手帖“以淡墨片纸荒率行草，而人往往从其后收之。易世之后，敬之如此，此如欹破帽，煨半芋，振衣迎客，客主无语而意自消”。

　　曾巩书迹曾见诸宋代丛帖著录。据《六艺之一录》记载，嘉定间刻石的《群玉堂法帖》卷九收有他的墨迹，嘉熙、淳祐间摹勒的《凤墅帖》卷六也收有曾南丰帖。但《群玉堂法帖》与《凤墅帖》现仅存残本，曾巩法帖已不复得见。其手书翰墨仍见传世者似唯有《式古堂书画汇考》与《六艺之一录》著录的《局事多暇帖》（即《局事帖》），但其时已入清初，其元明传承未见文献记载。今本《局事帖》上藏家印鉴朱红粲然，笔者于藏品递传与文物真伪，因非专业而不宜置喙，仅从文献角度对现存墨迹略作管窥。

　　三、曾巩书风之别见

　　上文提及朱熹对曾巩墨迹有过题跋，虽不能确定其赏鉴的究竟哪份墨迹，但现存《局事帖》确也当得起他的评价：“简严静重，盖亦如其为文也。”

　　尹光华认为，曾巩“简严静重”的书风受其师欧阳修的影响，其说与曹宝麟不谋而合，自足以备为一说。笔者却想从另一视角指出，曾巩与沈辽书风之间的关系。

　　沈辽尽管年龄比曾巩小，其书家声光却名噪一时。元明之际，陶宗仪论沈辽时指出：“以善书称，王安石、曾巩师其笔法。王得其清劲，曾得其真楷。”但追溯史源，此说实倡自南宋王明清：“（沈辽）尤工翰墨，王荆公、曾文肃学其笔法，荆公得其清劲，而文肃传其真楷。”其后，岳珂沿袭其说：“沈公辽，字叡达，书简帖七幅，真迹一卷，公以善书称，王文公、曾文肃公师其笔法，王得其清，曾传其楷。”但王明清与岳珂都说是“曾文肃”，即曾布，而陶宗仪却明言曾巩。其中之所以出入有两种可能，一是陶宗仪有意更改王明清与岳珂之说，认为曾巩真楷更得沈辽笔法；二是陶宗仪搞混了二曾，以致著录出错。但《书史会要》没有出现曾布，也就是说，未将其列为书家，而陶宗仪又亲睹过曾巩翰墨，明言“其迹杂见《群玉堂法帖》中”。那么有理由推断，即便著录差错，也反映出陶宗仪在无意识层面里确认曾巩与沈辽在书风上也有趋同性，而且并不逊色于曾布与沈辽的共性。总之，不管陶宗仪出于何种情况，沈辽书法对曾巩的影响是不应忽视的。

　　米芾曾对当世名家书风向宋徽宗作过一字评：“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臣书刷字。”米芾此评，既凸出了沈辽在书界的地位，也点明了沈辽书风的特色。所谓“排字”，应指中宫收紧，大小趋同，类似宋版字常用的欧体。倘将曾巩与沈辽的传世尺牍作一并列比观（曾巩《局事帖》与沈辽《与颖叔帖》），无论在“排字”上，还是在结体上，曾巩与沈辽的书风同出一辙是一目了然的，而“排字”的特色更趋鲜明。

　　四、无党乡贤之旁证

　　据《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十二著录，曾巩《局事帖》“行楷书，印书纸背”，全文共一百四十六字。今据存本行款，过录标点如下：

　　局事多暇，

　　动履禔福。去远

　　诲论之益，忽忽三载之久。跧处穷徼，日迷

　　汩于吏职之冗，固岂有乐意耶？去受代

　　之期虽幸密迩，而替人寂然未闻，亦旦

　　夕望望。果能遂逃旷弛，实自

　　贤者之力。夏秋之交，道出

　　府下，因以致谢

　　左右，庶竟万一，余冀

　　顺序珍重。前即

　　召擢。偶便专此

　　上问，不宣。巩再拜

　　运勾奉议无党乡贤。

　　二十七日。谨启。

　　尹光华《初考》多有胜义。但帖文过简，语焉不详，若干问题仍值得“疑义相与析”；当然，限于史料，笔者浅见也仅是管窥而已。

　　《局事帖》说及致书对象，仅有寥寥八字：“运勾奉议无党乡贤。”“运勾”即“转运司勾当公事”的简称，则是该人差遣实职，乃转运司属官。“奉议”即元丰改制新颁寄禄官“奉议郎”的简称，系受文者的阶官。“无党”应是受帖者的字，有论者误以为就是欧阳修弟子、为《新五代史》作注的徐无党。这一推断的失误在于，徐无党是婺州永康人，与南丰曾巩攀不上同乡关系。或说《局事帖》乃曾巩在两浙东路为官时所作，他以地方官身份可以称徐无党为乡贤。但这种曲为之辩仍难自圆其说。曾巩在两浙东路仅有熙宁二年（一〇六九）通判越州与元丰二年（一〇七九）出知明州的仕履，而《局事帖》中那位无党明白无误地结衔“奉议”官阶，这一寄禄官衔要到元丰三年九月以后才恢复使用。于此可以断言，这位“无党”，绝无可能是徐无党，而是别有其人。

　　这位无党应该是曾巩同乡，故以“乡贤”相称；而按宋代称谓惯例，一般不以名直呼同辈，故无党应是其字。通过查索，王安石有《出城访无党因宿斋馆》诗，据学者研究，此诗系于其变法之前的治平三年（一〇六六）。其最后说：“生涯零落归心懒，多谢殷勤杜宇啼。”民间将杜鹃啼声解作“不如归去”，故注家认为：“观公末句，已有不归临川之意。”可见这位“无党”与王安石同乡，故话及归乡事。与曾巩同属旧党的彭汝砺（一〇四七—一〇九五），在其《鄱阳集》卷十有《寄题晏无党少府》诗，宋代常以少府借称县尉，元丰官制后也指“判少府监”。这位晏无党少府与王安石出访、曾巩致书的对象很有可能是同一人。笔者推测，北宋仁宗朝宰相晏殊与王安石同为抚州临川人，这位无党也许即出自临川晏氏，故王安石与他谈及归乡问题。

　　查弘治《抚州府志》卷十八《科第一》，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刘煇榜下有进士晏朋，注云“（晏）殊从侄孙”，临川县人。中国古人称呼有名有字，一般说来，字是男子及冠之年才据名而取的。据《秦记》说：“冠而有字，所以尊其名也。名成乎礼，字依乎名。名，字之本；字，名之末也。”文献学研究指出，在据名取字的传统中，“名与字有意义上的联系”，其原则“有的名与字是同义词”，“有的名与字是反义词”。而“朋”与“无党”恰构成“名与字有意义上的联系”，属于取字传统中的反义词原则，也即宋人所谓的“有因其名之美而抑之者，有因其质之偏而矫之者”。类似例证南宋有则“黄朋举，字无党”，故可推断这位晏朋即字无党。

　　沈辽《与颖叔帖》

　　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八“元丰七年九月庚申”条云：“转运司管勾文字、奉议郎晏朋，宣德郎王惟，各罚铜十斤，坐不应副麟、府州赏功绢也。”这位晏朋罚铜时任转运司管勾文字，其差遣实职的简称与《局事帖》里无党乡贤出任的“运勾”正相契合，奉议郎的阶官也与《局事帖》里“奉议无党乡贤”如合符契。《局事帖》作于元丰三年，罚铜时在元丰七年，晏朋的差遣与阶官或在同一考课磨勘周期内，故未有变动。由此足以断定，这位罚铜的晏朋就是弘治《抚州府志》里那位晏殊的从侄孙、嘉祐四年的临川县进士；他与上文王安石出访的“无党”与彭汝砺寄题的“晏无党”都是同一人。曾巩虽是建昌军南丰人，但建昌军在唐代与五代前期都属抚州治下，直到元代，吴澄尽管籍贯是抚州崇仁，跋曾氏墨帖落款时仍敬书“乡后学”，故曾巩称临川人晏无党为乡贤完全是顺理成章的。

　　抄手砚，宋，1970年南丰县莱溪公社曾巩墓出土

　　五、作帖月份之再考

　　《初考》以《局事帖》已经以元丰改制的阶官衔称无党，坐实其只能形成在元丰三年（一〇八〇）九月十六日颁行元丰官制后，极具说服力。但《初考》进而认为：

　　当年十月二十六日神宗已召见曾巩，“赐对延和殿”，并结束了外放生涯。因此，这封信只能书写于九、十月间。由于信末已写明“二十七日谨启”。而九月至十月二十六日之间只有一个“二十七日”，即九月二十七日，它便是书写本札的确切日期。

　　笔者认为，这一判断或许未能言必。之所以有此异议，关键在于对以下帖文的不同解读。先列《初考》理解的引文：

　　夏秋之交，道出府下，因以致谢左右，庶竟万一。余冀顺序珍重，前即召擢。偶便专此上问，不宣。

　　笔者则将这段文字点读如下：

　　夏秋之交，道出府下，因以致谢左右，庶竟万一，余冀顺序珍重。前即召擢，偶便专此上问，不宣。

　　也就是说，《初考》以为“前即召擢”的是无党，我认为却是曾巩。

　　曾巩在熙宁二年（一〇六九）与王安石政见有异，便自请外放，其后十二年间历知六州，转徙南北。熙宁十年（一〇七七）起，曾巩以“母老多病，见居京师”为由，一再恳求朝廷“或还之阙下，或处以闲曹，或引之近畿，使得谐其就养之心”，却未能如愿，仅依次从福州易明州改亳州而已，当时舆论都“颇谓偃蹇不偶”。不料元丰三年（一〇八〇），曾巩新接任命，移知沧州，比起亳州来，这将意味他离寓食东京的八旬老母更加遥远。百般无奈下，他在往赴沧州转道抵京前向皇帝上状，要求面见宋神宗。他一再强调自己“远违班列十有二年”，“窃不自揆，愿奉德音”，“伏望圣慈，许臣朝见”，终于在“十月二十六日伏蒙圣恩，赐对延和殿”，恩准他留京任职，勾当三班院，结束了长达十二年颠簸外放的经历。《初考》推断《局事帖》作于九月二十七日，恰是曾巩等待德音前途未卜之时，揆之情理，作帖可能性似乎不大。

　　但倘将“余冀顺序珍重”属上读断，则可理解为：夏秋之交，我经过府上，乘此机会致谢左右，或略表感激之情于万一，其他希冀你逐次珍重。而“前即召擢”，若依《初考》则属上读，乃曾巩祝愿无党之词。但皇帝召擢有程序与资格的限制，这种空口祈祝反显得有违情理。相反，“前即召擢”若作下读，则是曾巩在前途明朗后通无党之语：我前不久已受皇帝召擢，让我留京，偶有方便，专作此帖奉告。倘按此理解，《局事帖》应作于十月二十六日赐对延和殿之后，而少有可能作于去留未定忐忑等候的九月二十七日。

　　在赐对延和殿不久，曾巩再上状要求登对，其状云：“伏望特垂圣慈，许臣上殿傅奏，使臣得披腹心，以称前日之圣问。”中华书局本在此状下据《南丰曾先生文粹》有校记云：“元丰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进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十元丰三年十一月壬子（即二十四日），载有曾巩登对的详细内容（其内容包括《曾巩集》卷三十《请令州县特举士札子》《议经费札子》与卷三一《再议经费札子》）。也就是说，曾巩在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二十四日不到一月的时间里，还要赶写以上状札，而《局事帖》既未向无党提及登对事，落款又明白无误地作“二十七日”，故有理由推断：《局事帖》应作于延和殿赐对次日，即十月二十七日，曾巩就迫不及待将赐对召擢奉告对方，并诚挚表达由衷的谢意。

　　本文原载《书法》杂志2024年第5期

　　墨池记原文及翻译推荐文章3：樊宏康隶书《墨池记》四条屏

《墨池记》是北宋文学家曾巩创作的一篇散文。此文从传说中王羲之墨池遗迹入笔，巧妙机智地借题发挥，撇下“墨池”之真假不着一言，而是重点论及王羲之本人，说明王羲之的成功取决于其后天的不懈努力，顺理成章的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全文通过记叙、议论的交替出现，显示出不断起伏的层层波澜，突出主题， 实为一篇文情并茂而又议论风生、结构谨严而又笔法活脱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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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池记

　　：【宋】曾巩

　　临川[1]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2]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

　　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其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曰：“愿有记。”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馀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记。

　　注释：

　　[1]临川：宋江南西路抚州治所，今江西临川市。　[2]荀伯子：南朝宋颍阴（今河南许昌）人，曾任临川内史。著有《临川记》六卷。

　　赏析：

　　《墨池记》是以“记”名篇、叙议结合的说理文。仁宗庆历八年（1048）九月，曾巩来到临川，凭吊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墨池遗迹。州学教授王盛请他为“晋王右军墨池”作记。由叙述墨池遗迹，进而阐明王羲之书法卓异并非“天成”，实乃得力于苦练；并进而推论，欲深造道德，更需努力于勤学。文章即事生情，反复唱叹，题小意宏，言近旨远，最后以“仁人庄士”的流风遗韵恒久沾溉后世作结，委婉多姿，饶有馀味，体现了温醇典重、谨严明洁的一贯之风。

　　首先介绍了墨池的处所、形状及其来历。“临川之城东”至“《临川记》云也”，其中用“有地隐然而高”和“有池洼然而方以长”分别形容地势的突起和水池的低深，宛如一位高明的画师，寥寥几笔就勾勒出墨池的鸟瞰图，富于立体感。又征引南朝刘宋人荀伯子的《临川记》，说明这墨池的来历非虚。

　　历来传说王羲之苦练书法的墨池遗迹很多，除在临川者外，尚有临沂、会稽、永嘉、庐山、蕲水等地。但曾巩未作繁琐考证，只用设问语气“岂信然邪”点到为止，具有分寸感。这并不影响他要阐述的事理和强调的重点所在，又能用笔简练，要言不繁，为下文转向议论预伏契机。

　　关于王羲之慕张芝事，见于《晋书》本传。张芝，东汉人，苦练书法，甚至将布帛写成黑色，染制黑衣而穿，终于成为“草圣”。羲之钦慕其苦学精神，致友人书中说：“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也。”决心赶上并超过他。

　　文章进而由物及人，追忆王羲之弃官返乡的一段经历。据《晋书》本传载，羲之少有美誉，朝廷公卿屡邀他任侍中、吏部尚书、护国将军等职，均辞不就。任会稽内史时，有骠骑将军王述与之齐名，而其人品为羲之所轻。王述为扬州刺史，会当检察会稽郡刑政。羲之深以屈下为耻，即称病去职，并在父母墓前自誓不再出仕，不为名利所牵，不与庸吏同流。对此原委，只用“羲之之不可强以仕”一语概括，而着重述其返乡后与东土人士纵情山水的行踪。他“徜徉肆恣”于名山大川之间，以弋钓为乐，遍游东方诸郡，并泛舟出海。这就深刻揭示了羲之傲岸超群性格气质形成的根源，而这也正是他清心寡欲，学成书法的深厚思想基础。从结构来说，“自休”一语，为上文考证墨池遗址增强旁证，又为下文发表议论提供了依据，实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而后从正面立论：“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据《晋书》本传载，羲之书法初不及名家庾翼，到晚年方臻精妙。他曾以草书示翼兄庾亮，兄弟叹服，认为可媲美张芝。据载，羲之早年从卫夫人学，后草书改学张芝，正书改学钟繇，并博采众长，精研体势，一变汉魏以来质朴书风为妍美流便的新体；他“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晋书》本传）。这就充分证明了业精于勤的深刻道理。钻研技艺尚且如此，欲深造道德，则尤需加倍刻苦自励了。这正是所要强调表述的中心论点所在。但他没有惟恐读者不懂而直白地反复论证，只是平平地用了个表示进层的设问句，遂显得特别含蓄有力，耐人回味。其冲和平淡、温醇典重的语言艺术特色进一步体现出来。

　　末段在点明撰文由来后转入议论：“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墨池遗迹）邪？其亦欲推其事（羲之苦学精神）以勉其学者邪？”阐明王盛用意时，也用了推测性语气，显得委婉深沉，语重心长，悠游叹赏，而又更切合于实情；因他只是从对方题匾、求记来加以体会的，如用直截、肯定语气，难免失之粗率。

　　全文结束语进一步深化了主题：“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馀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由王羲之的善书技艺，推衍到“仁人庄士”的教养与德行，勖勉后学不仅要擅长“一能”，更要砥砺道德修养。此处与前述“深造道德”论遥相呼应，再次深化点染了主题，强调力追前贤，以“仁人庄士”为楷模，做个品学兼优之士。

　　本文以“记”为体，重在说理。其中记墨池少，论学习多，紧扣所记之事以阐明主旨，重点突出，繁简适度，而又始终环绕勉学这根主轴，深得散文形散神不散的妙旨。文中所用设问句颇多，如：“岂信然邪？”“岂其学不如彼邪？”“况欲深造道德者邪？”显得含蓄蕴藉，委婉有致，从容探讨，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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